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阶级异己分子”的特殊情缘阶级异己分子

时间：2019-02-21 05:33:54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1974年8月，我随众多知识青年一起，从山城重庆来到时属四川管辖的“下川东”奉节县（今重庆市奉节县）新民公社长棚大队一队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时过境迁，如今离开那儿已经30多年了。每每想起那段人生经历，我都十分怀念小山村里那个“阶级异己分子”。
　　那年“双抢”（农村夏天抢收庄稼和抢种庄稼）结束后，队里烧窑砖的柴火突然告急，队长命令几个精壮劳动力进山挑窑柴。我们几个女知青不知轻重，哼着“越是艰险越向前”的样板戏台词，执意要随队里的男青年前往。
　　进入山中，我才知道挑窑柴是件多么艰难的事情。山里层峦叠嶂，雾瘴弥漫。当扁担压上肩膀，我顿时感到天昏地转，两只脚不停战抖，连站都站不稳。这时，我眼前不由得闪现出头晚那一幕：生产队的一个40多岁的女“阶级异己分子”知道我第二天要进山挑柴，轻声劝我说：“姑娘家干不了这重活的，万一压伤，今后生不了孩子怎么办？”我根本没把她的话当回事，还冷冷地避开了她。我这样对她，是因为我们知青刚到生产队时，治保主任就告诉我们她是一个“阶级异己分子”，要我们全体知青对她保持高度警惕。对一个当时只有16岁的女孩子来说，根本不懂“阶级异己分子”包含了什么具体内容，只是本能地感到，如果与她多接触一定会影响自己的前途。
　　我进山挑柴的第3天就被严重压伤，几个壮小伙把我抬回村里。队长安排拖拉机去大队部接医生，然后不断有老乡来宿舍看我，但那位“阶级异己分子”始终没出现。
　　我卧床休息了一段时间，短期内无法出工，同伴们便让我留下来做饭，由他们各自匀一些工分给我。
　　那天，我挣扎着走进厨房做饭，掀开水缸不由得惊呆了：里面一滴水也没有！可我根本无法去挑水。一着急，我的腰一软，“扑通”一下坐在地上，不知如何是好。这时，那个“阶级异己分子”突然挑了两桶水出现在我面前，吓了我一跳。
　　“你看你不听老人言，现在尝到苦头了吧？”她一边往水缸里倒水，一边数落我。她的关怀给我带来了一丝暖意，我不由得萌发出一种感动。
　　“你怎么会是阶级异己分子？”我单刀直入地问她。
　　听到这话，她一点也不惊讶，平静而迅速地从怀里抽出半截信纸递给我。我接过纸片，只见上面写着：“人有悖天理之时，天却无绝人之路。”字迹颇有力度。
　　“这是我死去的男人写的。”她看出我的惊异，喃喃说道。
　　我觉察出她说这话时非常伤心，便不忍再问。
　　这件事过去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再没有机会单独接触。不久，我的腰伤再次复发，由于农村医疗条件有限，生产队同意我返回重庆治疗。
　　我在重庆休养了半年，新民公社给我来了封信，说鉴于我因公负伤，以后可以不再干繁重的农活，已将一个矿工名额给了我，让我及时回乡办理手续。
　　收到信后，我星夜兼程往公社赶。我独自一人来到奉节县城后，没赶上直达新民公社的班车。看着面前一大堆东西，想起腰伤还没痊愈，不敢再逞强，只好硬着头皮给队长发了封电报，请他安排人来乡场上接我。
　　电报发出去后，我并没有把握能搭上班车，当时正值秋播秋种，队里人手紧张，所以也并不指望队里真会派人来接我。
　　还算幸运，黄昏时来了辆加班车，我终于挤了上去。
　　车到乡场天色已晚，我踌躇间听到对面小卖部营业员大声叫我，说长棚大队有人来接一个知青，从早上一直等到现在。
　　一见来人，竟是“阶级异己分子”的儿子国清。
　　“现在农忙，学校放假。队长接到你电报又派不出人。我娘就叫我去跟队长说，我来接你但不要工分。”国清见我满脸惊讶，赶紧解释说。
　　原来是这样。
　　我们默默地走了很长一段路，直到隐约听到村里的狗吠声，我才鼓起勇气问国清：“你娘咋会是‘阶级异己分子’呢？”
　　他愣了一下，眼中明显有一阵隐痛，并没有回答我，而是转换话题：“我妈说你扭伤过腰，又是女孩家单身出远门，不容易的。”
　　我很费解，这对母子为什么对我这样友好？为什么总不愿意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回到公社后，我一直忙着办理各种手续，整个人都沉浸在“跳出山沟”的亢奋中。
　　临走前一天，国清跑来宿舍找我，无论如何要我上他家去吃顿饭。
　　去一个“阶级异己分子”家吃饭，我心里突然有些害怕起来，睁大了眼睛。
　　国清看出了我的疑惑，说道：“你马上要离开这里了，还管什么政治影响。我妈的命这么苦，你就答应了吧。”
　　我想了想，点头同意了。我带去3条万州产的五一肥皂，这东西当时在城里都是计划供应，对农村人来说更是新鲜玩意儿，也是他们唯一开口向知青要的。
　　国清的家处于全村地势最低洼的地方，两间土砖瓦房虽然破旧，却收拾得井然有序。刚进家门，就看到桌上的饭菜十分丰盛，相当于乡下人年夜饭的规格：一只肥鸡油光可鉴；腊鱼、腊肉、红辣椒煨泥鳅，还有用刚摘下的豆角、丝瓜炒成的蔬菜。
　　席间，他们母子不停地给我夹菜。
　　饭毕，我禁不住提出了困扰自己多时的问题，为什么待我这么好？
　　我这一问大概是触到了大婶儿的伤心处，她马上撩起衣襟抹眼角。我一时也不知说什么好，空气顿时凝固了。僵持了一会儿，还是国清把事情原委和盘托出。
　　原来，国清的父亲是方圆几十里的秀才。“文革”的祸水殃及农村后，村里人也开始了早请示晚汇报的程式，整天高喊“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国清的父亲觉得这一切很荒谬，就议论说，林彪长着一副奸臣相，喜欢搞愚弄百姓那一套来蛊惑人心。正因如此，国清的父亲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被迫害致死。他的母亲也成了“阶级异己分子”。
　　至于这“阶级异己分子”母子对我好的原因，却是十分简单。一次批斗大会上，我看到村里的激进分子对这样一个瘦骨嶙峋的女人指指戳戳，忍不住投去了同情的目光，然后悄悄离场。后来在村里待的时间长了，我虽然不知道她为何成了大家批斗的“活靶子”，但见她挺安分，干活也尽力，便也不觉得她是一个坏人。第二次批斗她时，民兵队长上去敲她的头，一个男知青上前踢了她一脚，我终于压抑不住不满情绪，站起来吼了一声：“要文斗，不要武斗，毛主席说的。”治保主任听了一愣，挥了挥手，示意不要打她。
　　我当时只是凭良心说了这句话，没想到被他们母子记在了心里，并给了我这么多回报。
　　如今，30多年过去了，回首往事我才深深懂得：人无论在哪种环境里，无论在什么政治高压下，都应该保持一颗正直善良的心，要凭良心讲话做事，这是做人最基本的准则。正因为我在生活的逆流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攀附着这样一块人性的基石，保持了做人的那份善良，才使我能在今天坦然面对自己人生留下的每一个脚印。（责编王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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