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创建新中国海军看张爱萍将军的建军思想

[摘 要] 1949年4月,张爱萍领命组建新中国第一支人民海军——华东军区海军。在组建过程中,张爱萍把毛泽东思想的建军原则运用于海军建设,从建立海军组织机构入手,把加强领导力量作为创建人民海军的关键;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保证人民海军的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性质;重视军队技术人才的培养,把人的建设摆在人民海军建设的首要地位;立足现实,自力更生,重视军队物资装备建设;文武并用,重视文化建设在人民海军建设中的作用。在不到两年时间里,建立起一支具有较强战斗能力的海军部队,充分实践了我们党的建军思想。

[关键词] 张爱萍 新中国海军 建军思想

1949年1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的党内指示,提出“一九四九年及一九五O年,我们应当争取组成一支能够使用的空军及一支保卫沿海沿江的海军”。[1]P47—48据此精神,中央军委把组建人民空军的任务交给了第四野战军,由刘亚楼负责在佳木斯组建;把组建人民海军的任务交给了第三野战军,由张爱萍负责筹建工作。

张爱萍从受命组建人民海军,到调离华东军区海军,为创建海军工作了600多个日日夜夜。从13人、3辆美式吉普发展到拥有人员2万多、各类舰艇200余艘、具有一定作战能力的新中国海军,张爱萍功勋卓著,成为新中国海军的创立者。张爱萍在海军创建过程中体现出的的建军思想,成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建立、健全海军组织领导机构,把加强领导力量作为创建人民海军的关键

1.成立华东军区海军,组建海军领导机构。

衔命之初,张爱萍“白手起家”,带领三野第二十八军八十四师参谋长李进、军工部采购科长张渭清、野司作战参谋黄胜天、机关管理员温礼芝等13人,着手组建工作。1949年4月23日,国民党海军海防第二舰队司令林遵率舰在南京笆斗山江面起义。下午2点,在泰州白马庙三野渡江指挥所召开了组建海军的第一次会议,传达了中央军委的命令,明确了任务和要求,并形成了如下几点决议:时间紧迫,立即行动,一切从速从快;首先成立临时党委,部队边打边建;要尽可能吸收起义、投诚的国民党海军人员参加工作。[2]P21以此为标志,华东军区海军宣告成立。

4月26日,再次召开组建工作会议。会议决定成立司、政、后三个办公机构,由三野教导师师长冯文华任司令部办公厅主任,第二十九军第八十五师政委孙克骥、三野教导师政委汪大漠任政治部办公厅正、副主任,三野后勤司令部参谋长张元培任后勤部办公厅主任,形成了一个领导机关。同时,成立了中共华东军区海军临时委员会,由张爱萍担任党委书记。4月28日,在江阴召开了华东军区海军领导机关成立大会,张爱萍提出了组建海军的33字方针,即“在共产党领导下,以人民解放军陆军为基础,团结原海军人员,共同建设人民海军”。[3]P6245月4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电令批复同意三野关于成立华东海军的意见和临时党委会组成人选,正式任命张爱萍为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员兼政委,批准华东海军司令部“关防印信同军级”。

随后,海军机关组织接收工作组,接收各地国民党起义舰艇部队和原国民党的海军机构。为协调国民党起义舰队对人民海军组建工作的支持,在南京,张爱萍将接管国民党海军情况向时任二野司令员兼南京市长的刘伯承作了汇报,并请刘伯承接见原国民党海防第二舰队司令林遵少将[4]P386及原国民党海军办公厅主任金声少将[5]P38等人。刘伯承在接见谈话中,要求林遵等人协同组建人民海军。后来,林遵被任命为华东军区海军第一副司令员。

2.立足人民军队,增强海军领导力量。

1949年11月,中央军委决定解放台湾,由华东军区特别是华东海军承担解放台湾的任务。张爱萍认为要完成这个任务,海军的领导力量不够,于是向华东军区副司令员粟裕建议从陆军调几个建制单位和机构过来。对于这一建议,后来黄胜天回忆说:自宣布成立华东军区海军,到1949年底,海军首长几乎一直是张爱萍一人。林遵的副司令员职务是9月15日才正式任命的。8月份调来了第二十一军政委康志强、第三十四军政委赵启民,12月份调来了山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袁也烈。当时,这些人员都未正式任命。尽管张爱萍很注意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明确分工,但一些重大事情必须由他亲自去抓。他常常带一两个工作人员,一杆子插到底。我当时作为作训参谋兼党委秘书,常跟着他连轴儿转。他曾几次提到要增加领导力量……。[6]P408为此,华东军区前线委员会决定,把三野第七兵团的第三十五军和第九兵团的第三十军及其军部计1万余人,一起调归华东军区海军。这些部队构成了人民海军的基础。

1950年2月,第三十军军长饶子健、第三十五军副军长胡大荣等率领11500余干部战士,相继到达。3月,正式成立了华东军区海军党委,仍然由张爱萍任书记,同时加强、健全了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等领导机关。中央军委重新任命张爱萍任司令员兼政委,林遵为第一副司令员,袁也烈为第二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赵启民为副政委,康志强为政治部主任,陈玉生为后勤部司令员。

至此,华东军区海军已经是拥有近两万人、领导机关齐全、编制正规的作战部队了。

二、加强政治工作,坚持党的绝对领导,保证海军的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性质

1.建立政治委员制度。

海军初建时,既有解放军陆军人员,又有起义投诚和招募的原国民党海军人员,情况极其复杂。同时,舰艇部队高度分散于长江和东海等地,都在相对独立的条件下执行作战、巡航等任务,技术分工极为繁杂,每个战斗单位的人员都在各种不同的技术要求下从事不同的工作。因此,对政治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949年9月,第一、二两个舰大队成立时,在讨论军舰配员问题上,海军领导机构发生了争论。有的同志主张,军舰配员应以原海军人员为主,否则就开不动军舰;有的同志主张,海军是人民的海军,当然要以新海军为主,否则就不是人民海军了。

张爱萍认为,这是关系到我们党建军原则的重大问题,必须创造一套适合人民海军特点的政治工作制度和方法,必须坚持党委确定的以陆军为基础的建军方针,根据实际需要,科学编配人员,既要保证政治上的安全可靠,又要保证技术上的安全可靠,以发挥最大的战斗力。根据这一原则,临时党委批准了张爱萍的建议,即在舰艇上建立政治委员制度:政委为舰上的最高领导,决定舰艇行止及作战决定等重大行动;航行操作、训练等行政与技术性的工作,则由舰长、艇长决定。除明确权限范围外,还要求正副职都要严格按照条令、规章办事,互相尊重、互帮互学、紧密团结。

根据这一决定,遂从陆军调来一批团、营领导干部担任政委,并增设了政委的住舱,以便于工作。政工干部配上舰艇后,不仅以身作则,深入基层,团结全体同志完成各项任务,而且尊重并虚心向原海军人员学习,很快地掌握了舰艇的操纵技术,成为海军建设中的军事、政治、技术和领导骨干。

2.建立基层党团组织,加强军队政治工作。

为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1949年11月12日召开的华东军区海军首次政工会议决定:按照“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在舰艇上建立基层党组织。营、连级舰船及艇中队,均设立党支部,政委任书记;各部门设立党小组,班有党员。党支部为舰上的最高领导机关,必须发挥战斗堡垒作用;一切大事都要先经过支部讨论决定,然后分工执行。同时,根据海军的特殊情况,张爱萍特别强调在重大问题提交党支部讨论或传达之前,书记与舰长必须通气,以密切党内外、军政间的关系。同时,决定在基层建立团支部、俱乐部及军政委员会等。基层建党建团工作开展起来后,又大胆吸收符合条件的原海军同志和知识分子入党、入团。

通过建立政治委员制度和基层党团组织工作及成立军政委员会等一系列活动,华东军区海军在组织上、政治上、作风纪律上实践了毛泽东的建军思想和路线,形成了一套有海军特点的思想政治工作,有效地保证了党的绝对领导,保证了无产阶级军队的性质。

三、重视培养技术人才,始终把人的建设摆在海军建设的首要地位

1.打破陈规,招贤纳士,广罗人才,知人善任,重视原国民党海军人才的作用。

海军是技术性强、陆海空诸兵种特点俱备的现代化军种。组建海军,必须要有懂得海军建设、管理、训练、武器使用、舰船驾驶、维修和航海经验等方面的人才。然而,当时的人民军队只有陆军,没有海空军,当然也就没有组建海军所需的人才了。怎么办?张爱萍打破陈规,不拘一格,大量招募和使用原国民党海军人才。

首先,以国民党第二舰队起义的近2000名官兵为基础,大量招募原国民党海军人才。除少将司令林遵外,各舰舰长、参谋等都来到人民海军的行列中,起着重要的技术骨干作用。1949年6月12日,张爱萍亲自主持研究并报经华东局党委批准,颁发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海军司令部、政治部《通告》,并以司令员兼政委的名义签署,刊登在当日的《大公报》上。《通告》宣示:“本部为创建人民海军,罗致海军人才,业已成立‘登记国民党海军人员办事处’,不分畛域,广为容纳,俾免流离失所,并使其有贡献才力于建设人民海军之机会。凡一切曾在国民党海军中工作,而今后决心献身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志愿为人民海军服务者,均可前往该处报到登记,以备量才录用。特此通知。”[7]P390—391次日,又以登记办事处处长孙克骥等人的名义再次在《大公报》上刊发通告,具体说明办理登记的时间、地点、要求,并郑重强调:“凡曾在国民党海军服务,不论脱离迟早,不论官佐士兵,或阶级高低,不论航海、轮机、制造、枪炮、通讯、气象、测量、军需、医务,或其他行政人员,均可前来本处登记。”[8]P391两则通告刊发后,效果显著。8月初,报名登记者就达1100余人,其中包括国民党海军元老,如曾以鼎中将、周应聪少将,曾国晟、罗柳溪、马瑞希、吕美华、杨沧活、江伟衡等。国民党海军人员投身于人民海军者已达4000余人,形成了一支相当可观的技术队伍。

其次,礼贤下士,登门求贤。原国民党海军少将徐时辅是张爱萍登门求贤最为典型的一个例子。徐时辅是国民党海军总司令部办公厅副主任,早年毕业于青岛海军学校,1943年赴美,先后在美国斯沃思莫尔大学、安纳皮利斯研究院学习。1946年回国后曾任国民党海军“兴安”号舰长、海军总司令部办公厅副主任等职,对训练海军部队有着丰富的经验。招募通告发出以后,徐时辅始终拿不定主意。张爱萍天天听汇报,了解情况,希望他来登记。一个月过去了,却一直不见他的影子。于是,张爱萍决定登门拜访。一天晚上,徐时辅正在家里翻书解闷,张爱萍在金声陪同下来到了他的寓所,开诚布公说明来意。徐时辅见张将军登门造访,诚惶诚恐地说道:“鄙人不才,劳司令大驾,罪过罪过!”张爱萍说:“海军初创,急需人才。如不能请您出山,那才是我的罪过。”[9]P22张爱萍与徐时辅推心置腹,倾心交谈,既肯定他的能力,又打消他的顾虑。徐时辅见张将军情真意切,也大胆坦陈对组建海军的看法。此后,徐时辅全身心投入海军创建工作中,与张爱萍的友谊也不断加深。1998年12月,徐时辅病逝,张爱萍赋《创业贵得人》诗,充分肯定徐时辅对创建人民海军的贡献。

再次,知人善任,选贤任能,大胆录用。通过公开招募、登门求贤,再加上林遵等带来的起义官兵,华东军区海军已初步拥有了一支专业齐全、各层次官兵齐备的人才队伍。如何使用这批人?张爱萍决定成立一个咨询机构,名为“华东军区海军研究委员会”。原国民党海军总司令部中将参谋长曾以鼎为研究委员会主任,原国民党海军《中国海军》月刊社少将社长郭寿生和金声为副主任,杨廷钢(曾任广州护法军政府大元帅孙中山的少将侍从)、方莹(原国民党海军上海军区少将司令)、陈景芗(原国民党海军总司令部军需处少将处长)、韩玉衡(原国民党海军马尾造船所少将所长)、何希琨(青岛军官学校上校教育长)、陈可潜(上海无线电台上校台长)、陈书麟(总司令部第六署代署长)等为成员。人员名单拟定后,张爱萍首先征求副司令员林遵的意见。林遵看了名单,良久说道:太复杂了,应避嫌。张爱萍说,大家都是为了建设人民海军走到一起来的,有这一共同目的就够了,我们要真心实意请他们做老师,也希望他们放开手脚出主意,这用不着避什么嫌,也没什么嫌可避。对于研究委员会的成员,在组织上予以充分信任,有职有权;生活上享受高级干部的待遇;工作上授以批评建议和技术指导权,协助决策海军建设中的重大问题。若干年后,曾当过研究委员会秘书长的李天钧回忆说:“当时张爱萍司令员、袁也烈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经常带着各种问题来研究委员会请教他们,有时委派副司令员林遵带着有关课题来研究委员会磋商,几乎每次能带着答案满意而归。”“他们在人民海军初创阶段,的确发挥了不可缺少的咨询、参谋作用。”[10]P24

2.狠抓教育训练,奇方医治“两个跛子”。

无论是解放军陆军,还是原国民党海军,对建设新海军而言都有所短长。解放军英勇善战、政治坚定,但文化水平普遍较低、不懂海军知识和技术;原国民党海军掌握海军知识和技术,但对我军缺少认识,需要改造世界观、转变政治立场。张爱萍按照“德才兼备、又红又专”的人才标准,把各有优缺点的这两部分人都称之为“跛子”。[11]P622—624

如何把两个“跛子”绑在一起,变成“德才兼备、又红又专”的人才,是摆在张爱萍等海军组建者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张爱萍从团结问题入手,采取因人施教原则,狠抓教育训练,把原国民党海军和解放军陆军培养成为了海军初创时期的技术骨干。

第一,从称谓入手,解决两个“跛子”的团结问题。张爱萍认为:国民党海军绝大多数都有爱国热情,并积极投身于新中国海军建设。如果仍用“国民党”或“旧海军人员”称谓,很容易在思想上造成距离,感情上产生隔阂。为此,张爱萍等决定,对他们一律称为“原海军同志”,而从陆军来的工农同志则称为“新海军同志”。这样的称谓,扫除了两部分人在日常生活与工作中的障碍,得到了普遍认可。

第二,成立海军学校,教育训练原海军和新海军同志。1949年8月15日,张爱萍在南京挹江门原国民党海军总司令部旧址,办起了第一所海军学校——华东军区海军学校,自任校长兼政委,孙克骥任校务处主任,冯文华任教务处主任。海军学校共3800人,不对外招生,主要任务是解决两个“跛子”的问题。

第三,制定科学严格的符合海军特点的规章制度,规范舰员在舰艇上的行为。张爱萍组成舰上工作调查团及后勤工作调查团,经过20个日日夜夜的紧张工作,制定了护卫舰和炮舰的10余种基本部署、军舰一日生活制度和舰兵的岗位责任制,汇编为《水兵手册》。后勤工作调查团也制定了有关海军的被装式样,港、岸、勤伙食标准以及医疗卫生、海上救护等规定、制度和措施。

第四,教育改造原海军同志。对原海军同志的教育改造,张爱萍采取的措施主要有:一是用革命基本知识对原海军同志进行教育。张爱萍以海军学校为基地,组织原海军官兵学习社会发展简史,进行系统的世界观、人生观等思想政治理论和解放军优良传统教育,启发他们自觉改造旧我,把立场、观点转变到工农大众方面来。二是对原海军同志予以充分信任。张爱萍认为,对原海军同志的教育改造,最根本的一条就是信任。他不赞成“士为知己者死”的封建信任观,也不赞成“一见如故”的浮表之交。他指出,对原海军同志的信任问题是一个实践过程,只有全心全意始终不渝地为人民大众服务,才能得到人民真正的信任。三是对原海军同志充分地用其所长。张爱萍把一大批原海军同志组织起来,担任海军学校教员,传授航海、舰艇驾驶、武器操作等知识。一批学有专长的原海军同志还被安排到各级司令机关担任业务长和主持技术岗位工作,除徐时辅、曾国晟外,原海军少将方莹、叶可钰也被任命为第六、第七舰队副司令员。

第五,教育训练新海军同志。作为建军骨干的工农同志,文化水平普遍偏低,有的甚至是文盲,让他们学习海军知识,掌握海军技术,原海军人员认为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因为按照英美教育体制,培养出中级海军军官,约需15年时间。而工农同志对于当海军也缺少思想准备,普遍有畏难情绪,信心不足。对新海军同志的教育训练,张爱萍采取的措施主要有:一是加强对新海军文化基础、舰船知识的培训和武器装备的操作训练,把工农出身的干部战士培养成为真正的海军舰员。在海军学校,张爱萍针对新海军文化基础低的实际情况,主张把掌握实用技术和基本原理区别开来。在向有训练经验的徐时辅探讨求教时,他针对训练的难度提出:“用短促的时间、突击的方法、让新海军同志先学急需的操船、轮机和枪炮射击等操作技术,然后再深入学习。”张爱萍揿动电灯开关说:“关于电的原理,我不要求这些陆军来的同志马上弄懂,但我要求他们先能熟练地掌握这个开关,行不行?”[12]P629徐时辅听后,大胆创新,提出了先学“怎么做”后讲“为什么”的舰艇武备操作技能训练方案,为大家所肯定。张爱萍身体力行地投入到这场训练中,拜原海军“广州”舰舰长卢振乾为操舰航行老师,学习舰船驾驶技术。这件事大大鼓舞了新海军学习海军技术的信心。二是在全军中,首先在青年战士中倡导雪耻教育和“五热爱”活动。中国近代海军,“每当帝国主义侵略时,就毫无抵抗地投降逃跑,造成七八十年来的耻辱历史”。张爱萍号召青年海军“要继承发扬我国历代民族英雄保卫祖国的伟大精神和高尚的民族气节,发扬我人民海军的英勇顽强,艰苦奋战精神……为我们中国海军历史雪耻奋斗……”[13]P109倡导在青年海军中开展“五热爱”活动,把青年培养成为“热爱学习”、“热爱劳动”、“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舰艇”的新海军。[14]P111

教育训练使大批新海军同志迅速掌握了舰船驾驶技术和各种武器装备的操作使用,能独立执行各种任务。同时,教育训练也促进了原海军同志思想感情的转化。他们不仅努力工作,忠于职守,后来绝大部分还入了党,工作至退休。新老海军在教学实践过程中互帮互学,增强了团结,人民海军开始形成了战斗力。

四、“立足现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奋发图强”,把舰船装备建设摆在至关重要的位置

1.立足现实,接收、征调、购买舰船,奠定海军创建的基础

国民党败逃前,海军司令桂永清命令搬空、运光、炸毁一切舰船和设施,给共产党留下“一堆废铁”。国民党军队利用空中优势,对起义投诚的舰艇及各修造船厂狂轰滥炸,炸沉、毁损了一些舰船,一些刚起义的军舰为避免遭轰炸,只得自沉于江。江南造船所及浦东造船厂等各造船修船厂也遭到了严重破坏。

人民海军的舰船来源主要有三:一是接收。1949年6月中旬,海军接管了以上海为中心,西到江阴、镇江、南京、芜湖、湖口、九江,北至连云港、青岛,南到福州、广州等包括江南造船所、青岛造船厂在内的30多个原国民党海军陆上机构和设施,共接收舰船25艘、小艇45艘,加上缴获的部分舰船,共接收舰船近百艘。二是征调。海军先后从上海招商局、公用局、海运局等单位征调了一批商船和数十艘拖船、渔船。三是购买。当时香港散落了一些国民党军舰,被英国当局扣押,前途未卜。张爱萍看准时机,派华东军区海军后勤司令兼政委陈玉生,会同中央和中南地区派来的同志到香港、澳门等处购买了登陆舰14艘、运输船2艘。[15]P38这些舰船,奠定了创建海军的基础。

2.自力更生,修整和改装舰船。

虽已拥有为数不少的舰船,但摆在海军组建者面前的困难仍然是巨大的。一是国民党海军的舰艇,年久失修,破旧不堪,已无使用价值。二是征调和购置的船只,既无武器及其它装备,船体也不适应海战要求。三是这些舰船及船厂设施遭到国民党空军疯狂的破坏、轰炸,变得千疮百孔,有的已成“一堆废铁”。四是国民党撤退时将江南造船所200多名技术骨干劫往台湾,缺乏修整和改装的技术力量。

1949年9月,张爱萍随以刘少奇为首的访苏代表团到苏联学习海军建设经验,但苏联人对新中国组建海军反应冷淡。奔波40余天后,张爱萍感慨:“‘求人莫若求己,上策莫若自治’。建设自己的军队、自己的国家,还是要靠自己的双手。”[16]P406

张爱萍亲自调查研究舰船,分类作出修复计划,同时组织了一个舰艇调查修装委员会,委派曾国晟为主任,负责修整和改装工作。在张爱萍和后勤司令陈玉生等人的支持下,曾国晟从调查研究入手,广泛发动群众,群策群力,提出“修旧利废,因陋就简,积小为大”的修建方针,使具有80多年历史的江南造船所焕发出了新的潜力。曾国晟综合使用修船厂、所的力量,有效地解决了零配件不足、技术力量缺乏的问题。又按照张爱萍“变废为利、扬长避短、陈船利炮”的思路,采取将舱隔缩小,加装陆地用的榴弹炮、高射炮、反坦克炮、高射机枪以及苏式舰炮的办法,硬是把55艘商船改成了军用舰船。到1949年底,修复、改装出厂的各类舰艇达71艘,有官兵无舰艇的局面初步得到了扭转。

1949年11月8日,第一批人民海军2000多名舰员培训结业,华东海军将他们编配上7艘护卫舰、9艘炮舰,编成2个舰大队。人民海军第一支战斗舰艇部队胜利诞生了。

五、文武并重,重视文化建设在海军建设中的作用

1944年10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会议上说:“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17]P1011张爱萍认为,海军是现代工业和科学技术密集型的作战部队,又是高度分散、长期在海上过着单调枯燥生活的部队,大力加强、活跃部队文化生活,鼓舞士气,提高战斗力,是建设新型人民海军的一项重要任务。

1.组建华东军区海军文工团。

有“马上诗人”之称的张爱萍,从创建人民海军之初就重视广集人才,组织一支高质量的特别能战斗的文化队伍。1949年4月末,海军组建工作队进驻苏州,苏州市举行盛大的欢迎会。在演出晚会上,一支配器齐全、演奏水平高超的乐队,引起了张爱萍的注意。经打听,张爱萍得知他们原是清朝皇家宫廷乐队,后来流落江南,称裕社管弦乐队,暂归苏州市文化局收管。演出结束,张爱萍就动员他们参加人民海军。同年8月2日,海军以裕社管弦乐队为基础,加上新招收的上海、南京等大批有音乐天赋的大中学生,正式成立了海军文工团。随后第三十、第三十五军文工团也来到海军,组成了一个包括话剧团、歌舞团、军乐队共600余人的海军文工团。他们编演各种节目,创作海军歌曲,经常组织小分队到舰艇、连队,把甲板、饭堂作为活动阵地,巡回演出,帮助舰艇和地面部队培训文艺骨干,广泛开展群众性的文化体育活动,使部队龙腾虎跃,生气勃勃。这支文艺队伍不仅对部队建设起着良好作用,还以他们成功的文艺作品在南京、上海、江浙一带产生良好的社会影响。

2.创办海军报刊杂志。

在组建文工团的同时,张爱萍还请来了著名木刻家、诗人卢芒,画家月甫,分任社长和副社长,办起了《人民海军画报》;请来了摄影家薛伯青、高一鸣,从事拍摄电影和图片等工作。并由海军宣传部长潘子明兼任主编办起了《人民海军杂志》,由海军宣传部副部长夏平兼任主编创办了《人民海军》报;此外,还办有《海洋歌声》,建有图书馆等。这些报刊杂志,都以它们独特的作用和能量鼓舞、教育部队,潜移默化地加强了部队的战斗力。

1951年2月15日,张爱萍调任解放军第7兵团暨浙江军区司令员。自1949年4月衔命组建海军起,在1年零10个月的时间里,张爱萍努力实践我们党的建军思想,坚持“在共产党领导下,以人民解放军陆军为基础,团结原海军人员,共同建设人民海军”的建军路线,加强海军组织机构和规章制度建设,招贤纳士,广罗人才,知人善任,良材必举,狠抓教育训练,发挥新老海军的聪明才智,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自力更生,奋发图强,从接管国民党海军舰船开始,从无到有,建立起一支具有较强作战能力的海军部队。海军的诞生,使我军由单一军种发展为陆海空军军种齐全的人民军队。从此,我们有了自己的海上力量,结束了有海无防的历史。

华东军区海军诞生后,边建边打,在战斗中锻炼成长。1949年9月至10月,新建的第一纵队江防炮艇、登陆艇先后到太湖、吴淞口、白龙港、崇明岛一带剿匪,保护了水上交通和渔业生产的安全,完成了海军成立后的首次战斗任务。1950年在我海军成立一周年之际,华东海军又完成了协同陆军进剿苏南沿海岛屿敌人的任务。同年,华东海军用1艘大型坦克登陆舰和10艘小型登陆艇组成了海军第一支扫雷大队,清除了国民党海军在长江口布设的水雷,保证了长江口航道的安全。此后,舰艇作战区域转至海上,配合陆军和空军,解放敌占岛屿,粉碎海匪骚扰,保护渔民生产,保卫航运安全,取得了一次次战斗的胜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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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林遵,原国民党海防第二舰队少将司令,早年就读于烟台海军学校,后考入英国皇家海军学院,曾到德国学习海军潜水艇技术,担任过参谋总长办公室海军参赞及国民党政府驻美国大使馆海军副武官。东方鹤.上将张爱萍(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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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万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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