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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文明与暴力的历史文化之思

    时间:2020-04-22 05:17:27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

    【摘要】“新启蒙”是20世纪80年代一个重要的话语装置。它在否定和“反思”法国大革命的同时,肯定和赞美西方殖民主义。西方现代文明被简单地称为“三百年文明”,中国革命被诠释为“救亡压倒启蒙”,于是“做西方三百年殖民地”这一“新启蒙”的最高理想方案呼之欲出。“新历史小说”成为“新启蒙”意识形态的一种重要表达。“新历史小说”对现代中国革命过程中的暴力进行简单和庸俗化的表现,却没有看到,一方面,中国现代暴力的根源在西方殖民主义;另一方面,不是以革命的方式获得了独立的印度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被迫付出了更大的代价。本文通过司马迁、鲁迅、本雅明和法农等人的创作和理论论述提供了另一种不同的重新审视和批判暴力的角度。

    【关键词】暴力 殖民主义 新启蒙 新历史小说 革命历史小说

    【中圖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DOI】 10.16619/j.cnki.rmltxsqy.2017.11.008

    掌握历史知识的不是任何别人,而是奋斗着的被压迫阶级。①

    开头的话

    首先,我要直言不讳地说出我的判断,余华是中国当代一位非常优秀的作家。2008年夏天清华大学中文系研究生答辩的时候,蓝棣之老师给我出了一道难题:你认为谁是中国当代最好的作家?我的回答是:张承志和韩少功是两位大作家,莫言和余华是两位天才的作家,莫言很快就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当时在场的老师和同学可能都觉得吃惊和意外。莫言怎么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呢?在人们心目中,诺贝尔文学奖是处于第三世界的中国作家一种不可企及的荣誉。刘再复说,诺贝尔文学奖是“世界文学冠军奖”。在我看来,并非如此。

    其实,真正伟大的作家不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比如托尔斯泰、普鲁斯特、乔伊斯。苏联有不少作家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都是二三流的苏联或白俄作家,两位具有世界声誉的俄罗斯作家托尔斯泰和高尔基以及真正一流的俄罗斯作家契诃夫并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我听到有人说,中国当代文学超过了现代文学。这真搞笑。用诺贝尔文学奖的奖牌就能压倒和超过鲁迅吗?鲁迅是一座难以逾越的艺术高峰,可能很多代人都难以超越。在鲁迅这位文学巨人面前,当代作家不过是些可怜的发育不全的文艺侏儒。只有王朔这样优秀的作家才有勇气道出真相:中国当代作家是不及格的,男写不过胡兰成,女写不过张爱玲,而胡兰成和张爱玲不过是下品里的一流。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后,余华越来越自觉地按照诺贝尔文学奖的要求写作了。因此,我曾感叹,余华将会是被诺贝尔文学奖毁掉的一位作家。不过,今天我可以明白告诉余华了,即使按照“莫言的六个幸运号码”亦步亦趋地写下去,也不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了。莫言把你们“坑”了。本来西方授予莫言诺贝尔文学奖,是想把莫言打造成为反共反华的“文化英雄”,但是,莫言的表现令人大失所望,他没有像西方所期望的那样成为“文化英雄”,因此西方不会再轻易给中国目前的作家颁奖了,他们不会再干这种赔了夫人又折兵的傻事了。可是,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莫言挽救和解放了中国作家,你们不必再按照西方的指挥棒跳舞了。总之不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了,因此,还不如豁出去了,老子爱怎么写就怎么写了,管它什么诺贝尔文学奖不诺贝尔文学奖呢!

    暴力是余华创作的一个重要特征。不仅他早期的创作,而且他后来的作品,暴力都是一个显性指标,例如引起巨大争议的《兄弟》。一般认为,上部比下部写得好。这可能是因为上部更符合人们的期待视野。可是,在我看来,《兄弟》和浩然的《艳阳天》《金光大道》之类作品没有什么区别。它们都是中央文件庸俗化的演绎。这种写作,用文革时候的写作理论来说就是: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巧。因此,我们也可以说,余华就是新时期的浩然。

    人们都不愿意评论浩然,因此,我也避免评论余华。不如换一种方式来讨论余华,看看别的作家、理论家是怎样理解与描写暴力的。我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打开一扇观察和认识余华以及中国当代文学的窗户。

    文明与暴力的历史考察

    当代著名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在《论历史》一书中曾经引述一位诗人描述20世纪初的帝国主义的诗句,它道出了现代西方文明的真相:

    我们有机关枪而他们没有。②

    据胡适1934年2月18日日记,郑奠送给他一本罗思举自撰的《罗壮勇公年谱》,很有史料价值。罗是四川东乡人,盗贼出身,后领乡勇镇压白莲教乱,官至湖北提督。官兵之腐败,战事杀戮之惨,官兵作战时以俘虏为食,年谱有详细的记载。嘉庆六年(1801年),在与七十五作战的过程中,“官兵屯扎茅平,缺粮,实属无法。余上前回明。令所获三千五百多贼人剥杀煮食。七大人应允。每日将所获贼人立斩,均剥肉煮食。”③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作品《狂人日记》中所描写的吃人并不只是一种象征和隐喻,而是一种客观的历史真实。

    汉娜·阿伦特在《论暴力》中认为,暴力在政治和历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却很少有人关注和研究。其实,并非没有人关注暴力,例如,索莱尔曾经著有《论暴力》一书,法农的绝命之作《全世界受苦的人》开篇就是《论暴力》。法农在《论暴力》中开门见山地写道:“民族解放、民族复兴,重建属于人民的国家,英联邦,不管使用什么样的标题或推荐什么样的新样板,非殖民化始终是一种暴力现象。”“被殖民者从其诞生起就清楚这个变得狭小的、布满禁令的世界,对于他来说,只能通过绝对的暴力来进行诉讼。”④萨特在为法农的这本书所写的序言中说:“当农民们接触到枪支,古老的神话就变得苍白无力了,那些禁令被一个个地推翻:战士的武器就是他的人道。因为,造反在最初时,必须杀人;杀死一个欧洲人,这是一举两得,即同时清除一个压迫者和一个被压迫者:剩下一个死人和一个自由人;幸存者第一次感到他脚下植物下面的国土。在这一时刻,国家离他不远:他上哪儿,在哪儿都感觉到它——再也不遥远了,国家和他的自由混合在一起了。但殖民军队在受到最初的打击后,重又行动起来;必须团结一致,或者被别人杀掉。”⑤萨特的话使我们感受到20世纪60年代以阿尔及利亚脱离法国殖民统治获得独立这一非殖民化运动高潮引起的历史的倾覆和大地的震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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