甫志高 甫志高究竟是谁？（五）
时间：2019-02-20 05:44:52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蒲华辅，原名蒲文昶，又名蒲正应，先后化名陈国瑞、郑理中等，四川铜梁县（现为重庆市铜梁县）人。他个头不高，说话时细声细气，因戴一副近视眼镜，熟人都称他“郑眼镜”。蒲华辅是大革命时期加入共产党的老党员，1930年8月任中共铜梁县行委主席（相当于县委书记）；同年10月2日，他以四川工农红军第七路游击队政委的身份，领导铜梁县农民武装和县警察中队300多人暴动，失败后转移到成都，仍被敌人捕获，入狱关押了3年，失去了党的组织联系。抗日战争爆发后，蒲华辅在重庆恢复了组织关系，1938年至1940年3月，他先后担任铜梁、江北县委书记。1940年4月，蒲华辅调任万县中心县委书记；1941年5月，调任川康特委委员；1946年9月，改任成都工委书记。1947年3月，公开的四川省委被迫从重庆撤回延安，同年6月，蒲华辅奉命到中共中央上海局接头，成都工委才与上级恢复了组织关系。根据上海局组织部长钱瑛同志的指示，恢复中共川康特委，蒲华辅任书记。蒲华辅在成都成城中学（今成都市第十九中学，旧址在九眼桥长途汽车站附近）以地理和历史两科教师的职业为掩护。蒲华辅的家在成都新南门外致民路附近的中坝菜园，与国民党政府的一个科长同住一个带有院宅的小公馆。
1948年岁末的一天，在特务机关重庆老街32号，几个特务和叛徒坐在一间办公室里边烤火边胡吹乱侃，因破坏川东地下党组织有功而升为二处上校情报课长的特务雷天元忽然发问：“你们谁晓得刘国定说的‘郑眼镜’是个什么人？”刚刚当上“特区专员”的叛徒冉益智觉得雷天元似乎又在考验他，虽然表面上他已经与特务们成为一家人，但他很清楚，自己在特务主子的眼里，不过是任意驱使的狗类。惯于看主子眼色行事的冉益智，为了表示对主子忠诚，立即回答：“‘郑眼镜’！？你咋不早说，我认识这个人。他原名叫蒲文昶，我和他曾在万县一起共事一年半……”没等冉益智说完，雷天元欣喜若狂地跳了起来：“什么？！蒲文昶！他和我是铜梁县中的先后同学，比我高两班。没想到他叫‘郑眼镜’，真是太巧了！”
徐远举意外得到雷天元有关蒲华辅的情况报告后，立即在1949年1月2日组成了“川西特侦组”，任命已驻在成都的叛徒刘国定为组长，雷天元为副组长，命令他们找保密局成都站协助，抓捕蒲华辅，破坏川康地下党组织。雷天元立即赶往成都，同刘国定会合后，商量了搜寻蒲华辅的方案，还四处拜访各个衙门里的铜梁老乡打听蒲的消息，又再三拜托保密局成都站工学组组长周生才（也是铜梁人），请他们帮忙打听有关蒲华辅的线索。雷天元还带着特务满城乱转，希望有所发现，能在街上碰见并抓捕蒲华辅。
自重庆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后，蒲华辅变得谨小慎微，甚至连上级党组织――撤退到香港的中共中央上海局来信，让川康特委派人到香港研究工作，他也怕路过重庆有危险，让川康特委副书记马识途前往。马识途于9月初回到成都后，向蒲华辅汇报了上级关于形势和任务的通报，并传达了钱瑛的指示：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叛变的后果十分严重，教训十分深刻，川康特委要特别警惕，老郑（蒲华辅）必须离开城市，转移到农村去。马识途建议蒲华辅立即撤退到仁寿乡下，蒲华辅却以筹备川康特委会议为由不走。后来，马识途再次提出让他撤退到大邑，说那里有地下武装可以保护他，可他还是没有走。
1949年1月12日上午，蒲华辅从致民路中坝菜园的家中出来，按约到春熙路南段的饮涛茶楼与马识途接头，准备一起研究召开川康特委扩大会议的有关问题。他经复兴桥（即今新南门大桥）进城时，被坐在桥头茶馆里的特务“眼线”胡秋�发现，胡当即向周生才“点水”，周马上派特务李少华、李正元上前跟踪，然后又与胡秋�在远处尾随。蒲华辅到了饮涛茶楼，上楼刚一坐下，已先到一步的马识途就感到不对头，警觉地发现有人盯上了他们，就对蒲华辅说：“可能有问题，过两天我到你家来谈吧。你先走，我再走，我看得出来有无跟踪。”蒲华辅下楼后，马识途果然见有个人跟了下去，还有三个可疑的人坐在他的对面。他立刻下楼，想方设法摆脱了特务的跟踪。这时，马识途已感到特务是有备而来，破坏的目标直接对准了川康特委，特别是蒲华辅未脱险境、凶吉难测。他联想到重庆党组织遭受大破坏的惨痛教训，便四处奔走向有关同志报警。
再说蒲华辅出了饮涛茶楼后，便东拐西折、一会儿南一会北地穿小巷、走大街，直到他几次回转身确认没有人跟踪他，才放心地回到家中。
13日上午，蒲华辅又经过复兴桥进城，再次被周生才一伙特务跟踪。这一天，蒲华辅与川康特委委员兼川北工委书记华健约定当日上午在北门内草市街的留园茶社接头，也是研究川康特委扩大会议的事情。周生才一伙特务跟踪至草市街，见蒲华辅进了留园茶社，在一个喝茶的男子（华健）身边坐了下来，感到不能再错过机会，便给娘娘庙街（今商业后街）38号的保密局成都站打电话请求火速增援。副站长刘鉴先接完电话后，迅速集合特务乘车赶到草市街，与周生才会合，立即对留园茶社周围进行戒严，布置特务守住附近的几个路口。蒲华辅与华健正在留园茶社里谈事情，突然发现外面情况异常，赶紧分头离开。蒲华辅慌不择路，跑到草市街93号瑞利木器店后面的共产党员韩三思（又名韩秉炀、韩玉）家，马上被尾随的周生才带领一伙特务逮捕，还牵连韩三思一同被捕。华健出了留园茶社，朝着与蒲华辅相反的方向快步离去，刚到街头的拐弯处，就被另一伙守卡的特务抓捕。
当天晚上，在保密局成都站的刑讯室里，蒲华辅、华健、韩三思受到严刑拷打。特务们使用了酷刑“背火背篼”――将烧红的木炭放进绑在华健背上的煤油桶里，顿时他的背部被烙得吱吱冒油、皮焦肉烂。他咬紧牙关、忍住巨大的痛苦，直到昏死过去仍旧缄口不言。特务无奈，只好将华健拖回牢中关押。韩三思也经受了严刑逼供，守口如瓶。
特务们对蒲华辅也进行了严刑拷打，开始时，他还勉强挺住了，但是当特务使用“背火背篼”的酷刑时，他便向特务求饶，说出了自己的党内职务，并出卖了部分党组织和同志，成了可耻的叛徒！
被蒲华辅第一次出卖的组织和同志有：川康特委副书记马识途、委员华健；川康特委机关联络员、自己的妻子、共产党员郭德贤；雅（安）乐（山）工委书记陈俊卿；原荣（县）威（远）党组织负责人、打入罗广文部从事军运的秘密党员韩三思；协进中学校长、共产党员付茂青及其妻子、共产党员刘绮文，以及王文鼎、颜如瑜、彭迪先、刘盛亚等30多名党内外同志。
蒲华辅叛变后，保密局成都站副站长刘鉴先迫不及待地给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打电话，报告抓获蒲华辅及其叛变情况；徐远举在电话中对刘鉴先大加赞赏，要他根据蒲华辅的口供火速捕人，随即率领陆坚如、雷天元、漆玉麟等大批特务由重庆赶往成都，意欲抓住时机、扩大线索，彻底破坏中共川康地下组织。
1949年1月15日，徐远举率大批特务赶到了成都，当晚在娘娘庙街38号保密局成都站的刑讯室里，他亲自主持审讯蒲华辅。由于徐远举在破坏中共川东地下组织过程中掌握了一些情况，待蒲华辅进入刑讯室后，他便采取敲诈的手法，声色俱厉地说蒲华辅不老实，并习惯地打了蒲华辅几耳光。蒲华辅起初还想找借口搪塞，尽量少出卖一些人，但是见徐远举单刀直入地要他交代军运小组和川康特委下属的工委，就觉得在这个凶恶狡诈的特务头子面前难以敷衍过去了，待到特务们再次对他实施酷刑时，又出卖了一大批党的组织和领导干部。
蒲华辅第二次出卖的组织和同志有：打入国民党四川军管区任参谋的共产党员、川康特委军运小组负责人韩子重，军运小组成员、打入国民党四川军管区任参谋的共产党员王侠夫、黄子万、曾鸣飞、谷时逊，军运小组成员、打入国民党军罗广文部任连长的共产党员张学云，仁（寿）华（阳）彭（山）特支书记任治荣，川康特委委员兼川南工委书记王宇光、副书记钱寿昌、委员贾唯英，成都市委书记洪德铭、副书记彭塞、委员张应昌、赵文锦，川北工委副书记王叙五、委员魏文引，雅（安）乐（山）工委委员兼川西南武工委党支部书记吕英，因重庆党组织遭受破坏而转移到成都的原重庆市委常委、川西南武工委党支部副书记李维嘉，原重庆北区工委书记、温江县女中训育主任齐亮及其女友、共产党员、温江县女中教导主任马秀英；已转移到重庆的仁寿县籍田地区党组织负责人丁地平等50来人。
蒲华辅知道的党组织关系和党员干部甚多，但是由于他在工作中害怕危险和不愿吃苦，养尊处优而不深入基层，因此除了军事和统战方面，其他方面的组织和干部他只知道一般的情况，具体情况（如联络地点、办法和党员干部的住处及社会职业等）了解得并不多；另一方面，他在出卖组织和同志过程中，也有所拖延和保留，加之因政局突变，蒋介石于1949年1月21日通电下野，退入幕后，乞求和谈，徐远举暂时停止了全面破坏川康特委的行动。所以，被蒲华辅出卖的80多人中，只有少部分被捕。即便这样，蒲华辅的叛变也给川康特委带来了严重的危害，特别是一些因他出卖而被捕的坚贞不屈的共产党员，英勇牺牲在黎明前的血腥屠杀之中。
蒲华辅叛变后，被特务们押送到重庆中美合作所，囚禁于杨家山“优待室”，与叛徒涂孝文关押在一起。眼见全国的解放即将来临，他对自己的叛变懊悔不已，不再配合徐远举的软化措施和审讯，为此又受到特务的拷打。1949年10月28日，他和涂孝文同时被敌特枪杀。
长篇小说《红岩》的作者依据上述叛徒的丑恶行径，进行加工提炼，塑造了一个活生生的叛徒“甫志高”形象：贪污腐化，迷恋大城市的灯红酒绿和小家庭的安逸生活，不按组织的要求转移到农村去隐蔽；在上级面前表现得谦恭顺从，十分乖巧，且极善言辞，在敌特的严刑拷打、威逼利诱面前则贪生怕死，不惜出卖组织和同志的生命以求自保。甚至“甫志高”的许多生活细节，也都直接取材于这几个叛徒。作者通过“甫志高”这一形象，揭露了叛徒的可耻嘴脸，为我们留下了一个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反面教员。
据解放初的材料统计，因叛徒“甫志高”的出卖，中共四川地下组织遭受了重大破坏，共有133人被捕，其中重庆67人，上、下川东41人，川康17人，上海、南京8人；除上海、南京8人外的125人中，被敌人杀害的53人（笔者根据有关资料统计为75人），下落不明（大多牺牲）的35人（除去笔者统计的75名烈士，下落不明者应为13人），脱险与释放的25人；自首变节后仍被国民党杀害的4人，当叛徒并加入特务组织的8人（笔者统计为5人）。
以上统计数字和本文中所收集、整理的事实充分说明，叛徒只是党内的极少数败类，绝大多数的共产党员和革命者在被捕后，都大义凛然、宁死不屈，直至为共产主义事业英勇献身。这次中共四川地下组织遭受大破坏的损失是十分惨重的，教训是极为深刻的。最主要的教训是：“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尤其是对党内高级干部的考察、任用、监督机制的健全与否，能否及时发现和清除党内的腐败分子，关系到革命事业的成败兴衰。这一历史教训至今仍然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压题图选自《山水画速写技法》，欧阳桦画)（责编 关 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