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彭燕郊遗著《那代人》:遗著
时间：2019-02-08 05:33:45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读彭燕郊遗著《那代人》 诗人彭燕郊的遗著《那代人》，在经他的夫人张兰馨对原稿进行整理以后，已经由花城出版社出版了。这是彭燕郊的“回忆录”，但却并不是关于他自己一生艰辛而灿烂的革命生活与文学生活的回忆，而是对他的同代人中，使他不能忘怀的“师友”们的回忆。实际上，他的这些“师友”，都是中国的名人。正如这本书的书名《那代人》所示意的，这些人都是那一时代中具有广阔影响的或有特立独行的代表人物，其中包括柳亚子、梁漱溟、田汉、艾青、丘东平、胡风、梅志、聂绀弩、叶挺、卞之琳、黎烈文、辛劳、严杰人、邵荃麟、梁宗岱和甘少苏夫妇、陈敬容、老舍、章士钊等众所周知的人物，他们身上，都带有历史的辉光。但也有个别杂色的、灰色的，如姚蓬子、孙�工那样的人（他们一度也是名人，可在他们身上，却有着某些曲折与隐晦的灰斑暗迹）。而这本书之所以一读起来就不能丢手，就因为这书中许多事情，假如不是彭燕郊把它写出来，大部分都是不为人知的。
在我和彭燕郊的交往中，我常常感到彭燕郊是一个很值得学习的人。不仅他作为左翼诗人的品格操守和在诗歌艺术方面的创新成就值得学习，就拿他一丝不苟的写作态度来说，也是一般人很难做到的。在这本书的《自序》里面，他给自己定下了八条非常严格的要求，其中如：4、记住自己是向有幸结识的前辈和同辈朋友求知问道的，他们都是我的老师。不借此谬论知己，把握分寸，不搞交浅语深那一套。5、写到的人物，除极少数例外，都是精英，各有建树，必须客观公允，不溢美，不借此攀附。6、知人论世的负责态度，既须表现在不溢美上，也须注意不为贤者讳，虽圣人不能无过，隐过结果是不真实，不真实的回忆录毫无意义。――仅仅从这几条就可以看出彭燕郊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当然也不是圣人，但他讲究的是踏踏实实的真实。
从这本书里面，我们确实可以知道许多“那代人”的风神骨气。例如，第一篇《亚老与诗》，写的是柳亚子先生给他留下的一个真诗人的印象。他历述了柳亚子先生对诗的见解以及对清末守旧派诗人郑孝胥、陈三立、樊增祥、王�运等人的诗，所给予的犀利而严正的批判性评价。又特别点明亚老作为一个横跨新旧两个时代的老诗人，自己写旧诗，却一直相信新诗必能代替旧诗的观点，显示他老骥雄心永不停步的气概。同时，他敬仰亚老有革命诗人的自觉，“至竟何关家国事，羞教人说是诗人。”他1915年《赴愚园南社雅集》的这两句诗，使彭燕郊感到“他是时时掂诗人这个称呼的分量的真诗人”。――在这篇短文里面，彭燕郊只是着意于谈亚老这样一个前辈关于诗的见解和“觉得他格外可亲、可敬、可爱”，却一点没有谈自己与亚老的交往，这显然是避攀附之嫌。亚老作为辛亥革命时期的一个传奇人物，他的传奇故事是很多的，例如，他作为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的元老，在蒋介石开始“清共”时，他曾当面激烈地质问蒋介石：“你究竟是总理信徒还是总理的叛徒？”在抗日战争中的“皖南事变”时，他又与宋庆龄、何香凝一起联名通电斥责蒋介石“倒行逆施，破坏抗战”，以致后来被蒋深恨，不仅被开除出国民党，还曾被围在住房的�壁里搜捕，几乎被置之死地。这类表现亚老义愤激情和高风劲骨的故事，彭燕郊在这本书里面却一点也没有提到。可见，他确实严格地遵守了自己“写亲身经历、亲见、身受的事”的规定，不轻易逾越自己划下的界线。
这本书里面最具“重点”意义，也最触目的内容，当然是回忆胡风、梅志的两篇。在这两篇回忆文章里面，他写的主要是他自己由一个新四军青年战士成长为一个革命诗人的过程中，胡风对他的精神影响，以及他所知道的胡风和梅志在那“三十万言三十年”的所谓“不寻常”遭遇中的艰辛生活。我读这两篇文章的时候，不禁联想到“反胡风”运动当时，有一些不知道“胡风集团”是怎么一回事的人，往往在闲谈中谈出了一些不得其解的问题。现在，如果当时的那些人还活着，读一读彭燕郊的这两篇文章，问题就显得非常平淡了。原来，胡风虽是个名作家，却并不有钱有势，在战时流离颠沛的生活中，办刊物都要靠别人支持，一些青年作家跟他走，并没有得到多少报酬，往往都只是跟他一起过苦日子。客观的看来，彭燕郊从胡风那里得到的好处，主要只是学到了胡风那种为左翼革命文学苦熬苦撑的作风，以文学作品为民族革命战争作个人奉献的精神。其实，胡风的这种精神，也就是从鲁迅先生那里传承下来的左翼文学革命民主主义的战斗精神，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奥秘。但是，在彭燕郊自己的感受中，却感到他从胡风那里得到了许多使他终身受益的东西。例如，从读胡风的《林语堂论》、《张天翼论》，使他懂得了什么叫“没有骨骼的自由主义”；也懂得了，采取“用人物、情节去图解那个正确观点”的创作方法，会使作家“不能深入现实生活，不能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从而使人物“概念化”。读胡风关于“文学与生活”、“民族形式问题”、“现实主义问题”的理论文章，也使得他获得了从别的书中不能得到的理论知识。――这无疑提升了彭燕郊的文学素养，也使他体会到了文学批评的重要意义，为彭燕郊的文学实践，起到了加固基础、升梁立柱的作用。
现在的青年人，大都不了解抗战时期左翼作家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处境及其具体工作情况，也更不容易了解胡风在国统区文艺界的特殊地位。当时，虽然就政治上说，已经形成国共合作共同抗击日本侵略的大势。但实际上，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戒备仍然是很严的。对左翼作家的活动，仍然有许多“阴一手阳一手”的监控。但是，国民党在“十年剿共”战争中造成的局面，却使得它自己陷入了一种非常被动的尴尬。因为，在军事剿共方面，它虽然取得了把红军从江西苏区赶到陕甘宁边区的成果，但“西安事变”以后，蒋介石却不得不被迫接受联共抗日的条件，所以它军事上的强势，被政治上的均势所制约，不能再为所欲为。而在“文化围剿”方面，国民党可以说是百分之百的失败了。到抗战开始时，虽然鲁迅先生已经去世，但中国的文艺界，几乎绝大部分进步的爱国的作家都团结在左翼的周围，国民党几乎拿不出一个像样的作家来了。蒋介石也知道，许多文化部门如果不用左翼的人，他们甚至开不成一个会。例如，当时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管宣传的第三厅厅长用的是郭沫若、戏剧处处长是田汉。重庆舞台上最热烈上演的话剧是郭沫若和夏衍的作品。全国各地进行抗战宣传的巡回戏剧演出，都是田汉领导的那些戏剧宣传队在进行。重庆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主要负责人，就是老舍、茅盾、胡风、夏衍等人。当时报纸上公开报道的文艺界抗敌协会开会，国民党的中宣部长张道藩好像只是个“陪客”，会议是由老舍主持，胡风作报告，那光景是很有些“夺席谈经”的幽默味的。胡风并不是国民党的官僚，也不是共产党派来的代表，而他的文学主张，在当时的文艺界，特别是文学青年中却被认为是进步文学的指针。胡风主持的《七月》杂志，印数并不很多，可它的影响却非常大，在青年人中，一本《七月》，在传来传去地读，读烂了还被人小心地收检着。许多在八路军、新四军游击区的共产党员作家、诗人，并不是因为他们和胡风有什么组织关系，而只是因为他们的作品在《七月》上发表过，就被读者一齐叫成了“七月派”。谁会想到“七月派”在共和国建国以后，竟会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呢？――彭燕郊的这两篇文章，并没有为“胡风集团”的冤案作多少激愤的辩诉，只是平淡地回忆了那些年的生活。可是，对于让读者了解“胡风反革命集团”究竟为中国的抗战和中国的文学作了一些什么事，却是最切实的第一手历史材料。可惜的是，他对胡风、梅志的回忆并没有写完。梅志在牢里被关了六年，从牢里放出来，对被关了十年杳无音信的丈夫，究竟是死是活都不知道，后来是在老朋友熊子民说的“旧社会我们为革命坐牢，还准探监这东西呢”的提示下，才向公安部请求探监，然后才又开始了她陪丈夫坐牢的十几年。――这样的女性，从前只在涅克拉索夫的长诗《俄罗斯女人》里面看到过，似乎那可能是被诗人美化了的艺术形象。而没有想到，这样的女性竟然会活生生地出现在我们的这个时代。而且，她并不是历来就有贵族气质的贵族夫人，而只是一个爱写儿童文学作品的非常素朴的女作家。据我的一位在苗溪茶厂劳改过的朋友告诉我：“如果没有梅志陪着他，胡风在劳改期间非疯死不可。”她不仅陪着胡风度过了漫长的苦难岁月，而且，在出狱以后，还以惊人海量的回忆文字和《胡风传》，记述了胡风生平以及“胡风集团冤狱”的始末与经历，并为胡风全部著作的出版，作了细心的整理辑注的工作。这样的女性，在西方的基督教文化传统中大概会把她尊为“圣女”。我们中国“五四”以后的新文化不习惯于用“圣”字尊人，但我觉得，应该承认她是中国当代文学界的第一女杰。
这部书中，回忆聂绀弩的这篇，题目叫《千古文章未尽才》，对聂绀弩的一生是充满痛惜之情的。但这篇文章从头到尾竟都是在谈聂绀弩晚年的旧体诗。文中引述了绀弩去世后钟敬文送的挽联，那上半联是“晚年竟以旧诗称，自问恐非初意”。又谈到一九七九年后绀弩在给他的信中，谈自己写的一些诗“只为无聊消遣”，并在信中说“平生每笑鲁、郭、茅、达……一面反对文言，一面作旧诗，自诩平生未如此矛盾。不料活到六十岁时，自己也作了，比他们更作得厉害了……”彭燕郊是历来反对新文学作家退转去写旧诗的。他其所以用这么一篇文章，专谈绀弩的旧体诗，可能主要是想向现今的读者大众说明：绀弩的这些诗，只是一个原本应该在新诗、小说、散文、杂文领域里自由挥洒、作出多方面成果的大才人，被时代的牢笼扭曲，只能在衰病缠身的病床上，吟哦消遣，对于他自己，这只是不得已而为之的痛苦的事。但即使是这样，他竟也为旧体诗作出了开拓性的惊人成果。可见，如果不是由于荒唐的世事颠乱了诗人和作家行进的轨迹，这些人原本是应该成为大诗人、大作家的。至少，抗战时期绀弩在桂林编《野草》时那种风行天下的老辣杂文，会是中国文坛一道闪亮的光彩。――我对彭燕郊写这篇文章之用意的这种看法，当然只是我的分析与猜度。同时，我觉得，这篇之外，彭燕郊还有许多篇是没有来得及写完的。所以，兰馨夫人《后记》中提到他２００７年９月７日日记中，写了一句“胡聂未写完――”我现在翻检在他和我那几年的通信交往中，他还曾把他的一些文稿复印件寄给我看，其中关于回忆绀弩的，总题是《我所知道的绀弩的晚年》，后面几篇的题目是：《跟绀弩聊天》、《朋友》、《女人》。除了《女人》这篇，彭燕郊特别用手写的字注明（此文请勿外传）以外，后面还有《我也不懂》、《谈舒芜》、《答客问》三篇都是涉及绀弩与舒芜之交往的。我想，这一叠稿件，可能是关于绀弩的系列回忆文章。但这些文章，后来既没有编入四卷本的《彭燕郊诗文集》，也没有编入现在这本《那代人》，很可能是他一直没有拿出去发表的。因为这些作品的内容，如果发表出来，很可能会引发纷纷扬扬的争议。
《那代人》里面对叶挺将军那种英雄气节的记述，可能是为了补正史之不足。同时，也因为彭燕郊自己曾经是新四军的一名革命战士，他内心中可能感到自己对军长“流徙九千里”的壮烈事迹负有使之光耀千秋的历史责任。所以，他为这件事搜集材料，精详考订，付出了很多心血。我读这篇文章的时候，不禁有一种深心的感慨：文学作品对人物的人格魅力与精神骨气的评价，大概全人类的标准都是一致的。中国传统文化那种“不以成败论英雄”的观点，我原先以为那大概是受过皇家酷刑的司马迁，在怀着满腔悲愤写《史记》时，通过对项羽、李广这些人物的描写而建立起来的一种非正统的观点。后来，我才发现，西方基督教文化那种耶稣在“十字架上受难”的故事，和中国儒家“成仁”、“取义”的说教，虽然有宗教神学和人文伦理学的性质差异，其精神内核，实质上还是相通的。彭燕郊写叶挺将军的这篇文章，不仅对抗日战争中的史实有去伪存真的史学价值，对叶挺将军英雄品格的记述更具有人学的价值。
这本书里面，最使人感到别开生面又最为感动人的文章，是关于老诗人梁宗岱与演员甘少苏夫妇制药的故事。梁宗岱先生是我国“五四”后非常著名的学者型的诗人，他的文章读起来会使人感到有一种严整的逻辑力量和热喷喷的血性情感；他曾经担任过北大、南开、复旦、中山、广外等好几个名牌大学的教授，在文学界，也是著名诗人、评论家、翻译家。他翻译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歌德的《浮士德》、里尔克、瓦雷里等大诗人的诗，以及他的诗学理论著作《诗与真》、《诗与真二集》，都是在中国文坛有过广泛传播、引起过热读效应的作品。在这本书里，彭燕郊以《可爱的梁宗岱先生》一文，记述了他在文学美学方面的学术成就和他独特的理论观点与治学风貌。他一生几度大起大落，到“文革”后，则因斗争批判挨打受罚，几近于死。但他以晚年衰病之身，致力于中草药研究，竟然创制了一种能治好各种疾病乃至各种癌症的神奇药品“绿素酊”。彭燕郊在《梁宗岱先生制药记》与《梁宗岱与甘少苏》两文中，对这位有特立独行的梁先生和他的夫人，晚年独力制药的艰苦历程及其在民间免费施药，居然治好了许多大医院认为已经无救的濒于死亡的癌症病人的传奇故事，作了详实的记述。同时，彭燕郊的这两篇文章，也非常深刻的揭示了我国当前僵死的学术体制，对科学发明创造的限制与扼杀，已经到了十分可怕与可恶的程度。彭燕郊历述了梁先生发明的这种“绿素酊”在治疗各种疾病中的神奇效应，它不仅比青霉素、磺胺具有更广谱的杀菌消炎作用，而且它没有毒副作用，还能治好各种进口西药所不能治愈的癌症。依据一千多份临床治疗记录，“文革”后，梁先生曾在《我学制药的经过》一文中，对“绿素酊”的效用进行总结，说明“绿素酊”能治的病，包括一切常见病、流行病，一切炎症（肺炎、气管炎、肝炎、肝硬化、腹水、肠胃炎、胃溃疡、胆囊炎、前列腺炎、鼻炎、中耳炎等），妇科病，儿科病（小儿吐泻、惊风、天花、水痘等），白血病，出血病，糖尿病，结核病（肺结核、淋巴结核、肾和泌尿系统结核、肠系膜淋巴结核、结核性子宫内膜炎等），心脏病、皮肤病以及跌打、烫伤等等。而最惊人的是，它能医治西医长期视为绝症的癌症。“绿素酊”治愈的癌症，包括肝癌、肝细胞癌、肺癌、葡萄胎肺转移、鼻咽癌肺转移、阴道癌、尿道癌、子宫癌、子宫颈癌、乳腺癌、骨癌、胃癌等三十二例。另外还有晚期癌症，服用“绿素酊”过迟，未能治愈，但延长了生存期且死前不感疼痛的二十三例。1983年3月，广东电视台记者曾对接受过梁先生治疗的病人进行过书面采访，病人的回信证实梁先生的“绿素酊”，对癌症病人和各种危重疾病的病人确实有起死回生的功效。可是，梁先生发明了这样好的灵药，他想献给国家，却经过三十年的努力，直到他去世前，仍然无人接受。其间的曲折，令人难解。如：1978年后，他曾把积存的资料寄给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胡把它转给卫生部。1979年他又直接给卫生部寄去资料，回信说已转给广东省卫生局。卫生局曾来信说要和他联系，但却没有下文。后来，梁先生又给中国科学院、国家经济技术局写了一封特具风神的信，说：“宗岱少不自量，当盘尼西林初轰动全球之日，既然立志为祖国创造堪与并驾齐驱的药。想不到半路出家的我，苦心孤诣了几年，居然摸索出几种疗效更速更广的药……识者都认为这是医学上的一种突破。兹特申请国家给予鉴定，方信言有大而非夸也。”这封“言有大而非夸”的信，同样没有得到反响。当时，恰逢胡乔木在广州，胡乔木对这件事表示支持，还请当时广州市的负责人习仲勋、杨尚昆给予支持，并介绍患肝癌的经济学家孙冶方、患精神分裂症的哲学家许立群服用“绿素酊”，让哲学研究所副所长龚育之先找梁先生一起研究怎样进一步推广的问题。可是，医院的主治医生没有看到“绿素酊”过去治病的病历和所用药物的精确成分，是不敢试用的。没有严格科学检测，是得不出精确结论的。梁先生一再申请国家鉴定，正是想在鉴定后得以在各地医院推广试用。可国家该由谁来负责这件事呢？没有落到头上的事，谁又会认真对待呢？
彭燕郊用很长的篇幅，记述梁宗岱先生发明“绿素酊”治病的成效及其无法得到鉴定和推广的困难处境。读起来，简直使人禁不住为之叹气：中国医药科学得到了世界性的突破，其成果要怎样才能得到国家和社会的承认？中国知识分子度尽劫波、苦心孤诣地想要把自己的残年余力贡献于祖国人民，国家应该建立一种怎样的机制，才使得他们的发明创造不至于无声无息地湮没在历史的尘埃里？这里面难道不存在学术体制改革的问题吗？
我读彭燕郊的这本书，觉得还有许多话要说。但说了又能怎样呢？只好在这里刹住了。
（彭燕郊：《那代人》，花城出版社2010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