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沐海：卡拉扬的关门弟子
时间：2020-03-23 05:22:58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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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沐海，1949年生，漳州华安人，曾在柏林跟随指挥大师赫伯特·冯·卡拉扬学习，20世纪80年代起先后担任国内外交响乐团、歌剧院的常任指挥和音乐总监。
我不收弟子了，你是例外
1978年，汤沐海从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毕业后留校任教，正碰上政府第一批招考留学生，他考上了慕尼黑音乐学院。到了德国后，正巧柏林要举办卡拉扬国际青年指挥比赛，他符合参赛条件，他的导师赫尔曼教授也极力推荐。汤沐海办妥报名手续领到了参赛邀请通知和比赛曲目。
可临近比赛时他才接到通知，比赛延期一年，邀请通知有效。不过能在正式比赛前赢得一年时间，对汤沐海来说十分有利，所以他更分分秒秒抓紧时间熟悉参赛曲目总谱，透析作品内涵。
经过一年多的认真准备，汤沐海胸有成竹地走进比赛大厅。他怎么也想不到，就在他举起指挥棒的时候，戏剧性的风波就悄悄掀起了。中国有句老话叫“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这在汤沐海的际遇中得到证实。
第一轮比赛结果，汤沐海考分第一，理所当然进入第二轮。
就在第二轮比赛开始前，一位苏联评委突然提出：“汤沐海已超过比赛年龄，不能继续参加比赛。”
当时评委除卡拉扬外还有6人，3人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音乐家，另3人则为苏联和东欧代表，苏联评委的意见得到东欧代表支持。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评委则认为，比赛延期造成的超龄责任不应由汤沐海本人承担，认定他应该继续进入第二轮，汤沐海本人也不愿退出。
双方各执己见，只好请卡拉扬出面裁决。卡拉扬住在萨尔茨堡，按惯例只在颁奖时才到场。听到比赛场上出现分歧，他立即乘自己的直升机赶到柏林，准备看汤沐海的第二轮比赛。进入第二轮比赛的共10人，其中有位水平不错的苏联参赛者。
第二轮比赛抽签，汤沐海抽到了第一号。一曲终结，汤沐海的考分仍然遥遥领先。卡拉扬根本没有到场。
原来卡拉扬的生活习惯是每天早上要先游泳，到现场时就晚了。苏联评委看到汤沐海又是考分第一，气势汹汹地宣称要带着东欧代表退场。他们的想法是：只要赶走汤沐海，那位苏联参赛者就稳拿冠军。
事情越闹越僵。卡拉扬这位最高权威冷静地做出决定：第二天决赛时间推迟，他要单独先看汤沐海指挥。曲目由汤沐海自己定。
汤沐海接到新安排通知，心里有点紧张。一个音乐学院的留学生为了参加国际性的比赛，要惊动世界指挥大师卡拉扬，这不仅是人生少有的奇遇，也是世界乐坛上的一件罕事。那一夜，他太激动了。如果卡拉扬同意他继续参赛，摘取桂冠十拿九稳;如果相反呢？汤沐海不敢往下想。
第二天，汤沐海按时到了比赛场，除乐队外，评委席上没有人。稍后卡拉扬到了。这位大师主动走近汤沐海与他亲切握手，同时问：“指挥什么曲目？”
汤沐海认真回答：“比赛规定的《悲怆交响曲》。”
“OK！”卡拉扬在离汤沐海不远的地方坐下来。
那时，汤沐海根本不晓得这正是卡拉扬的拿手曲目，因此也没有思想负担，正像中国古语说的“初生牛犊不怕虎”。
指挥结束后，汤沐海还沉浸在乐曲中，卡拉扬从座位上站起，走到汤沐海身边，紧紧地握住这位年轻指挥滚烫的手说：“很好，确实不错。”
汤沐海激动地望着站在他面前的和蔼可亲的大师。卡拉扬恢复了平静，说：“比赛中出现的争执没有必要发展下去，那只会伤感情。看了你的指挥，我有个想法，你不要参加比赛了，我有两个安排。第一，你在慕尼黑音乐学院毕业后到柏林来跟我学两年，驻团学习和工作。我会写信给中国政府要求延长你的学习期。我不收弟子了，你是例外。”
汤沐海睁大眼睛，竖起耳朵仔细听着，唯恐漏掉半个字或者领会错了意思。卡拉扬继续说道：“我的第二个打算，邀请你在明年演出季节指挥柏林爱乐乐团的正式套票音乐会。”
汤沐海如梦初醒，这时才明白了卡拉扬对他的器重。这给他带来的荣誉和幸福，那是得了第一名也无法比拟的。
那次指挥比赛，第一名空缺。这是卡拉扬这位大师的巧妙安排。
于是，欧洲的新闻媒体以“卡拉扬的关门弟子”这一醒目标题宣传中国留学生汤沐海。记者们提问不断，汤沐海如实作了回答。随后，报纸上登出了汤沐海的大幅照片和答记者的话《祖国更需要我》。
伯恩斯坦点名要他
就在汤沐海崭露头角时，美国著名指挥家、作曲家伯恩斯坦到慕尼黑工作一个月，也点名要汤沐海协助他。当然，伯恩斯坦是看到新闻报道才提出这个要求的。评论家们说“卡拉扬和伯恩斯坦是当今世界乐坛两大对立学派的代表人物”，也有人说他们在学术上是“死对头”。奇的是，这两位大艺术家竟同时对汤沐海青睐有加。
汤沐海努力多看、多听、多问，手脑并用汲汲求知。伯恩斯坦热情随和，不仅对汤沐海的提问乐于作答，也坦诚地透露自己有许多抱负还没有实现，他说：“我喜欢的东西太多了，作曲、指挥、为电影配音乐、举办电视音乐讲座……”
伯恩斯坦把这位比自己年轻31岁的中国青年当做自己的知音。他们滔滔不绝地谈呀谈，恨不得在短暂的一个月中吐露所有的心声。他带着汤沐海一起认真工作;他与汤沐海一起在林间散步;他热情地让记者为他与汤沐海合影……
伯恩斯坦对音乐的某些独特见解，使汤沐海很受启发。从伯恩斯坦那里，汤沐海学到了处理各类风格作品的技巧。他对现代派音乐作品兴趣很浓，这也与伯恩斯坦的影响有关。
之后，汤沐海指挥艺术日臻成熟，不仅多次与柏林爱乐乐团合作，还相继指挥了巴黎管弦乐团、莱比锡格万特豪斯乐团、德雷斯顿国立歌剧院、以色列爱乐乐团等几乎全部世界名团。
汤指挥救了班贝克乐团
1985年1月26日是当月最后一个周末。汤沐海正一个人静静地躲在屋里研究新曲目总谱。突然电话铃响，是西德班贝克交响乐团经理打来的长途。
经理十分焦急地说，他们在德国境内巡回演出时，首席指挥欧根·约胡姆病倒不能上场，而所有的票早已售完，乐团正陷入困境，希望汤沐海第二天晚场能顶上去。
无疑，这是从天而降的鸿运，只是来得太突然，汤沐海来不及马上表态。
经理十分坦诚：“时间太急促，来不及找你的经纪人，只能直接与汤指挥你联系。”
这时，汤沐海已缓过神来：“演出什么曲目？”
“《舒伯特降B大调第五交响曲》和理查德·施特劳斯的交响诗《蒂尔的恶作剧》。”经理说。
汤沐海果断作出决定，他要“抓住机遇创奇迹”。挂上电话，他计算了一下，离上场满打满算只有20个小时了，其中还有半天在路上，时间太紧迫了。不过，班贝克交响乐团的经理都相信他能救场，他更应该有自信。
那一夜，沐海的时间安排，是以分秒计算的。所幸，他早已研究过那两个曲目的总谱。除了立即在钢琴上仔细分析作品外，他还查资料、看录像、设计处理要求。
班贝克交响乐团是德国第一流的交响乐团，驰誉欧美，每年定期演出100多场，已形成特有的演奏风格。汤沐海曾多次听他们的演奏，认为他们的特点是善于发扬典型的德国音乐传统，在丰富和塑造音色上精益求精。乐团的指挥素质特别高，对乐手要求严格，每次演出，指挥与乐手配合默契，奏出的乐音和谐、饱满、柔和、动人，在演出德国和奥地利的古典音乐作品时，更是充分体现了“班贝克风格”。
汤沐海通宵达旦地用功，直到第二天去机场的汽车上，才闭目养神一会儿。上飞机后，他再次深入研究了一遍总谱。《舒伯特降B大调第五交响曲》他已指挥过多次，更多的时间是花在《蒂尔的恶作剧》上。这首曲子音乐语言极其丰富，高潮迭起，指挥和演奏难度很大。
凭着自己的天赋，汤沐海做了大胆的设想和处理。他准备根据情节发展，以非常多样的对比，使瑰丽的音乐色彩更自然多变，使丰富的音乐语言更生动流畅。
飞机着陆，汤沐海快步走出通道。接他的小车早等在门口，排练时间只有两小时。
晚上8时整，中国指挥家汤沐海出场，座无虚席的音乐厅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汤沐海以娴熟的指挥技巧驾驭整个乐团，各个声部淋漓尽致地表现出声音的魅力，每个清晰的音符都紧扣观众的心。
当最后一个和弦结束时，全场鼓掌欢呼。观众空前热情，汤沐海谢幕14次。演奏家们也用力敲打自己的琴板，表达对指挥的崇敬。
剧团经理紧紧拥抱汤沐海，激动地说：“汤指挥救了班贝克乐团！”
第一场的胜利，才是开始，真正的高潮出现在巡演的最后一个城市——汉堡。汤沐海以出色的发挥为巡演画下完美的休止符，欧美乐坛大为震惊，评论界盛赞那是“汤沐海的明星之夜”。
汤沐海感触颇深，他对记者说：“与班贝克交响乐团的合作是继参加卡拉扬国际指挥比赛后的再次机遇。机遇可能把人迅速推上成功之道，关键是抓住机遇求成功。在取得预期的成绩后，只能把它当作新的起点再抓机遇创奇迹。每抓一次机遇都有一个飞跃，这样我们的交响乐事业才会有更大发展。”
1986年9月，汤沐海随班贝克交响乐团到北京、上海，再度指挥音乐会，并指挥该团录制唱片。
班贝克交响乐团在北京的演出非常成功，但在上海演出美国作曲家奥德威的《梦见家和母亲》时，独奏乐器突然变调，因为乐器上的一个零件坏了。这首名曲于20世纪初被李叔同填上唱词《送别》后就广为流传，它的失声变调，当场为人们所知。
但汤沐海十分沉着、镇静，仍然自如地轻轻舞动银棒，以他的临场机智带领乐团度过了危机。独奏家十分难过，谢幕未出，一直对指挥表示沉痛内疚。其实，这是演出史上罕见的意外，不能责怪独奏家。倒是汤沐海的应变能力，让乐团成员们震惊。
作为客席指挥，汤沐海曾与欧美百余个乐团有过成功的合作演出。他还经常应邀参加欧洲许多重要的音乐节，与无数大师级的演奏家合作。
2002年，汤沐海成为芬兰国家歌剧院首席指挥。这是进入新世纪，继小泽征尔任维也纳国家歌剧院首席指挥之后，又一位亚裔指挥家，也是第一位华人指挥家进入欧洲国家级歌剧院担任首席指挥。2006年，他成为瑞士苏黎世室内交响乐团的音乐总监及首席指挥。
落叶归根，2009年，汤沐海回国担任上海爱乐乐团音乐总监，目前则在天津歌剧院担任艺术总监兼首席指挥。
生活好了需要艺术，其实是错的
汤沐海喜欢上音乐是自然而然的。他从小就对交响乐的和声特别敏感，“一听到美好的和声，就觉得自己的眼泪快要流下来了”。
他的父亲是有“战争片之父”之称的电影导演汤晓丹，母亲是电影剪辑师蓝为洁，他们对汤沐海学习音乐没有任何强迫的意思，只是看他喜欢，就尽力给他创造条件。
如果说快乐的童年、衣食无忧的生活环境让他有机会接触并且喜欢上音乐，那么后来生活的重创，才让汤沐海真正认识到音乐是他一生的追求。
“文革”开始后，他的家被抄了，钢琴被搬走，父亲被关进了牛棚，母亲到乡下劳动。在这样的境遇下，17岁的汤沐海抓住一个机会，穿上军装去了新疆军区歌舞团。几年后，因为家庭出身，汤沐海被要求复员，回到上海当了工人。在内心的极度苦闷中，汤沐海唯一的心愿就是能有一架手风琴可以练作曲，可是他的复员费只够买一辆上下班骑的自行车。
看到汤沐海那么热爱音乐，母亲就每天只花一分钱买菜汤喝，省吃俭用攒下300元，又借了200元，托人从北京买回一架当时最好的天津产的鹦鹉牌手风琴。汤沐海记得取琴的地方很远，母亲取到手风琴时已经身无分文，没钱坐车，硬是背着琴走回了家。
“她个子很矮，背着手风琴几乎碰着地面。”母亲筋疲力尽回到家的那一幕，是汤沐海心中永远的痛。
汤沐海感慨道：“那个时候，我才意识到什么是真正的爱之如狂。现在有人说生活好了需要艺术，其实是错的。艺术往往在你最困苦的时候才是最需要的，艺术是直击心灵的震撼，是精神上的指引，很多伟大的艺术家在最困苦的时候创作出了最伟大的作品，而生活好了反倒创作不出东西来了。”
（本刊综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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