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堪承受之重]生活不堪承受之重
时间：2019-02-03 05:32:27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摘 要：红色经典是中国当代文学中颇有分量的一笔，它诞生于特殊的年代,是一个政治概念和艺术概念的联姻体，为政治而艺术是它的主题。红色经典中传奇的人物以及故事激荡了一个时代中国民众的内心。在当前多种传媒手段的影响下，红色经典也逐渐被电视剧化，这给文学评论界、影视评论界带来许多复杂的声音，褒贬之声不绝。在这种大文化背景和时代背景下，本文简要评析这种文化现象的得与失，期望“红色经典改编”回归到对红色经典作品本身正确的评价和解读的轨道上来。
关键词：红色经典；红色精神；改编
一、“红色经典”的内涵及其艺术特征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文学的发展一直秉承着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为千千万万的工农大众服务。同时,文学也是一种新时代的武器，是号角、刺刀、手榴弹，在此后的将近30年的文艺活动中，政治与文艺一直是以双生儿的姿态共存的。今天我们称之为“红色经典”的作品，就是在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中涌现出来的一系列代表作品。
关于“红色经典”的定义，我们很难给出一个绝对准确和肯定的答案。从时间上看，它们诞生在共和国前期（1949～1976年），内蕴着深厚的共和国的历史，所以我们读红色经典作品，既是对旧中国革命历史的了解，也是对新中国进程的回望。通俗来讲，我们可以宽泛地认定“红色经典”是指那些在时间长河中群众公认的、影响较大的、描写革命历史和英雄人物的经典作品。从形式上包括了小说、电视、电影和歌曲等。
作为一个政治概念和一个艺术概念的联姻体,红色经典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文学经典。它诞生于特殊的年代,特殊的社会背景使得它深深地刻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在 “文学为政治服务”的主题之下，文学的服务功能等同于直接服务于政治，文学创作的规律被严重忽视了。红色经典作品的风格呈现出奔放、雄伟、刚健、热烈的单一特点。从叙事的角度看，当年的红色经典都有一种典型的叙事方式和策略，比如说“高、大、全”以及“红、光、亮”、“三突出原则”等等。在作品中, 刻画、塑造人物形象过于脸谱化。如正面人物形象偏向于那种公式化、模式化、理性化的完人和通体透明的“高大全”式的神人。如《创业史》中的梁生宝，被塑造成一个近乎圣徒的人物，他与生俱来就具有一种新农民的品质，对党无比的忠诚，对私有制本能地仇视，为了实现合作化致富的理想能将感情置之度外而不悔。小说将梁三老汉设置为继父，切断了梁生宝与传统农民的血缘关系，摆脱了伦理关系的缠绕，成为了“党的儿子”。作者柳青谈到这个人物形象也很坦诚的说，他的目的就是为了把梁生宝描写为党的忠实儿子，他以为这是那个时代英雄最基本，最有普遍性的性格特征。而反面人物形象则普遍猥琐无耻,嘴脸丑恶可憎，如《红旗谱》中冯兰池地主两代人，俱是阴险狡诈，穷凶极恶之徒。此外，红色经典作品的故事情节也多单一,缺乏跌宕起伏，故事的结局也了然于心，并且具有极强的政治说教色彩。
时代的局限所致了上述的红色经典文学特征，但是伴随红色经典深入人心的红色精神，却一直延续下来，红色精神是中华民族价值体系的精髓，融合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革命精神，包含共产主义理想、爱国主义激情、英雄主义气概，体现在对崇高理想的执著追求、革命战争年代的必胜信念、与黑暗势力斗争到底的革命精神、献身祖国的英雄本色、宁死不屈的高尚气节。如《铁道游击队》里来无影、去无踪的“飞虎队”队员们；如《野火春风斗古城》里性格各异却同有爱国之心的金环、银环姐妹；还有《苦菜花》里塑造的在个人和民族旋涡中勇于为革命奉献一切的母亲――仁义嫂，他们平凡普通的个体身上所体现的革命理想与激情，是我们这个民族不断前进的精神与力量之泉。
二、当前红色经典电视剧化的呈现
正因为红色精神价值所在，新中国以来,红色经典作品经历过两次重大规模 的改编。第一次改编是20世纪50－70年代“红色经典”的电影化，与小说诞生的时代基本同步。第二次改编是在当下“红色经典”的影视剧化，与小说原典和改编电影的时代相距至少30年。不同的时代特征和文化背景，不同的传播方式和传播途径，决定了“红色经典”两次改编的不同立场和不同策略。据国家广电总局的统计,单单从2002年到2004年的两年间就有近40部“红色经典”改编电视剧列入规划批准立项,共约850集,如《烈火金刚》、《林海雪原》等。2004年，由于国家广电总局对红色经典改编市场进行了规范整顿的政策，红色经典改编热虽然有所下降，但已拍成的剧一直都在各电视台轮番播放。在《烈火金刚》、《林海雪原》身后还有一长串出身相同的革命兄弟：《小兵张嘎》、《红色娘子军》、《红日》、《红岩》、《闪闪的红星》等，这几年，红色经典改编一直都余热未了,反而有越演越烈之势。这些已经拍出的改编剧收视率高，引来的叫好声热烈坚定,叫骂声也不绝于耳，一时间关于红色经典改编成影视剧的文化问题争论之声喧哗不止。
如何看待当前产生的这么一种特殊的红色经典改编的文化现象呢？其实，这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化之间发生碰撞、发生矛盾的过程红色经典所代表的传统精英文化，当前在屏幕前欣赏的老百姓更多的是接受大众文化。当这两种文化狭路相逢时,就必然发生冲突。
三、红色经典电视剧化带给现代人之所“得”
《红色娘子军》制片主任陶明认为：翻拍“红色经典”的首要目的是为了弘扬主旋律，对年轻人进行政治教育。这绝对是个最后获得全赢局面的选择。“红色经典”在３０多年后的今天的重现，激活和重建了当年的红色精神，这有利于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重新传播红色经典，并能对当下的意识形态格局、民众精神图谱和文化艺术生产产生一定的影响力。特别是当前许多80、90后的年轻人，对他们而言，革命战争年代实在太过久远，祖辈口中诉说的过去对他们或许只是一种概念。所以，将红色经典呈现在电视屏幕前，对于在电视前长大的这一代人而言，是最好的接受革命战争年代理念的一种方式。当前也已经出现了比较不错的红色电视作品，比如根据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的电视连续剧《青春之歌》、根据同名电影改编的电视剧《冰山上的来客》，80后都很熟悉的《小兵张嘎》、以及新拍的《夜幕下的哈尔滨》，这都获得了社会各界广泛的好评，赢得了比较好的收视率。
另外我们能感受到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关于“英雄人物”的形象塑造上。今天改编“红色经典”，常常是把“经典”中的高大英雄变成一个我们时代更能理解的形象，小说中“革命的圣人”走下了神坛，让老百姓感觉到英雄也是人，他们并非不食人间烟火，没有儿女情怀，他们也象平凡人一样也有痛苦与忧愁，有过选择的痛苦与动摇。这样一方面拉近了我们与历史英雄的距离，让现在的年青人能更容易理解于接受英雄人物；但是另一方面也拉远了一部分与英雄人物的距离，他们觉得与自己过去头脑中所形成的英雄相差太多，无法接受。这实在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四、红色经典电视剧化之所“失”
“红色经典”被改编成电视剧，电视剧的制作者们发现利用观众怀旧心理的希冀收获的批评远比赞誉多。老百姓看《飞虎队》，感觉不到“微山湖上静悄悄”，土琵琶的声音也成为电子的合成版；《敌后武工队》烟火四起，枪林弹雨中观众仿佛身处伊拉克战争的前沿；《烈火金钢》虽然以230万的投资赚了600多万元，但也难获得评论界一致的认可。
问题到底出在哪呢？综观时下很大一部分红色经典的改编作品,主要有以下两点失误和偏颇：
1、人物再创的“恶俗化“
正如前文所说,红色经典作品队人物的塑造是模式化的, “高、大、全”、“三突出”原则是对英雄人物的原则。于是，在电视剧化的“经典再创”下，出现了对“高大全”人物后现代的颠覆，甚至到了“恶俗化”的地步，这让相当一部分观众难以接受。《林海雪原》中杨子荣以伙夫的身份出场，剧中增加了英雄的初恋情人――未过门的媳妇槐花姑娘；后来槐花被土匪座山雕所夺，生的孩子正是英雄杨子荣的骨肉。似乎家仇阶级恨是凝聚一体了，但是，这种很俗套的故事情节，落在革命英雄人物的头上，必然是要引起一个争议的，也许编剧认为传统英雄人物如果不修改，大家怀旧就没劲。于是英雄 “高、大、全”的脸谱被撤消，注入所谓人性化、生活化的诠释。比如《林海雪原》加大少剑波与白茹的感情，中间还多了萨沙，这种比较具有现代人感情生活特点的“三角恋情”，不能不让人质疑其可信度。
2、剧情重现的“滥情化”
50年代被改成电影的《红色娘子军》故事很简单，矛盾集中，人物性格鲜明。那么现在拍成电视剧后增加了许多小说中没有的情节设置，如吴琼花与洪常青、与身边的姐妹们之间的情感矛盾、冲突，还让洪常青与吴琼花来点情感纠葛。
再比如原来只有两个多小时的舞台剧《沙家浜》现在变成30集的连续剧，就增加了很多人物拉拉杂杂的感情，例如胡传魁搞婚外情的感情生活、刁德一家里的大管家以及穿插其中的刁小三等有喜剧色彩的感情戏，虽然从铺垫、人物性格的刻画上可以算得过去，但是，为什么一定要拉扯到30集的长度呢？电视剧《沙家浜》的编剧曾这样回答质疑者：“如不合理地增加一些东西，如何撑够30集？”我们不禁要问：为何一定要凑够30集，谁规定的？是投资者、广告商还是别的什么人？我们不得而知，但肯定不会是观众。据报道，该剧在南方某地播出后，不少看着“样板戏”长大的中年人失望地表示，剧中增添的大量故事情节不仅有“注水”之嫌，而且反映了作者缺乏生活，手法拙劣，画蛇添足。
事实上，许多影视圈的人士自己也意识到了红色经典改编影视剧中的问题。《烈火金钢》剧本改编徐兵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承认，电视剧是根据评书本改编的，增加了很多人物，50%的情节都是改编后加的。电视剧导演陈亚洲承认他本人不愿意去重拍“红色经典”题材影视剧，主要原因是费劲不讨好，很难尊重原著，容易束缚创作。
五、“得失”之后进一步的思考
北京师范大学影视传媒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李稚田认为，红色经典改编成功与否主要决定于改编者的态度和艺术追求。改编红色经典，首先的问题是如何理解、看待红色经典。
今天红色经典改编成电视剧总体不成功的原因是对这些原著不够尊重。改编者认为作品本身过于强调阶级斗争，于是在改编时就采取了生活化、比较宽泛的态度进行补充，期望做到淡化阶级意识，强化人性意识。出发点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做出的作品有时却是惨不忍睹的。我们不禁要质问这些编剧们：我们的观众真的需要现在这样被改编的爱恨情仇、错综复杂的感情故事吗？真的愿意看那么罗罗嗦嗦、拖拖沓沓的剧情吗？ 所以我们说红色经典的改编，在改编者、作品和观众之间，产生了错位，很多时候，电视剧重拍红色经典，是在误读原著误会观众误解市场，这“三无”，也是当前红色经典改编不能承受之重。归根结底，还是要回到原点――从文学的角度对红色经典进行界定和基本的梳理。它的本质是什么？它的可改编性有什么？如果只是从商业价值和政治宣传的角度去改编和拍摄，肯定是走进死胡同的，严重的还会扼杀红色经典的生命力。所以，目前红色经典改编的尴尬，原因不全在电视剧这种传媒方式的缺陷，作为研究当代文学的学者，应该认识到问题所在，如何对于“十七年”文学、对于“文革”文学合理评价，如何把它们进行一种新的整合，整合到20世纪文学史里面来，这些都是一个需要思考、需要下大力气进行研究的命题。
参考文献
[1]《北京青年报》，2004年3月14日，《电视剧重拍红色经典 误读原著误会观众误解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