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拉伯:源起\现实与反思 欧拉恒等式的现实意义

　　“欧拉伯”(Eurabia)是由英文“欧洲”(Europe)与“阿拉伯”(Arabia)两词组合而成的一个新的人造词。一九七三年中东十月战争结束不久,法国新创刊的一份以欧阿合作为主题的时事评论杂志,以《欧拉伯》(Eurabia Newsletter)为刊名,由此正式“制造”了这一新词。该杂志围绕当时“欧-阿对话”(Euro-Arab Dialogue)发表评论,并没有产生太大的社会影响。但是,“欧拉伯”一词,却逐渐被英、法、德、荷等诸多拉丁系语言所接纳,成为一个国际性词汇。例如,荷兰鹿特丹伊拉斯姆斯大学(Erasmus Universiteit Rotterdam)的“摩洛哥―荷兰学生联合会”就自我命名为“欧拉伯学生联合会”(荷兰文:Eurabia Studentenvereniging)。在此,“欧拉伯”还只是一个中性且多少有些调侃味道的符号。
　　然而,二○○五年一月出版的《欧拉伯:欧洲―阿拉伯轴心》(以下简称《欧拉伯》)一书,对“欧拉伯”进行了重新解构,将其定义为“欧洲正在阿拉伯化、伊斯兰化”的政治标签,并进而衍生出“欧拉伯威胁论”,从而引发欧、美、中东学界、政界的广泛关注与争论,“欧拉伯”成为研究当代欧洲政治的重要新概念。
　　《欧拉伯》作者贝特・叶奥(Bat Ye’or)是一位犹太裔女学者,出生于埃及,第二次中东战争后成为政治难民,一九五七年以“无国籍难民”身份得到英国庇护,并进入伦敦大学学习。一九五九年,叶奥结婚并随其英国籍丈夫入籍英国,次年,夫妻俩移居瑞士,叶奥随之转入日内瓦大学继续完成其学业,后成为瑞士永久居民。
　　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叶奥发表了大量著述,以犀利尖锐的文笔,阐述她激进的犹太复国主义政治观,毫不留情地对一切反犹观念口诛笔伐,在美国“九一一”事件之后,更对“伊斯兰恐怖主义”大加鞭挞。因生命安全曾经受到威胁,这位犹太女学者一直用各种笔名发表文章。一九七一年她发表第一部专著时使用的笔名是雅胡蒂雅・玛斯丽雅(Yahudiya Masriya),意为“埃及犹太之女”。而“贝特・叶奥”则是她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后经常使用的又一笔名,取自希伯来文“尼罗河女儿”之意。
　　叶奥在《欧拉伯》一书中追溯了伊斯兰教自诞生后,如何一再发起讨伐异教的行动,步步攻城略地,历经千年,将原本信奉犹太教、基督教、印度教、佛教的欧亚非大陆城池,一个个伊斯兰化。在警告世人必须警惕伊斯兰狂热扩张本性的基础上,叶奥着重分析了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降欧洲与阿拉伯关系的演进趋势。她认为,自从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以法国为首的欧共体与阿拉伯联盟高层建立了“欧―阿对话”框架之后,欧阿双方就开始了肮脏的政治经济交易。
　　在叶奥笔下,欧美争霸是欧拉伯形成的最大推手。她认为,无论是当年的欧共体还是今日的欧盟,与美国都不存在价值观或意识形态上的差异,欧美之间长期延续的是争夺世界霸权的竞争。她指责欧洲为了达到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与美国分庭抗礼的目标,竟然不惜以牺牲原则为代价,迎合甚至臣服于阿拉伯国家,以换取后者的支持。叶奥认为,欧阿交易的最终目标,是在政治、工业、金融及文化传媒全面合作的基础上,实现商品、人员的互通有无,扩充实力,从而形成一个足以和美国相抗衡的“泛地中海的欧―阿实体”(pan-Mediterranean Euro-Arab entity),将美国势力逐出中东,彻底孤立直至灭亡以色列。
　　叶奥还从人口生态的角度,剖析了“欧拉伯”形成的人口基础。她指出,由于欧洲人口出生率下降,劳动力短缺,而贫困的阿拉伯国家则保持着很高的出生率,因此,大量的劳动力进入欧洲,形成了日渐庞大的穆斯林社群。在欧洲新出生的人口中,穆斯林后裔几达半数。欧洲经历数十年扩张性发展所导致的后果是以清真寺为标志的穆斯林小区已经玷污了欧洲诸多世界名城。叶奥用极具讥讽的犀利笔调写道:想当年,欧洲帝国主义曾经在穆斯林的国土上为所欲为;现如今,却是穆斯林国家对欧洲政治颐指气使,可怜而无奈的欧洲对自己土地被穆斯林殖民化,竟然束手无策。
　　叶奥斥责欧洲的多元文化政策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绥靖政策的现代翻版。她认为,宽容的多元文化政策不仅为伊斯兰教在欧洲立足敞开方便之门,同时还助长伊斯兰政治观、价值观在欧洲的全面传播。如今,伊斯兰教已经在欧洲许多国家成为仅次于基督教、天主教的最大宗教,穆斯林在欧洲社会宗教文化生活中的影响随处可见。叶奥认为,欧洲政治家们为了满足称霸世界的野心而与阿拉伯国家为伍,却导致欧洲社会出现危险的背离欧洲传统自由民主原则的倾向。她认为,当代欧洲法西斯和新纳粹势力的兴起,正是宗教激进主义在欧洲势力扩张的直接结果。就在叶奥构思和写作《欧拉伯》之际,二○○四年三月十一日发生了马德里爆炸案,接着,同年十一月二日又发生了荷兰电影制片人德奥・凡高(Theo van Gogh)在大街上被极端分子枪杀的事件,叶奥认为,这一切都是欧洲养虎为患的报应。
　　用叶奥自己的话说,《欧拉伯》所描述的是近三十年来欧洲政治文明的转型,即欧洲如何从具有悠久历史的犹太―基督文明,转变为臣服于伊斯兰强权的后犹太―基督文明。叶奥在书中提出了“欧拉伯理论建构的五大支柱”(Five main pillars of Eurabian doctrine):欧洲人的胆怯与贪婪促成欧―阿联手;欧―阿之间因石油交易而结盟;欧洲人愚蠢地以为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可以和平共处;欧洲尤其是德国人内心深藏对犹太人的仇恨;欧洲借重阿拉伯旨在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叶奥据此总结道,胆小的欧洲民主派、专横的阿拉伯统治者与胡作非为的伊斯兰恐怖组织之间奇特的联手,构成了当今的“欧拉伯”。
　　《欧拉伯》一书出版后,即刻引起欧美中东政界、学界的广泛关注。半年后的二○○五年七月七日,伦敦遭遇恐怖袭击,四名自杀式炸弹袭击者及被逮捕的嫌疑人都是穆斯林移民后裔,该事件使叶奥与欧拉伯之说的影响力急剧升温。支持者认为该书资料详实,证据有力,逼真地展现了欧洲臣服于阿拉伯所造成的可悲可叹的后果。《纽约邮报》二○○五年六月二十六日的一则评论指出:欧洲政治家有意无意地充当了伊斯兰极端分子的帮凶,绝大多数善良的欧洲人对迫在眉睫的威胁或一无所知,或视而不见,叶奥的研究及时向世人敲响了警钟。以色列舆论界更是对叶奥的研究拍手称快,《耶路撒冷邮报》二○○五年四月二十九日的一则书评高度评价该书“无疑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初的一部重要著作”,指责“欧洲政治已经被阿拉伯绑架”,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欧洲正在被伊斯兰宗教所淹没。美国《民族评论》杂志二○○五年五月刊登的一篇文章,更称赞叶奥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勇敢的预言家”。
　　继《欧拉伯》之后,一批围绕同一主题的著作相继问世。同年十月,美国《华盛顿时报》社论版主编托尼・布兰克利(Tony Blankley)出版了《西方最后的机会:我们能在文明冲突中获胜吗?》(The West’s last chance: Will we wi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指责欧洲已经在欧拉伯的道路上走得太远。他认为,欧洲不仅因为接纳了大量穆斯林移民而出现人口构成的欧拉伯化,而且,欧洲多元文化主义在所谓一切文化平等的口号之下,已经完全丧失了对自身文化和民族进行保护的意识。欧洲对伊斯兰的宽容,实际上已经转变为对西方自身文化令人惊异的自惭形秽。布兰克利将欧拉伯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希特勒的欧洲相提并论,认为美国决不能与一个和法西斯同流合污的欧拉伯共存。
　　二○○七年六月,在伦敦地铁爆炸案发生两年之际,英国资深记者梅勒妮・菲利普斯(Melanie Phillips)以蕴含“伦敦已经被阿拉伯人伊斯兰化”的新词――“伦敦斯坦”为书名,出版了新著:《伦敦斯坦:伦敦如何在内部制造一个恐怖的城邦》(Londonistan: How Britain is creating a terror state within)。她认为,两年前发生的伦敦地铁爆炸案,将一小撮伊斯兰恐怖分子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当年的大不列颠帝国之都,竟然在近十年沦为伊斯兰极端分子的总部,就在英国情报部门的鼻尖下,恐怖组织公然编织起了一个集联络、招募、训练甚至金融营运为一体的犯罪网络。作者严厉指责欧洲许多国家已经完全臣服于“宗教法西斯”。
　　二○○七年九月十一日,在“九一一”事件六周年之际,纽约道伯利德出版社推出了《沉睡的欧洲:激进的伊斯兰如何从内部摧毁西方》(While Europe Slept: how radical Islam is destroying the West from within)一书。该书作者布鲁斯・巴维尔(Bruce Bawer)是美国的专栏作家,一九九八年移居阿姆斯特丹,当他在欧洲居住近十年后出版该书时,自认为已经成为一名“欧洲人”,足以对欧洲品头论足。他认为,欧洲社会政策失误严重,政府当局将那些本应为劳动者发工资的巨额钱款拿去发救济,养懒汉。他痛斥多元文化主义是无原则的宽容,认为正因为多元文化主义在欧洲被奉为“圣经”,因此,无论是学界、政界还是媒体,任何一点批判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声音都遭到压制,其结果,是伊斯兰极端分子得以在欧洲营造一方为所欲为的天地。他认为,当天真的欧洲人仍然沉醉在社会和谐的美梦之中时,生活在他们身边的穆斯林移民却在享受着欧洲美好社会福利的同时心怀叵测,他们所制造的骚乱、暗杀乃至大规模恐怖爆炸,正在扼杀欧洲的自由与民主。
　　以欧拉伯为主题相继问世的著作还有不少,且好些都以骇人听闻的书名吸引读者的眼球。如:《欧洲末日:古老大陆的墓志铭》(The Last Days of Europe: Epitaph for an Old Continent);《欧洲警示:为什么欧陆危机也是美国的危机》(Menace in Europe: why the continent’s crisis is America’stoo);《衰落与垮台:欧洲的慢性自杀》(Decline and Fall: Europe’s slow Motion Suicide);《孤独的美国:我们所知道的世界末日》(America Alone: the End of the World We Know It),等。
　　笔者以为,“欧拉伯”之说的出现,欧洲的阿拉伯移民社群及伊斯兰宗教被严重妖魔化,有其特定的历史因果关系,涉及欧洲内外多重因素。
　　就欧洲内部而言,欧拉伯之说通过凸显欧洲穆斯林移民社群迅速壮大的事实,刺激欧洲人面对自身人口老化、经济实力下降而产生的担忧,将人口跨境流动所带来的影响,与同期发生的若干恐怖事件混为一谈,制造了耸人听闻的欧拉伯威胁论。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伴随着战后欧洲重建,经济发展,当时的欧共体国家曾经实施过“客工”(guest workers)制度,即从邻近贫困的西亚、北非国家招募年轻力壮的劳动力到欧洲务工,数以百万计的移民工人与欧洲雇主签订了劳务合同,被“请”进欧洲。据一九七五年统计,当时欧共体九国的外籍工人连同其家庭人口已达到一千二百万人,比十年前增加一倍以上。
　　欧洲国家将移民工人当成“客工”的潜台词,就是希望他们在完成劳务合同、即做完“客”之后就打道回府。但是,十几二十年后,当欧洲想要将“客人”送回去时,却发现“客人”不想回去了:或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那里的工作和生活,他们的家属也已来到移入国团聚;他们与原居地已经形成距离,而在移入国成长的下一代更是对原居地完全陌生。欧洲当地国舆论惊叹:“我们需要的是劳动力,但男女老少全来了。”单一的移民工人群体于是向多元的定居社群转化。
　　然而,更重要的是,当我们从宗教文化角度对这一庞大的移民群进行分析时,我们就会发现:无论是西亚的土耳其、伊朗、伊拉克,还是北非的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这些欧洲“客工”主要来源国的民众均以信奉伊斯兰教为主。因此,当这些国家的移民进入并定居欧洲之后,自然而然带来了他们的伊斯兰信仰,穆斯林文化伴随着大量移民的进入而在欧洲各国形成了当代传播潮。
　　从发展中国家进入发达国家的第一代移民工人的共同点,是可以接受低于当地人的生活水平,可以接受低于当地工人工资水平去从事脏、乱、险的工作,并且超时超量工作。但,从移入国获得的高于原居地的收入,使他们在心理上获得了向上流动的满足。而且,第一代移民工人往往是当地国社会文化生活中的隐形群体,因为他们大多埋头打工赚钱,对当地国社会文化既不熟悉,更缺乏争取自身权益的意识。
　　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西欧主要国家几乎没有什么大型的清真寺。当这些外来客工群体既无经济实力也无政治渠道时,一般连想都不敢想去烦扰政府当局为其提供宗教礼拜的正式场所。他们大多通过私人联系渠道,默默地聚集到某位穆斯林家中的厅堂、后院或地下室做礼拜,听来自家乡的阿訇在私人场所为其传经布道。因此,那时欧洲当地人所看到的,可能是某些街区多了些阿拉伯面孔,可能是自己孩子的班级上增加了阿拉伯裔同学,然而,他们不会看到那些在私人场所举行的礼拜,不知道来自中东国家的阿訇在和他们的同胞们说些什么,也不去关心穆斯林邻居的精神需求是什么。
　　在貌似安宁的表象下,上世纪八十年代后西欧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实施的多元文化政策,在提倡文化平等的显功能背后,同时也产生了从另一维度唤醒移民后裔民族、宗教意识的潜功能。
　　多元文化政策倡导外来移民享有文化上的平等权,具有不同文化、宗教背景的外来移民们,可以正式组织自己的社团,公开庆祝自己的特定节日,向下一代教授自己的民族语言和传统习俗。由此,建立正式的清真寺,很快成为穆斯林移民社群的强烈要求,而德、法、荷、英等欧洲国家当局也以居高临下的文化宽容予以恩准。然而,令主人们料想不到的是,此时也正是中东产油国经济高速发展的阶段,迅速壮大的经济实力使其有可能成为境外穆斯林移民群体建造清真寺的后盾。因此,在欧洲穆斯林移民社群的积极申请与运作下,在来自祖籍国的经济支持下,短短十几二十年的时间里,一座又一座具有大圆顶、宣礼塔的清真寺,迅速遍布伦敦、罗马、柏林、巴黎、维也纳、日内瓦、莫斯科、阿姆斯特丹、鹿特丹、马德里、斯德哥尔摩等欧洲名城,而且越造越醒目,越造越宏伟,有些足以与那些历时千百年之基督教、天主教教堂相媲美,成为欧洲的新景观。
　　英国在一九六三年时,全国仅有十三座清真寺,进入二十一世纪时,已猛增至六百多座,全国穆斯林组织超过一千四百个。在首都伦敦西南郊,二○○三年建立了全西欧最大的清真寺,占地两万一千平方米,可同时容纳一万人做礼拜。而且,在伦敦为迎接二○一二年奥运会的早期宣传计划中,为争取阿拉伯国家对其申办奥运会的支持,曾宣布将在奥运会主场馆附近建造一座可让四万人同时做礼拜的更大规模的清真寺。在法国,约六百万穆斯林拥有一千三百多座清真寺,并设有专门的电视台为本社群服务,法国迪斯尼乐园也专门设有穆斯林祈祷室。在意大利,大约一百五十万穆斯林建造了四百五十座清真寺。在荷兰,第一座在外观上具有鲜明特征的清真寺于一九七五年建于荷兰东部的工业城市阿尔默洛(Almelo),时至二十世纪末,荷兰全国大大小小的伊斯兰礼拜场所达四百多个。在德国,一九九○年之前全国仅三座清真寺,十多年后,德国的四百万穆斯林已经在全国各地建造了一百五十九座具有显著伊斯兰风格的大清真寺,同时还有外部特征不明显的清真寺上千处。
　　与此同时,在欧洲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穆斯林也开始活跃于欧洲社会。他们自幼在欧洲接受了自由、平等的教育,当他们走向社会时,理所当然地要求与当地同龄人享有平等的权利,过和当地人一样的生活。然而,外来移民家庭缺乏当地社会资本支持的现实,存在于主流民族与外来民族之间实际上的不平等,主流社会以居高临下态势对“异民族”表现出的“关怀”或“恩惠”,无不激起年轻一代移民后裔的不满。理想化的自由平等想象和遭受社会排斥的生活现实相互碰撞,转而向与生俱来的伊斯兰教信仰寻求精神支柱,就成为当今依然生活在欧洲底层的年轻穆斯林群体具有共性的生存状态。
　　有调查以德、法、荷等国的穆斯林青年女性为例,显示其所形成的“双文化”特征:在政治上,她们理直气壮地争取并维护自己作为欧洲居民的一切权利,在个人生活上,她们要求享有充分的自由,尤其不接受父母对自己婚姻及私生活的任何干预。但是,在宗教文化上,她们却强化并大力彰显对伊斯兰教的高度认同,甚至比父母辈有过之而无不及。当年她们的母亲在下飞机的同时好些人随手摘掉了自己的头巾,尽量淡化乃至抹去自己外在的差异,有些实在无法不戴头巾的女性,也选择那些颜色鲜亮的头巾,融美化与传统为一体。然而,当女儿一辈成长起来时,一些人却出人意料地捡起母亲们扔掉的头巾,而且回归到传统的以黑、白为主的单一色调,更有甚者还穿上最保守的伊斯兰黑色长袍。通过这些具有特殊象征意义的行为,她们自豪地彰显自己纯粹而圣洁的穆斯林认同,凸显自己的身份象征。
　　穆斯林移民后裔在回归伊斯兰的趋势下,又出现进一步分化。信奉传统伊斯兰教者是主流,他们崇尚和平正义,鄙视物欲横流的“西方文化”,拒绝与没落的“西方社会”同流合污,他们强化自身的宗教文化认同,从中汲取精神力量。但对少部分人而言,当传统伊斯兰教无法平息他们的不满与内心深处的躁动时,某些特定事件的刺激或极端主义的蛊惑,就可能引诱其走向人类社会的对立面。那些被极端主义洗脑、控制的少数人,穿起长袍,蓄起胡须,以反社会行为发泄不满,证明自己的“不凡”,甚至由仇恨而疯狂而丧失理智。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二○○六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在法国、西班牙和英国,几乎每六名穆斯林中就有一人认为“为了捍卫伊斯兰而对平民进行自杀性攻击基本上是正当的”。
　　欧拉伯之说正是抓住了欧洲内部所发生的上述社会现象,将其推到极致,演绎出了骇人听闻的欧拉伯威胁论。
　　“欧拉伯”同时亦存在重要的外部原因。首先,欧拉伯之所以能够立足并吸引四方呼应,所凸显的是美国和以色列政界、学界、媒体右翼力量的集结,他们不满法、德等“老欧洲”国家对布什政府所掀起的反恐行动采取不合作态度,力图推动欧洲向右转,将欧洲绑上美国反恐的战车。虽然欧拉伯相关著作中所描述的诸如欧洲人口老化、穆斯林人口比例上升等事实,的确具有客观真实性,但所谓欧阿轴心、欧洲末日、欧洲慢性自杀等论调,则无疑是以危言耸听恐吓世人。
　　其次,“欧拉伯”在批判多元文化主义绥靖政策的旗号下,实际上是人为地固化不同宗教之间的矛盾,并将其无限扩大化。根据英国广播公司(BBC)与世界穆斯林网分别公布的统计数据,欧洲穆斯林人口总计约五千万,约占欧洲总人口5%。虽然总人数可观,但是,他们根本就没有形成一个四处张牙舞爪、并与所有非穆斯林为敌的宗教帮派。一方面,众所周知,在伊斯兰教内部早已分化出什叶派、逊尼派、苏菲派、哈瓦利吉派等不同派别,而什叶派和逊尼派两大派系之间的对立有时并不亚于伊斯兰与非伊斯兰信众之间的差异。另一方面,在欧洲穆斯林中,阿尔巴尼亚、科索沃、波黑等国的本土穆斯林社群,与德、法、英等国的外来穆斯林移民群体之间几乎没有什么直接交往;而在欧洲外来穆斯林移民中,又因为分别来自西亚、北非、南亚等不同国家,相互之间也还存在从语言文化、政治意识到社会网络之间的诸多差异。例如,在英国穆斯林移民当中,既有相当一部分是从马来西亚到英国留学并在完成学业后留居当地的知识分子,也有得到英国庇护的伊拉克难民,虽然他们同为穆斯林,但彼此之间的差异,与前者同其信奉基督教的英国同事之间的差异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再者,“欧拉伯”无视欧洲穆斯林移民群体崇尚和平友好的主流,无视他们在长期与欧洲本地民众的和平交往中业已增进了的相互理解与和睦共荣。仍以前面提及的美国皮尤研究中心二○○六年的数据为例。该调查显示:法国、西班牙、英国三国穆斯林认同“为捍卫伊斯兰而对平民进行自杀性攻击”是“基本正当”的比例分别为16%、16%和15%,的确比较高。但是,同一比例在尼日利亚穆斯林中是46%,在约旦29%,在埃及28%。与这些国家相比,欧洲穆斯林对恐怖行动的赞同率是比较低的。尤其德国的例证更具有说服力:德国穆斯林社群主要来自土耳其的移民及其后裔,根据同一调查,土耳其本国穆斯林对恐怖袭击持基本赞成态度的比例是17%,而德国穆斯林中持赞成比例是7%,比前者低10%。由此可见,生活在德国的穆斯林移民及其后裔与其祖籍国的穆斯林之间,已经在政治倾向上形成一定差别。
　　总之,以《欧拉伯》一书为代表的“欧拉伯威胁论”,将欧洲与阿拉伯国家的外交关系、伊斯兰在欧洲的影响,尤其是伴随着阿拉伯移民在欧洲立足而形成以清真寺为表征的阿拉伯社区问题,统统推上了冷战之后所谓“文明冲突”之国际政治的层面。“欧拉伯”之说可谓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欧洲版,是欧、美、以社会中的右翼势力分化欧阿友好力量,挑拨欧阿关系,要挟欧洲彻底放弃温和的多元文化主义的一柄利剑。因此,深刻认识“欧拉伯”的源起、实质及影响,剖析欧盟国家近三十年来所实施的宗教文化政策的显功能与潜功能,应当是我们研究欧洲社会政治动向应当密切关注的重要问题,同时亦值得引以为训。
　　(Bat Ye’or, Eurabia: The Euro-Arab Axis, Cranbury, N.J.: Fairleigh Dickins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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