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日常生活变迁 借日常生活　写时代变迁

　　摘要：《大老郑的女人》并存着两种时间观念：一种是停滞的，一种是上升的。前者来自日常生活的舒缓节奏，后者源于现代化的高速进程。魏微以高度自觉的时间意识，揭示了八十年代新旧交错的时代特征。在这一过渡时期，农村停滞的日常生活受到巨大冲击；而生活方式的变更、传统家庭的松动、婚姻与爱情的错位，则表明农民向非日常生活主体转换的复杂艰辛。小说采用双重视角，既有利于展示日常生活的复杂性，又造成了杂语共生的复调效果。
　　关键词：魏微 日常生活 时间 双重视角
　　
　　魏微的审美兴趣常在日常琐事，这一点与她对人生的独特理解不无关系。在一次访谈中，她说：“我觉得在日常生活里，人生的一切全概括进去了，关于生命的流逝，生老病死，人情世故……”（邢娜：《专访魏微：８０年代追忆》）但是，她笔下的日常琐事又绝无狭小局促之感。个中因由，在于她的另一种创作趣味：“我喜欢把一切东西与时代挂钩，找个体后面那博大精深的背景和底子。个人是渺小单薄的，时代是气壮山河的，我们得有点依靠。”（魏微：《一个年龄的性意识》）在《大老郑的女人》这篇小说中，魏微实现了这两种倾向的完美交融：借日常生活，写时代变迁。
　　
　　停滞与上升：过渡时代的时间感受
　　
　　日常生活有一个重要特点：既成性。“就存在形态而言，既成或已然往往意味着已经完成，其中隐含着不变性。事实上，日常生活世界确乎具有某种不变性，从行为方式到生活节奏，日常行为每每表现为同一模式的循环或重复。”魏微的笔触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点：“这是一座古城，不记得有多少年的历史了，项羽打刘邦那会儿，它就在着，现在它还在着；项羽打刘邦那会儿，人们是怎么生活的，现在也差不多这样生活着。”小城的存在形态已然完成，小城的生活状态亘古未变。与这种对日常生活感受紧密相连的是独特的时间意识：“有一种时候，时间在这小城走得很慢。一年年地过去了，那些街道和小巷都还在着，可是一回首，人已经老了。――也许是，那些街道和小巷都老了，可是人却还活着……”在这里，时间是停滞的，恒常的，正如列斐伏尔所说，在整个日常生活与宇宙的绵延之中，隐藏的是一种轮回的时间。“既成的生活形态，总是发生、形成于过去而又存在于现在，从时间的维度看，它首先与过去相联。”这种时间以过去为基准，今天是昨天的重复，现在的日常生活主体与过去的日常生活主体可以相互替代：“一个静静的瞬间，她大约是剥累了，或者把手指甲挣疼了，她抬起头来，把手摔了摔，放在嘴唇边咬一咬，哈哈气……可不是，她这一哈气，从前的那个人就活了。所有的她都活在这个小妇人的身体里，她的剥毛豆米的动作里，她抬一抬头，摔一摔手……从前的时光就回来了。”
　　对于这种恒常的、循环的、以过去为基准的日常时间，站在不同的立场上会有不同的感受，“在诗人的眼中，这是自给自足、丰衣足食的田园牧歌般或世外桃源般的生活；而在进化论者看来，这是封闭、落后、愚昧的生活。”在这里，叙述者既是诗人，又是进化论者。“多少年过去了，我们小城还保留着淳朴的模样，这巷口，老人，俚语，傍晚的槐树花香……有一种古民风的感觉。”――这是诗人对日常生活平和一面的迷恋。“城又小。一条河流，几座小桥。前街，后街，东关，西关……我们就在这里生活着，出生，长大，慢慢地衰老。”――这是进化论者对日常生活沉滞一面的焦躁。叙述者就在这种既欣赏又失望的悖反情绪的支配之下，进行着充满困惑的书写。
　　“另一种时候，我们小城也是活泼的。”忽然有一天，时间之流解冻了，向前涌动，不断加速。带动时间流动的，是现代性的身影。现代性是变动的，趋新的，发展的。女人像感春的燕子，时尚开始引领她们的日常生活：从涂口红、掸眼影的化妆，到连衣裙、超短裙之类的时装，再到花样百出的发型，生活变得越来越审美化了。商业潮水不断涌动，从“广州发廊”，到卖小五金的，卖电器的，开服装店的，再到人们日常谈资中的“江苏的乡镇企业、浙江的个体经营＂。社会在进步，在发展，由此形成一种新的时间观念：时间直线上升，不可逆转。
　　对于社会的进步感受，并不能涵盖所有领域。“进步的事实并没有被否定，但越来越多的人怀着一种痛苦的失落和异化感来经验进步的痛苦。”小说中又表现了发展背后的道德观念的堕落与两性关系的畸形，暴露了现代性颓废的一面。对于这种发展的上升的时间观念，叙述者同样流露出两种相反的情绪：一方面，他对社会的迅猛发展不无兴奋与自豪，“时代的讯息像风一样地刮过来，以它自己的速度生长，减弱，就变成我们自己的东西了”。另一方面，面对人性的堕落与异化，又不无失望与担忧。
　　八十年代，是一个新旧交替与混杂的时代。在这座小城里，新的时间观念正在确立，旧的时间观念并没有即时退出。首先搅动小城的广州发廊与过去的建筑并排而列，就是这样一个象征：“广州发廊开在后街上，这是一条老街，也不知多少年了，这条街上就有了新华书店，老邮局，派出所，文化馆，医院，粮所……后来，就有了这家发廊。”小城同时并存着两种时间观念，一种是停滞的时间，一种是上升的时间；一面是日常生活舒缓自律的节奏，一面是现代化高速运转的进程，传统与时尚，保守与进步，对照、并列、交叉、参差、替代，共同描绘着那个过渡时代的特征。出于对时间的复杂感受，萦绕在小城上空的是一种极为复杂的情绪氛围：一种是关于过去的，是渺远的情思，是怀旧的忧伤；一种是关于现在的，是对进步的感喟，是对变动的疑虑。这些混杂的情绪，共同凝结为一种对一切都无从把握的困惑：“那些年，我们的疑心病是重了些，我们是对一切都有好奇、都要猜忌的。那的确是个与众不同的年代吧，人心总是急吼吼的，好像睡觉也睡不安稳。一夜醒来，看到的不过还是那些旧街道和旧楼房，可是你总会感觉到，有什么东西变了，它正在变，它已经变了，它就发生在我们的生活里，而我们是看不见的。”
　　魏微确乎是一个书写时间的高手。小说的第一句是：“算起来，这是十几年前的事了。”到了小说收束的时候，她又写道：“这一晃，已是十五年过去了。”前后呼应，恍若一梦，她的立足点都是现在，是当下。八十年代是回眸中的八十年代，它被现在包裹着，像是被镶嵌在一个镜框里一样，让你抚摩，感叹，回忆，平添了一份怀旧的意味，怅惘而悠长。现在――过去――现在，小说在结构上是封闭的，在时间上又是开放的，如同一把折扇，打开又合上，但扇面上的那幅水墨小品，却永远镌刻在人们的记忆里。
　　对于时间，魏微反复咏叹，反复抒写，神来之笔，俯拾皆是。如此自觉的时间意识，不免使人想起写出《金锁记》和《封锁》的张爱玲。她们都是在透过时间写一切都犯了冲的过渡时代。只不过，在总体上，张爱玲的时代在破坏，在下沉；而魏微的时代在建设，在上升。
　　
　　独立与依附：日常秩序的艰难突围
　　
　　在过去，无论在封建私有制条件之下，还是在计划经济环境之中，农民都被束缚在土地上，是纯粹的日常生活主体，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几乎就是全部的生活内容。八十年代以后，中国启动了改革进程，小农经济受到历史上最为深刻的冲击。城市化、市场化开始“斩断传统社会中的天然关系和宗法血缘关系，打破传统农民对土地的依赖和人身依附，从而使人走出封闭的日常生活世界”。但是，理论上顺理成章的东西，在现实中真的会一帆风顺吗？《大老郑的女人》所聚焦的，就是农民摆脱土地依赖的艰辛，挣脱人身依附的困惑。
　　（一）向非日常生活主体转化的艰辛
　　随着社会化生产的拓展，许多农民告别了封闭熟悉的日常生活世界，走向都市，踏上市场。于是，在这个千年如一日的小城里，出现了众多的异乡人。“外地人不知怎么找到了我们这个小城，在这里做起了生意，有的发了财，有的破了产，最后都走了，新的外地人又来了。”大老郑和他的三个弟弟，都这样来到了这座小城。对他们来讲，不管成功或失败，最重要的是毕竟他们已经冲破了日常生活的束缚，置身于一个充满竞争与不确定性的陌生世界里，开始发挥自身的创造性。
　　有人未能走出土地和家庭，还固守传统的生活方式。女人乡下的男人就是如此。他种地、养猪，一切都只为衣食谋；他固守小农观念，认为农民种地是天经地义的事；他还企图把妻子重新拉回到日常秩序中，恢复夫唱妇随的生活；在思维上，他还处于一种自在的状态，过着贫穷的生活而不知反思。
　　最有意味的是大老郑的女人。她走出了家庭的圈子，进了城。开始，大约也经历了一番新的尝试与探索，叙述者只给我们提供了一些真假难辨的信息：“先是在面粉厂做临时工，后来不知为什么辞了职，在人民剧场一带卖葵花籽。”但无论如何，最后她成了大老郑婚外的女人，在一个新的家庭中担当起了尴尬的角色。她以摆脱对家庭的依附始，以依附新的家庭终，飞了一个圈子又回到日常生活的起点，最终未能从一个日常生活主体，成长为一个自尊自立的非日常生活主体。
　　在这里，魏微对商品经济条件之下人的主体性问题进行了思索。市场经济是一种“主体经济”，面对市场，你需要运用自己的能力，自我判断，自我决策，自我负责；而维护人的主体性生成的契约关系、交换原则，也都借助市场得以形成。但是，从小农经济迈进到社会化大生产，从日常生活主体上升为非日常生活主体的道路是艰辛的。人们有可能拥抱自由自觉的创造性生存方式，充分发挥自觉性和创造性，拥有前所未有的自由感；但有人永远不能超越固有观念和生活方式，而固守在家庭、土地上；也有人试图摆脱日常生活而终至失败，开始走向异化道路。
　　（二）以家庭为本位的社会结构的松动
　　中国传统社会以家庭为本位。“在世界各民族中，中国人的家庭观念相当突出，这与中国长期农业文明中家庭本位的社会构成直接相关。这种家庭本位是直接以分散的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围绕着家庭，出现了父子、夫妻、亲属、邻里等各种关系，生出了种种责任，产生了种种人身依附。
　　随着社会化大生产对小农经济的冲击，传统的家庭观念开始变更。这种变更首先表现在对婚外性行为认识的变化上。小城里出现了温州姐妹，她们“白天做女人的生意，夜里做男人的生意”。这件事的意义不在于本身的真伪，而在于“人们因为这件事被教育了，他们的眼界开阔了，他们接受了这样一个现实。一切已见怪不怪”。此后，“时间已走到了一九八七年秋天，我们小城的风气已经很开化了。像暗娼这样古老的职业都慢慢回头了……”于是，人们的观念愈加开放，婚外的男女关系甚至被视为常态：“一个已婚男子，老婆又常不在身边，那么，他偶尔做些偷鸡摸狗的事也是正常的。”卡尔・雅斯贝斯认为，在现代社会里，“对于婚姻，对于迷恋多夫多妻的倾向……人们都不再恐惧。这种恐惧过去曾经保护了家庭。”这种日常观念的变更，使家庭失去了恐惧感的保护。大老郑的家庭松动，女人的家庭也松动了。西方的一些哲人认为，现代社会，家庭有趋向于瓦解的趋势；而在中国的现代化伊始，这种趋势就表现了出来。家庭观念松动无疑是对常态伦理的挑战，但我们也不能只看到它的消极面。据研究表明，中国传统文化的超稳定结构同传统家庭密切相关，家庭观念不仅统治着日常生活，也错位地渗透到了政治、经济等非日常生活领域，成了现代化的严重障碍。家庭的松动，传统家庭观念的变更，无疑有助于人们打破封闭的传统文化，增强个体独立性，从而加快现代化进程。
　　（三）婚姻与爱情之间的错位
　　与家庭松动相连的一个问题，就是婚姻与爱情的错位。
　　就题材而言，在中国的现代文学中，写女性婚外两性生活的作品并不算少。台静农的《蚯蚓们》和《负伤者》、许杰的《赌徒吉顺》、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中的“典妻”；鲁迅的《野草・颓败线的颤动》、老舍的《月牙儿》、王统照的《湖畔儿语》写的是女人为供养家人而卖身；而沈从文的《丈夫》，卖身则俨然是一种副业，成为女人农闲时节贴补家用的惯常方式……在现代作家眼中，这些人物的家庭生活固然不见得怎么幸福，但只要婚姻同两性关系脱节就意味着痛苦，只要打破了日常秩序就一定是悲剧。魏微的《大老郑的女人》与这些作品在题材上极为相似，价值取向上却有诸多不同。小说中冯奶奶的故事，就是所有这些故事的翻版，但在魏微的笔下，已经消尽了悲剧色彩。她把中国现代作家笔下的含辛茹苦、忍辱偷生的婚外遭遇，描述成“快快乐乐”的幸福生活。大老郑与女人的故事，描述的也不是姘居的苦难，而是爱情的甜美。在魏微笔下，打破日常生活常规的地方就是美的所在。女人与大老郑的同居，遵循的是交换原则，她所得的钱，要供给乡下的丈夫孩子。他们之间存在一种契约关系，女人有很多谋生途径，与大老郑姘居是她的自由选择，没有任何强迫。商品关系对男女关系的渗透，应该说是一种畸形的；但魏微着力描述的，却是畸形中的美丽。他们相伴着平和地过着日子，她给大老郑兄弟，浆洗缝补，做饭炒菜，还给“老四”织毛衣；她同大老郑一块轧马路，“把围巾挂在大老郑的脖子”；她和大老郑孩子般地游戏，“拿手指戳了戳他的腰”……他们在婚姻之外找到了爱情。
　　“以爱为基础的婚姻无需证明合法性，因为它来源于生存，它有着由生命决定的忠诚这样的无条件性……”然而，大老郑的婚姻恰恰缺乏爱情。“大老郑的女人在家乡，十六岁的时候就嫁到郑家了，跟他生了一双儿女。”似乎没有经过自由恋爱，他的妻子很胖，外貌大约也并不美丽，大老郑不肯带她来，不肯回家，甚至从不愿意提及，这一切表明，他远方的故里似乎不会有一个爱情神话；那个女人，属于她的生活是那样贫穷，丈夫又是那样的邋遢，她不肯回家，对丈夫隐瞒了住所，大概在那个不远处乡下的家里，也不会有一段美丽的爱情故事。
　　畸形的男女关系，是不合传统伦理的，但是有爱情；正常的婚姻关系是合乎伦理的，然而没有感情生活。这种婚姻、爱情的错位，本身既是对旧有家庭合理性的质疑，也是对传统日常生活秩序的叩问。
　　
　　全知与限知：双重视角的自由转换
　　
　　一般地讲，短篇小说追求简单的美，单纯的美；但《大老郑的女人》却是繁复的。日常生活本身就是繁杂的、纷乱的，魏微成功地把日常生活的复杂性表现了出来。这里有目不暇接的日常画面：在门口剥毛豆的女人，在槐树下聊天的老人，卖干货糖果的小摊，挤满漂亮女人的发廊……这里出场的人物就近二十个：大老郑、二老郑、老三、老四、女人、丈夫、“我”、“我”父亲、“我”母亲、奶奶……整个小说，场景纷纷繁繁，人物熙熙攘攘，但却杂而不乱；不仅如此，这一切还能在簇拥与喧哗之中，调和出原汁原味的生活韵律，酝酿出别样的情绪氛围。
　　那么，是一种什么样的技巧使魏微绘千里于尺幅呢？是双重视角的设置。
　　表面看来，《大老郑的女人》只有一个叙事视点：“我”。可是，第一人称属于限制视角，只能描述“我”所看到的，所想到的，视线之外的东西无从知晓。魏微不会满足这种限制，她要用那支小巧的笔，绘制一幅日常生活的清明上河图。于是，在你不经意的时候，她悄悄地把“我”换成了“我们”。在有些小说中，“我们”就是“我”，像鲁迅的《孔乙己》。可魏微的“我们”基本属于全知视角，因为它凌驾于故事之上，有一点上帝的味道。很明显，小说中同时存在两个视角：第一人称限知视角和第三人称全知视角。有时候，这两重视角叠合一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以截然分开。在双重视角的支撑之下，叙事者获得了充分的叙述自由：近，可以站在现场；远，可以俯视一切。于是，就有了小城的街头巷尾，有了小城的芸芸众生，有了小城的古往今来。
　　这个“我们”又不纯然是一般的全知视角，它保持了一份第一人称叙述者的矜持，它同“我”一样，不肯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由于双重视角都采取了旁观的态度，也就没有人真正了解大老郑和女人的喜怒哀乐了。这两个人物就生出了陌生感。这种陌生感非常重要，因为它带来了神秘，带来了吸引力。不仅叙事者有了对他们观察的兴味，故事中的其他人物也有了猜测的兴致。大老郑和那个女人，就好像是舞台上的演员，故事中的其他人物，都成了他们的观众。而“我”和“我们”这双重视角，不仅可以对演员直接观察，而且还能对观众的态度一览无余：母亲的精彩点评，爸爸的简短评价，奶奶三言两语的穿插。而“我”，作为第一人称叙述者，虽然是人物，参与了故事，但同时还是旁观者与回忆者，也可以直接抒情议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观点，不同的观点就会产生矛盾。杂语共生，众声喧哗，从而使《大老郑的女人》带上了浓重的复调色彩。复调与过渡时代的矛盾不无关联，同日常伦理的困惑也显得和谐。于是，形式就成了有意味的形式。
　　“世间惟最平实而为万目所共见者，为最难得其神似也。”日常琐事表现的难度，清代人已经有所领悟。魏微却在一个短篇之中，尽展了自己书写日用常行的艺术功力。一篇《大老郑的女人》，不仅于衣食男女、人情交往之间调和出生活的原汁原味，而且还在日常生活形态与观念的微妙变更之中，管窥了时代风云的涌动。
　　（责任编辑：吕晓东）
　　
　　作者简介：翟文铖，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生，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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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衣俊卿．文化哲学――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交汇处的文化批判［Ｍ］．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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