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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动力成本上升支撑经济结构优化的机理研究

    时间:2020-05-18 05:23:56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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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文章基于需求结构维度、分配结构维度和产业结构维度剖析宏观经济政策——劳动力成本——经济结构的作用机理,劳动力成本上升会对中国经济结构优化产生积极影响,宏观经济政策应顺应劳动力成本上升的机遇,顺势而为,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关键词 劳动力成本;需求结构;分配结构;产业结构

    [中图分类号]F241;F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5)09-0006-03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紧抓国际产业转移的机遇,在国际分工体系中依靠劳动力成本等优势,赢得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现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在“重量轻质”的粗放型发展方式下,中国经济增长面临越来越强的资源约束、环境约束和需求约束,增长的可持续性问题凸显。近年来,各地劳动力成本呈现上升态势,中国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优势逐渐减弱。此外,金融危机后外围经济的不景气也给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带来挑战,中国经济步入“结构性减速”的阶段。

    在“结构性”减速的背景下,为谋求经济有质量的“次高”增长速度,需要新的增长“动力源”日益迫切,“调结构促转型”迎合了这一需要。在过去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无论是产业结构中一、二、三次产业的构成,还是积累与消费的比例等。从学者们对中国经济结构的研究中可看出,我国经济结构渐渐失衡。优化经济结构提升经济增长质量迫在眉睫。

    目前,对中国经济结构优化的研究有着不同的视角,需求结构方面,应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由投资和出口驱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和出口协调驱动转变(韩永文,2007);分配结构方面,学者们(李实,2013;程永宏,2007;白重恩和钱震杰,2009;武鹏,2011;彭定贇和王磊,2013)认为需要提升“两大比重”、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地区收入差距和行业收入差距等;产业结构方面,除优化三次产业的比例外,还应重视产业的内部结构(李江帆和曾国军,2003)及制造业升级(刘志彪和张杰,2009)。基于要素禀赋从劳动力成本视角分析经济结构优化问题,主要集中在劳动力成本对制造业的影响方面:工资是否侵蚀利润(杨瑞龙等,1998)及劳动力成本对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江静和路瑶,2010;程承坪等,2012)。据此,本文基于要素禀赋视角分析劳动力成本上升对经济结构的作用机理,以期为中国经济结构优化所需的宏观政策支持提出建议。

    一、经济结构优化及分析维度

    经济结构指一国(地区)国民经济的组成要素及这些要素的构成方式,是国民经济各个要素在特定的关联方式和比例关系下所结成的有机整体。早期的经济理论研究很少注意到结构问题,“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变改变了以往人们对结构的忽视。考察经济结构的经典文献集中在发展经济学的兴盛时期,主要运用结构主义思路采用跨国经验数据研究演变的一般形式:投资率和消费率的“S形曲线”和“反S形曲线”特征(Chenery and Syrquin,1975)、收入分配的“倒U曲线”(Kuznets,1955)、产业结构的“配第—克拉克定理”、等。随着新古典主义复兴,从生产函数角度分析增长问题成为主流,经济结构问题逐渐淡出。

    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中国经济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投资消费失衡、制造业“结构性”产能过剩等,经济结构调整成为宏观政策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内容。

    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将经济结构优化分解为需求结构优化、分配结构优化和产业结构优化。其中,需求结构是指社会总需求中各需求成分之间关系,主要是投资、消费和净出口的比例关系;分配结构是指国民收入在社会群体间的分配结果,包括资本所有者报酬与劳动所有者报酬的比例关系,也包括城乡收入差距、行业收入差距等;产业结构主要是指国民经济中一、二、三次产业的构成等。

    需求结构、分配结构和产业结构之间以及内部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都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具有客观制约性,不是随意建立任何一种经济结构都是合理的。经济结构优化是谋求与一定的社会经济和技术条件相适应的一定的经济结构,是一种动态的过程。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经济结构渐渐失衡,无论需求结构、分配结构,还是产业结构都表现出相应的失衡特征:需求结构中消费成长乏力、分配结构中城乡差距扩大、产业结构中服务业发展滞后等。由此,中国经济结构优化分析自然包含需求结构优化、分配结构优化和产业结构优化三个维度。由于需求结构、分配结构和产业结构之间的内在联系,经济结构优化也应包含需求结构、分配结构和产业结构之间协同优化(见图1)。

    二、劳动力成本上升支撑中国经济结构优化的机理

    根据前文分析的经济结构优化的三维图,本文构建劳动力成本影响经济结构的“钻石模型”(见图2),基于该模型,从需求结构、分配结构和产业结构三个维度对劳动力成本上升支撑中国经济结构优化的作用机理进行分析。

    (一)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中国需求结构优化的支撑作用

    随着中国经济步入“买方市场”,经济越来受到需求因素的影响。在需求约束型经济条件下“三驾马车”驱动着经济增长,劳动力成本分别对消费、投资和(进)出口产生影响,从而决定总需求,进而对需求结构施加影响。对消费而言,劳动力成本上升意味着工资性收入的相对增长,由于工资收入部分相对于利润收入部分其消费倾向更大,因此,劳动力成本上升对消费有积极影响。对投资而言,劳动力成本上升意味着“工资侵蚀利润”,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投资需求会有所下降。对出口而言,劳动力成本上升造成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下降,其对出口需求也会有负面影响。劳动力成本上升对总需求的影响是积极还是消极的取决于其对消费的积极影响是否大于其对投资和出口的消极影响。实证研究表明,中国总需求体系在改革开放以来逐渐由“工资引导型”过渡到“利润引导型”(沈坤荣和刘东皇,2011),尽管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中国总需求有一定负面影响,但劳动力成本上升能够提高消费需求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从而有利于中国经济结构的优化。

    (二)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中国分配结构优化的支撑作用

    收入分配包含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由此,分配结构也可分成国民收入经过初次分配后的分配格局和经过再分配后的分配格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初次分配是生产要素参与生产按贡献获得的报酬(功能性分配)。由于资源禀赋的变化,劳动力成本上升,意味着劳动要素相对获得更多的报酬,劳动报酬率(劳动者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会提升。近些年,从东部沿海地区开始,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与此相呼应,劳动报酬率也呈现上升态势。劳动力成本上升意味着功能性分配格局的改善(有利于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国民收入的比重),由于功能性分配与规模性分配(国民收入在人际间的分配)紧密相关,经过财税等在再分配政策之后,规模性分配格局也会得以优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劳动者报酬持续走低使得再分配政策的效果难以发挥,进而规模性分配格局难以改善,但劳动力成本上升支撑分配格局改善的效应是显著存在的。

    (三)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中国产业结构优化的支撑作用

    劳动力成本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收入机制和成本机制对产业结构产生影响。收入机制是指劳动力成本对劳动者而言是收入,工资水平的上涨提升了劳动者的消费水平,消费结构得以攀升,由于“恩格尔定律”同“配第—克拉克法则”的内在联系,由此产业结构得以优化升级。成本机制(劳动力成本的激励效应)是指劳动力成本对企业而言是成本,劳动力成本上升使生产成本增加,会激励企业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技术水平,增加产品的附加值,进而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中国产业结构不合理不仅表现在第三产业比重偏低还表现在制造业过度依赖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优势等。劳动力成本上升对第二、三产业比重尤其是第三产业比重会有显著的正效应。劳动力成本上升的产业结构调整效应显著存在,有利于制造业升级和服务经济的发展进而优化经济结构。

    三、劳动力上升背景下中国经济结构优化的宏观政策支持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经济结构渐渐失衡,主要表现为消费驱动乏力、“两大比重”偏低、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等方面。劳动力成本上升对需求结构、分配结构和产业结构将产生积极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离开宏观经济政策的支持,宏观经济政策应顺应劳动力成本上升的机遇,顺势而为(见图3),相关政策应努力提升消费驱动力、优化分配格局和大力发展服务经济等,以谋求有质有量的增长。

    (一)调整收入分配制度是优化中国经济结构不可或缺的制度安排

    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重要原因就在于收入分配的不合理,初次分配领域应探索工资持续增长的长效机制等,努力提升“两大比重”;再分配领域应贯彻“公平”原则,加大转移支付力度;此外,也应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为中国分配结构的优化营造良好的环境。

    (二)改革财税体制是优化中国经济结构的重要抓手

    应着眼于优化财政收入结构和支出结构的优化进而发挥财税对消费需求的“扩大效应”和产业转型升级的“激励效应”。税收方面,应适时提高个税起征点、税收累进程度,提升所得税在税收收入的比重,把“营改增”扩大到铁路等垄断行业,做好房地产税的立法工作;财政支出方面,应实施规范、透明的预算制度,打造“阳光财政”,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比例。

    (三)完善产业政策是优化中国经济结构的“助推器”

    中国经济正由“工业经济”步入“服务经济”,针对工业,产业政策应鼓励创新、争创品牌,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针对服务业,产业政策应助推现代服务业的大力发展,创新发展理念,健全产业体系,提升发展水平,推进制造业转型升级与生产性服务业的融合发展。

    [参考文献]

    [1] 韩永文.经济增长要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J].宏观经济研究,2007(11):3-8.

    [2] 李实,等.中国收入分配研究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3] 程永宏.改革以来全国总体基尼系数的演变及其城乡分解[J].中国社会科学,2007(4): 45-60.

    [4] 白重恩,钱震杰.国民收入的要素分配:统计数据背后的故事[J].经济研究,20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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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彭定贇,王磊.财政调节、福利均等化与地区收入差距——基于泰尔指数的实证分析[J].经济学家,2013(5).

    [7] 李江帆,曾国军.中国第三产业内部结构升级趋势分析[J].中国工业经济,2003(3):34-39.

    [8] 刘志彪,张杰.从融入全球价值链到构建国家价值链:中国产业升级的战略思考[J].学术月刊,2009(9).

    [9] 杨瑞龙,等.国有企业双层分配合约下的效率工资假说及其检

    验——对“工资侵蚀利润”命题的质疑[J].管理世界,1998(1).

    [10] 江静,路瑶.要素价格与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基于ISIC的跨国比较[J].统计研究,2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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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Chenery H. B. and Syrquin M.. Patterns of Development:1950-1970[M].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5.

    [13] Simon Kuznets. Economic Growth and Income Inequality[J].Ame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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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沈坤荣,刘东皇.中国劳动者报酬提升的需求效应分析[J].经济学家,2011(2):43-50.

    (责任编辑:张积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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