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音秀陕西方言希特勒_希特勒的政治秀
时间：2019-02-16 05:40:32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纳粹的缘起、发展和一度胜利如何可能，原因复杂，绝非可以“一言以蔽之”。在种种阐释的努力中，有人认为，希特勒善于摇唇鼓舌，富于煽动性，把德意志民族欺骗了，德国人民着了这个波西米亚传令兵的道，才跟着他走上了纳粹的不归路。此说固然有避重就轻之嫌，纳粹运动的产生及其得势自有其复杂而深刻的历史、社会、文化、思想、心理等等根源，怎一个“欺骗”了得。但是，纳粹运动的领导层，特别是希特勒本人高度重视舆论和宣传的作用，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德国，这些宣传的确煽动性和蛊惑性极强，给纳粹的夺权之路铺平了道路，也是不争的事实。
希特勒们的宣传手段之高明，希特勒本人及其同伙展现出来的作秀意识和才能，都令人叹为观止。希特勒和他的同志们深知，一个政治主张需要巧妙的包装，才能使其效果最大化，如哈滕豪尔在《德意志的国家符号》里所说：希特勒“对于大众的无意识、对于他们的政治情感的感觉是有把握的，并且借助大规模的群众集会、游行检阅和象征符号巧妙地运用了他的这个感觉，而且比十月革命的继承人运用得更加巧妙”。希特勒们深谙政治与作秀之关系，精于包装和作秀一道，堪称政治营销的高手。所以从另一个侧面看，纳粹运动也可被视为一个超级秀场，希特勒率领纳粹运动的作秀才子和包装大师们粉墨登场，走上政治Ｔ型台，上演了一出政治大戏。
希特勒既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也缺乏渊博的学识，又没有后台和靠山，想要在政治斗争中脱颖而出又何其难哉。少年希特勒的抱负，是做一个艺术家，但是他的艺术抱负被维也纳的艺术卫道士们摔得粉碎。然而他至死都认为自己是一个艺术家，绝不甘于艺术才能被埋没。于是当艺术家未果，他的艺术才能只能转型，到纳粹的政治秀场上一展身手。
希特勒的口才是他最重要的资本之一，于是他就把这个本钱的收益最大化。托洛茨基在《斯大林评传》里评说道：“希特勒特别强调栩栩如生的口才，认为这是领袖的唯一标志。据他说，任何著作都不能像演说那样影响群众，至少是不能使领袖和他的千百万信徒结成巩固的、有血有肉的纽带。毫无疑问，希特勒的判断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不会写作。”无论托洛茨基的评价中肯与否，希特勒之重视演说及善于演说，则是公认的。
希特勒步入政治之初，便已显示出演说的才能。《第三帝国的兴亡》作者夏伊勒记述希特勒早期的一次演讲：“据希特勒自称，他的滔滔雄辞使听众像‘过电’一样激动，其反应之热烈，从会后大家捐献了三百 马克这件事可以得到证明，这暂时减轻了他们党在经济上的困难。”一九一九年十月十六日，希特勒首次在慕尼黑登台发表演说时，仅有听众一百一十一人；而一九二三年五月二十九日，希特勒在巴伐利亚的奥格斯堡发表演说时，已有一万多人到场听了他的演说。等到纳粹上台后，借助大众传播媒介之力，他的听众人数更是动辄达到数百万。
听众之热捧并非偶然。希特勒在演说的题目、演说的方式等方面都做了精心的准备，所以才能吸引“粉丝”们纷至沓来。在题目的选择上，就已见出他的心计。一九二三年的啤酒馆暴动之前，他的演说大多涉及民生问题，特别是魏玛共和国时期与民生有关的政治问题。《凡尔赛条约》在德国引起极其强烈的反弹，希特勒在演讲中便一再选择这个题目。他把协约国逼迫德国签订的《凡尔赛条约》与德国与苏联签订的《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合约》做对比，强调德国的“仁慈”。他指出德国人签订条约时给苏联留出了活路，也给苏联人留下了足够的“面子尊严”；而《凡尔赛条约》则剥夺了德国的生存权和尊严，欲置德国于死地而后快，表现出的只是西方的凶狠与贪婪云云。如是，听众们大受启发，心中激起对西方的仇恨，也产生了对希特勒的“睿智”的崇拜。
一九二三年以后，希特勒的演说题目有很大的改变。在各地做巡回演说时，他不再涉及具体的、各地面临的特殊问题。因为他不熟悉这些具体问题，贸然涉及，效果可能会适得其反，而且这些具体、琐碎的问题也会使他作为领袖人物的高大形象大打折扣。所以他的讲演往往是宏大的、观念性的问题，高屋建瓴，既避开了把他的形象日常化的危险，又不断地拔高自己的领袖地位，一步步强化他的卡里斯马。
演说前，希特勒都要仔细研究与演讲有关的一切情况。他会事先设计好形体动作，讲到什么地方应该做什么样的动作，配合什么样的表情，一切事先都有安排，在此基础上再即兴发挥。演说中的希特勒潇洒自如，看似随意。演讲前，他会准备好演讲提纲，但他的演讲基本上是脱稿的，顶多手持提纲的卡片。他认为，读稿子、或至少手持发言稿是不明智的，会给人以呆板的印象，让听众感到乏味。相反，脱稿演讲显示出演讲者对于演说内容的熟悉、对于局势的把握；更重要的是，脱稿演讲时，演讲者可以根据会场的实际情况及时调整演讲内容和风格，与听众形成互动。
演讲开始前，希特勒的人马会排成整齐的队列，从大厅外面进入室内，然后分列于讲台四周。演讲结束后，这些队伍又排成整齐的队列，从大厅里正步走出。通过这样的队列行进，在听众的心中造成一种感觉，似乎室内和室外被行进的队列有机地连接起来，大厅里的人们与外界心连心。纳粹的会场、希特勒们演讲的大厅里，总是一派井然有序的景象。演讲结束后，希特勒总是要绕场一周，与听众们握手，缩短他与听众之间的距离，增加听众对他的亲近感。在演讲过程中，他会随意地根据情况转向各个方向的听众，让任何人都可以看到他的全身像，他似乎在对每一个人说话，没有人觉得自己处在一个受冷落的位置。在一九三四年纽伦堡的纳粹党代会上，这一系列技巧被发挥到了极致，极大地提升了希特勒的亲和力及纳粹的影响力。
演讲时，希特勒一般避免登上大厅内固有的讲台，因为这样会把他自己和听众隔开。特别是在早期，他经常让人在会场中央搭起一个讲台，把自己置于听众的中心位置，缩短了他与听众之间的距离。此举还给人一种印象，似乎他并未采取保护措施，把自己完全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以显示他的坦荡和勇气。实际上，纳粹的安保很严密，进入大厅需要验票，与纳粹离心离德之辈即便进来，也不可能兴风作浪扰乱会场。因为会场的听众中，冲锋队员及纳粹的暴力团体早已分布在各个位置，一旦有人敢于捣乱，马上就会被制服。在这种情形中，即便是想来制造事端者，为周围的“气场”所震慑，也不得不跟着听众一起鼓掌，否则就会太“与众不同”，引起周围人的注意。
在演说的风格上，希特勒的语言简单而明了，让任何人都听得懂。他的演说不仅“振聋发聩”，极富“启发性“，煽动力极强，而且很有观赏价值。他善于插科打诨、扔包袱、卖关子，制造噱头，幽默搞笑。他在演说中，经常是挖苦讽刺不断，把听众引得大笑，以致他的演说经常被掌声打断，这些噱头都极大地提高了宣传的效果。
正因为希特勒深知宣传鼓动的重要性，他不但自己身体力行四处演说，而且还不遗余力地培养演说人才，打造一支演说梯队。一九二五年，希特勒抱怨纳粹党里真正能够演说的人不超过十个，到一九二六年，纳粹党里能演讲的人便已超过七十人。一九二八年，他责成纳粹的宣传鼓动家弗里兹・赖因哈德建立演说学校，培养专业的演说人才。凡有志于演讲的同志，皆可报名参加考试。被录取者经过苛严的培训，最后参加严格的考试，通过者获得演讲证书，然后才可以“持证上岗”，正式举行演说。而且演说者也分为不同的级别，即“地区级演讲者”、“省州级演讲者”（Gauredner）和“帝国级演讲者”。通过这种培训，演讲者队伍迅速扩大，质量迅速提高，越来越专业。一九三○年，纳粹拥有专业演讲者约一千人；这些人在一九三○年的大选中举办了三万四千场竞选演说，为纳粹的竞选提供了强大的支持。到了一九三三年，这支队伍扩大到六千多人，可谓“兵强马壮”。
在与科学和技术的关系上，纳粹对于新技术异常敏感，很善于吸收最新的技术成果并为己所用。在这个层面上，第三帝国展现出了鲜明而强烈的现代性。一九三三年，纳粹上台，作为执政党拥有的各种资源更使纳粹运动如虎添翼。希特勒们灵敏地意识到新媒体的、尤其是新型的商业广告宣传的作用，并恰如其分地把这个技术用于宣传，取得了异乎寻常的良好效果。就言说和文字的关系而言，希特勒很清楚报纸杂志的局限性。在当时的德国，平面媒体的涉及面比依托视觉和听觉的新媒体要窄得多；尤其是在社会的层面上，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中下层更喜欢视觉和听觉的接收方式。所以对他来说，演说先于报纸，演说重于报纸。的确，演说在欧洲现代社会中的作用之大，非二十世纪之前可比。与希特勒的演说才能相匹配的，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德国开始普及的新兴媒体广播和收音机。
希特勒们敏锐地认识到新媒体的威力，大力支持广播事业的发展，采取了诸如取消收音机收听费、分期付款购买收音机等措施，使德国的收音机产销量都迅速上升。一九三九年，德国已拥有一千一百万台收音机，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虽然希特勒“让收音机走进每一家”的计划未能实现，但是这种新媒体的功能与希特勒及戈培尔等人的演说才能完美匹配，使他们得以尽情发挥其宣传和煽动的本领。每当希特勒要发表广播演说时，第三帝国的宣传部门和广播电台都会事先预告“元首将有重要演说”，于是就出现了一幅幅当时颇为典型的情景：一家家德国人团团围坐在“大众接收机”旁，虔诚地聆听元首的演讲。这样一来，许多平时并不读报的普通人家也通过电波听到了希特勒富有煽动力的声音，潜移默化中接受了许多纳粹的思想。希特勒的口才、广播等新媒体、德国风起云涌的群众运动三者一拍即合，希特勒的演说才能找到了用武之地。
除了手段的现代化之外，希特勒尤其注重心理战的作用。希特勒把大批失业者组织起来，让他们穿上统一的褐色制服，派他们举行集会，组织各种各样的活动。此举使这些本来觉得被社会抛弃了的无用人有事可干，驱散“没用了”的沮丧，让孤独者不再孤独，使他们恢复了自尊和自信，心理上找回了平衡。在队伍中，这些失业的个人有了集体可以认同，德国人本就缺失的国家认同有了替代物，德国社会转型期里由于社会巨变而倍感孤独的个人终于“找到组织”，“找到自己人”。这样，这些恢复了自尊和自信的人便死心塌地忠于他们的信仰、忠于元首。德国的中产阶级和社会上层最惧怕混乱和动乱，这时在制服化的纳粹运动中，他们看到了安定和秩序，看到终于有了制服左派力量的克星，而且纳粹组织的纪律也容易满足他们世世代代对于秩序的依赖，从心理上也比较容易认可纳粹的统治。制服化和组织起来，在纷乱的德国社会中让人看到秩序的希望。
纳粹运动不但是一次青年运动，更是一次群众运动。其声势之浩大，可谓波澜壮阔。里芬斯塔尔的纪录片《意志的胜利》记录了一九三五年纳粹在纽伦堡举行的党代会的盛况，便是一个明证。演说除了可以取得更大的煽动效果之外，也与纳粹作为群众运动的本质极其匹配。大规模的群众集会本来就会产生特殊的心理作用。希特勒深知此道，频频举办大型集会。在群众大会上，借助技术的进步，扩音器使元首的演讲可以直达每一个与会者的耳中。而且在群众大会上，个人和集体的关系进一步升华，个人有了集体可以认同，感觉到融入集体，自工业化以来长期困扰德国的“社会”与“共同体”的冲突，似乎被制服了，“社会”带来的分歧、矛盾、冲突在群众集会中似乎遁去，和谐的、没有冲突的、共济会式的“共同体”的理想似乎已经实现。从同志般的共同体到全民的“民族共同体”，将只是一步之遥。在这个共同体中，人人不止穿着同样的制服、喊着同样的口号、怀抱同样的理想，而且唱着同一首歌，同喜同悲，真正成了“同情者”。
大规模的群众集会何时、何地举行，也是非常讲究的，时间的维度尤其重要。在《我的奋斗》中，希特勒说道：“演讲的时间对于演讲的效果，也是有着很大的影响的。”电影院里的黑暗有助于制造梦境乃至幻觉，梦工厂也正是在电影院里才最能展示其造梦的本领。起初，希特勒也不谙此道，把演讲的时间安排在上午，结果效果极不理想。经过总结，他发现：“上午、甚至整个白天，人的意志的各种力都处于高度的活跃状态，所以会对于把一个陌生的意志、一个不熟悉的观点强加给自己而产生抗拒。与此相反，晚上他们会更易于屈从于一个更强大的意志的控制力。”
而到了夜晚，人们一天劳作之后消耗了体力与精力，身心疲惫，头脑更易于被操纵，所以月黑风高之夜不仅是劫道杀人的黄金时段，也是制造梦境和幻觉、调动情绪、撞击无意识的好时光。夜色中，黑暗中人与人的界限和区别变得模糊，人的存在被匿名化，于是人可以做出在“光天化日之下”不可能做的事情，譬如就算“失态”又待如何，“反正谁也看不清谁”，人的不良情绪大量释放，心情得到宣泄。夜幕本就神秘加浪漫，再加上声光电的巧妙运用，群众集会的效力在夜幕下事半功倍，纳粹党的火炬游行印证了这一思考的合理性。夜色中，无数把火炬星星点点，似乎把人们带回到了史前时代，历史与现实的界限似乎溶解了，一种原初的感觉被唤醒。此外，夜幕中的大规模群众集会上，大量的灯光集中在讲台等某些特定的地方，使参与者的目光聚焦在组织者想要大家注意的关键部位，而其他地方则笼罩在黑暗之中。一明一暗，给参与者提供了心理上不被窥视的安全感，又把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集会的主题上。因此，灯光的使用使环境的神秘感倍增，演说者的煽动性加上环境的诡秘性，群众集会的煽情效应被发挥到极致。或许可以说，纳粹们从另一个意义上领悟了诺瓦利斯的《夜颂》，纳粹运动的群众集会以其实践真正唱了一首“夜的颂歌”。
纳粹集会的会场布置也是精心策划的，尽力强调体积的作用，突出了一个“大”字，突出大与小的反差。舞台或讲台上巨幅的标语、横幅与人的身体形成鲜明的对比，使个人在这样的场地中显得极为渺小，集体、民族、国家的意义凸显，在无意识中就已种下了个人微不足道、整体才是重要的种子。体积的运用也显示出希特勒们宣传攻势的匠心。
由此可以看出，纳粹领导层的宣传动员能力的确不可小觑，希特勒的作秀才能在纳粹运动中大展身手。关于希特勒的导演才能，后人们多有议论，也早有定论。需要指出的是，希特勒的“秀才”服务于恶，所以为害甚广。从这个视角来看，“欺骗”说的确不是空穴来风。而希特勒们的宣传鼓动危害甚广，令后人厌恶之至，所以战后德语中“宣传”（Propaganda）一词也被污名化，成了一个贬义词。当然，我们也不可忘记，就在希特勒大展其“秀才”之时，德国的左翼和坚守西方文明价值观的政治力量并未受其蛊惑，而是坚守自己的政治理念，与纳粹势力势不两立，“欺骗”说难以自圆其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