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名剧《蜕变》风波]普法栏目剧2018年最新
时间：2019-02-18 05:27:58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四幕话剧《蜕变》，抗战时期被我国杰出的导演艺术家洪深誉为“十大抗战名剧”之一。然而，谁也不曾想到，围绕《蜕变》的演出，在大后方却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遭遇审查官
抗战爆发以来，剧作家曹禺跟随他任教的国立戏剧学校从长沙到重庆，从重庆又迁移到川南小县城江安。国民党政府大大小小各级机构腐败的状况，给曹禺留下很深的印象，长沙伤兵医院种种腐败现象不断浮现在眼前。江安也有伤兵医院，那儿的情况几乎与长沙一模一样。到处是贪污腐化，大大小小的官员们成天在鬼混。“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大大小小的蛀虫们只知发国难财，借“抗日”的招牌贪污挥霍。而富有革新精神的爱国志士百折不挠地为争取抗战的胜利进行着浴血奋斗。曹禺决定以一个省立后方医院抗战初期的遭遇为题材写一部大型话剧，揭露抗战中大后方的动摇分子和腐朽人物，鞭鞑种种黑暗丑恶的现实，指出中华民族在抗战过程中一定要脱掉那一层腐化的驱壳，新的愉快的生命才能降生。他将这一剧本取名为《蜕变》。
剧本完稿后，立即由国立戏剧学校师生投入排练，由张骏祥导演。1940年3月28日傍晚剧组抵达重庆。
一到重庆，曹禺便担心局势起了变化。听说当局颁布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在戏剧方面加强了对剧团的控制。新近又成立了一个“重庆市戏剧审查委员会”，对每个新上演的戏要进行剧本、演出双重审查。《蜕变》剧本前几天已由剧校校长余上沅教授送上去了，还不知吉凶如何。
一天傍晚，曹禺正在日新餐厅用餐，一位在教育部社会教育司戏剧组工作名叫胡绍轩的朋友匆匆忙忙来找他，说送上去的剧本《蜕变》被否定了。
“他们说这个剧本有什么问题?”曹禺急忙问。
“他们说；第一，剧中第一幕那个乌烟瘴气、贪污腐化的后方医院为什么要写成是‘省立’的?这不是影射整个政府的行政机构吗?第二，省立医院院长的小老婆外号为什么偏要叫‘伪组织’?第三，丁大夫的儿子丁昌为什么要唱《游击队之歌》?而且随战地服务团到西北?那不明明是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吗?第四，剧中人物的一个小道具――丁大夫欢送抗日战士伤愈重返前线时挥动的小肚兜，为什么偏偏是红色的?”
听了胡绍轩转告的这几条意见，曹禺哭笑不得，默然不语：怎么办?遵命改，就要牵一发动全身，失去原意：如果不改，就会“不得上演”。
过了一会儿，余上沅回来了。曹禺将刚得知的情况说了一遍，余上沅气愤了：“还有这样的事?太岂有此理了!不管他，我们排我们的。看看他们明天怎么正式对我们说。”
第二天，“戏剧审查委员会”的审查意见下来了，同胡绍轩透露的几乎一模一样，并且明确宣布：“不作修改，不得上演!”
师生们闻讯，群情激愤。
曹禺同余校长、张导演商量之后，决定作一些小的、无关宏旨的修改。油印修改本送去了。因为通了关节，很快退回本子；回复说：“可以，就照审查过的本子演。不过，公演之前，还要审查演出。”
演出审查开始了。演员们憋着一肚子气，脸上毫无表情，只是上场、下场和走走位置，冷冰冰地背着台词。既无戏的情绪，也无戏的气氛，看得审查老爷直打哈欠。
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过了几个小时，审查演出就算通过了。
4月11日，《蜕变》在重庆国泰大戏院举行首场演出。演出时，剧场里响起一阵又一阵的掌声。尤其是扮演男主角梁公仰的蔡松龄的出色表演，在重庆舞台上创造了一个新型的、具有农民气质的，朴素、慈祥而又果断的爱国志士的形象。
《蜕变》首演的成功，使人们又看到了曹禺光采夺目的新作，也使曹禺和全体师生扬眉吐气。这年6月，国立戏剧学校由三年制专科改为五年制本科，并改名为国立戏剧专科学校(简称“剧专”)。
舌战潘公展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当著名的中国万岁剧团演出《蜕变》时，又遇上了一场更大的风波。
“中万”的演出由著名电影导演史东山执导，著名演员舒绣文、陶金主演(即后来在著名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中扮演交际花王丽珍、负心汉张忠良的演员)。这次演出取得比剧校首演更高的成就，又一次轰动重庆。曹禺看了演出连连称赞：“整个戏如行云流水，演得好，导得好，舞台气氛也渲染得好。”
史东山导演的《蜕变》公演不到两天，当局命令剧团到重庆浮图关国民党中央训练团演出，说是蒋介石要亲自审查。
剧团来到浮图关，只见演出礼堂周围布满了军警和宪兵。演员们化好了妆，舞美人员装好了台。等到下午，侍卫官传话说蒋介石在接见外宾，叫大家继续等。一直等到晚上8点，蒋介石终于来了。他独自一个人坐在第一排离台3米远的一张单人大沙发上，全副戎装，正襟危坐，头上闪着几颗发亮的汗珠。其余大员、侍从们，都退到后面几排，远隔他1米。剧作者曹禺也被召来，陪同观看。
不料，演出结束之后，蒋介石一声不吭，拂袖而去。侍从官及大员们惊慌地跟了出去。
回到寓所，蒋介石将主管文化宣传的张道藩召来训斥了一顿，说这是赞美共产党的戏，他大发雷霆；“笨蛋，那个女人在挥舞红旗，你瞎了眼了吗?!”随即下达手令，禁演此戏。
《蜕变》遭禁的消息传出后，舆论大哗。有人提醒蒋介石，无端禁演一个宣传抗日救国的戏不妥。一周后有人传话：“中万剧团可以演，但剧本必须修改后方能再演。”
当局又指派文化官员潘公展找曹禺谈话。潘公展考虑到曹禺是一个在国内有影响的剧作家，便派人请曹禺宋吃饭，边吃边谈。
在谈话中，关于《蜕变》中揭露国民党统治下生活中的腐朽现象的内容，潘公展只字不敢提及，表面又装得十分客气，慢条斯理地说：
“万先生，委员长看过这个戏了，有几个地方没有看懂，请你解释一下。”“请说吧，潘先生。”曹禺也客客气气。
“剧中一再提到的《抗战必胜》那本书，不知究竟是本什么书?”
“那是宣传抗战的小册子，抗战初期到处都有，潘先生想必也不会不知道吧?”曹禺冷冷地回答。
紧接着是一场唇枪舌战的激烈争论。
“剧中的医院既然是国家医院，为什么不挂委员长的照片?”
“那个医院不愿意挂，我有什么办法?”
“那么，剧中人为什么要唱《游击队之歌》?”
“这是宣传消灭鬼子的歌，前方、后方大家都在唱，为什么戏里的青年丁昌就不能唱呢?”
“为什么戏结尾的时候，让丁大夫手里摇红旗?”潘公展的一双眼睛死死地盯着曹禺，似乎抓住了什么救命稻草。
曹禺起初一愣，转而一想，明白了。他微微一笑说：“潘先生，你又看错了。丁大夫手摇的不是红旗，是一块红布肚兜。那是戏里小伤员的奶奶出于 感激送给丁大夫的。你不知道吗?北方的肚兜都是用红布做的。丁大夫欢送李营长等人重上前线，心里头高兴，总要有点表示，将随手拿着的红肚兜挥动了几下，这又有什么不可呢?”
“就不能改成别的颜色吗?”潘公展气急败坏地说。
“不能!红色象征吉利，何罪之有?”曹禺越说越来气，又斩钉截铁地补充了一句，“不能用别的颜色，不能!”。
“万先生，我劝你还是改一改好。这是委员长的意思。”潘公展理屈词穷，只好亮出底牌，将最后一句话拖得特别慢而重。
“委员长知道打仗一类的事，写戏，他未必在行，还是我们内行一点。这样的事，还是让我们自己来搞吧！”曹禺嘲讽地回答说。
潘公展张口结舌，怏怏而去。
国民党审查大员们接着便对剧本强行删改，强迫演员照此排演，并且要审查排练。演员们在中共南方局党组织的领导下，又展开了另一场巧妙的斗争。他们吸取剧校学生当年的斗争经验，一不化妆、二不搭景，每个人拿剧本胡乱念一遍。还不时提出质问：
“红色象征吉祥，为什么不能用红肚兜?”
“演戏是我们演员的事，委员长和当局还是少管的好!你们为什么要无理干预?!”
问得几个审查大员哑口无言，只好灰溜溜地一走了事。
周恩来同时指示：《新华日报》特辟专栏发表有关评论。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当局被迫撤销禁演令。
压制不住的声音
顽固派害怕《蜕变》，人民却热烈欢迎《蜕变》。从上海到桂林，从延安到苏北，各地争相上演《蜕变》。
抗战期间，苏北根据地新四军的文艺工作者多次上演《蜕变》，每次均大受欢迎。一次在新四军军部黄花塘演出时，陈毅军长和军部直属单位、部队指战员一起，顶着满天的星星坐在广场上观看《蜕变》的演出。演出时指战员们反应非常热烈。
演出之后，听说有少数同志对《蜕变》有一些不同的议论。第二天下午还在军部专门召开了一个大型《蜕变》讨论会，陈毅、钱俊瑞、范长江、潘汉年等领导同志都来参加了。会上持不同意见的双方同志畅所欲言。最后陈老总作了气魄宏大的讲演。他说：“你们的《蜕变》演得很好。以我之见，有条件的时候我们就是要演这样的戏，应该演这样的戏。”接着，陈军长分析了剧中的人物，阐述了剧本爱国主义的思想意义，赞扬了剧作家曹禺的才华和勇气，他风趣地说：“这个戏在国统区被禁演，但在我们根据地演出了!我看曹禺同志比你们懂得多，比我也懂得多。应该给曹禺同志发个电报，告诉他根据地演出了他的戏，不过我们不卖票，没有剧本演出费寄给他。”
1941年，《蜕变》在上海“孤岛”公演了。这次演出由佐临导演，是上海职业剧团成立后演出的第一个剧目。该剧一上演，便大获欢迎，卡尔登剧场每天日夜两场，连满35天之久。演出时，演员的台词多次为观众雷鸣般的掌声打断。当剧中女主人公丁大夫(丹尼饰)在结尾处向抗日战士讲话，讲到“中国，中国，你是应该强的”时，观众席里大声地喊出了爱国口号，整个剧场为之沸腾。闭幕后，大厅里掌声雷动，观众久久不愿意离开剧场。戏剧改造社会的这种特殊功能，吓得租界当局在日本军阀压力下，立即下令禁止此剧的演出。
“中国，你是应该强的!”
这既是《蜕变》中爱国志士的心声，也是剧作家曹禺的心声。顽固派越想压制这个声音，这声音却越是传得久远。
责任编辑 任 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