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魏源思想的局限在维新政论报刊舆论中的再现
时间：2020-03-31 05:19:41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魏源是近代中国提出改革开放思想的第一人，但受时代的局限，其在政治、经济、教育改革思想以及对待中西文化态度等方面存在着严重不足，这种不足对时隔几十年后的维新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并反映在维新政论报刊舆论之中。
[关键词]魏源；维新运动；思想局限；报刊舆论；再现
[中图分类号]B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63(2010)03—0043—04
甲午以后，中国面临被列强瓜分之势，大批知识文化精英如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满怀办报救国的热情投身报界，利用报刊发动舆论攻势，倡行维新变法。但维新政论报刊从一开始创办，就隐含着与封建主义难以割舍的情结，报刊舆论中有关政治改革、经济改革、教育改革、对待中西文化态度等内容与魏源思想具有共同的局限。
第一，从政治上看，魏源虽然看到了清政府的昏庸腐朽，主张变革，但他反对激变，反对革命的变革，这是由于他的思想水平还达不到触动整个封建制度的层次。在他看来，“无一息不变”的事物中，“不变者道而已”，即维护封建社会的“道”是不能改变的。这说明他的改革主张是不彻底的，根本不愿或不敢触动整个封建制度。魏源这种反对用暴力实行改革的思想在时间上向前推进了几十年以后仍然未有大的变动，反而深受谙悉孔孟儒学的维新派所推崇、服膺不移，并反映在维新政论报刊舆论之中。梁启超在发表在《时务报》上的《变法通议》中说：“变法之本，……在变官制。”在他看来，兴民权、开民智最切要者莫过于“开官智”。又说：“绅权固当务之急矣，然他日办一切事，舍官莫属也。即今日欲开民智，开绅智，而假手于官力者，上不知凡几也，故开官智，又为万事之起点。”开官智最为直接的做法就是对君主思想进行洗礼，以争取君主对变法的支持。《湘报》强调：“权也者，我与王臣卿相共之者也。”易鼐的《中国宜以弱为强说》认为，中国如要自强，一个重要办法是“屈尊以保尊”，就是要求“民权与君权两重”。他认为“上权过重，民气不伸；民气不伸，国势亦因之而弱”。他主张清政府仿效英、德等国的“君民共主之法”，“利之所在，听民兴之；害之所在，听民自去之”，朝廷只须“坐享其成”而已。樊锥在《开诚篇》中指出，中国要救亡图存，就必须“毅然破私天下之猥见，起四海之豪俊，行平等平权之义”。他吁请光绪帝下诏变法，“拓睦仁之未竟，用明治之五誓言”。可见，《湘报》对民权的提倡和对专制的批判并未超出改良的范畴，所要求的民权，首先是“豪俊”之权，即绅权；甚至有文章还极力论证民权平等思想出自孔孟经传，也难免牵强附会。麦孟华在《昌言报》中说：“中国之民未能自事其事，即不能自有其权，未能事事而畀以权，则权不在秀民，而在莠民。”麦氏主张借君权以扩展民权。同样，在《知新报》的言论中，言辞虽然比内地报刊尖锐、大胆，但还是比较谨慎的。比如，它不仅不敢涉及顽固派的首领慈禧太后，也不敢涉及权贵，甚至不敢挑明维新与守旧、帝党与后党之间客观存在的逐渐趋于白热化的矛盾。对光绪帝自上而下进行变法抱有幻想，试图通过和平渐进的方式实现权力转移。
由上得知，维新报刊所说的“民权”，不是真正的民权，报刊舆论中还拖着一截较长的封建主义尾巴，甚至连近代报馆是如何产生的，也尚未有一个科学的解释。梁启超和其他维新派人士一样，力图从中国古代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中去寻找近代报纸的痕迹与证据。他说：“古者太师陈诗以观民风，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使乘车酋轩以采访之。邻移于邑，邑移于国，国移于天子，犹民报也。公卿大夫愉扬上德，论列政治，皇华命使，江汉纪勋，斯干考室，酮马畜牧，君以之告臣，上以之告下，犹官报也。”这样，梁启超就把近代资产阶级报刊的产生，比附成中国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古已有之的采风之举，设立报馆竟成了中国古先王的遗制了。
第二，从经济上看，魏源的阶级属性决定了他不敢深入地去触及封建的生产关系和土地问题，也无力解决这个问题，而充其量只能从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出发，劝告封建统治阶级不要对农民实行竭泽而渔、杀鸡取卵的政策，适当减轻一些对农民的压榨，为自己的阶级统治保存一些“元气”。他说：“善赋民者，譬植柳乎，薪其枝叶而培其本根；不善赋民者，譬则翦韭乎，日翦一畦，不罄不止。”因此，他的经济改革思想不可能去触及现存经济基础的层次。无论是“重本”而不“抑末”，还是“缓本急标”，他所采取的相应措施都无非是在细节末枝上进行的一些修补，对整个封建统治阶级的根基即经济基础“无关其痛”。维新变法时期，由于民族资本本身较弱，民族资本家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官僚主义的约束较多，在政治观念和政治觉悟上没有形成与政治改革联系起来的自觉性。同时，这些民族资本家对旧有政治体系的依赖性较强，具有“素性圆滑”、“避乱趋安”的政治性格，因此，在与具有变革意义的维新报刊的结合上，他们往往缺乏主动性，这使得维新报刊与民族资本之间较为游离，严重缺乏民族资本的支持。反映在报刊舆论上，只是大力呼吁“我中国诸事官办，必多流弊，不如商办较为有益”等一些修修补补的经济改革主张。如《时务报》创刊后，连续刊登了梁启超的《变法通议》，汪康年的《商战论》，《论华民自宜速筹自相保护之法》等文章，提出要大力兴办工商业，“务使开一份利源，中国即得一分利益”。要求清政府废除厘金，支持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并号召成立商务局，兴办商业公司等。又如《时务报》第44册上发表《论中国银元局》，提出币制改革“不设一大银元局，鼓铸银元，通行各省，而于各省零星分设，使其权不归一，隐隐有相竞之意，举措紊乱，不有甚于此事者”。《知新报》第64册上所提出的经济上“开利源，敛民财”，就是要发展采矿、商务、种植、制造等，并对中国已有的商业加以整顿，扩大税收，激励民众。
第三，从文教方面看，魏源考察了中国长期封建社会的取士制度，认为科举以命题考试为准，入选者无分世族寒门，比世袭选举制度进步一些。在他看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其考试的形式是好的，是一种公平的社会竞争制度。只是科考内容需要改革，再不能搞“书小楷，诗八韵，将相文武此中进”那一套。这是值得肯定的。但由于受历史条件的局限，魏源还没有能够从思想上彻底认识到科举制度压制人才的危害性，还没有在理论上意识到要彻底废除科举制。不仅如此，而且他的行动可以得到验证，他连续五次参加会试，均遭落第。时隔几年后，年已五十的魏源再次走向科举闱场。这次参考虽然是魏源为生存计，迫于无奈的举动，但也侧面反映了魏源仍对科考寄予了某种希望。在这一点上，维新政论报刊舆论不遗余力地宣传“中国自强之道在培植人才”，“取士之法宜及早变通”，力陈八股为中国致弱之根源，倡议兴学校以储人才。在梁启超看来，当时中国社会最严重的问题是民智不开，人才缺乏，而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是科举制度。所以他极
力主张改革科举，并指出“八股取士，学非所用，用非所学，于内政、外交、治兵、理财无一能举者”。1896年他在《时务报》上发表《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中断言：“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他又在《时务报》上连续发表《变法通议》，提出“兴学校、养人才，以强中国，惟变科举为第一义。大变则大效，小变则小效”，并具体提出了改革科举的上、中、下三策以供采择。上策就是“合科举于学校”；中策就是“多设诸科”，如明经、明算、明字、明法、学究、明医、兵法等；所谓下策即“一仍今日取士之法，而略变其取士之具。”严复在《直报》上发表《救亡决论》痛斥八股“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认为：“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然则变将何先?日：莫亟于废八股”。可见，维新报刊舆论中虽然提出了“废八股、增科目、广出路”的主张，对封建教育和科举制度产生了强有力的冲击，但是还没有能够从思想上彻底认识到科举制度压制人才的危害性，也没有在理论上意识到要彻底废除科举制。
第四，从对西方文化的取舍态度上看，魏源从“器道不变”这种唯心主义的观点出发，在介绍西方文化时，便集中将西方的“长技”——物质文明视为“有用之物”，而对哲学、宗教等精神文化，却持排斥的态度，即未能对西方文化的深层内核加以认同，魏源这种对西方文化的取舍态度，不仅为洋务派“中体西用”论的形成提供了理论基础，而且对改良派(维新派)“中体西末”论的产生有着重大影响，虽然后者比前者对西方文化的认同前进了一步，即从制度层面加以肯定和引进，但他们坚持的还是以“中学”为根本，以“西学”为技末，主张在不彻底改变和推翻清朝封建专制制度的基础上去有选择地接受西学。维新派对待中西文化趋向于会通和融合的态度，很自然地流露在维新报刊舆论上。《时务报》认为中西不可偏废，在强调以中学为本，六经大义与历代兴衰之由的有机统一(即“通过六经经世之义，历代掌故之迹，知其所以然之故”)的基础上“参合于西政”，方有实效。而所谓西政，乃以“宪法官制为归”，“略以公理公法之书为经，以希腊罗马古史为纬，以近政近事为用”。
《知新报》主张融合中西文化，认为“天下公理”本质上并无中西之别。“夫理者天下之公理也，法者天下之公法也，无中西也，无新旧也，行之于彼则为西法，施之自我则为中法矣。得之今日则为新法，征之古昔则为旧法矣。”批评了两种假守1日和假开新的人物：“拘迂之儒，非真能守旧者也。夫必能守旧，然后乃可与言开新，更能开新，然后乃可与言守旧，彼攘臂奋舌，而一究其实，大号于天下者，而以为守旧者。譬诸今日边省之士，通商口岸之徒，彝其语，西其服，贸贸焉以识时之彦自居，而一究其实，则上不过为彼中通事之用，下可以充洋行服役之才，六经之旨，从未寓目，论语一书，且以当薪，其不可与言开新也，固也，彼守旧者曾何以异之?”警告守旧党“若夫深蔽固拒，自安其陋，难免亡国灭种”。
如何会通、融合中西文化，取长补短?《知新报》认为，“中国之坏，自人心始，人心之芜，自学术始，学术之谬，自六经不明始，六经不明，未有变法之方也；六经明则学术正，学术正则民智开，民智已开，人心自奋，热力大作，士气日昌，爱力相进，国耻群励，以此凌九州可也，况变法乎?故谓今日欲救中国，宜大明孔子六经之义于天下”，才能“奋吾中学以振夏声”。黎祖健相信孔教是世界上最好的宗教，“孔子受天命而为素王，以匹夫而定百代之制，其于天天人人之故，条理万绪，本末兼赅，精粗具举，自有地球诸星诸教主以来，未有如斯之美备者也。”陈继俨也认为中国落后的原因在于孔子之教的衰微，“挽变之道，日变日教，论政则主维新，言教则主守旧”。这些康门弟子认为应“大明”孔教，光大中国文化。但他们所说的孔教并非历史上曾经有过的，而是他们心目中中西合璧的理想化孔教。
《知新报》还认为，西方文化并非完美无缺，中国文化也远非至善至美，两者皆需“大明”，才能使西学行之无弊，使孔子之道发扬光大。原因在于“孔子制作六经，其义理制度、大义微言，实足以范中外而治万世，其道不明，则世之见西学者，或震其精深，而以为不可学，或鄙其怪异，而以为不屑求，而不知反之诸经秘讳，皆吾教中所自有，是于孔子既有割地之憾，而于新政必有阻碍之端。新政不行，于是西学不明，西学不明，则彼之良法美意吾既无所取裁，而彼教之条理，凡有合于我孔子与不及我孔子者，吾更无从考见……”又认为，“朝廷兴学之意与士夫变学之心，固欲储以为振兴中国之具者也，储以为振兴，则宁能舍中学而第从事于西学之哉?……然使果偏重乎西学，则是依然成就通事翻译之才而于振兴中国无与也。使果不偏重乎西学，则中国之学亦奚易得哉?必浸灌于经术以植其柢，旁涉于子史以蓄其材，因讲习于历朝之掌故而又深娴于本朝之政案典律与天下之郡国利病，了然于治乱得失，以得其变革之要，于是合之以西国古今政俗之异同，而比例之，而去取之，定其可。”
可见，维新政论报刊所宣扬的这种参合，趋向于中西在政治体制的层面进行融会，强调从制度层面对西方文化加以肯定和引进。主张在不彻底改变和推翻清朝封建专制制度的基础上去有选择地接受西学。
综上所述，魏源思想的局限在维新政论报刊舆论中得到再现，对维新运动的进展产生了很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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