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渴望》中的女性形象原型探析
时间：2020-03-31 05:23:05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王朔一向是以反传统的文化姿态出现的。但通過对王朔所编剧的电视连续剧《渴望》中的女性形象的原型探析，我们不难发现其作品内部蕴涵着丰富的神话原型，由此可见，一向以反传统的文化姿态出现的王朔不可能割断传统。从这些女性形象的塑造中，我们发现其文本明显表露出男性叙述者的痕迹，表露出女性作为第二性，这一传统文化积淀在男性作家心理的承袭。
关键词：圣母形象神话原型男权意识
涉猎文学创作、影视创作和文学批评的王朔一向是以反传统的文化姿态出现的。王朔曾宣称“我的‘五四’即是和所有传统文化决裂，把所有天经地义都拿来重新审视一遍，越是众口一词的集体信以为真的越要怀疑、批判”①。然而通过对王朔所编剧的电视连续剧《渴望》中的女性形象的原型探析，我们可以看出这些女性形象蕴涵着丰富的神话原型，这些女性形象是作者主体心灵中潜存的神话原型作用的结果，是在人类由来已久的文明发展进程中形成的心理积淀上的一种阐发。
女娲原型及演变
各民族都曾有过最早崇拜的伟大母亲，这一点已被世界各地普遍的出土发掘——石器时代的大量女裸雕像所证实。母亲概念是一个超文化的自然概念，在文化尚未系统形成时，民知其母不知其父的自然事实就已经存在。即是说母亲是一个原始而根本的观念和意象。传说中的女娲，这位造人的女神便是中华民族祖先中的一位始祖母。
女娲是中国原始神话中的一位重要人物，女娲神话最早可以追溯到屈原的《楚辞•天问》：“登立为帝，孰道尚之？女娲有体，孰制匠之？”
到了后世，女娲神话古籍记载颇繁：《山海经•大荒西经》：“有神十人，名曰女娲之肠，化为神，处栗广之野，横道二处。”
《太平御览》卷七八引《风俗通义》：“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绳于暅泥更中，举义为人。”
《淮南子•览冥训》：“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堪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
由以上记载可以看出女娲是创造万物的神圣女神，是女始祖，女先妣，是著名的英雄人物。李小玲在《从神话到现代——中国文学中的女娲原型》②一文中把她的业绩归结为以下几点：创造万物，抟土造人，孕育人类。总之，女娲是我国神话系统中一位智能高强的神性女英雄。
作为神性女英雄，女娲身上鲜明地反映出英雄的特质：救助灾难、造福于人。但“英雄”之所以为英雄，并不仅仅意味着悲壮，有时也意味着悲苦，抑或还带有较为浓厚的悲剧色彩。这集中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宇宙开辟时的孤寂悲苦，造人补天的劳累艰辛，兄妹成婚时的无奈，悲壮的献身精神。
女娲的英雄行为代表着人类群体的共同利益，行为的动机源于对人类群体境遇的关注，行为的结果是使人类得救，脱离苦海，自身悲剧性的结局又使她的英雄人格得到最终的完善。总之，女娲女神集中体现了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女性所具有的神奇创造力和崇高的牺牲精神。
尽管，女娲时代已经结束，但是，女娲原型已化作巨大的心理潜能沉积于人们的心中，让人感到亲切、崇高，给人以雄伟壮丽的精神美，不断激发人们的创作灵感，一些艺术家甚至直接以女娲的神话故事来进行再创造。
随着母系文化的衰落与男权社会父系观念的强化，整个女性便进入了被歧视、被扭曲的历史，随之而来的母亲的文学形象是黯淡的。长期的儒化统治所形成的“妇德”准则，迫使历代女子都作出同样的人格选择：温柔敦厚、夫唱妇随。久而久之，“贤妻良母”便成为女性追求的理想典范和行为准则，最终内化到多数女性的无意识中，在她们的内心积淀下来，形成源远流长的“集体无意识”。这些女性人物大多具有这种长期以来被逼成的妻性：乐于自我牺牲，无偿奉献，善于当家理财，对丈夫或情人忠贞、温柔、体贴，勤劳、坚强、俭朴。这正如鲁迅所说：“女人的天性中有母性，有女儿性，无妻性。妻性是逼成的，只是母性和女儿性的混合。”③
鲁迅对女娲还进行了再造。在鲁迅看来，女娲创造的人类是卑微的、猥琐的，是些“小东西”，而“小东西”与女娲的对立又说明女娲并没有得到她所创造的人类，进一步来说，也就是对女性创造人类和为人类牺牲的价值提出了疑惑。这是隐含在文本背后的另一层更深的意蕴，也是典籍记载中的女娲神话所不具有的意旨。
女娲创造了人类，却没有得到她所创造的人类。由此，我不由得想到了张贤亮的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的几句话，甚至可以说是全篇的点睛之笔：世上最可爱的是女人！还有比女人更重要的！女人永远得不到她所创造的男人！
如果说鲁迅是在无意识下，对女性的创造与牺牲的价值提出了质疑，那么张贤亮则是直露地发表了男性主义宣言，体现了男权中心意识。张贤亮笔下的女性善良温顺，是作为男主人公的陪衬而出现的，女性的牺牲意识被极度放大。为了男性的事业或为了拯救落难的男人，女性便付出了自己全部的热情和感情。而女性的价值，也就仅仅体现在为男性所做的牺牲上。电视连续剧《渴望》中的刘慧芳无疑也是这样一位典型。
女娲原型在王朔作品中的表现及变化
电视连续剧《渴望》中的刘慧芳是一个女娲式的形象，具有女娲原型创造、奉献、克制、牺牲的特点。王朔选择这样一类女性，正是因为她们身上所蕴涵的母性的牺牲意识和奉献精神。
她善良、宽厚，具有奉献精神和伟大的母爱。当“革命”的浪潮将王沪生一家卷入社会最底层时，她对王沪生的不幸际遇表示同情；她收养弃婴小芳，无私地对她付出十几载母亲般的抚爱，这一方面表现在她在抱养的小芳与自己的亲生儿子东东之间，不但没有表现出亲疏的不同，而且对于小芳的不幸给予特殊的爱；另一方面，当她面对着小芳的命运将会给自己带来不幸的时候，她以崇高、伟大、无私的母爱选择了小芳而牺牲了自己的幸福。她为了照顾家庭，毅然离职，回到家庭小天地。给予别人，却不向任何人索取。她只坚毅地走自己认定的道路。她在沪生家境好转时，不失人格地和他离婚；她坦然地对待自己的清贫，她在自己不幸伤残后，既坚决地拒绝了沪生的忏悔，也绝不去依赖爱慕她的罗冈老师。
刘慧芳身上也存在着过多的封建性的人格因素，她是一个具有深厚封建观念的女性形象。为了婚姻的稳定而牺牲自己的爱情。电视剧中的刘慧芳深深爱上了宋大成，然而始终处于一种朦朦胧胧的状态；小说中刘慧芳爱上了救火专家夏顺开，当她决定与夏顺开恋爱时，弥留之际的夏顺开坚决拒绝了她的爱情。在电视剧《渴望》中，刘慧芳与王沪生的婚姻已经名存实亡，他们的差距既有个性的，也有文化的，其实刘慧芳也早已心仪宋大成，然而她为了宋大成的家庭幸福也只能把这段感情掩埋在心底。在嫁给王沪生之后，刘慧芳忍受着家庭的差异，忍受着个性的不和，唯恐自己尽不到妻子的责任，克尽职守，孝敬家人。她为了照顾家庭，毅然离职，回到家庭小天地，然而也似乎得不到王沪生的爱。此外，“恶”大姑子王亚茹也不能见容于她，竭尽刁难之能事。刘慧芳是一个受难者和牺牲者的形象。
从以上分析看出，刘慧芳既要对付来自王亚茹的压力，还要应付抚养孤儿的艰辛；既要面对王沪生的不满，又要抑制自身的痛苦；而最终受益的不仅是小芳，还有刘慧芳身边的一群人，包括她的敌手王亚茹，唯独不包括她自己。刘慧芳具有贤妻良母的传统美德，是典型的有着浓郁的母性色彩的东方女性。她渗透着浓郁的母爱色彩的爱抚给予处于困境中的王沪生以极大的精神抚慰。作者对刘慧芳的描写，显然融入了一种深沉的母性爱，她甚至成为具有象征意义的形象。刘慧芳无疑是“母亲”原型的潜在的艺术表现。她们对男主人公的感情更多的是一种母性的牺牲、俯就式的宽容和夹带着怜爱的姑息。
荣格认为母亲原型有两种截然相反的属性。一方面她伟大神奇。她體现着母亲的关爱和理解，女性不可抗拒的权威、理性难以企及的睿智和精神的升华，一切对我们有启发、有帮助的本能和冲动。她慈祥、仁爱，赋予我们成长、结出硕果。她主宰冥界和那儿的一切幽灵，而那是个变化神奇，能令人死而复生的地方。另一方面她极为可怕。荣格说：“在负面上，母亲原型代表着一切阴暗、隐秘，不可告人的事物。她是深渊，她是死界。她吞噬、引诱、毒杀，既使人万分恐惧又像命运一般无可逃避。”④
很显然刘慧芳身上具有善良的特征，而王亚茹、徐月娟等女性则是作为刘慧芳的对立面而出现的，她们在作者的笔下则属于黑暗母亲的原型。王亚茹有过家庭，生过孩子，但她没有一个完整的家庭，没有尽到做母亲的责任。和刘慧芳的温柔、贤慧相比，王亚茹身上则几乎表现了整个知识分子的弱点，同时也集中了一个女人的弱点。王亚茹刻薄、挑剔，甚至缺乏女性的温柔，她到处鼓捣是非，凡事自作主张，连弟弟的婚事也百般干涉，对刘慧芳竭尽刁难之能事。
不可否认，王亚茹具有上面提到的缺点，但是我们不能简单地把王亚茹看做一个男人笔下的“黑暗母亲”，因为她本身就是个悲剧人物。王亚茹可以说是时代的牺牲品。她曾经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性格的女人，她善良、真诚、有修养，但是她在一夜之间失去了未婚夫和亲生女儿，父亲出了事，母亲又死了，剩下一个弟弟也没有着落，从而使她一下子变成了一个古怪、尖刻、多疑和仇恨一切的不正常的人。她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的规定情境中的特殊人物”。⑤
王亚茹的性格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时代造成的，她的悲惨遭遇本应受到作者、读者和观众的同情，然而她得到的却是他们的批评、厌烦和憎恶，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呢？这首先来自于作者的反知识分子倾向。王朔毫不讳言他对“文化人的发难”，带有“偏见和嫉恨”，“我没念过大学，成了作家后谁要提对一个作家来说受高等教育是多么重要，我就认为这人是骂我、贬低我”，“咱走上革命的漫漫长路……受够了知识分子的气”。⑥王朔在作品中总是不失时机地痛斥知识分子，王亚茹等知识分子首当其冲成了被“贬”的对象。
女娲是人类的始祖母，她对她所创造的人类充满怜爱之情，为了让人类免遭厄运，她甘愿牺牲自己。所以，牺牲与奉献往往与博大的母爱紧密相连，母性成了女人的天性。女性的创造和牺牲精神的写照，体现了女性文化中的生命价值。女性创造生命、热爱生命直到生命作出牺牲，处处蕴藏着丰富的生命文化内涵。女娲原型已化为“种族记忆”而沉积在中华民族儿女的内心深层，在社会发展中留下潜在的轨迹，她身上所积淀的女性文化的生命的价值内涵一以贯之，并将在中华大地上绵延不断。这种集体记忆使得中国文化重人伦，重生育，母亲因为生育而在家庭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母亲”在传统的话语中具有明确的含义，夫权制社会中的妇女也仅仅在母亲的意义上，才能得到家庭的认可和社会的尊重。“母亲”是被社会承认的妇女，是有德的妇女，林语堂在《理想的女性》中明白地表达了他的女性观：“由中国人看来，西洋社会最大罪恶为充斥着众多独身女子，许多这一类的女子，倒是大人物……但她们倘作了母亲，她们的人格更伟大。……可是妇女有时也可以受造物的赏赐而获得一卷发秀美的婴孩，那是她的胜利、她的快乐，比之她写了最伟大的著作又不可思议；她所蒙受的幸福，比她在舞台上获得隆重的荣誉尤为真实。”⑦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女”之较之于“母”的不足，林语堂借造物主对比了“女”幸福之有限于“母”幸福之绝对。“母亲”是被社会承认的妇女，是有德的妇女，是贤妻良母。而脱离了“贤妻良母”的女人则是孤立的，不确定的，不完整的。“圣母”形象是我们对于女性的期待。
王亚茹是母亲，她有过家庭，生过孩子，但没有尽到做母亲的责任，而脱离了“贤妻良母”的女人则是孤立的，不确定的，不完整的。王朔对“女人”王亚茹是贬抑的，而对“母亲”是赞扬的，尤其对刘慧芳式的“贤妻良母”是极尽所能的。但是“贤妻良母”就其本质来说是女性物品化的表现，是辅助男人功成名就的工具。正如一位学者所提到的：“她们就其社会身份来看是男性的妻子，但实质上已变成男性的精神之母，给予落难男性的是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拯救”。⑧这正是王朔作品最能掩盖一些男性话语的地方，我们常常因为他对刘慧芳的赞美而觉得“女性”在社会上的受尊重程度的提高，事实上，女性从来没有进入到男性作家的赞美视野之中，刘慧芳因为是母亲能够得到舆论与作者的褒扬，而王亚茹、徐月娟收获的却是厌弃，甚至是观众、读者的憎恨。
女人，你命该受难：圣母形象批判
王朔的文学创作大致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影视文学创作，另一类是小说创作。王朔在其部分小说中塑造出了一系列的“痞子”形象，在他们身上表现出一种“痞子”文化，其典型特征便是对传统道德价值观念的反叛与颠覆，反文化、反英雄、颠覆主流话语成为作者及作品中人物的指导思想。然而，王朔和他的“文化边缘人”对传统的态度却不是单一的。他们匮乏传统。但是，中国的传统思想在现代中国的影响力是非常复杂的，尤其是在口号上竭力反传统而实质上却包含许多传统封建因素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旧传统思想和被扭曲的“五四”新传统思想奇怪地共存着。在深受“文化大革命”影响的王朔一代的思想深处，仍然根深蒂固地存在着不少的传统思想观念。这决定他们对于传统思想的反叛必然是相对的和盲目的。在历经反抗的绝望和疯狂之后，他们仍然要落到现实的地面上来。这时候，具有强大渗透力和潜在生活力，并在他们身上留有深刻印迹的传统思想显示了它的巨大融合力，匮乏真正力量的王朔自觉不自觉地走到了向传统依靠的道路上来。
在王朔的创作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条由激烈反传统到向传统回归的痕迹。他上世纪90年代之前的作品对传统的反叛是广泛的，反叛传统的冲击力也颇为强劲，90年代之后，除了在一些作品中继续强化对于知识和知识分子的批判之外，王朔很少再对传统文化作激烈的否定性批判，在后期的一些作品中王朔更一改初衷，对一些他以往不屑的传统思想作了赞赏性的展示，最典型的有电视剧作品《渴望》、《爱你没商量》。对于《渴望》的创作，王朔曾谈道：“最初在构思时并没有确定人物形象，甚至连姓名都没有想好，而是依照所谓‘东方女性’的理念演绎出来的，最善良最软弱的女子，偏偏命运多舛，未婚就收养了别人的孩子，又遇上懦弱的丈夫和“恶”大姑子，后来自己又身患重病，生活也没着落……总之，一切可以想象的苦难，都往她身上倾泻，以表现她忍辱负重的美德，赢得观众的同情和眼泪。”⑨《渴望》的主题则是“扬善抑恶，站在道德立场评判每一个人，歌颂真善美，鞭挞假恶丑，正义终将战胜邪恶，好人一生平安，坏人现世现报”。⑩《渴望》集中地体现出了这种传统道德思想，刘慧芳便是这种传统道德思想的集中体现者。
作者正是借用她温顺、善良的行为来表现她行为的传统性以及她的美好品德，以将这种传统性的张力引向读者，以增强观众对她的同情程度。但从这里我们也不难看到，作者的意旨在强调“家务事”、“儿女情”，同时通过这个故事重复了中国文学的原型情节因素——女人的“三从四德”。这正如一位评论者所说的：“文本中，刘慧芳作为类型化的女性表象，不具有作为主体的独立思维，是一个在场的缺席者。她的完整形象的成型，是通过男性头脑中的无意识心理积淀对女性表象的预设筑成的典范。一部文本，如电视剧、电影等与其说倾诉的是剧中人物内心情感世界，不如说表露的是叙事者先在的个性特征和文化价值观念。”(11)而且《渴望》的剧作者曾如是说：“主人公一定是个女人，一个老爷儿们在电视上演几十集恐怕没人爱看。我们一定要写一个让中国男人人见人爱的女性。”?輥?輰?訛由是观之，该剧的男性作家既是刘慧芳形象的缔造者，也是实际上的行为主体，足见其创作初衷是依据传统的男性视点和心理来设定的。因此可以说，《渴望》这部作品的形式可能是现代的，甚至采用了后现代的形式，但他的文本的隐性结构却是反现代的视野，或者说是一种具有封建传统的男权视野。若干年后，抛却刘慧芳身上这个人物形象的时代依托，我们会看到她身上所承受的男权文化的烙痕。
注 释：
①⑩王朔：《无知者无畏》，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
②李小玲：《从神话到现代——中国文学中的女娲原型》，《北方论丛》，２００２，（２）。
③朱常柏：《论张贤亮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０（６）。
④杨瑞：《聊斋志异》中的母亲原型，文史哲，１９９１（１）。
⑤?輥?輰?訛杨文勇、解玺璋：《渴望冲击波》，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
⑥王朔：《王朔自白》，《文艺争鸣》，１９９３（１）。
⑦林语堂：《林语堂经典文存》，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
⑧郭培筠：《男性权威话语情境下的女性被述——论谢晋影片中的女性形象》，《内蒙古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１９９７（１）。
⑨张志忠：《王朔现象：路标与天平——〈１９９３：众语喧哗〉选二》，《文艺评论》，１９９７（５）。
(11)雷莉：《〈渴望〉与〈女人三十〉的女性形象比较》，《当代电视》，１９９８（１１）。
（作者单位：南阳师范学院文学院）
编校：施 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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