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基督徒对辛亥革命的记忆与诠释——以双十节纪念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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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双十节作为纪念武昌起义的法定节日，逐渐成为人们建构和承续辛亥革命历史记忆的重要方式，基督徒群体也积极参与其中。民初基督徒对辛亥革命的成功充满了兴奋、感恩之情。由于民国时期政局动荡，内忧外患，基督徒在双十节多有“庆无可庆”的感慨，对辛亥革命的记忆不免有几分苦涩，但仍珍视辛亥的共和理念，并以争取国家统一、富强，人民幸福为现实诉求。同时，他们以象征牺牲的基督教符号十字架来诠释双十节与辛亥革命，反思自己作为一名基督徒、一位国民应尽的社会责任。

〔关键词〕基督徒；双十节；辛亥革命；社会记忆

〔中图分类号〕K257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1）06－0148－06

①罗福惠：《研究“辛亥革命记忆”的意义与方法》，《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54页。正是基于此种认识，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所罗福惠教授、朱英教授主持了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委托项目“辛亥革命百年记忆与诠释”（09JZDW004）。本文写作得到了该项目的支持以及两位教授的指导，特此致谢。

②最近发表的这方面的研究有何卓恩、周游《“共和”与“革命”：民初“双十节”诠释之演变》，《社会科学研究》2011年第1期；朱英：《“双十节”纪念中振兴实业之呼声——近代工商界纪念辛亥革命之特点》，《史学集刊》2011年第2期。

③详见梁寿华《革命先驱：基督徒与晚清中国革命的起源》，香港：宣道出版社，2007年。

〔作者简介〕刘家峰，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湖北武汉430079。

以武昌起义为标志的辛亥革命作为中国历史的一个重大事件，今天乃至以后仍然会以各种物质的或精神的方式呈现着，连接着过去与现在，构成了今人所常说的“历史记忆”或“社会记忆”。所以，有学者提出，研究中国人百年来的“辛亥革命记忆史”，与研究当时的辛亥革命事件，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①双十节作为纪念武昌起义的法定节日，通过一些仪式和话语诠释，年复一年的表达，成为人们建构和承续辛亥革命历史记忆的重要方式。双十节的参与者有官方，也有民间，他们都以自己的理解来诠释双十节，因此对辛亥革命的历史记忆也各有特色。②本文所关注的记忆主体是基督徒。

孙中山在1912年基督教会的一次欢迎会上曾说：“兄弟数年前提倡革命，奔走呼号，始终如一，而知革命之真理者，大半由教会所得来。今日中华民国成立，非兄弟之力，乃教会之功”。(1)此话虽有夸张、恭维教会之意，但并非虚言。现有研究足以证明，基督教对辛亥革命的兴起有直接关系。③而作为辛亥革命的果实中华民国，也通过1912年3月颁布的《临时约法》首次明确了“人民有信教之自由”，给予基督教合法地位，因此，基督徒对辛亥革命要比一般民众有更深切的感情和记忆。本文通过考察民国时期（1912-1949）基督徒在双十节期间的纪念活动与言论，来看他们如何建构对辛亥革命的历史记忆，如何诠释辛亥革命的主题，如何表达他们的现实诉求。

一、 庆祝“新中国”:美好的辛亥记忆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这对数以万计的中国基督徒和在华传教士而言多少有些意外。在很多城市，他们不仅亲眼目睹了这场革命，而且以某种形式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这场革命。他们很快就了解到这场革命的很多领导人及骨干都是基督徒或受基督教的影响，心情从开始时的惊讶、惶恐渐转为欢迎和兴奋，他们认为，期待已久的一个“新时代”（a New Era）和一个“新中国”（New China）就要来临了，这让中国基督徒无不欢欣鼓舞。(2)传教士的核心刊物《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1912年元旦社论中写道：“1911年将在中国历史上写下浓厚一笔，新中国腾空出世。这场革命确实还没有结束，极端保守主义和中世纪思想（medievalism）仍在负隅顽抗，但阵地日渐缩小。新中国最终会坐稳宝座！”(3) 

早在临时政府确定“双十”为国庆日之前，一些地方教会已经在举行活动庆祝了。美以美会与监理会合办的《兴华报》报道说：“中华民国成立，人人耳目一新，到处开会庆祝，此固国民之幸福也”。(4)浙江湖州教会报道说，“迩来民国成立，各处特开庆祝大会，我湖郡基督徒深表同情，遂亦开会庆祝”。(5)嘉定的安立甘会、浸礼会和监理会三个公会准备在元宵节联合聚会，补祝民国元旦，举行提灯会，“以表我中华共和成立，为数千年未有之盛举”。当时嘉定各团体亦想组织聚会，保安团长正好是浸会教友，就和教会商量能否联合办会。教会深表同情，遂各自推举代表共谋办法，最后成功举办了国庆大会。这次国庆让教会受益颇多，“我教会百余年无形之鼓吹，至今日而稍沾荣光，与各界水乳交融，共享自由，于教会前途，庶有厚望焉”。(6)

太湖监理会于1912年元月19日在西山举行新堂礼拜，除了用柏枝遍缀内外，还专门升挂中华民国的国旗。晚间开欢迎会，主题是“欢迎中华之新世界、欢迎新总统、欢迎新国民”。(7)在安徽熙湖，当地政府邀请学军商各界开庆祝统一大会，教会代表也列坐。春节时，教会邀请绅学军商各界代表，在福音堂合开庆祝感谢大会。大会有演讲，题目皆围绕共和，譬如“共和国民如何革心”、“共和女国民当如何振作”，还有“基督教与共和国有何密切关系”等，大会喊出了“国民万岁，民国万岁”的口号，以此来祝愿新生的中华民国。(8)就连地处偏僻的云南昭通教会也对民国成立做出积极的反应。英国传教士在革命之初的混乱中纷纷迁避，教会工作因之停滞，但听说共和成立后，“皆欣然色喜，从此重回故址”。他们比较了民国与满清，感慨将来“教会必更兴盛，迥异满清之锢我弃我而大失所望也”。(9)

1912年10月10日是第一个国庆日，全国人民放假庆祝，各地教会也不例外，单独或联合当地社团举行了各种各样的庆祝活动。武汉作为首义之区，第一个国庆就更具特殊意义，有两位英国女传教士应邀参加了官方组织的国庆典礼，并与黎元洪见面，其太太也陪同接见。妇女能与男人们平起平坐了，这让传教士感到中国妇女真是已经生活在“新中国”。(10)美国传教士喜欢把中国国庆日比成美国的“独立日”。在山东潍县的长老会传教士贺乐德（Charlotte E. Hawes）在书中写道：“1912年10月10号，我抵达上海，正好碰上这个伟大的爱国节日，庆祝中国第一个‘独立日’。我们驶入港内时，整个上海都是欢乐的，整个江边都挂满了共和国旗，色彩斑斓”；“中国人应该有一个欢乐的时光。中国革命在近代历史的卓越成就是无与伦比的”。(11)在山东潍县，教会大学和中学都参加了盛大的庆祝和游行，四百个基督徒学生和老师在城里游行和参观持续了四、五个小时，手持共和国旗及其他旗帜标语，唱着爱国歌曲和赞美诗。贺乐德很高兴看到中华民国的第一个国庆使“这座保守的城市长久以来关起的门又敞开了”，教会与民众的距离拉近了。(12)

基督徒很容易把充满伤痛的义和团记忆与辛亥时期的感受相对比，这使他们无法不对新生的共和国报以感激之情。这种感激通过教会1913年4月组织的“全国祈祷日”活动得到了充分的呈现。北京的教会确定4月27日为全国祈祷日，并请求政府代发电报，要求各地教会都要“为正在开会的国会祈祷，为新成立的政府祈祷，为即将当选的总统祈祷，为民国宪法祈祷，为各国承认中国政府祈祷；为国家和平祈祷，为有能力品格高尚的人从政祈祷，为政府建立在一个坚实的基础上祈祷”。(13)这次全国祈祷日活动范围之广是从未有过的，从通都大邑到边陲小镇，凡有教会的地方几乎都举行了祈祷活动。

教会主动提议为中华民国祈祷，政府欣然答应，并派官员参加，这让传教士们惊叹不已，“从一个非基督教的国家发出这样的呼吁，这是世界历史上的第一次”，因此吸引了全世界的注意力，在华外国人认为这是自革命开始后最让人震惊的巨大变化。当然，在华大部分传教士还是比较清醒，并没有把它解读为“中国官方迫切要求变成一个基督教国家”，也不是一些人所断言的官方以此来寻求基督教的政治支持。(14)其实，这件事从中国基督徒的角度是很容易理解的。基督徒第一次获得了国民待遇，基督教也有了合法地位，他们对辛亥革命及由此而新生的共和国充满感激，也是祝福中国基督教有更好的将来。从上述文献可以看出，民初基督徒对辛亥革命的记忆是建构在兴奋、感恩的心理基础上，第一个国庆日毫无疑问是中国教会最美的辛亥记忆，也是充满期待的辛亥记忆。

二、悲喜交加的双十纪念：苦涩的辛亥记忆

在中华民国第二个国庆日时，袁世凯正式就任大总统，但他很快就暴露出独裁专制的野心。1913年11月4日，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解散国会，国家再次陷入内战。包括基督教信徒在内的民众对中华民国刚兴起的希望又一点点化为失望。1914年元旦，23岁的基督徒陶行知在为金陵大学校刊撰写的社评中表达了自己的困惑，这或许也可以代表知识青年当时的心情：

民国元年元旦，全国之大希望，非所谓袁孙交欢乎？民国二年元旦，全国之大希望，非所谓正式国会乎？当夫中山北上，两院开幕，全国人士，盖莫不弹冠相庆，希望之透达矣。曾几何时，而萁豆相煎，两贤交阨，国会亦专务自杀，如海市蜃楼，霎时没去……今年之希望，旋得而旋失；明年之希望，复旋得又旋失。则此无量热血、无量头颅换来之民国，更有何希望之可言？(15)

到1915年国庆，袁世凯忙着复辟帝制，对辛亥纪念毫无热情。护国运动成功，民国居然死而复活，教会在失望和希望中迎来一个又一个国庆日。武汉作为首义之区，对国庆纪念历来格外重视，教会也不例外。1919年国庆日，武汉各教堂循例庆祝，“各堂施圣餐，行礼拜，以表庆祝之典”。据文华大学两位同学观察，“各教堂各机关，均张灯结彩，各学校音乐喧闹，精神为之焕发，乐不胜言”。但民国根基不稳，又让这两位爱国学生有所“不乐”，担心国家“将有破产之虑，而卖国诸奸，尚拥高位，国脉危如一发，复何乐之足云。爱国者为之伤，忧国者为之吊可也。”(16)

1920年国庆时，人民仍难得有好心情来庆祝。《中华圣公会报》以此来描述民国以来的九年：“战事迭起，民不聊生，只可谓之战国，不可谓之共和国……频年战争，变乱相仍，军事倥偬，人民未享共和幸福”。在教会看来，民国虽然在政治上未收共和之效，但有共和之名也很重要，仍值得庆祝，“故今日之庆，庆民国也，庆共和也，且庆共和国体。自此固定，无论军阀如何专横，政客如何纷扰，党派如何淆杂，内乱外侮如何丛生，而共和民国之名称，决无改易。悬旗祝贺，鼓乐欢呼，不亦宜乎”。(17)到1922年第11个国庆时，军阀混战正酣，国庆气氛自然也浓厚不起来。《兴华报》的社论写道：“回想起前十次的国庆，除了第一次特为推翻专制，建立共和，尚有兴高采烈的精神外，其余九次岂不都是虚应故事的么？” (18)但这篇国庆社论仍希望国民不可过于悲观，还是要“特别的打起精神”来庆祝，因为共和政体尚存，民国虽屡遭厄运，坚信它能“大器晚成”。(19)

在一些地方，如果没有政府或绅商组织国庆活动，教会或教会学校都会主动发起国庆活动。1923年国庆，江西丰城美以美会发现其他团体均无动作，就率先发起庆祝会，邀请各界来宾，以表现爱国之心，唱诗奏乐，请人演说。结果礼拜堂坐满了人，“所有稍有知识之人，均相继到该会赴会”，所有来宾同向五色国旗行三鞠躬礼，三呼“中华民国万岁”。(20)有些教会会主动跟当地社团联络，共同组织国庆活动。江苏松江每年庆祝双十节只限于学界，当地教会决定与松江救国同志会联合，成立“松江各界双十庆祝会”，议决双十节当天午后在公共体育场举行典礼，并追祭先烈，晚上再进行全市市民提灯游行。祭祀先烈，因为涉及到教会比较敏感的偶像崇拜，与基督教的固有礼仪相冲突，因此教会上午单独在乐恩礼拜堂举行国庆典礼，就不派代表参加下午的追祭先烈活动。(21)

教会界的国庆纪念除一般常有的开会、演讲、唱国歌、戏剧、游行、提灯、放爆竹、喊口号等形式外，通常还有唱诗、祈祷等有教会特色的程序。请来演讲的大多是教会名流，也有不少是非教徒的社会名流。演讲和戏剧节目的主题多和辛亥革命以及时事相关，以此缅怀先烈，痛陈民国以来的社会各种病根，希望寓教于乐，唤起民众。国庆通常都在教会学校或教堂内举行，表演的主力也是教会学校的学生和教堂的唱诗班。例如，江苏太湖弥镇教会1922年的国庆程序大致如此：先是全体唱诗，祈祷，然后男校和女校轮流演戏，内容为民国光复、革命军起义、宣统退位等。(22)

然而，中华民国从成立到1949年南京国民政府撤出大陆，不是内战就是抗战，民不聊生，除了个别年份，国庆日的到来反而让人们更加感伤，教会和基督徒多次发出“国庆何庆之有”的感慨。1924年《兴华报》的国庆社论如此感叹：“呜呼！国庆何庆之有？吾民国建立至今，已历十三寒暑。在此十三年中，无年不在凄风苦雨之中讨生活。外侮也，内争也，时有见闻。呜呼民国！伤心哉国庆！去年国庆，猪仔受贿，曹贼窃位，总统之梦，居然成为事实。今年之国庆，不幸而有江浙之战。”(23)但教会并不完全悲观，《信义报》在1925年的国庆社论中说：“前人只知道家庆，今人更知国庆，不能不说是我们中国人知识上的一大进步。国庆日是庆祝中华民国成功，前清帝国消灭，人民由奴仆而进为主人，固然不错。但经了十四年的演进，意义却就绝不如是之简单，中华民国成功固然可庆，民五袁世凯帝制自为，民六督军团造反，民七徐世昌非法总统，民十二曹锟贿选，这些颠覆共和，危害国本的举动，都完全宣告失败，十四年以来，共和仍旧得以确立，岂不是更可庆吗？”(24)燕京大学宗教学教授赵紫宸在1927年的国庆短论说，“自民国开始以来，国耻与国庆纠缠，分拆不开”；“国庆国耻在现代的中国，是年年必须有的纪念。我们切心的痛苦，就是耻大于庆，使我们每逢双十节不能有放怀称心的大快乐。”(25)

1928年国庆时，北伐已成功，国家统一，全国人民算是过了一个舒心的双十节。但到1929年，国外内形势又变，战争又起，基督徒学者、岭南大学教授谢扶雅感慨，“今年双十节庆祝，又在烽火连天干戈扰攘底当中”。他把中华民国比喻成一个店铺，“我们今日的店铺，还只有一块风雨飘摇的‘中华民国’招牌，完全未曾能开店做交易，未能屹然自树于国际之林；这不是你我的羞耻吗？今日我等聚集纪念，与其说是庆祝，毋宁说是惭愤！”(26)1932年9月28日行政院宣布全国一律停止庆祝，谢扶雅更是以连连的感叹和问句表示他郁闷的心情：“唉，‘国庆’这两个字不提则已，一提提起我满腔悲愤来！伤哉国庆！痛哉国庆！”“国庆国庆，不是已庆了足足二十年吗？现在竟庆到国破家亡，更还庆个什么？‘国’之不存，‘庆’于何有？辛亥起义，光复神州。我先烈不知掷了几多头颅，流了几多鲜血，牺牲几多身家性命，辛辛苦苦，才把这锦绣河山，重再整复，创立了中华民国的新纪元，使我四万万人民都脱离了家奴的地位！回顾辛亥之双十，我等将何以对彼缔造艰辛之诸先烈？奚遑称庆？惟有惭泣！” (27)身为基督徒的燕京大学教授梅贻宝此时写下了《国难中的国庆》一文，“按常情来讲，一个国家，每年一度，庆祝他的肇始，纪念以往的事迹，亦借以振兴民气国魂，本来是很自然，很有意义的举动。事到如今，竟连这一些点缀，亦都取消，岂不凄凉也”。(28)

抗战时期的双十节，基本是以抗战动员为号召，基督徒也不例外。抗战胜利一年之后，中国再次陷入内战。这时创刊不久的基督教杂志《天风》发表了社评：“双十节是纪念中华民国成立的节日，我们对于它，照情照理，都应当距跃三百，欢欣无限。自民国成立之后，三十多年来，我们一直牵缠于内忧外侮，国家没有一天和平，民生没有一日安定，至于一切建国工作，则更无从谈起……三十五年前成立的中华民国，其运命真是不绝如缕”。(29)到1948年双十节，人们仍看不到和平的任何希望，《天风》一位作者感叹：“中华民国成立迄今，已整整三十六年，中国应该建设成为一个很像样的国家了。而今日中国的这一副残破相，实在令人痛心疾首不知所以。”(30)

尽管基督徒的心情在大部分国庆日不免有几分苦涩和无奈，但他们仍以积极心态组织、参与双十节的纪念活动，通过开会、演讲、戏剧、唱诗等一系列的仪式来纪念辛亥革命，尽己所能来建构、强化他们对辛亥革命的社会记忆。当然，动荡不安的政治形势以及民不聊生的社会惨状无疑会影响基督徒对辛亥革命的记忆建构，他们对当下政治与社会现状的控诉，正凸显出他们他们对辛亥革命共和理想的珍视与追求，构成了他们辛亥记忆的核心内容。

三、 双十节与十字架：辛亥记忆的诠释

基督徒组织、参与双十节纪念活动是他们对辛亥记忆的表现形式之一，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基督徒对双十节以及辛亥革命的诠释，反思基督徒应尽的社会责任，这是基督徒对辛亥革命记忆的深化，尽管有些人只是单纯从基督教信仰的视角出发，因而显得不够那么理性。

1917年，陶行知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双十节纪念会上发表演讲，指出辛亥革命的最大意义就是“共和”。他认为双十节应该纪念三件事情：一是中国从“一姓一家的中国变为百姓的中国”；第二件事就是“千万人的心血、头颅、身家、财产换来”的共和；第三件事情是纪念共和“再死再复活”。他认为双十节纪念就是为提醒民众“民国与我们有生死存亡的关系”，知道创业的艰难，守成的不容易，因此要对民国感恩并负起责任。他号召大家“要爱我们的民国”，“有了爱国心，虽亡必存；没有爱国心，虽存必亡”。仅有爱国心是不够的，还需要有“爱国的法子”，陶行知认为“义和团”就不是好的爱国法子，应该“适当限制爱国的法子”，“小不忍则乱大谋”。(31)

陶行知大概是最早把双十节与基督教的十字架联系起来的基督徒。早在1916年双十节聚会当中，美国朋友问他双十节的意义，他回答“double cross”,借用了耶稣殉道十字架的故事，来说明双十节也有牺牲的意思。陶行知认为中国既贫且弱，要救中国的贫，就要背负一个十字架，救中国的弱，又须负一个十字架。他以这两个十字架的含义来勉励师生要有牺牲的精神，“吾国人如能加倍的牺牲报国，我们对于祖宗所遗传、烈士流血所造的民国，可以无负”。(32)

陶行知后来又多次用十字架来诠释双十节的含义。如1926年双十节，他以测字的方式来演绎十字架的含义。他要测的两个字分别是“朝”和“萌”。朝——太阳在左，月亮在右，背着两个十字架，表示“为自由而奋斗，快起来，向前走”。萌——太阳在左，月亮在右，背着两个十字架，表示“大众刚才出头，侵略者，吓得抖”。这两个字都是包含着十月十日，用以纪念双十节，可见陶行知诠释之巧妙。(33)1929年双十节，陶行知还做了一副对联，其上联是：“为破坏牺牲，为建设牺牲，中华国民应背两个十字架”。1931年，长江水灾，九•一八事变，陶行知在双十节纪念时希望民众背起四个十字架：“我们在通常之破坏与建设之外，还得为水灾牺牲，为抗日牺牲……我们从今天起该从从容容的把这四个十字架背起来吧！”(34)陶行知以十字架来诠释双十节，并非在玩字面游戏，而是用基督徒的信仰来理解中华民国之不易，希望民众能以基督教的牺牲精神为民国建设出力。

四川一位基督徒萧文若也用基督教来诠释双十节，认为双十节是“许多革命先烈的头颅换得来的”，由此可见革命的意义“乃是刻苦、牺牲、甚至于丧掉自己的生命”，而基督教也是“耶稣基督牺牲了他自己的性命，死在十字架上的结果”，由此可见中华民国与基督教有同样的来源和意义。(35)

基督徒知识分子在国庆日的反思中一般都强调国民应该负有的责任，尤其是基督徒所应负担的责任。《信义报》的社评认为，基督徒除了效法基督外，也要竭力表彰和宣传基督公义之道，“使每一个人都能够认明己罪，藉圣灵循循善诱之功，化除自己的私心欲望，症结既去，始有生机的希望，基督徒果真爱国，就得多在此处做功夫”。(36)赵紫宸认为，作为基督徒，“我们更要负责任地去为国家同胞谋实益，建设国家的事业。无论如何，我们要为国家、为同胞忏悔我们不负责任、因循苟且的罪过，要革面洗心，铲除一切精神上使我们不能有国庆的原因。我们与同胞在精神上，思想志向上，一同努力前进，这是最大的喜庆”。(37)

辛亥革命以来，民国虽然有名无实，很多人认为辛亥革命实在没有纪念的价值，但美以美会《兴华报》社论以为不然，认为就算辛亥革命没有一点成功，也还是值得纪念，何况事实上并不如此：“数千年的君主专制变成民主共和，岂不是辛亥的成功吗？进一步说，辛亥革命就是完全失败，也值得纪念，因为失败是成功之母，也是开一条成功的道路……所以每届双十节来到，我们一面要庆祝，一面要想到‘革命尚未成功’，国人应有的努力。”(38)广西圣公会牧师黄福平认为基督徒对于国庆热烈的表示，不但很应该而且很合理。他认为人人都应休业一天，衣襟里要插一面国旗，父母家长要把国庆的意义向孩子透彻地演讲，更重要的是，“人人为国祈祷，是日礼拜堂应有为国恳切的公祷”。(39)

九•一八之后，国难就成为国庆日中挥之不去的痛苦，很多基督徒悲观失望。但梅贻宝认为 “既无可乐观，亦不得悲观”，把基督教所应采取的态度称为“努力观”或“改善观”。他这样的态度建立在两个信念的基础上，即“大信”“小信”。所谓大信，即是“信创造能胜过摧残，爱护能胜过损伤，公理必胜过强权”。他又用基督教教义来说明大信就是“上帝是良善的，天国必要临在世上”。所谓小信，即“信宇宙虽大，人力虽微，人力却不是无足轻重的，在自然各种势力势均力敌的一刹那间，人力竟能左右一切，影响万世”。他援引圣经记载耶稣的话：“你们应当以善胜恶，你们应当惊醒，你们应当勤于工作，因为你们的天父亦在工作”。(40)梅贻宝认为这两个信念必须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只有大信，便流于懒人的乐观，诸事听其自然，上帝负责包办一切……一般基督徒断章取义，借此得些空头的安慰。反而言之，若只有小信，人们虽有努力而缺乏目的，失掉归宿，其努力亦只能自成因果，而没有更深的意义了”。(41)梅贻宝从信仰的立场出发，利用基督教的思想资源来鼓励和指导基督徒如何应对国难，催促基督徒们拯救民国，实现天国，这在教会中可以算是代表性的思想。

抗战胜利后，基督徒仍在反思中国为何难以实现辛亥革命的目标，建立真正的中华民国。《天风》社论指出：“我们虽名为‘中华民国’，而实际上，三十五年来，我们所有的是一个‘中华军国’和‘中华官国’。”社论认为国民党人没有像孙中山那样强调民权主义，只重视官权，因此，官僚政治统治全国，导致35年来中国毫无进步。社论对未来的中华民国提出了四点希望：首先是民主；其次是“和平的中国”，没有和平就没有民主；然后是一个独立的中国；最后，中国复兴建设的工作，“要建设成一个重工业的国家”。这是这群基督徒知识分子在第35个国庆纪念中所提出的“最低限度的希望”。(42)

但如何拯救国家、实现辛亥先烈的志愿，有一位基督徒考察了国庆日与基督教的关系后，认为辛亥革命的成功归于基督教的力量，因此为了中华民国的前途，就需要这样一个入世的宗教，“一个真正能够深深地铭刻在我们内心深处的中心思想”。他认为儒家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教训也是基督教的精神，“国父领导革命，推翻满清，建立民国……我以为那正是依据着基督的力量，而获得必胜必成的结果呢！”(43)在他看来，宗教即是主义，信仰宗教，正如信仰主义；宗教所给予的力量，正如主义所给予的力量，基督教的宗教意识，“正与我们的革命先烈相合”，也与“先哲孔子和国父的遗教所崇尚的最终目的世界大同主义相同”。(44)这位基督徒把宗教等同于主义，而且迷信基督教的力量，认为基督教能解决所有政治社会问题，甚至能实现人类大同，恐怕很难得到今人认同，但这代表了当时部分基督徒的真实想法。

也有基督徒能跳出宗教的窠臼很理性地分析辛亥革命的成败，如王季深在1948年国庆日发表的《未完成的辛亥革命》一文。在他看来，武昌起义是“满清统治者白色恐怖下的一个必然中的偶然”，“上无领导，下无群众，居然‘神迹’似地成功了”。但正因如此，他认为辛亥革命有了这一先天性缺点，种下了它后天的妥协性。他分析了辛亥之后中国的发展，认为“这一页一页的黑暗的历史，无一不是对辛亥革命的强烈讽刺”，但他并不因此认定辛亥革命为“失败”，而是引用美国历史学家Helen Pratt的观点，认为辛亥革命跟中国历史上若干次的农民革命运动一样，是一个“未完成的革命”，根本原因在于革命党人“没有深厚的群众基础”。他认为这并不影响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一块不朽的里程碑。”因为在他看来，辛亥革命有两大功，即推翻了267年的满清统治，推翻了延续达2122年的君主专制，只是辛亥革命所完成的仅为形式，而非实质。他认为辛亥革命的最大意义，就是中国人民通过革命行动，“提高被压抑了二千一百多年的人的尊严与价值，要过人的生活”。他不忘他们这代人的责任，希望把辛亥革命未完成的任务扛在今人的肩上了：“化忧为庆，惟在吾人的一念：革命必须彻底。艰苦在前程，希望亦在前程”。(45)这类反思已明显受到当时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影响，从长时段的社会发展规律来分析辛亥革命，也更接近今天我们的一般看法。

四、 结语

由于民国时期政局动荡、内忧外患，基督徒同社会其他群体一样，在双十节到来之际常有“庆无可庆”的抱怨，但它作为法定节日，很多教会和信徒仍积极组织、参与双十节，通过各种纪念活动，强化他们对辛亥革命的社会记忆。从本文前面的叙述中可以看到，双十节纪念活动有时能给教会带来与当地政府、绅商社团合作的机会，进而扩大教会影响，甚至也有教会借助国庆聚会进行布道活动，(46)但这并不是基督徒组织双十节纪念的主要动机和意义。从基督徒双十节期间的言论可以看出，他们讨论的话题其实很少彰显自身对辛亥革命的贡献，也很少为自身争取利益，而是以争取国家统一、民主共和、人民幸福为现实诉求，这些内容构成这一群体辛亥记忆的关键词。同时，他们也以象征牺牲的十字架来诠释双十节与辛亥革命，反思自己作为一名基督徒、一位国民应尽的责任，尽管他们的思想仍偏重基督教的立场，但这种爱国爱教的立场在今天看来也是值得社会尊重的。

〔参考文献〕

〔1〕孙中山.在北京基督教等六教会欢迎会上的演说〔A〕.孙中山全集：第2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2.447.

〔2〕“Editorial: A New Era”,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 42, No. 12, December 1911, p. 675.

〔3〕“Editorial: Retrospective”,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 43, No. 1, January 1912, p. 2.

〔4〕奋兴会〔J〕.兴华报，第9卷第2册（1912年3月13日）：8.

〔5〕姚敏之.恭祝总统〔J〕.兴华报，第47册（1912年1月16日）：12-13.

〔6〕胡钟奇.嘉定教会之共和热〔J〕.兴华报，第49册（1912年1月30日）：13.

〔7〕张绩甫.太湖循环之布道热〔J〕.兴华报，第9卷第2册（1912年3月13日）：9-10.

〔8〕聂志诚.为民国统一庆祝感谢大会志略〔J〕.兴华报，第9卷第5、6合册（1912年4月3日、10日）：11-12.

〔9〕李司提文.昭通教士之喜色〔J〕.兴华报，第9卷第5、6合册（1912年4月3日、10日）：9.

〔10〕阙维民，沈昌洪.埃米莉•M•尤因斯的《辛亥家书•下》〔J〕.文献，2002，（ 4）： 220-224.

〔11〕〔12〕Charlotte E. Hawes, New Thrills in Old China，New York: George H. Doran Company, 1913，pp. 227-228，p. 269.

〔13〕〔14〕“The Christian Church in China”，China Mission Year Book (1913)，pp.41-42，p.42.

〔15〕陶行知.民国三年之希望〔A〕.陶行知全集：第1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199.

〔16〕顾菊生.双十节之乐而不乐〔J〕.中华圣公会报，第12册第20号（1919年10月）：15.

〔17〕国庆日记言〔J〕.中华圣公会报，第13册第19号（1920年10月）：3-4.

〔18〕〔19〕国庆（社言）〔J〕.兴华报，第19卷第38册（1922年10月4日）：1，1.

〔20〕宋侨川.双十节庆祝之盛举〔J〕.兴华报，第20卷第42册（1923年10月31日）：24.

〔21〕乐恩堂.国庆举动〔J〕.兴华报，第20卷第40册（1923年10月17日）：25.

〔22〕李用藩.太湖弥镇国庆纪念〔J〕.兴华报，第19卷第41册（1922年10月25日）：20.

〔23〕许佐同.伤心哉国庆〔J〕.兴华报，第21卷第39册（1924年10月8日）：4.

〔24〕十四年的国庆（社论）〔J〕.信义报，第13卷第36号（1925年10月）：1.

〔25〕〔37〕赵紫宸.短论•十六年国庆日〔J〕.真理与生命，第2卷第12期（1927年10月）：315，316.

〔26〕谢扶雅.谁举学术的义旗——从庆祝政治的独立到庆祝学术的独立〔A〕.南华小住山房文集：第5辑〔M〕.香港：南天书业公司，1974.52-53.

〔27〕谢扶雅.更还庆个什么——写在民廿一的双十〔A〕.南华小住山房文集：第5辑〔M〕.75-77.

〔28〕〔40〕〔41〕梅贻宝.国难中的国庆〔J〕.真理与生命，第7卷第1期（1932年10月）：3-4，4-5，6.

〔29〕〔42〕双十节纪念（社评）〔J〕.天风，第41期（1946年10月5日）：1,1-2.

〔30〕〔45〕王季深.未完成的辛亥革命〔J〕.天风，第6卷第14期（1948年10月9日）：4，5.

〔31〕〔32〕陶行知.双十节纪念〔A〕.陶行知全集：第1卷〔M〕.233-234，235.

〔33〕陶行知.双十节测字〔A〕.陶行知全集：第7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662. 

〔34〕陶行知.背起四个十字架〔A〕.陶行知全集：第2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367.

〔35〕萧文若.基督教与双十节〔J〕.希望月刊，第8卷第9期（1931年9月）：1.

〔36〕中国纷乱与基督徒的责任（社评）〔J〕.信义报，第13卷第40号（1925年11月）：1.

〔38〕本届双十节的感想（社论）〔J〕.兴华报，第26卷第39册（1929年10月9日）：2.

〔39〕黄福平.基督徒对于国庆应有的表示〔J〕.圣公会报，第22卷第19期（1929年10月1日）：1.

〔43〕〔44〕蓝天鹤.基督教与国庆〔J〕.希望月刊，第20卷第10期（1948年10月）：2，2.

〔46〕国庆大布道概况〔J〕.中华圣公会报，第12册第21号（1919年11月）：1.

（责任编辑：许丽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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