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良真纯 笃实．软弱．真纯
时间：2019-02-07 05:31:17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人们谈起金岳霖先生，常会想到他的这句话：“人是要有自知之明的。这是多么美妙的品质呀�可惜这品质不是经常有的，更不是老有的，有时它会悄悄地离开你而你不知道。”这几十个字的委婉自语，联系他的后半生身世，就成了黯然的憬悟，份量沉重。
（一）
金岳霖（1895～1981），字龙荪，湖南衡阳人，哲学家，逻辑学家。1920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1925年回国，先后执教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北京大学，历任哲学系教授、系主任、文学院院长。1955年调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任一级研究员、副所长。1979年任中国逻辑学会会长。主要著作有《逻辑》、《论道》、《形式逻辑》、《知识论》、《罗素哲学》等。上世纪二十年代，逻辑学方面他就是国内顶尖学者。1930年，冯友兰名著《中国哲学史》成书由他评审，写出了具有真知卓见的“审核报告”，现收入《良知的感叹――二十世纪中国学人序跋精萃》一书。1940年他用英文写的《中国哲学》，1980年译出，作为经典名篇载入张岱年主编的学术论著专集《中国精神――百年回声》。1948年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选举第一届院士八十一人，人文组二十八人中他位居第二。解放后1955年，中国科学院推荐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六十一人中金先生以学部委员兼常务委员。
抗战期间西南联大在昆明，几乎汇集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的所有名师，人文荟萃，群星璀璨，金先生在其间仍然是望之眩然的夺目星座。金先生教逻辑，逻辑是西南联大规定文学院一年级学生的必修课，班上学生很多，上课在大教室，坐得满满的。金先生上课好提问，有时一到教室就宣布：“今天穿红毛衣的女同学回答问题。”所有穿红衣的女同学都有点紧张有点兴奋，为此联大女生在蓝阴丹士林旗袍外面套一件红毛衣，一时成了风气。
金先生培养了不少好学生，如王浩，现居美国，国际知名学者，经常回国讲学；如殷海光，原名殷福生，1938年入联大，后进清华研究院，1948年去台湾，任台湾大学教授，著名的自由主义斗士和一代学人。他在给某友人的信中说：“在这样的氛围里，我忽然碰见业师金岳霖先生，真像浓雾中看见太阳！这对我一辈子在思想上的影响太具决定作用了。他不仅是一位教逻辑和英国经验论的教授而已，并且是一位道德感极强烈的知识分子。昆明七年的教诲，严峻的论断，以及道德意识的呼吸，现在回想起来实在铸造了我的性格和思想生命。”
那时候战火纷飞，物质生活十分艰苦，金先生不仅坚持教学，还写成名著《知识论》。金先生记得：“日军飞机经常来轰炸，我只好把稿子带着跑警报，到了北边山上，就坐在稿子上。有一次轰炸的时间长，天也快黑了，我站起来就走，稿子就丢在山上了。等想起来再回去找，已经不见了，只好再写。一本六七十万字的书不可能记住的，所谓再写，只是重新写。这个工作在1948年12月的某一天（可能是12日或14日）完成了，寄给商务印书馆了。”
解放后，金先生调整到北大，他也留有记忆：“周培源先生说要我做北大的哲学系主任，我说我不干，还说艾思奇摆在那里，不去找他，反而来找我。周培源说：‘要你做，你就得做’，我就做起系主任来了。”1955年到了哲学所，“副所长张镛说我应该坐办公室办公，我不知道‘公’是如何办的，可是办公室我总可以坐。我恭而敬之地坐在办公室，坐了整个上午，而‘公’不来，根本没有人找我。我只是浪费了一个早晨而已。以后没多久，哲学所作出决定，解除我的行政职务（实际是不必天天坐班），封我为一级研究员。显然发现我不能办事……”就在这一级研究员上，他遭遇了一次尴尬：“领导封我为一级研究员，我想一级研究员当然是高级干部。可是，一次在首都医院住院，他们把我安排在一间前后都是玻璃，通明透亮的大房间。我是怕光的，戴眼罩子戴了几十年的人住在那样一间房子里真是苦事。想换单间房，但首都医院不能照办，后来我住到邮电医院去了。病好出院，我向人提及此事，那人说我根本不是高级干部。这样，我这个自以为是高级干部的人才知道我根本不是高级干部。”
（二）
综诸上述，清楚看出金先生无论在治学执教处世立身上都是个笃实的人。
正由于他这笃实，虽然早在1927年他就在自己一本书的序言里指出，“政治是人们追求权力的领域”；虽然早在1933年他就在《晨报》上一篇题为《优秀分子与今日社会》文章里说道，“与其做官，不如开剃头店，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上唱歌”，提倡知识分子要“独立进款”；虽然他认识到自己“是个搞抽象思维的人，确实不宜于搞政治。解放前我没有搞过什么政治”。可是到了解放后，身临天翻地覆历史沧桑，大风起兮，云飞雨骤，树摇草偃，他“追随毛主席，接受了革命哲学”，“花大功夫，长时间学习政治，端正政治态度，到了1953年，思想改造�或洗澡�运动之后，思想改了，入了盟，也入了党，做了政治协商会议委员”（以上所引均金先生语），于知天命之年昧于天命，使自己有了后半生一段政治经历。
对于这段经历，金先生困惑地自问：“解放前我没有搞过什么政治，那时似乎有自知之明。解放后是不是失去了自知之明呢�解放后绝大多数人都心明眼亮起来，难道我反而糊涂了？”而外界人士，则讲他这个自称“不好的党员、不好的盟员、不好的政治协商会议委员”是“思想跟得上形势”，说他“经常作深刻的检讨，有些过分，对别人的批评也偏左，有言不由衷地应付局面、但求过关的表现。这种作法使别的学者被动，别的学者心里不满意又不好说等等”（据于光远先生回忆）。大家这么讲这么说，当然是訾议，是反感。
像金先生这样，解放前如彼，解放后如此，愤激之流如摩罗者，对之不止訾议反感，更鄙薄、指责。说这是“从势”，是“麻木”，是“恐惧”，是有“工具欲”，是“中国知识分子覆没”，是“耻辱”！〔1〕
愤激之辞总难免不冷静，不公允，不恰当。
冯友兰老人说得好：“若惊道术多迁变，请向兴亡事中寻。”道术迁变来自道术载体人的迁变，人的迁变来自生存空间的迁变。形势比人强，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人在彀中（体制、单位）更身不由己。在江湖，尚可废功遁隐、金盆洗手，在彀中，那就只有像火柴棒放进了火柴盒，根根都得笔笔直直。而这迁变，这身不由己，在那样的年代里，自不只金先生一二人、三五人，比比皆是，视作现象，在知识群体中可谓为普遍。
分析这普遍现象，青年评论家谢有顺在评述尤凤伟《中国一九五七》时的观点是：在特殊的境遇下，“一个人会软弱，会恐惧，会委曲求全，甚至会萌生出苟活的念头，只要他没有以迫害人的方式来达到保护自己的目的，我认为那是可以理解的。……软弱也是人性合理的一部分，理应得到尊重和谅解”〔2〕。
金先生确实说过：“我一方面对政治毫无兴趣，另一方面对政治的兴趣非常之大。”他这前一方面是真话，后一方面是自我解嘲。金先生是软弱，是实在的地道的软弱。
对金先生和像金先生一样软弱，“伤痕累累从历史中爬出来”（谢有顺语）的人，仍健在的我们除了祝福他们好好活下去，已过世的我们除了告慰他们静静安息，是不应该自以为是去说三道四的。要说耻辱，不是他们，是那些给他们制造耻辱的东西。
（三）
拂去愤激，收起辩白，让我们一同对金先生这个“活的具体的人”（金先生自己的话）的生活侧面作一些了解吧：
――他养花，抗战前为一株姚黄（牡丹），他特制一只大木盆，八个人才抬得动。
――他养宠物，在云南养了一只大斗鸡，它伸长脖子，和金先生在一张桌子上进餐。响警报日军飞机来轰炸，金先生首先想到的是保护鸡的安全。
――他到处寻购大梨大石榴，和联大别的教授的孩子们比赛，比输了就把梨和石榴给小朋友，他再去买。
――他看了很多小说，从普鲁斯特到福尔摩斯，其中特别喜欢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
――他在银行存款只晓得存活期，梁思成先生告诉他，可存活期也可存定期，他夸奖梁思成：“你真聪明”！
――他爱喝牛奶，冬天订了好多瓶，到了夏天，他喝不了那么多，就经常邀请邻居来喝，一再恳求：“这个忙诸位一定要帮�”一位邻居得知情由后，对他说订牛奶可以随时增减，冬天多订，夏天少订。他又大为赞赏：“你真聪明，”
――他有时忘了自己姓名，某日“打电话给陶孟和（东局56），他的服务员问我：‘您是哪位�’我答不出来，我说不管它，请陶先生说话就行了。我不好意思说我忘了。可那位服务员说‘不行’！我请求两三次，还是不行，我只好求教于王喜，他是给我拉洋车的。他说‘我不知道’！我说‘你没听见人说过？’他说‘只听见人家叫金博士’。一个‘金’字提醒我了”。*
――在哲学所，“所长和党组书记到家来看我，我不假思索地对所长说：‘我要钱！大学《逻辑》我不要钱，《论道》那本书我也不要钱，可是《知识》那本书我要钱。’所长替我解释说‘是要稿费’。‘稿费’这两个字好听一些，其为钱是一样的”。接下他自己补充一句：“我又躺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窝里去了。”*
――在北大，请艾思奇来演讲，艾思奇讲的内容是批判形式逻辑，讲完后，金先生连连点头：“刚才艾先生的讲话完全符合形式逻辑。”
――毛主席对他说：“你要接触接触社会。”他就和一位蹬平板三轮车的约好，经常乘那人的车到王府井一带转圈。
――毛主席去苏联，斯大林没到机场迎接，他很有意见，并向艾思奇表示过。“到了1953年，思想改造（或洗澡）运动之后，我们的思想改了，无论如何，我们不恨斯大林了，也不恨共产党了。我入了盟，也入了党”。*
――尽管入了盟入了党有了一番政治经历，其实他仍然弄不清楚什么是政治。他说解放后“我也没有变成糊涂人。事实是既有政治，也有‘政治’。解放前如此，解放后仍然为此。不过，解放后的‘政治’不叫‘政治’，而近来叫做‘开后门’了”〔3〕。*
最后，还有金先生和梁思成先生、林徽因女士三个人的爱情和婚姻故事。这故事传闻甚多，林洙《金岳霖、林徽因、梁思成始终是好朋友》一文写得简当可信：金、林、梁三人以前就是好朋友，梁、林结婚时，与金住前后院。1931年梁外出回来，林向梁吐露，发现自己同时爱上了两个人，非常苦恼，不知怎办才好。梁经过一夜激烈思想斗争，认为自己不如金，第二天对林说：你是自由的，如果选择了金，我祝愿你们永远幸福。说着说着二人都哭了。林把这些经过告诉了金，金说：“看来思成是真正爱你的，我不能去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应该退出。”
自此，金先生终生不娶。两家不仅那时同住总布胡同是前后院，以后多次迁居，两家也总是住得靠近。甚至在西南联大，林、梁夫妇住昆明东北龙头村，离联大十多里，金不顾到校上课来回奔走，自己去那里搭一间小屋，与林、梁结庐为邻。梁在工作上遇到疑难常去请教金，连在家与林争吵也要金来“仲裁”。林、梁二位逝世后，他们的儿子梁从诫一直和金先生住一起。
某一天，金先生在北京饭店请客，朋友们收到通知都很纳闷，老金有什么重要大事呢�入席之后，金先生才宣布：“今天是徽因的生日”。……
站在这一些或曰趣事或曰佚闻的彩笔勾绘出来的金先生这幅肖像面前，我们还能去计较他那辗转反侧于政治蛛网的曲直是非吗�激起的感情，始初会是觉得主人公真纯可爱、质朴可亲，继之就该是深深的怜惋与再再的叹喟了。
注释：
〔1〕摩罗著：《耻辱者手记》，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2〕《活在真实中》，中国电影出版社2001年版，第198页。
〔3〕以上有*号者，均引自金先生于八十六岁至八十八岁时写的《回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