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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侄女和我谈恋爱 我跟姚文元的“侄女”谈恋爱

    时间:2019-02-20 05:42:39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

      她叫姚�,算是我的初恋情人。“文革”中上山下乡时。她曾承认自己是姚文元的侄女儿;但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她却又矢口否认这一层社会关系……   那是1968年冬天,我紧跟当时的“革命潮流”,与大批城市知识青年一起上山下乡,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所在的朱寨知青组,5个男青年全是从无锡来的中学生。我是六六届高中毕业生,年龄比他们几个大,被公社革委会任命为知青组组长。
      1969年开春后。公社又给知青组分来一个叫姚�的上海女知青。姚�是六六届的初中毕业生,身体单薄。戴一副近视眼镜,从外表上看很文静,小嘴很甜,见人不腼腆,时不时还会撒点娇。她的到来确实给我们这个特殊“家庭”增添了许多乐趣。她很尊敬我这个组长,我也特别注意照顾这个“小妹妹”。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了。
      夏末秋初,姚�拿着县人民医院的病情诊断书,向公社知青办请假回上海看病。这一走就是个把月,期间,我们还真有些想她呢。
      国庆节后,她神采奕奕、容光焕发地回到朱寨。这时,朱寨大队的干部、社员纷纷传说姚�是姚文元的侄女儿,还说虽然不是嫡亲,但她的祖父与姚文元的父亲是同胞兄弟。这个消息不知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一传十,十传百,越传越玄乎。当我们问她这件事情时,她却矢口否认。我想,这可能是当地干部、群众的牵强附会。因为姚�是从上海来的,而姚文元在上海出生,又在上海发迹,说他是上海人也不是不可以。加之,姚�比起张、王、李这些姓氏来少得多,乡下人错误地把姚文元跟姚�扯到一起,将姚�看做是姚文元的侄女,以讹传讹,也不是不可能,遂未当回事。但我们几个知青却常以此逗弄她,跟她开玩笑。她也不恼。
      直至我亲耳听到公社那个靠造反起家的革委会李主任跟姚�叽叽喳喳的那一席长谈,才不得不信以为真,不得不对她刮目相看。
      姚�的单身宿舍在知青点的厨房里间。那天,我正在厨房里烧饭,李主任来找姚妮谈话。我有自知之明,堂堂的公社革委会主任跟一个女知青谈话,我是没有资格插嘴的,便闷声不响地在灶台后烧火。李主任坐下寒暄了几句后,便直截了当地问姚�是不是姚文元的侄女。姚�小声地回答说:“李主任,你是上级领导同志。我无话不可对党言。爸爸再三提醒我。不要跟任何人谈及此事。一颗红心干革命。向贫下中农学习!”
      她讳莫如深的态度,加之这么巧妙地一讲。无疑是一种变相的承认。李主任听得瞪大了眼睛,张大了嘴巴。姚�瞅了李主任一眼,话头一转,说: “听爸爸讲,我的名字还是蓬子爷爷起的呢。”
      “棚子,棚子是谁?”李主任大惑不解。
      姚�扑哧一笑:“是蓬子,不是棚子。”说着,她拿起圆珠笔将“蓬子”写在手心,伸过去给李主任看,“蓬子就是文元叔叔的父亲,著名的大学教授,是鲁迅先生的挚友。听爸爸说,文元叔叔小时候,鲁迅先生还抱过他呢,夸文元叔叔是神童!”
      “你认得姚文元同志?”
      “认得,怎么不认得呢?爸爸常带我去看蓬子爷爷,他老人家可喜欢我了。我上小学那当儿。文元叔叔还买铅笔、本子、小人书送给我!”
      当李主任起身告辞时,姚�还出去送他几步。不久,公社革委会就把姚�抽到“一打三反”办公室做材料员。一个月后,县革委会又抽调她到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当宣传员,自此她就再没到生产队劳动过,我们也轻易见不到她了。
      1973年夏天,我和姚�都被推荐上了大学。她上的是农学院,我读的是师范学院,这两所大学在同一个城市。于是,我和她在同一天,乘同一辆长途公共汽车去大学报到。整整花了一天才到那个城市。下车后,我先送她到学校,然后才去找自己的学校。以后的事就可想而知了,她主动给我寄来了情书,我给她的回信也是情意绵绵。
      几年后大学毕业,她被分回地区“五七干校”当农技员,我也被分到这所干校当管理人员。地区“五七干校”当时是个农场,有千把亩土地。我们同时去报到,姚�办了手续便去收拾宿舍,我仍坐在政工组等待谈话。
      政工组一个干事对政工组长和革委会主任说:“听说姚�这个人有来头,是姚文元的侄女儿?”政工组长与革委会主任对视一下,然后嘿嘿一笑,说:“早查过了,那是她瞎吹的!”
      我一听,大吃一惊。姚娓往日里给我的美好印象顷刻之间便破灭了。“美女蛇”、“政治骗子”等词语一下子在我脑海里上下翻腾。我不寒而栗,接连打了几个冷战,一种对她的厌恶感油然而生。我觉得姚�品德不好,不诚实、心眼太大,让人觉得可怕。
      我本着君子绝交不出恶言的原则,没有对她说三道四,更没有对其进行指斥。只是立即冷淡她,疏远她,不再理睬她。她见我对她的态度前后判若两人,几次想约我单独谈谈,都被我冷冷地推脱了。这样也斩断了她对我的情丝,结束了我的那段初恋。
      一个月后。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被粉碎了。在揭批“四人帮”罪行时。有人检举姚娓投靠姚文元,自称是姚文元的侄女儿。姚�拒不承认,找到干校党委书记哭诉:“这纯粹是别有用心的人栽赃我,他姚文元是浙江诸暨人,跟祝英台倒是同乡。我祖籍余姚,在上海定居已有三代,与姚文元风马牛不相及,根本不认得他。难道因为我姓姚就成了他的侄女儿吗?在我刚下乡插队时,不知是哪个搞的恶作剧,开了这么个国际玩笑。造成如此大的影响。那时我就声明,没有这回事。难道还要我登报、上广播否认这件事吗?如果我真是姚文元的侄女儿。大学毕业后我也不会分回干校当农技员。”
      党委书记亲自查阅了姚�的档案,各种登记表格、入党志愿书、履历表,都没有找到任何她与姚文元有瓜葛的痕迹。事后,书记在干校领导班子会议上说:“小姚这个人不错嘛,我调查过了,她与姚文元毫无关系。再说,即使她真的是姚文元的侄女儿,她一不是造反起家的坏头头,二不是打砸抢的坏分子。你又能拿她怎样?总要讲究个政策嘛!何况人家与姚秃子连一丝一毫的瓜葛都没有!”
      不久,经人介绍,姚�跟地区电厂一个上海籍的技术员相识、恋爱,旋即结婚。婚后,夫妻双双调到上海一郊县工作。自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跟她见过面,对她的情况也一无所知。
      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到上海出差,碰到当年在同一知青组的刘琦,他后来考入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后留在上海工作。刘琦告诉我,姚�的丈夫有海外关系,其公公曾是国民党军队的高级医官,几年前她就跟随丈夫移居新西兰基督城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怀旧的心情越来越强烈。回首当初跟姚�交往、热恋的那几年,她从未亲口对我说过她跟姚文元有什么关系。我虽从未问过其事,但在心底里早就默认了她的这层社会关系。我当年热恋她,并不排除年轻人的虚荣心在作祟。
      当年,姚�对公社革委会李主任讲的那番话,是不是可以看做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特殊的环境中,一个身居异乡、举目无亲的女孩面对一些不怀好意、觊觎自己青春胴体的无法无天的权贵,为了保护自己而随机应变的一种策略呢?
      非常可惜的是,我竟然没有给她一个解释的机会。
      
      (责编 王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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