挺立着 脊梁 挺立荒漠的民族脊梁
时间：2019-02-19 05:31:30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当曾经的机密一一解开，神秘的奇迹公诸于众，一批又一批普通人走进九院的时候，人们都在问着同一个问题:九院的奇迹到底是如何创造的？ 当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时候，西方人提出了一个大大的疑问―“中国的原子弹技术是从哪里来的？”言下之意，要嘛是苏联人给的，要嘛就是从他们那里偷来的。中国人自豪地说，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几十年来九院层出不穷的成果，让西方人不得不信服。
今天，当曾经的机密一一解开，神秘的奇迹公诸于众，一批又一批普通人走进九院的时候，人们都在问着同一个问题:这奇迹到底是怎么创造的？
这个疑问就不那么好回答了。因为长期的秘密状态，更因为创业者们所生活和工作的年代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有些人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今天的中国人特别是青年一代已经很难理解那个艰难的岁月。
九院人说这就是“九院精神”，这就是50年来历经磨难，风雨沧桑，孕育和形成的核心价值观――“铸国防基石、做民族脊梁”，和“爱国奉献、艰苦奋斗、协同攻关、科学求实、永攀高峰”的“两弹精神”，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独具特色的九院文化。
这就是创造“两弹”奇迹的真正谜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科学精神活生生的体现，这就是一个伟大群体的价值追求和精神风貌。
爱国奉献，以身许国
王淦昌是我国最著名的核物理学家，德国柏林大学博士。解放后国家把他派到苏联国际联合原子能所搞基础研究。得知苏联背信弃义，撤回专家，他马上打报告要求回国，搞我们自己的核事业。
1961年4月，当二机部部长刘杰和副部长钱三强请王淦昌参加原子弹研制工作时，王淦昌郑重表示:“我愿以身许国！”谈话的第二天，王淦昌就到二机部九局报到。从此，他化名为“王京”，隐姓埋名17年。王淦昌的千金一诺，如今已经到处传颂，成为激励青年一代献身中国科技事业的楷模。
彭桓武，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他曾在英国获得过两个博士学位，被称为“第一个在英国获得教授职称的中国人”。有人问他为什么回来？他说:“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才要理由。”在他看来，“我是中国人”就是最大的理由。
郭永怀，著名的力学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唯一的烈士。早年在美国留学，当时就很有成就，台湾拉拢他，国外友人劝他留在美国，他都拒绝了，并毅然决然地回到了祖国，来到九院搞核弹。他做出了第一个原子弹的试验方案，后来又负责氢弹试验。1968年，他回北京汇报一个重要发现。不幸的是，他乘坐的飞机在降落时突然失事。当人们找到他的遗体时，他和警卫员紧紧地搂在一起，在他们的胸前是装有绝密资料的公文包，遗体已经完全烧焦，而包中的资料完好无损。他在生命将尽的最后瞬间，以震撼人心的实际行动践行了忠于祖国，忠于祖国核事业的诺言。
参加原子弹研制的科技工作者千千万万，他们都清楚地知道，这在当时是国家的最高机密。因此，参与这项工作就意味着在自己的人生字典中只能写下了4个字，那就是:“保密”、“奉献”。从此，他们与外界断绝联系，不参加学术会议，不发表学术论文，不出国，不随便与人交往，甚至不能告诉家人，隐姓埋名默默无闻地为祖国奉献。
艰苦奋斗，知难而进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正是中国最困难的时期―天灾人祸同时重重地撞击着中国大地。对于中国原子能事业来说，那是一个卡脖子的时代，一方面是苏联人的背信弃义，另一方面新中国工业基础又十分薄弱，而九院人却要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去冲击世界上最尖端的原子弹技术。
1962年，在会战动员会上，张爱萍将军说:“我们国家目前还很困难，物质粮食都很少，但是你们精神粮食怎么样呢？撑不撑得住呀？今天我来考考你们，谁能背诵王维《送元二使安西》。”这时，一个大学生站了出来念道:“渭城朝雨�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张爱萍接着又问谁会背《凉州词》，又一位年轻人站了起来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张爱萍听了后说:“你们的精神粮食很丰富，不过这两首诗比较凄凉，我们把它改得壮烈一点，改两个字，春风‘不度’改成春风‘已度’玉门关，西出阳关‘无故人’改为西出阳关‘有故人’。党和国家在那里创造了条件，解放军打头阵，建立了基地，盖了宿舍，草原人民给我们准备了粮食，前方等着你们去会战。”他高声地告诉大家，“我最喜欢《从军行》，我给你们朗诵一遍: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同志们，我们要打到楼兰去，我们基地就在楼兰旁边。这首诗很好，把青海、西藏连成一片，都能看到玉门关啦。”
那天的张爱萍将军，意气风发，才华横溢，激情澎湃，豪气冲天。九院的首任院长李觉将军也趁势站起来手往桌子一拍，大呼一声“走呀！上前方去！”在场的干部战士热血沸腾，振臂高呼，空气犹如达到沸点。会后一小时，西行出征的的列车在北京站整装待发。那真是一个历史性的经典时刻:出征的将士就象当年抗美援朝上前线一样，豪情满怀;送行的亲人扶老携幼，没有一滴眼泪，激荡在大家心头的只有一个信念:到前方会战最光荣！报效祖国最光荣！
从长城脚下，到青海高原，再到四川深山峡谷，密林山洞，工作环境的恶劣自不待说，生活条件的艰辛更是让人难以忍受。在青海高原创业的时候也是生活最困难的日子。那时的生活标准被称为“2611”，就是每人每月26斤包括青稞面在内的粮食、1角钱的干菜、1钱油。从顶尖的科学家和普通的干部战士，统统如此。饭吃不饱，营养又跟不上，人就没有劲，连走路爬楼梯都十分吃力。
当时国家也十分困难，军队没有向国家伸手，而是采取非常的措施来解决这道非常难题。1962年春节，负责两弹工作的聂荣臻元帅亲自动员解放军各大军区支援九院。这个会议恐怕是共和国历史上最为特殊的一次会议。主持会议的是共和国的元帅，而出席会议的都是各大军区司令员，而议题却非常单纯，就是动员大家为九院专家和技术人员解决“吃”的问题。时任外交部部长的陈毅元帅也特意赶来参加动员会，他说:“各路诸侯，我陈毅给你们拜年了，向首长们拜年了。但是我今天是要化缘，我们的科学家他们在青海高原上挨饿挨冻，我们要支援他们，尖端科学搞出来了，我这个外交部长的腰杆就更硬了，要是原子弹响了，我这个外交部长的嗓门就更响了。请你们支援他们，哪个舍不得，下次碰到他，谨防我要敲他的头哦。”各大军区响应元帅们的号召，尽最大的努力伸出了援助之手:沈阳军区送来一列车大豆和黄豆，北京军区送来上千箱猪肉罐头，兰州军区送来几百头牛羊，广州军区送来上万件棉衣棉裤……就这样，九院人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
协同攻关，团结友爱
有一次在新疆场地做试验，原子弹的铁塔有100多米高，爆炸之前要做好试验及检测设备安装、调试。那天，沙漠上刮起了十一级的大风，漫天黄沙，眼睛都无法睁开，上下铁塔的卷扬机只好停下来，这就使塔上面的几位同志下不来了。为了保证安全，当时领导决定等风停了以后再接他们下来。可是没有想到风一刮就是30多个小时。塔上的同志没吃没喝，下面的同志心急如焚，多次请愿给他们送水、送干粮，但司令部因为考虑到安全问题都没有批准。解放军安装队的队长哭着跑到司令部向张文渝司令员请命，然后又跑到院部向李觉院长请命。他说:“你们今天不批准，我违反纪律也要爬上去，已经几十个小时了，他们在上面没吃没喝，我们不能见死不救，我就是牺牲了也要爬上去。这个铁塔是我安装的，每个螺钉拧了几圈我都清楚，我闭着眼睛都能爬上去。”后来司令员终于同意了，安装队长背着干粮、水壶爬上铁塔。当他打开铁门进去后，塔上的人把他紧紧抱住，什么话都没有说，只是止不住地掉眼泪。
氢弹试验成功以后，中央给科技人员发了一个大奖杯，大家说就放在彭桓武的办公室吧，他是氢弹技术总指挥。彭桓武坚决不同意，他说:“氢弹试验是怎么成功的大家都是知道的，我们搞了几个方案都不行，没有群众的智慧，能搞出来吗？我们核武器的任何技术攻关都是小集体的智慧变成大集体的智慧，一个一个的集成起来的，我们每天都有新的进展，每步都有新的发展，每一次的创新，都是每一天积累起来的，是群众智慧的结果。”因此，他在日历牌写了两句话:集体集体集集体，日新日新日日新。
科学求实，平等探讨
“两弹”研制都是高科技，是当时的国际尖端技术，不掌握深厚的科学理论知识和高超的技术，只靠拼命是拼不出来的。
原子弹研制初期的困难是多方面的，即使是全国调来的专家，也不知道原子弹、氢弹是什么样子，该怎么做。在那个时期，九院人采取了一种方法，即通过民主讨论，发扬学术民主，努力把每个人自主创新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最终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一次讨论氢弹的研制方案，会场就设在简陋的大食堂里，有的人坐在凳子上，有的人坐在饭桌上，有的人坐在水泥地上，实在没位置就站着，有的人甚至还站在桌子上。而大家讨论的却是跟国家民族命运息息相关的天大的事。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或侃侃而谈，或相互辩驳。在那种场地简陋却思想宽松的环境里，有什么想法都尽可能地讲来，不论是二十几岁的小伙子，还是德高望重的院、所领导、学术专家，大家都是平等的一员，创造了一个非常平等的学术民主的氛围。这种形式在当时曾经被叫做“鸣放会”。在鸣放中，思想的相互碰撞产生了许多重要的理论、思路、途径、方法，尤其是核武器研制的原理突破和重大技术、关键技术的突破，以及由此取得的一个又一个里程碑式的成果，都来自于这样的会议。正是这种民主平等的氛围、科学求实的精神，对发展中国的核科学产生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正是有了这种精神，中国的“两弹”事业才一步一步地走向了成功。所以，曾经有人说过，九院人在世界上最简陋的会议室中，用最公开也是最民主的办法，解决了中华民族最重大紧迫也是最机密的国家大事。
永攀高峰，从零开始
在一穷二白的新中国搞原子弹，困难重重可想而知。要把研制“两弹”的计划变成现实，其挑战性之大不言而喻。中国科学家们只能一切从头做起:探矿采矿，选出氧化铀，再从其中分离出只占0.7%的铀235，经浓缩后才能使用。核装料、引爆装置、中子源、反射层和外壳的设计、制造都要攻克大量物理、化学、力学等理论和技术关键。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各大国都把发展高新技术作为争夺世界经济和军事主动权、提高综合国力的主要手段，国际竞争十分激烈。顺应世界潮流，党中央作出了关于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的重大决策，九院人勇敢地承担了相关主题并作为依托单位，肩负起开拓高新技术的重要研制任务。经过20多年的努力，取得重要进展，为满足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高技术局部战争需要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随着世界核态势的发展变化，在20世纪80年代，具有战略眼光和前瞻思维的邓稼先和于敏等科学家向中央提出了关于核武器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的建议，得到中央的高度重视。那个时候，邓稼先已经被诊断患有癌症，可他并没有在意自己的病情。他分析了当时全世界的核武器水平，提出了美国和苏联有可能按照他们的政治需要停止试验的预测。所以他认为，如果美苏宣布停试，势必置中国于被动。如果中国的核试验停顿下来，这对我们国家的损失就太大了。因此，中国核武器发展处于又一个关键时刻，中国必须加快核试验的进程。这份报告是邓稼先在医院里忍受着直肠癌的剧烈疼痛最后完成的。他那时已经到了癌症的晚期，不能坐在凳子上写作了，只好坐在一个充气的轮胎上艰难地争分夺秒，挥汗急书。
党中央采纳了邓稼先他们的建议，作出了重要的决策。按照中央的要求，赶在全面禁止核武器试验签约之前，九院完成了核武器技术理论、试验等预定研究目标。 1996年7月，我国向世界宣布暂停核试验。可以说，这既反映了九院人在科学技术上的高瞻远瞩和永攀高峰的勇气，更是以邓稼先为代表的九院人用自己的生命奉献给我们国家民族的重大成果。
此后，根据新的形势和任务，九院人进行了重大战略调整，不断拓展新领域，推动核科学技术持续创新发展。他们还高度重视和加强核武器科学技术、高新技术、军民两用技术研究能力建设，建成了冲击波物理与爆轰物理实验室、高温高密度等离子体物理实验室、计算物理实验室、强辐射实验室、强激光技术实验室、表面物理与化学实验室等国家和国防重点实验室，建成了核技术工业应用、烟气脱硫脱硝、水资源利用等国家级工程技术中心，为推动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预先研究、军民两用技术研究和人才培养发挥了重要作用。建成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惯性约束聚变激光驱动装置、超短超强脉冲钛宝石激光装置、直线感应加速器等一大批大型科学实验装置，大幅度提高了实验室模拟研究、数值模拟研究的能力和水平，有力地推动了科学实验研究、对外交流和学科发展，取得了一批国际国内领先的科研成果。
可以说，经过50年的发展，九院形成了核武器研制和核武器科学技术研究、高技术研究、先进常规武器研制、军民两用技术开发与产业化等多元发展格局，成功地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核科技事业发展道路。
1999年9月18日，也就是在中国核武器试验“596”40周年的时候，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表彰了当年为研制“两弹一星”（原子弹、氢弹和卫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江泽民同志说，伟大的事业，产生伟大的精神。在为“两弹一星”事业进行的奋斗中，广大研制工作者培育和发扬了一种崇高的精神，这就是“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这是中国人民在20世纪为中华民族创造的新的宝贵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在现代化建设道路上奋勇开拓的巨大推进力量。
在受到表彰的23位科学家中，九院一家就有9位。江泽民同志的讲话，是对“九院人”最高的褒奖，也是对包括“九院精神”在内的中国战略核武器研制团队精神风貌的集中概括和充分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