三姑娘【车耀先和他的妻子黄三姑娘】

　　车耀先，四川大邑人，1891年9月27日生。少年时曾当过学徒，1912年入川军。1927年“三三一惨案”后，车耀先愤而离开川军，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车耀先长期在成都做地下工作。1937年1月，他创办《大声报》，不少青年在其影响下，走上革命道路。1940年春，车耀先被捕。面对威逼利诱、高官厚禄，车
　　耀先严词拒绝，却和其他难友一起，建立了狱中党支部，组织领导监狱中的党员与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
　　车耀先在狱中给子女写下了万言遗书，教育他们堂堂正正做人。1946年8月18日，国民党反动派将车耀先和罗世文一起杀害，并毁尸灭迹。车耀先以自己宝贵的生命，实现了自己入党时的誓言。
　　
　　女儿对门居
　　
　　1894年，车耀先出生于四川省大邑县灌口场一个小商家里。他家很穷，两岁时，母亲就给他订了门娃娃亲。
　　在那个年代，男女多早婚。女孩子14岁就可以出嫁了，男孩子16岁也可以成家了。那时的婚姻，多是父母包办。
　　男女均要受父母之命，听媒妁之言，自己是难以做主的。
　　14岁时，车耀先经人介绍到邻近的崇庆县城一家叫“益盛荣”的商店当学徒，由于家贫，父亲外出做生意，一去不归，家里只有孤儿寡母，车家对娃娃亲一直无力顾及。女家姓杨，也知道车耀先家的状况，多次故意催促成婚。
　　车耀先的母亲没有办法，只好派人征询儿子的意见。车耀先想到自己是学徒，也无法，只好对来人谈了他的处境，并让转告女家：如不能等的话，可另择人家算了。杨家要的就是这句话，媒人来回跑了两趟，车耀先的娃娃婚约便终止了。
　　车耀先在“益盛荣”商店当了3年学徒。学徒期满，老板见车耀先很能干，就把他留在商店当店员。
　　在当学徒期间，车耀先认识了街对门一位叫黄三姑娘的女子。这位黄三姑娘家里也是一户小商贩，她生于1897年，小车耀先3岁，在家里姊妹中排行老三，人称黄三姑娘。黄三姑娘家境贫寒，父亲外出做生意不归，两个姐姐已出嫁，家中只母亲和一个年幼的弟弟三人靠开个杂货店，卖酒、甘蔗，扎纸花，做冥银来谋生。
　　黄三姑娘，中等身材，人长得白净，端庄贤淑，在小街上算个有名的美女。她做丧葬用的白花、银锞子、金锞子也有名，心灵手巧在县城是数一数二的好把手。黄三姑娘家与车耀先的商店刚好对门，彼此自然相识。但那时的男女，心照难宣，车耀先与黄三姑娘从未有过交谈。
　　车耀先在后来的自传中回忆，当学徒的几年中与黄三姑娘仅有两次近距离接触，但话却说得少之又少。一次是车耀先的师傅回家较晚，想喝酒，叫车耀先去打。当时天已黑，小街的店铺都已关门，车耀先到对门站了很久，却不敢敲门，还是黄三姑娘听见门外有响动，打开门，见是天天都能见却从未打过招呼的车耀先，便含笑问：“有什么事？” 车耀先不好意思地说了买酒之事。黄三姑娘二话没说，按车耀先的要求打了酒。车耀先拿着酒，付完钱，话也没一句，提着酒走了。
　　其实黄三姑娘对对面商店的小伙计也是留意的。一个女孩子家，在那个社会，是不能在人前说话的。黄三姑娘没有读过书，她做生意的账目全凭心记。也许是有意或出于其他原因，一次黄三姑娘要结账，竟找到了车耀先，她知道这个小伙子字写得好，账做得好，就红着脸央车耀先帮他结一次账，生怕车耀先不同意。
　　其实车耀先很乐意为黄三姑娘做事。这次是俩人相处最久的时间，但车耀先只顾一心一意在那里做账，还怕做不好，让黄三姑娘笑话。黄三姑娘呢，就等在那里，直到车耀先把账做完。他们仅彼此偷偷地看了几眼，又慌忙把各自的目光移开，也没有一句交谈。后来他们俩各自坐在自己的柜台后边，时不时的对望，好象彼此都在等待，等待什么呢？他们俩自己都说不清。
　　他俩的心事被师娘看出来了。师娘是个很精明的人，车耀先学徒期满后就可走人。为了留住车耀先 ，师娘想给他找个当地的姑娘把他拴住。于是师娘请师奶出面，让师奶说合车耀先。师奶先试探地问：“车师哥，你看我们这条街上哪个姑娘长得好？”这出乎意料地一问，让车耀先没有一点思想准备，便顺口回答道：“铺子对门的黄家三姑娘就很好。”说完他觉得这样评论一个女子有点不好意思，脸顿时红了。“人长得漂亮好看不？”师奶又追着问。车耀先的脸更红了，他不便再顺着师奶的话，只低着头说“那，不一定，不过她管教她的弟弟，比她的母亲还认真，做银锞子的手法又那么快。” 车耀先称赞的话语和脸红的样子，把师奶都逗笑了。
　　师奶看出车耀先对黄三姑娘的好感，便把想为车耀先提亲的事说了。车耀先心头十分愿意，但他一想到自己的处境和家里的情况，便犹豫了，不敢当场答应。他告诉师奶，说等放假回家把师娘、师奶的好意向母亲禀报了才回话。这件事也就被拖了下来。
　　在车耀先的内心深处，他不是不想同黄三姑娘结秦晋之好，他还是想到自己没有这个能力，自己是个学徒，怕辜负了黄三姑娘。他想等自己今后经济条件好了，再说这件事。
　　没多久，车耀先就离开了“益盛荣”，参了军，但他也常常想起黄三姑娘，后听人说黄三姑娘已和一烟贩之子订聘，他便把对黄三姑娘的感情深埋在心里。在战场上，在推翻窃国大盗袁世凯的护国战争中，他出生入死作战英勇，屡建战功，很快地就由二等兵迭次被提升为连长了。捷报传到家乡，母亲为儿子而高兴，一听儿子已当连长了，母亲就急于想让儿子成家了。
　　车耀先的母亲是个能干的人，她四处打听，亲自为儿子找人选，当她知道儿子曾对黄三姑娘有意时，就亲自登门拜访黄三姑娘，见黄三姑娘确实不错，就毅然代儿求婚。
　　此时的黄三姑娘虽已订婚，但因烟贩之子也无力迎娶还待字闺中。真天假奇缘，黄三姑娘一听是车耀先，那还有什么说的，便一口答应了。
　　当母亲把这一消息告诉车耀先时，车耀先更是喜出望外，立即写信告诉黄三姑娘的相思之情，并告诉黄三姑娘，说不久部队换防到成都，就立刻接她到成都来完婚。
　　
　　一段小插曲
　　
　　不久部队就要进驻成都了，车耀先也开始筹备迎接他的黄三姑娘了。谁知就在他准备派人回家接三姑娘的时候，他的顶头上司营长请他去吃午饭。车耀先同这位营长是生死之交，酒过三巡，营长告诉他，营长太太要给车连长说媒。车耀先忙推辞说：“谢谢营长、太太的关心。”并告诉营长自己同黄三姑娘订婚之事。
　　谁知营长却郑重其事地说：“这我知道，正是这样我们才急于给你说媒。像老弟这样的人才，前途一定是不可限量的，总得找个有文化像样点的才行吧，你把那个乡巴佬没文化的姑娘拿来做啥？”营长太太接着说：“我给你介绍的是我的叔伯妹子，人长得漂亮，又是高中毕业生。营长瞧得起你，我们还会害你吗？我们都安排好了，人家对你没有意见，明天晚上在我家里见，你可要给个面子哟。”
　　车耀先一再解释也没用，第二天只好硬着头皮到营长家见人。营长俩口子高兴地把车耀先向侄女作了介绍，又把侄女和车耀先引到一间布置得非常精致的寝室，反扣着门看电影去了。
　　车耀先和姑娘被反扣在屋里，心里很着急，想了很久，不知怎么向姑娘说他的情况。姑娘倒是一点不急，端坐在那里，温柔地等车耀先说话。
　　车耀先毕竟打过仗，见过世面，再也不是当年那个说起儿女之事还会脸红的小店员了。他抬起头，细细地打量起眼前的这位姑娘来。营长太太的侄女的确长得楚楚动人，一举一动温文尔雅，颇有大家闺秀的风范，举止得体，庄重大方，没有一点做作轻佻的动作。车耀先估计这位姑娘定是位知书达理的名门淑女，他便开诚布公，把他同黄三姑娘的事全部说了出来。
　　那姑娘听营长介绍过车耀先，又亲自见到车耀先英俊潇洒的本人很是满意。一听车耀先的话，闷了好一阵，才叹了气说：“既然这样，我还有什么好说的呢？”可车耀先异常为难地说：“营长、太太那里还得请小姐美言几句呢！”
　　那姑娘被车耀先的直率所感动，没等车耀先把话说完，便爽快地答应了。姑娘对车耀先说：“你尽管放心好了，我一定不会让你作难的。”营长和太太回来后，这姑娘就当着车耀先的面对他们说：“我和车连长的爱好不同，脾气也不合。我看，这桩婚事就算了吧。”营长、太太见侄女这么说，也就没有言语，只得作罢了。
　　谁知没过几天，车耀先突然收到黄三姑娘的一封信，大意是：你升官了，我这个没有文化的乡巴佬姑娘配不上你，今后你不用来找我了。
　　车收信后莫名其妙，也不知哪股水发了。第二天，他赶忙请了假，回到崇州，赶到黄三姑娘家。黄三姑娘却躲在她的闺房中不肯相见，任凭车耀先一再呼喊，连她的母亲也喊不动。
　　车耀先询问了家人，才知道是部队的同乡把营长说亲这件事说漏了嘴，黄三姑娘听到后引起了误会，非常生气。车耀先只得一个劲向黄三姑娘解释，许久黄三姑娘才打开房门嗔怪道：“人家是个没文化的乡巴佬，怎配得上你这个大连长嘛。” 车耀先忙说：“哪里，哪里，既然母亲都同意我们的婚事，你相信我会当车世美吗？”一句话把黄三姑娘逗笑了，两人心中的介蒂也随之烟消云散了。
　　车耀先后来在狱中写了一篇自传，把他与黄三姑娘相识、相知、相爱的过程作了回忆，并写了一首诗。
　　文中这样提到：“一个送饭的穷苦学徒，对一个自重的小家碧玉，故不敢存非分之想；然在经常的视线交织中与彼此由自重而生的相互敬重的情形下，我相信大家是不能不默默生情的。……三年之中，已有两次交言。一为我去向她买酒；一为她来请我算账。然为自重心的镇慑，不惟不敢以戏言相加，而且不便多言。每欲一诉含情，始终未敢尝试。后虽从军他去，情景无时或忘。只因封建道德之隔，竟无从表达寸衷之缘。后闻彼美早已字人，惟烟贩之子无力迎娶坐待闺中耳。然，果天假奇缘，未始不可挽转乾坤了我夙愿。”
　　车耀先的诗更令人回味：
　　女儿对门居，相见不相语；
　　美目频盼兮，痴心愈皇矣；
　　频频倩目迎，默默知心许；
　　羞为厨下妻，愿作梦中侣；
　　赖人长相思，寝室不能已。
　　
　　婚后比翼飞
　　
　　车耀先与黄三姑娘于1918年冬结婚。那时的女子，一般都是有姓无名的，婚前还要裹小脚。黄三姑娘自然也不例外。女子无名，结婚后便在自己的姓前加上丈夫的姓，自己的姓后加个氏字，如张王氏，刘李氏等。车耀先认为夫妻间是平等的，女子也应该有自己的名字，于是替妻子取名为车黄体先，还坚决支持妻子放了脚，解除了妻子的裹脚之苦。
　　他们刚结婚不久，车耀先就在一次战斗中负了重伤。头骨被打碎了一大块，当时查战场的人都认为车耀先已被打死了，就脱下他的衣服，把他推放在一个弹坑里，想把他就地掩埋了。谁知车耀先在弹坑里昏迷了一天一夜后，竟苏醒过来，被一个好心的农民发现，才把他救了起来。由于车耀先伤势过重，子弹穿过颅骨，弹片潜入脑膜，又感染了破伤风，每天高烧不止，不省人事，生命危在旦夕。面对突来的灾难和垂危的车耀先，黄三姑娘日夜守候着丈夫，几天几夜都没合眼，为丈夫端水拿药，煮稀饭等，直到车耀先脱离危险。
　　车耀先把妻子带到军中。此时的黄三姑娘已为连长太太，但她心地善良，又非常勤劳，她常常为士兵缝洗衣物，还为伤员熬汤煎药，没有一点官太太的架子。士兵们都喜欢她，称她为“好心的车娘娘。”
　　在后来坎坷的岁月中，黄三姑娘的确能体念丈夫的抱负和心志。他们志同道合相亲相爱，他们的家庭充满了和谐、幸福和欢乐。黄三姑娘没读过书，车耀先就送妻子进妇女学习班学习，学了一年多的文化。后来黄三姑娘连续为车耀先生下四个女儿。婆婆不高兴了，认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要儿子娶妾，为车家延续香火。车耀先对母亲非常孝敬，向来都是顺从母亲的。这次对年迈母亲以传宗接代为由要他纳妾的意见，却坚决拒绝。
　　黄三姑娘一生为车生下八个儿女，养活的有三个女儿二个儿子。她关注儿女们的文化学习，还陪儿女一起读书，孩子们有时成了她的老师，教她识字。通过学习，黄三姑娘后来可以读一些报纸和看一些简单的小说了。黄三姑娘结婚后勤劳俭朴，全家的穿衣吃饭都由她安排。她孝敬婆婆，让她安度晚年，家中的事全不让老人操心。车耀先的衣服全由她亲自购买和缝制。孩子们穿的衣服，大孩子不能穿了改来小孩子穿，为孩子们缝补衣物，孩子们的鞋帽都是她亲手做。每到过年，黄三姑娘就要为家里的每个人缝一套新衣服，把全家人打扮得漂漂亮亮整整齐齐的。
　　成都的“努力餐馆”非常有名。它是车耀先在30年代初期创办的。这里是车耀先进行革命活动的重要场所，是四川党的地下工作秘密联络点。车耀先在这里团结联合了各界进步人士，广泛地开展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和抗日救亡活动，同时也团结培养了一批革命青年。车耀先在1928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根据党组织的指示，为不暴露身份，他先后以老板的身份在成都的牌坊巷开了“新的面店”；人民公园大门左侧开了“庶几饭店”；1929年又在三桥南街开了“努力餐馆”，为满足低收入的广大劳动者，“努力餐馆”专门设有低价的套菜、合菜，价廉物美的大包、大饺等。
　　车耀先把餐馆命名为“努力餐”，意思是“为解决劳苦大众吃饭问题而努力不懈”。 车耀先曾在餐馆的楼上雅座的壁上写过一幅意义深长的题词：“要解决吃饭问题，努力努力！” 车耀先常对厨师说：“庶民百姓到我们这里来进餐，就要想办法让他们吃好，做到物美价廉。”因此“努力餐馆” 在烹制名贵川菜的同时还天天按时出售大肉蒸饺和大众蒸碗饭。每天一开门，人力车工人、报童、学生、城市贫民来吃大众蒸饭和大肉蒸饺的人络绎不绝。除了为广大劳苦贫民劳动者提供饮食外，“努力餐” 为解决一些革命者吃饭有困难的，只要来人说出：“来一菜一汤”的暗号，餐馆就可免费供应。
　　1930年车耀先参与组织和策划了震动全川的“广汉兵变”，但这次起义由于多种原因失败了。起义者受到国民党的血腥镇压和屠杀，许多在兵变中脱险的同志曾到“努力餐”避难，车耀先竭力保护他们，积极解决这些同志的吃住问题。1985年革命前辈魏传统回忆这段历史，曾特意写了一首诗：“四川军阀割据热，广汉兵变震云天，西窗了望锦城血，幸有当年努力餐”。
　　1937年车耀先曾在“努力餐”设宴招待从国民党监狱释放出来的“救国会”的邹韬奋、沈钧儒、沙千里、史良、章乃器、王造时、李公朴等著名的“七君子”，当晚沈钧儒陪同邓颖超到“努力餐”与车耀先见面，共谈国事。车耀先在这里组织了大量的革命活动，还为革命培养和输送了一批革命志士。人们熟悉的革命烈士张露萍就是从这里经车耀先介绍奔赴延安的。
　　车耀先在这里度过了紧张而又峥嵘的十余年岁月，他更多的是从事革命斗争活动，而 “努力餐” 的实际业务经营工作就落在了他的妻子黄三姑娘身上。当时的黄三姑娘正值30多岁的盛年，和车耀先一样精力充沛、热情、乐观、健谈，她不仅是车耀先的妻子，更是车耀先的得力助手和知己。
　　此时的黄三姑娘，除了养育儿女，照顾老人外，全部的精力就放在了经营“努力餐馆” 上。她不但充当了“老板娘”的身份，还承担起餐馆服务员的职责，从繁杂的事务，到清洗碗筷、抹桌椅凳等劳动，直至经营管理的全部过程，她都要亲自动手过目，做到心中有数，使管理有条不乱，把餐厅搞得井然有序，有声有色。
　　车耀先每天在外忙于爱国救亡，办刊办报，只有每天晚上吃饭的时候，他们俩夫妇才能相聚一会儿。黄三姑娘会给丈夫准备几个小菜，一碟花生米，一盘豆腐干，一碟辣椒面什么的，还来一二两白酒，夫妻俩小酌几杯。
　　吃饭的时候，他们互相说一说当天的情况。黄三姑娘向车耀先说餐厅当天经营的情况，车耀先向妻子说一说当天在外用了多少钱，这是他们互相报账的习惯。黄三姑娘记性特好，她不会写字，但她经手过的账目全都一清二楚，没有丝毫差错。她一五一十地向丈夫说当天的生意如何，赚了多少，赔了多少。丈夫总是笑着听完她的话，不时说你不用给我报账了。“这怎么行？”黄三姑娘特别说一个女人家，万一把生意做垮了，我还说不清，每天给你说一下，你心头有个数。
　　当丈夫说自己在外用了多少钱的时候，黄三姑娘总是说：“你不用报账，一个男人家，哪能不用点钱，我知道你爱读书，到了书店，看到想要的书，没钱怎么行。”说完总问丈夫还有没有钱，总要想方设法塞几个大洋给丈夫。他们这种开诚布公，互相信任的做法，至今被儿女们作为美谈。
　　每年旧历年前后，黄三姑娘是“努力餐馆” 内最忙的人，她为工友和家人做了不少汤圆粉子和汤圆心子，粽子，叶儿粑和米花糖等小吃，连年终的团年饭也要亲自安排，以表示对一年辛勤劳动工友们的感谢。
　　黄三姑娘还要布置每年把“努力餐” 的门面油漆一次，内堂粉刷一新。大年初一“努力餐馆”前挂一精制美丽的宫灯，灯内插着一支大蜡烛，红色的门面和灯光照得“努力餐”喜气洋洋的，引来市民们注目。
　　每年春天，成都的青羊宫要举行传统的迎春花会，“努力餐馆”都要到花会上去临时设点外卖，黄三姑娘也要精心布点，为赶花会的四乡农民和城市居民供应廉价的美味大众饭菜面食，还让丈夫特地写出店招广告词挂起。至今老成都还记得车耀先写的顺口溜广告词：“花会场，二仙庵，正中路，树林边；烧什锦，名满川；机器面，味道鲜；革命饭，努力餐”。
　　“努力餐馆”与成都的劳苦大众建立了特殊的感情，一直受到广大人民的喜爱。黄三姑娘对工友们很关心，关心他们的生活，关心他们的家庭，还关心一些青年工友们的婚姻大事，深受员工的崇敬，大家亲切地叫她“车师母”，说她是女中能人。在丈夫主办宣传抗日救亡的《大声》、《大生》、《图存》等周刊屡遭停刊、捣毁，经费困难时，黄三姑娘便拿出多年的积蓄，毫不犹豫地予以捐助。一些进步青年想去延安缺少路费，她也拿出钱来积极资助支持他们。
　　
　　独撑努力餐
　　
　　1940年3月初，国民党在成都制造了“抢米事件”，秘密逮捕了车耀先、罗世文等共产党人。车耀先在一天晚上被一群不明身份的人抓走。
　　丈夫被抓走后，黄三姑娘四处奔走，打听丈夫的下落，并立即托人写出状纸，3月17日向当局提出抗议，要求寻找车耀先，彻查究竟。国民党当局竭力否认此事。几天后，军统头目戴笠亲自来成都秘密将罗世文、车耀先押至重庆。几经转折，黄三姑娘才从一个熟人那里听到丈夫留下“大概一时回不来了，请把儿女们照看好”的口信。
　　黄三姑娘坚信丈夫是个好人，一定能平安回来，她在丈夫杳无音讯后，内心极度悲痛的情形下，一个人承担起家庭的重担，坚强地支撑着丈夫创办的“努力餐”，使其继续经营下去。这时的“努力餐”受到国民党特务的监视，有时特务们还来餐馆捣乱，但黄三姑娘英勇无畏地带着大学家抗争。她既要照顾年迈的婆婆，又要多方筹集学费让几个孩子继续上学念书。
　　黄三姑娘在丈夫被抓走的岁月里，每天早晨都要把丈夫住过的小屋和丈夫睡过的单人床桌椅打扫得干干净净，如同车耀先在家时一样。每天黄昏时分，黄三姑娘就要对着丈夫居住过的小屋久久凝望，她在思念丈夫，思念和丈夫一起渡过的日子，思念同丈夫一起互相报帐的美好时光，她的眉宇间聚集着企盼，在企盼着丈夫的随时归来。
　　黄三姑娘对丈夫的每一件东西都充满了深情，她知道车耀先最爱读书，对丈夫的书籍她特别爱护。当时正值抗战时期，日机随时都可能轰炸成都，黄三姑娘怕书受到损失，特让人把这些书转移到乡下妥为保管。
　　1946年，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当时驻在成都的新华日报分馆急需找房子，增加人员，加强报社工作。报社想到车耀先买来办中苏文化协会成都分会的房子，希望租用。黄三姑娘知道这些人是丈夫的朋友，都是好人，就不顾安危，不讲价钱，决然表示同意。
　　1947年新华日报从成都撤走，工作人员返回延安，新华日报社的同志提及这件事时，还对黄三姑娘当时的支持表示敬佩和感谢。
　　1946年黄三姑娘收到车耀先在重庆歌乐山看守所让人转来他在狱中花6年时间撰写的几十万字的《四川军事史》和一部尚未完成的《自传》手稿。黄三姑娘把丈夫的手稿视为珍宝，一直精心地收藏，直到解放后才转交四川省博物馆保存，完成了丈夫的遗愿。
　　在迎接解放的岁月里，黄三姑娘自始至终都支持丈夫的事业，她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也不知丈夫是共产党员，（因当时秘密工作原则，车耀先未暴露身份），但她坚信丈夫的事业，支持丈夫，支持同丈夫有来往的人。
　　黄三姑娘一直同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同志保持亲密来往，如同丈夫在家时一样，义不容辞地为他们代买大米、棉纱等实物储存起来，使党的经费不因钱币的贬值而受到损失。不少进步青年在她家聚集，参加举办读书会、郊游等活动，黄三姑娘都积极支持送往迎来。
　　
　　千古留芳名
　　
　　1950年2月，黄三姑娘才明确知道丈夫在重庆壮烈牺牲的消息，她陷入了极度的悲痛之中，由于长期对丈夫的思念和过度的劳累，使她的身体极度的虚弱，不幸患上了食道癌。
　　当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王维舟来看她，提出今后国家按月给她发放烈士家属抚恤金时，却被黄三姑娘婉言地谢绝了。黄三姑娘向王维舟副主席表示：“感谢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我们一家人能自食其力。”并把车耀先创建，自己苦心经营了20多年的“努力餐馆”交了出来。黄三姑娘将租用“努力餐”房屋退还的押金，另外购买了两间铺面经营小生意维持生活，没有向国家伸手要过一分钱。
　　黄三姑娘把五个儿女都培养成人，参加了革命工作，有几个还是国家的领导干部。到1954年黄三姑娘食道癌病情恶化，经抢救无效，与世长辞，时年58岁。
　　责任编辑 老 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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