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部历史学笔记”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发展中的地位

[关键词]人类学笔记；历史学笔记；世界历史性联系；政治经济学批判

[摘要]“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发展中的地位就在于：从侧重对作为“结果”的世界历史的研究，进一步扩展到对作为“过程”的世界历史的研究，从而深化了关于“世界历史性联系”生成的认识；不仅对原始社会的认识更加准确，而且把东方社会进一步纳入到整个世界历史过程中来考察；内含着对“西方中心论”深刻批判的世界历史比较研究，深化了关于世界历史发展统一与多样关系的认识；赋予了政治经济学批判更丰富、更深厚的历史底蕴；丰富了关于世界历史发展前景的认识。但我们也应看到：这两部笔记只是马克思为作进一步的系统研究而进行的材料准备、整理和分析工作的一部分。“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的这种特点也给后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丰富和发展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活动空间”。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1)08-0005-08

“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发展中占有不可忽略的重要地位，这一点恐怕在学界没有什么争议，但在如何认识这两部笔记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发展中所处的重要地位这个问题上，就目前学界已发表的著述来看，其认识既不系统也存在着不少混乱的地方。不过，笔者这里对此并不打算加以详评，而仅想就此指出一点，即：必须把这两部“历史学笔记”置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发展的整个过程中来把握，万万不可望文生义，否则，对它们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发展中的地位就难以做出正确的评价。本文将通过对这两部笔记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丰富和发展的考察，从正面阐释这方面的问题。

一

我以为，这“两部历史学笔记”首先标志着马克思从侧重对作为“结果”的世界历史的研究，进一步扩展到对作为“过程”的世界历史的研究。这就不仅使马克思把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研究进一步置于更广阔的世界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去，使其获得更厚重的历史感，而且也使他对“世界历史性联系”生成的认识获得了更丰富的历史规定性。

作为“结果”的世界历史是指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及其产生和发展过程，作为“过程”的世界历史是指前资本主义社会历史发展过程。讲这“两部历史学笔记”标志着马克思从侧重对作为“结果”的世界历史的研究进一步扩展到对作为“过程”的世界历史的研究，并不是说在这“两部历史学笔记”之前马克思并没有对作为“过程”的世界历史进行研究，而是说这“两部历史学笔记”集中体现了马克思把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作为一项独立的工作来进行研究，比较完整地再现了从原始社会到资本原始积累的历史过程。例如，在“人类学笔记”中，马克思认真研究了原始氏族公社所有制关系的存在状态及其解体原因，同时还对其生产生活实践、婚姻家庭、政治组织、文明状况、个体发展、宗教神话等方面的问题作了考察，并纠正和批判了摩尔根、梅恩等人诸种错误观点；在“历史学笔记”中，马克思则考察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这一社会发展序列，阐释了从文明的起源到近代民族国家的产生的整个过程，并批判了菲尔等人的错误观点，从而在纵的方面深化了对“世界历史性联系”的认识。

如果说，在19世纪70年代以前，马克思更多的是对作为“结果”的世界历史进行研究的话，那么，在19世纪70年代以后(特别是70年代中期以后)，马克思则进一步扩展到对作为“过程”的世界历史的研究。其主要表现之一就是他对“世界历史性联系”认识的深化。在19世纪70年代以前，马克思主要关注的是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性联系”。例如，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对此作了具体说明：在英国发明了一种机器，他夺走了印度和中国的千千万万工人的饭碗，并引起这些国家的整个生存形式的改变，那么，这个发明便成为一个世界历史性的事实；同样砂糖和咖啡在19世纪具有了世界历史的意义，是由于拿破仑的大陆体系所引起的这两种产品的缺乏推动了德国人民起来反抗拿破仑，从而就成为光荣的1813年解放战争的现实基础。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正是从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性联系”的角度上讲的。在“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中，马克思进一步把“世界历史性联系”作为一个动态过程来把握，明确地认识到“世界历史性联系”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就已在一定范围内或程度上存在。例如，古代布列吞人的社会深受当时较为先进的生产力的影响，因为，“和欧洲大陆较进步的部落为邻，他们知道了用铁和其他生活技术……”。而在“西罗马帝国灭亡(476年)后，六百年来从古罗马文化残余和从亚洲、非洲、西西里、西班牙的新伊斯兰教文化残余形成的文化，在意大利、法兰西、德意志和英格兰也逐渐传播了。在13世纪和14世纪，这种文化通过德意志人传到斯堪的纳维亚和波罗的海沿岸斯拉夫各国。瑞典和丹麦同一些德意志公爵结盟；汉撒诸城市和挪威，利夫人、库尔人、爱斯人和普鲁士人逐渐接受这种文明”。在“历史学笔记”中，马克思还通过摘录十字军东征、成吉思汗西征以及“三十年战争”的相关材料，揭示了从以地中海为中心的国际关系的形成和发展到以大西洋为中心的近代国际关系的形成过程，正确阐释了东西方文明通过战争等交往形式而交汇、融合的过程。对此，马克思记录道：“许多雕刻珍品从君士坦丁堡被运到西方，这样西方才知道东方有如此高超的技艺。后来拉丁人就用这些偷来的珍品装饰自己的住宅、宫殿和教堂。在这方面也很擅长的威尼斯人特别努力，他们用君士坦丁堡的豪华物品装饰自己的集市广场和市政厅。在威尼斯的圣马可广场、圣马克教堂门前的青铜饰金驷是古代的艺术珍品之一，也是当时从君士坦丁堡运到威尼斯的”。“三十年战争”是以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间的宗教战争开始的，后来则逐渐失去其宗教性质，它与西欧国家最初的资产阶级革命(指1566－1609年的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和1640－1660年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密切相连，反映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性联系最初的生成过程。

此外，马克思还从历史统一性的角度探讨了“世界历史性联系”生成的问题。例如，他同意摩尔根的如下看法：“人类出于同源，因此具有同一的智力资本，同一的躯体形式，所以人类经验成果在相同文化阶段上的一切时代和地区都是基本相同的。”“世界历史性联系”也正是在这种历史统一性基础上萌生和发展起来的。当然，历史的统一性和“世界历史性联系”并不意味着各民族社会发展道路的“无差别性”(在“人类学笔记”中马克思专门列出一个标题，即“不同部落种系的发展道路”)，但是，撇开历史的统一性和“世界历史性联系”的生成发展过程，就不可能全面、正确地认识和把握各民族社会发展道路的特殊性。

由上可见，“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标

示着马克思从主要侧重于对作为“结果”的世界历史的研究进一步扩展到对作为“过程”的世界历史的研究。不过，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马克思那里，对作为“结果”的世界历史的研究与对作为“过程”的世界历史的研究的界限，不是绝对的，这两者具有很大程度上的交叉性。进而言之，在马克思那里，对作为“结果”的世界历史的研究与对作为“过程”的世界历史的研究是有机统一的，这是由科学的世界历史理论研究方法的本质所决定的。笔者之所以强调这一点，并不是否认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在其发展过程中所呈现的阶段性，更不是否认“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的重要价值，而是不能机械、片面地理解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发展的阶段性，更不能把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发展的某一阶段从其整个发展过程中抽取出来孤立地加以考察，并任意夸大其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发展过程中的地位，而无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发展的各阶段在方法论上的一致性和在逻辑上的连续性。所以，当笔者断定马克思在19世纪70年代以前主要侧重于对作为“结果”的世界历史的研究，并不是说他在此以前还尚未对作为“过程”的世界历史进行研究；当笔者断定马克思在19世纪70年代以后进一步扩展到对作为“过程”的世界历史的研究，并不是说他放弃或撇开了对作为“结果”的世界历史的研究，而转向了对作为“过程”的世界历史的研究。“扩展”和“转向”是两回事。不明确上述之点，就很难全面、正确地把握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本质及其发展过程。

二

“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不仅丰富和深化了马克思对原始社会的认识，而且还标志着马克思把东方社会进一步纳入到整个世界历史过程中来考察。这方面的成果首先体现在：“亚细亚生产方式”不再作为人类社会的初始阶段即原始社会的称谓。

在19世纪70年代以前，“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术语在马克思那里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是原始社会生产方式的称谓；另一方面又是东方社会生产方式的称谓。不过，在19世纪50年代末以前这一术语双重作用的界限是不很明确的，这表明马克思对原始社会和东方社会的认识都有待于进一步的发展。《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包括这部书的序言)标示着这一术语的双重作用的界限在马克思那里确定下来。这就使得马克思能按照一条明确的思路(借助“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术语)去深入研究原始社会和东方社会。这里所说的“明确的思路”就是指马克思本人自觉地区分了“亚细亚生产方式”两种不同的用意。在19世纪60年代，马克思继续根据人类学研究的具体成果来考察原始社会的普遍性问题。1868年3月14日他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谈到了他在大英博物馆里研究原始社会普遍性问题的进展情况，他说：“在博物馆里，我除了钻研其他著作外，还钻究了老毛勒关于德国的马尔克、乡村等等制度的近著。他详尽地论证了土地私有制只是后来才产生的，等等。威斯特伐里亚的容克们(麦捷尔等人)认为，德意志人都是各自单独定居的，只是后来才形成了乡村、区等等，这种愚蠢见解完全被驳倒了。现在有意思的恰好是，俄国人在一定时期内(在德国起初是每年)重分土地的习惯，在德国有些地方一直保留到十八世纪，甚至十九世纪。我提出的欧洲各地的亚细亚的或印度的所有制形式都是原始形式，这个观点在这里(虽然毛勒对此毫无所知)再次得到了证实。”马克思这里所使用的“亚细亚的……所有制形式”显然不是指东方社会所有制关系。然而，用标示着地区性社会的术语(从词义上看)去涵盖人类社会的初始阶段，这本身就潜藏着不可克服的局限性。虽然“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术语在马克思对原始社会进行研究的一定阶段上具有不可否认的积极作用，但是，随着马克思对这方面问题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借助于这一术语来考察原始社会的局限性也就愈来愈明显了。其一，这一术语不能揭示原始社会发展的各阶段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同时又易于把原始社会与阶级社会产生的各个时期统而论之。其二，这一术语不能准确地说明原始社会的基本特征以及私有制、阶级、文明和国家的起源。

对原始社会认识的深化必然在逻辑上引发对东方社会的进一步思考。由于种种可以理解的原因，在19世纪50年代初，马克思对东方社会有两点不准确的认识：东方不存在土地私有制；东方社会自远古以来就是专制社会。在“人类学笔记”中，马克思通过对原始社会的发展进程及其解体原因的深入考察，全面地更正了他在19世纪50年代初所持的关于东方社会的上述不准确的认识。他在摘记中追溯了印度私人土地所有制度形成的历史过程，明确认识到东方社会早已存在着土地私人所有制。例如，他同意瓦列夫斯基关于“摩奴法典”时代就已存在土地私人所有制的观点，柯瓦列夫斯基在《摩奴》中发现了存在着公社土地占有制并且同时产生了私人土地所有制的痕迹。1880年至1881年间，马克思又认真地研读了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对原始社会发展进程及其解体的原因有了更为具体、准确的认识。在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第1卷中，马克思曾认为，在史前社会，一夫一妻制家庭先于氏族，而在“人类学笔记”中，马克思则依据摩尔根所揭示的原始社会的组织结构，阐明了母系氏族是原始社会的基本单位，并以血缘家庭——普那路亚家庭——对偶家庭——父权家庭——专偶家庭的演变序列为基本线索，从人类自身生产和物质生产这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昭示了“专偶婚姻制和土地私有制是文明时代的特征”。马克思在对原始社会认识方面所取得上述突破，在逻辑上必然导致他全面更正他在19世纪50年代初所持的东方社会自远古以来就是专制社会的看法。例如，在“人类学笔记”中，马克思对梅恩关于最初的社会是罗马家长制式家庭的集合的观点作了这样的评述：“愚蠢的约翰牛的主要的心爱理论，醉心于自古以来的‘专制’”。显而易见，马克思的这一评述在方法论上包含着对他以往所持的东方社会自远古以来就是专制社会看法的纠正。

三

在“两部历史学笔记”中，马克思对世界历史作了科学的、系统的比较研究(其中内含着对“西方中心论”的深刻批判)，从而深化了他关于世界历史发展的统一与多样关系的认识。

19世纪下半叶，在达尔文进化论学说的影响下，出现了一批进化学派的文化人类学家，他们依据经验事实，通过比较不同民族的不同社会文化状况，特别是比较不同民族中残存的以往社会文化的遗迹，来“复原”以往的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以便探寻到不同民族社会文化发展的共同原则。例如，他们认为，可以用当代“蒙昧人”的行为来与早期欧洲人相比较，并通过比较现代某些民族婚礼中的抢劫仪式，就能推断出历史上可能存在过从外部落中抢劫妇女作为本部落男子之妻这一文化发展阶段。再如，他们还认为，可以通过比较现代某些民族亲属称谓相一致的亲属关系以及所由产生的婚礼家庭形式，就可以昭示人类家庭发展的

一般进程。在19世纪下半叶的这批文化人类学家中，对历史比较研究方法应用得最深彻的，当首推摩尔根。在他看来，在人类进步的道路上，发明、发现以及各种社会制度，都是人类进步的标志，将这些事项综合起来，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人类出于同源，在同一发展阶段中人类有类似的需要，并可看出在相似的社会状态中人类有共同的心理作用。但是，包括摩尔根在内的文化人类学家的历史比较研究方法有其不可克服的哲学世界观方面的局限性。马克思吸取了文化人类学家历史比较研究方法的合理因素，对世界历史作了科学、系统的比较研究。

在“人类学笔记”中，马克思对世界历史作了大范围的比较研究。例如，在考察公社所有制时，马克思理论思维的视野游历了非洲、阿拉伯、澳大利亚、南美、印度、俄国、斯拉夫及西欧等地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比较研究不仅辐射面宽广，而且切入点深。说到这方面的问题，在此不能不提及与“人类学笔记”在逻辑安排和时间安排上紧密相连的“历史学笔记”(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互补关系)。在这部笔记中，马克思把世界历史比较研究方法全面地应用于对政治生活现象及其社会经济根源的分析，考察了社会的经济、政治领域与其他领域之间的内在联系，以说明：世界历史是由形形色色的偶然事件构成的，但世界历史不是不可捉摸的偶然事件的堆积，在形形色色的偶然事件的关系中蕴含着世界历史总的发展规律及其趋势。

在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在对世界历史进行比较研究的过程中，坚决反对把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的演变发展视为无各自特点的各个民族和地区社会发展的简单集合。科学的世界历史比较研究不是简单的类比。例如，他明确指出，不能把“西欧意义上的封建主义”乱套于东方。现代中西封建社会的比较研究从方法论上证实了马克思这一观点的正确性。如：在农业方面，中国遵循“精耕”原则，而西欧则是广种薄收；中国有大量自由的自耕农民的存在，这和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着中央集权的王朝有很大关系，而西欧封建各国王权衰微，封建割据严重，故自由农民较为稀少；中国地主的土地，有祖传地产和占田买田，也有由国家的封赐，故地主对自己的土地有较大的处分权，可以继承、转让和买卖，不过，中国封建主在其土地上只有经济上的权力，并无司法行政权(这就是说土地所有权和统治权是分离的)，而西欧封建社会存在着封君封臣关系(指通过土地封授而形成的人身连索)，故君臣之间互有义务。同一块土地经过反复封授，形成一园多主的状态。由于土地占有者对土地权利受到上级封君的干涉，故不能自由行使，但西欧封建主在其地产上具有一定的行政司法权；劳役地租在中国并未流行，普遍流行的是分种制田庄，故不存在西欧式的劳役农奴制，而西欧则普遍存在着一种以农奴制的劳役地租为主的庄园(有些史学家们认为，这是西欧封建时代的一种典型的农业生产组织)；中国的城市没有自治权，而西欧的一些城市却取得了自治权；在政治法律方面，中国以专制主义为其特征，而西欧则以君主制为其特征(当然，这两者也不是截然对立的)，等等。可见，不能把中西封建社会混为一谈。然而，目前学术界有些人仅根据马克思在“人类学笔记”中所讲的印度不存在“西欧意义上的封建主义”那句话就断言中国没有封建社会，则是欠妥当的了。实际上，马克思在“人类学笔记”中也用“封建化”一词描述印度社会的经济关系的变迁，如：“与此相同的逐渐发生的下级封建化过程，也可以在大莫卧儿帝国分赐给文官的那些土地上看到，这些文官随着时间的推移就获得了柴明达尔即土地所有者的统称。”“土耳其的统治根本没有导致印度斯坦那样的封建化”。当然，马克思这里所说的“封建化”不同于“西欧意义上的封建主义”。

此外，在“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中，马克思还研究了在各种交往形式(特别是战争交往形式)中形成了的某个民族的历史跨越现象，涉及的跨越主体有“霍普利特部落”、“诺曼人”等。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比较容易理解，故不赘述。

四

我曾在有关论文中指出，政治经济学批判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发展过程中占主导地位。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不仅体现在我们今天所说的经济学领域和哲学领域中，而且也体现在人类学领域和历史学领域中。这也是马克思的人类学研究和历史学研究与一般人类学家、历史学家的人类学研究和历史学研究所不同的地方。当然，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又会在马克思把前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形式作为一项独立的工作去研究的过程中获得更丰富的历史底蕴，而这一点往往被学界的不少学者所忽略。“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就集中地体现了这一点。

马克思在考察古希腊由原始氏族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的深层动因时肯定了摩尔根的一个重要观点，即：“财产成了逐渐改造希腊制度的新要素”。正是基于这种不断增长和强大的“新要素”，古希腊社会完成了由原始氏族社会向奴隶社会的长达几百年的过渡。其间，反映了这种“新要素”发展要求的提修斯立法、梭伦立法和克利斯提尼立法，从而最终确立了私有制的统治地位。在“历史学笔记”中，马克思还分别考察了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形成、发展和衰亡的过程，认为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衰亡的根本原因在于奴隶制关系和封建制关系严重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例如，就罗马奴隶社会衰亡的根本原因，马克思说道：“意大利的小土地占有者非常少，大部分土地没有耕种，其余的土地都是属于罗马豪绅，主要是属于元老们的大块地产，但是这些贵人都用奴隶来耕种，而奴隶根本不能增强国家的实力”。当然，弥漫于整个罗马社会的腐败风气和不断扩展征兵等也是奴隶社会衰亡的重要原因，但其最根本的原因是奴隶制关系严重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再如，马克思还比较详尽地摘录了1455年至1485年间英国贵族为控制王位的内战即蔷薇战争(也有学者称玫瑰战争)的相关材料。马克思把这场战争的结果和影响视为一种“社会革命”：“各地的工业和财富都有增长。各郡小业主的财富和人数越来越多，市场阶级随着贸易的发展也大发其财……财富决定着贵族地位的高低。……‘收入丰盈的贵族最受尊敬，出自名门的人都在做生意，出售自己的羊毛和牲畜，并不认为从事农业是丢人的事情’。……‘工场手工业的雏形也反映在爱德华四世的立法机关所指定的许多保护性的法令中……实业阶级人数众多，遭到破产和覆灭的其实主要是一些贵胄显爵及其封建家臣。’”“这种变化就是小块耕地的合并，大规模养羊业的产生。促使这种变化的是商人阶级日益增长的财富。许多商人把大量资金投入土地，这些被拉蒂默骄傲地称作‘经营农场的绅士和威武的办事人员’，不因循守旧，也不讲个人情面，可以放手地把一些小农场主逐出土地。”总之，蔷薇战争导致封建社会进一步衰微，推动了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发展，并使资本原始积累合法化。而资本原始积累合法化的具体历史过程恰恰是

《资本论》原始积累一章所舍去的。

可见，在“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中，马克思把政治经济学批判置于广阔的世界历史的过程中来展开，即：通过对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相继产生、发展和衰微过程的考察，揭示了现实中的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是前资本主义各个阶段相继扬弃的结果，故它必然也会最终在经济必然性上被扬弃。这不仅进一步印证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批判的科学性，而且也促进了马克思对广义的政治经济学的构建(虽然马克思生前并没有完成这一任务)，从而丰富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历史底蕴。

五

“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发展前景的认识。

摩尔根在《古代社会》最后一篇即第四篇的结尾部分有段基于对原始社会实证考察和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感悟所作出的论述，引起了马克思的关注，即：“人类的智慧在自己的创造物面前感到迷惘而不知所措了。然而，总有一天，人类的理智一定会强健到能够支配财富……单纯追求财富不是人类的最终命运。自从文明时代开始以来所经过的时间，只是人类已经经历过的生存时间的一小部分……社会的瓦解，即将成为以财富为唯一的最终的目的的那个历程的终结，因为这一历程包含着自我消灭的因素……这(即更高级的社会制度)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我以为，马克思所摘录的摩尔根的这段论述虽然在历史观上有表达不准确和不科学的地方，但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马克思本人所要进一步表达的观点，即：对财富的单纯追求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不过，它绝不是人类所最终实现的目标；资本主义社会是财富统治人的最典型的社会，其中包含不断增长着的否定自身的因素，它的衰亡是“以财富为唯一的最终的目的的那个历程的终结”，代之而起的将是使原始社会的自由、平等和博爱在更高形式上复活的社会，这也就是“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人类私有制的历史进程只是人类所经历的生存时间中的很短暂一部分，公有制的原始社会的历史进程在其中占主要部分。可以预见，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历史进程将在人类所要经历的生存时间中占据主要部分。毫无疑问，这是对人类世界历史发展前景的一种更具历史感的概括。

如果说，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主要是直接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的科学考察和对资本逻辑的科学批判来昭示人类未来发展的美好前景的，那么，在这“两部历史学笔记”中，马克思则主要是通过对前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过程的实证研究来昭示人类未来发展的美好前景的。这“两条路径”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发展的时空中是相互辉映的，既有时间上的继起关系，又有空间上的并存关系。当然，这里需要注意一点的是：对马克思来说，政治经济学批判是贯穿于这“两条路径”及其相互关系中的主线，因此，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主要“载体”的《资本论》及其手稿在“昭示人类未来发展的美好前景”的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

综上所述，“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逻辑环节。科学的世界历史理论在这两部笔记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但另一方面人们也应看到：“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不是马克思已完成的成果，它们只是马克思为作进一步的系统研究而进行的材料准备、整理、分析工作的一部分，严格地说，它们甚至还算不上为准备发表而写的草稿(如《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故它们具有更大程度上的“自己搞清楚问题”的性质。因此，这两部笔记给人们提供更多的是：马克思本人的晚年思想倾向以及他把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置于更广阔的世界历史视野中的方式。“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的这种特点也给后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丰富和发展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活动空间”。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3，第4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3]卡尔·马克思历史学笔记[M]，第1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5]叶险明，《资本论》创作·经济学研究·人类学笔记[J]，马克思主义研究，1999，(3).

[6]叶险明，马克思经济学革命与哲学革命的内在逻辑联系及其启示[J]，中国社会科学，2010，(3).

[7]卡尔·马克思历史学笔记[M]，第4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　孔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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