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利奥特与吉尔曼大学思想比较

时间：2020-04-07 05:17:56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埃利奥特和吉尔曼是美国十九世纪著名的高等教育思想家与实践家。埃利奥特成功引领哈佛由传统学院向现代大学转变，吉尔曼成功创建了美国第一所真正意义上的研究型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这两位永载美国高等教育史册的伟大校长，生活在同一时代，有着相似的学习和教育实践经历，但性格迥异，交往密切，在工作中惺惺相惜，相互影响和扶持。两人在大学目标、大学功能、课程思想和大学管理等方面对高等教育的理解与认识存在众多异同。通过分析和比较，有助于我们深化对十九世纪中后期美国高等教育转型历史过程的认识。

关键词：埃利奥特；吉尔曼；大学思想

中图分类号：G649.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3）01-0085-07

收稿日期： 2012-11-12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美国高等教育史”。

作者简介：刘春华（1979—），女，江西吉安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教育史研究。

一、个人成长经历

埃利奥特（Charles Eliot，1834～1926）出生于波士顿一个富于名望且与哈佛学院有着深厚渊源的神教家庭，先后就读于波士顿文法学校（the Boston Latin School）①和哈佛学院，以优异成绩毕业后留校任教，之后旅欧考察，任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简称MIT）化学教授，1869年10月至1909年5月担任哈佛校长，成功引领了哈佛学院走向现代大学的改革。辞去校长职务后，埃利奥特致力于《哈佛经典》的编撰，代表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the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开始环球旅游，在世界范围内传播教育思想，最后于1926年在东北港湾（Northeast Harbor）②去世。在长期的教学实践生涯中，埃利奥特形成了较为全面系统的高等教育思想，主要反映在他的以下著作和演讲集中：《美国人对文明的贡献：其他论文和演讲集》（1898）、《伟大的财富》（1906）、《大学管理》（1908）、《为了效率的教育和有教养的人的新定义》（1909）、《民主中的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冲突》（1912）、《现代教育中的具体和实用倾向》（1912）。

吉尔曼（Daniel Gilman，1831～1908）出生于康涅狄格诺威奇一个富商家庭，祖上出过许多杰出人物，早年就读于诺威奇私立中学和耶鲁大学，之后游学旅欧，回国后参与耶鲁图书馆和谢菲尔德科学学院的管理事务，先后担任加尼福尼亚大学③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④的校长，辞职后任卡耐基研究所主席，总结著述，1908年在家乡诺威奇去世。吉尔曼的高等教育思想主要反映在其就职演说、个人演讲和论文中，其中有代表性的是加州大学就职演说和其它论文集《大学的启动》（1906）和霍普金斯大学就职演说及演讲集《美国的大学问题》（1898）。

从个人成长经历来看，埃利奥特和吉尔曼都出生名门望族，家族地位显赫，受过良好的教育，都曾留学旅欧，受德国大学理念的影响，有着丰富的高等教育教学和管理实践经验，长期担任大学校长职务，肩负引领大学的重要使命。由于工作的关系，两人往来密切，相互扶持。吉尔曼担任霍普金斯大学校长得益于埃利奥特的推荐，而埃利奥特在哈佛创建研究生院开展研究生教育时也受到了吉尔曼在霍普金斯大学成功经验的启发。毫无疑问，这是双方共同的使命和责任，因为两位校长彼此互相尊重且信任，并且他们有大量交流的机会。1885至1907年的夏天，吉尔曼大部分时间都呆在东北港湾度假，临近埃利奥特的假期别墅，他们几乎每天都见面。尽管在个人成长经历上，两位校长有着很多的共同点，但在性格特征方面，却有着天壤之别。埃利奥特由于右脸部有一块奇丑的胎记，给他的童年留下阴影，他个性孤僻、敏感、不合群，经常无法充分表达自己的情感，是个天生的个人主义者，这对其整个人生包括后来的大学教学和管理风格都产生了深远影响。H.P.沃尔科特（H.P.Walcott）博士引用埃利奥特表哥的一段话来为他的孤僻性格作辩解，他说：“你必须意识到，当他还是孩子时，因为脸部的胎记，就被整个波士顿公园嘲笑……他无法忘记这样的经历，换作是别的孩子，谁又能忘记呢？”[1]（P14）与埃利奥特不同，吉尔曼从小开朗活泼，积极上进，对新事物充满好奇心和求知欲，为人平易近人，热情好客，善于交际和沟通，在人际关系上可谓长袖善舞。这种练达的处事交往能力，在他为霍普金斯大学延聘师资和大学管理时体现得尤为突出，这也是其成功的校长生涯中的一个有利条件。

二、大学的目标

埃利奥特对大学的价值与目标的理解更多的是基于他对教育的新定义及对教育在民主社会中功能的认识。他认为教育的目标在于培养有教养的人，而“有教养的人”（cultivated man）的内涵应随时代变化而变化。埃利奥特深受爱默生思想影响，强调人心智机能的发展。他表示，“我应毫不犹豫地说，我所用的‘有教养的人’一词的意义是恰当的，即爱默生理解的含义”[2]（P189-190）。爱默生在其《教育》（Education）演讲集中谈到，“教导自信，启迪年轻人对自己感到兴趣，培养好奇心来探索自然界，热衷于自己心智的资源，教导他领会心智资源才是自己可用的力量之泉”[3]。埃利奥特认为有教养的人应该是一个“感受敏锐，有广泛的同情心与很强的亲和力，负责、自立、独立又善于接纳意见，酷爱真理、正义又谦虚适度，勇敢又有绅士风度的人，他不是已完满的人，而应是一个正在不断走向完满的人”[2]（P190）。在人的培养过程中，埃利奥特还非常强调人的固有能力即天赋的作用。埃利奥特进一步指出，民主社会需要民主教育，民主教育应在民主社会中发挥三个基本功能：提高国民综合素质、开发人力资源、实行道德教化或培养宗教理想。埃利奥特对教育的新定义和教育在民主社会的功能的认识影响了他对大学教育的理解和认识。他认为大学教育是一种相对自由的教育，应先进行三到四年的文科与科学学科的教育，然后进行一段时间的专业训练。他希望在大学或研究机构中能促进年轻人潜心系统的研究与实践。“许多人认为接受教育与接受培训的人之间有明确界限，真正的教育就是指学生在指导下进行系统的研究与实践”[2]（P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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