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城》和《小城畸人》中的“忧患”母题研究
时间：2020-05-19 05:20:45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摘 要：母题研究是比较文学范畴内的主题学研究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本文拟以中西两位现代主义作家沈从文和舍伍德·安德森的代表作《边城》和《小城畸人》为例，结合中国儒家思想和西方人文主义传统分别对沈从文、安德森的小说创作造成的影响，探讨“忧患”母题在两部作品中的不同表现：乐感的“忧患”和悲感的“忧患”。
关键词：沈从文 舍伍德·安德森 《边城》 《小城畸人》 “忧患”母题
一、引言
母题研究是比较文学范畴内的主题学研究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何为母题？陈惇在《比较文学》一书中对母题的内容作了如下界定：“主题学中的母题，通常指的是文学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人类的基本行为/精神现象以及人类关于周围世界的概念。”[1]由此可见，母题是一种客观性的描述，作家以母题为载体，以特定的价值取向介入生活事件，形成对母题的独特表述，从而产生了属于该作家作品的主题。母题研究可以跨越国别和民族的界线，对各民族文学中的母题作清理式的研究，同时又可以兼顾同一母题在不同文本中体现出来的地域性和民族性。
本文拟以中西两位现代主义作家沈从文和舍伍德·安德森的代表作《边城》和《小城畸人》为例，探讨“忧患”母题在其中的体现。中国文学的忧患母题滥觞于《诗经》，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对于德操、人格的忧患；第二，对于时世、身世的喟叹；第三，对于韶华、爱情的感伤；第四，对于亲情、友情的呼唤。近代以来，中国小说的忧患意识其社会性远远超过个人性，皆因其中的忧患来自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所带来的沉重苦难。就忧患意识是一种普遍的危机感而言，西方小说的忧患意识产生较晚。在19世纪中后期的西方世界由第二次工业革命孕育的新型工业经济加速了生产的机械化和电气化，与传统手工业经济相比很大程度上弱化了人的作用，这一不可避免的现代性催生了西方人的危机感及对其的反抗，从而开启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序幕，并在20世纪形成主流，西方小说中的忧患母题从此得到空前繁荣。
二、《边城》和《小城畸人》中的“忧患”母题研究
（一）《边城》之乐感的“忧患”
《边城》是中国现代主义代表作家沈从文先生以现实中的川湘边界的茶峒小城为背景，描绘的一幅极具桃花源般意境的人情世态画卷。在沈从文娓娓道来的这个温和、隽永的边陲小城的故事中，各色人物有各自的悲欢离合，男女老少的生命轨迹都摆脱不了忧患，然而书中“忧患”的基调是充满乐感的，难见激荡的悲痛和不满。究其根本，与作家本人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有着至关重要的联系，儒家的美学观、伦理观、人生观不可避免地渗透到了他的小说之中。
貫穿全书的忧患首先表现为对亲情的不舍，因为这一类的忧患覆盖面最广，尤其体现在老船夫和翠翠祖孙二人身上。沈从文笔下的小城是一个“仁义”的社会，而“仁者之心”左右着他笔下的主要人物做出生命中的重要抉择，人物忧患的根源在于“仁”。“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对此《论语·卫灵公》中孔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其后孟子在《孟子·尽心上》中言道：“仁，即是人心也。”《边城》中的老船夫年事已高，在山里以撑渡船为生，独自抚养女儿的遗孤翠翠长大。沈从文在描述这位老人的境况时写道：“人太老了，应当休息了，凡是一个良善的乡下人，所应得到的劳苦与不幸，全得到了。”[2]25然而，老人有他的焦虑，他怕外孙女如同她妈妈一样命运不济，因而心中怀着对女儿的思念和惋惜，盼望翠翠能有好的归宿。老人怀着“长辈之仁”，舍弃了自己本应有的安逸晚年，来拼命促成外孙女的幸福。同样翠翠对祖父也是情深意重，她聪明会琢磨人事，明白祖父垂垂老矣，是必须有人照顾的。她把儿女私情深藏于心，她心中的祖父就像屋后的白塔一样屹立不倒，然而祖父還是在一个风雨夜离开了人世，翠翠选择接过了祖父的差事。文末提到“可是到了冬天，那个圮坍了的白塔，又重新修好了。”[2]76作家设置了这样的一个细节一是给予翠翠生活的希望和勇气，二是昭示读者小说情节的美好走向。祖父以“长辈之仁”顾幼者为先，不安享晚年，与翠翠以“幼辈之仁”顾老人为先，不急己之事，实则都是出自一种舍己为人的“仁”。
小说中还有一类显性的忧患则与对爱情的迷惘紧密相关，主要体现在翠翠、天保、傩送这三位青年男女身上。在爱情面前，这三个人物的基本状态是观望和试探，各自都在不明所以的状态中等待着。作家这样处理主要人物的情感状态与其耳濡目染的儒家思想有着很大的关系。孔子提倡的“仁”是与“礼”紧密相连的，即要求世人自觉遵循等级制度的“礼”，所谓“克己复礼为仁”。“礼”在孔子提出之初与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目的是不可分割的，但随着时间的发展延伸为符合一切社会伦常的制度和准则。“礼”讲求分寸感，逾越一步即为“非礼”。天保和傩送两兄弟都看上了模样标致的翠翠，但在获悉彼此都属意翠翠后，兄弟俩都遵循着“兄弟不相争”和“君子不可夺人所好”的原则：大哥天保以离开的方式退出这场令其煎熬的竞争， “大老（注：天保）伴弟弟回家时，就决定了同茶峒地方离开，驾家中那只新油船下驶，好忘却了上面的一切。”[2]52不幸的是，他溺死在押船途中；而傩送一方，对其兄的莫名退出心怀愧疚，加上后来听闻天保罹难，执意放弃追求心仪的姑娘，远行他方。而作为文中的被爱慕者翠翠采取的是被动等待的态度，尽管她明知心中所爱是傩送。中国儒家传统思想一直认为“男女授受不亲”，事实上这一思想导致了中国传统女性在爱情状态中多处于被动的一方。这种“礼”的约束也促成了翠翠对于爱情持有诗意的态度，她不着急推进爱情的进程，而是享受跟爱情有关的一切事物，包括初始傩送时男方跟她说的玩笑话，新娘的着装配饰，疑似梦境中的山歌（注：实际是傩送在山头唱的）等。小说有一个开放性的结尾：“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2]76涉及爱情的这三方，天保、傩送、翠翠没有一人刻意扰乱他人的生活，他们都谨守“礼”的尺度，即便有伤害，他们也将它限制在可控的范围内。
《边城》中描绘的小城社会无疑很好地体现了儒家“天人合一”的精神理念。孔子开创的儒家提倡将自然伦理化，由“天道”入“人道”，强调人的伦理秩序，促成个体人格与宇宙本体的融合。茶峒小城山杰水灵的地理环境为此地的人们提供了生活保障，小说中的各色人物从渡船夫、过往渡客、富贵子弟、军士到吊脚楼上的妓女无不怀有仁爱之心。《边城》整体上呈现出一种温和的气质，没有过激的矛盾冲突，作品的内容平和、恬淡，即便在表现“忧患”这样的母题时也能点到即止并昭示人物解决忧患的美好方向。
（二）《小城畸人》之悲感的“忧患”
《小城畸人》是美国现代主义引路人舍伍德·安德森的代表作，这是一部由24篇短篇故事串联起来的小说集，故事集中的人物生活在同一个虚拟的小镇温斯堡，彼此认识并以旁观者或参与者的身份出现在彼此的故事中。与沈从文在《边城》中所表现的田园诗般的“忧患”不同，安德森在《小城畸人》中淋漓尽致地描述了一种悲感的“忧患”：故事中的人物无一不焦灼不安，与周遭的环境格格不入。安德森这种与沈截然不同的表现“忧患”母题的方式是和西方小说的人文主义传统密不可分的。西方的人文主义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对古希腊人本主义的继承，到了20世纪由于经济危机和两次世界大战给欧洲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反思人的生存价值与反传统成为时代的主题，人文主义的特点开始体现为对人性自身及其存在价值的深入关注、思考、挖掘，批判高度的现代文明对人的压制与束缚，呼唤人的自由成为文学关注的主题。《小城畸人》正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书中的人物几乎都是处于显性的或隐性的失语状态，他们都依赖肢体动作来表达自身最深切的、不足以为外人道的感受，其中最常被用到的身体部分就是“手”。这本书的第一个故事《手》就充满了讽刺性。曾经的小学教师“飞翅”比德尔鲍姆是一个充满热情的教育者，他跟学生交流时有时会用双手抚摸他们的头和肩膀。可是后来一个迷恋他的弱智学生幻想出难以启齿的事并言之凿凿指向他，导致比德尔鲍姆被人不公正地指控对学生进行性骚扰，几乎被绞死，后改名换姓逃到温斯堡，在那里度过残生，一直尽力掩藏他那双因富有表现力而带给他危险的手。在这个故事里，手表达了不可控制的、容易被误解的感情，因此主人公必须对它予以压制。
书里很多故事都以更肯定的方式谈到手和触摸，这里需要提及安德森所秉持的两性观念。安德森和西格蒙·弗洛伊德一样，认为男人和女人一直挣扎着想要表现出他们的性欲，当这种性欲受到压抑时就会产生一种挫折感。安德森相信男女之间可以通过互相抚摸的方式和裸体产生的力量打破孤立，最后达到情感的交融，这也借鉴了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会饮篇》中阐述的性爱理论。据柏拉图描述，“原始人”身体是圆的，背部和腰部构成一个圆形；他有四只手和四只脚，一个头和两张脸，后来分成了两部分。两个分开的部分都渴望另一半，急于要合为一体。柏拉图的理论揭示了性吸引的力量，说明男女的结合是回归初始的整体状态。《走向成熟》里渴望追求海伦·怀特的乔治·威拉德“一心想走进另一个人，用他的手触摸他，也想被另一个人的手触摸”。[3]213《裸奔》和《值得尊敬的人》都描写了裸体的力量，刻画人体内难以抑制的欲望。《裸奔》里的艾丽丝·欣德曼久久等不到远方的爱人归来，开始变得越发地孤独无奈，终于在一个雨夜内心爆发，脱光衣服站在雨中释放了自己最压抑的人格，暂时消解了无法诉说的孤独，其后她又得接受一个事实：“很多人，即使在温斯堡，都得孤独地活着，孤独地死去。” [3]97《值得尊敬的人》实际上是紧接着《裸奔》带补充性的故事——解释了肮脏的电报员沃什·威廉斯是如何变得讨厌女人、憎恨生活的。他曾爱过一个漂亮的姑娘，并和她结了婚。他甚至爬过黑色的地（正如《裸奔》中的爱丽丝爬过草地）跪拜在妻子的脚边，然而在自我贬损的瞬间却发现妻子已经背叛了他。沃什的岳母为了挽回女婿对女儿的心，竟然脱光了女儿的衣服让她去引诱沃什。然而，沃什正是在恬不知耻的岳母脱光不忠的妻子的衣服后，看到妻子赤裸的身体犹如看到自己一览无遗的卑微，才决意了断婚姻去别处生活。
这本书里最有力的一个故事《上帝的力量》描写了宗教狂熱所带来的极度空虚和性压抑。受人尊敬的长老会牧师柯蒂斯·哈特曼到他在教堂钟楼上的书房做祈祷，希望获得上帝的明示。可是当他打开狭窄的彩色玻璃窗时，他震惊地看到女教师凯特·斯威夫特抽着烟、躺在床上看书，这在笃信宗教的人士看来绝对是堕落的迹象。但是哈特曼想抑制自己窥探别人隐私的冲动没有成功，他之后在玻璃窗的角上打了一个洞以便观察凯特的一举一动。在他看来，诱人的凯特是来感化他的上帝的工具，肩负着真理的启示。他用拳头打碎那扇彩色玻璃窗，并安慰自己：“我身上有了上帝的力量，我用拳头把它砸了。）[3]135这位牧师认为自己从诱惑中得到了解救，实际上是一种不敢直面现实的自我催眠，因为他是被诱惑征服的一方。安德森在这个故事中传递出来的对世界的看法显得格外悲观。
安德森在《小城畸人》中描画的实质是现代人共有的忧患：破碎的梦想、失落的爱、未曾生活过的生活、精神上的孤立、使人无力的孤独。作家在小说中倾注的对人性的思考和对人本身的关照使得“忧患”的母题变得尤其沉重，被染上了悲哀的基调。
三、结语
沈从文和舍伍德·安德森在各自的代表作中以不同的表现方式呈现了“忧患”这个文学世界里的重要母題，并很好地注解了作家所处的历史文化背景对其创作的深刻影响。抛开文本对 “忧患”母题的不同解读，我们需要深刻地认识到这两位中西作家有着类似的创作动机，即现实的忧患。
细究《边城》的成书时间，彼时的中国充满内忧外患，跟诗情画意相去甚远，如何拯救中华民族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泥淖中成为国内大批有志之士奔走呼号的当务之急。作家明言他的这本书是写给那些关心中国社会变动的人士看的，他意欲通过展示过去的、原生态的乡野之人的百般美好让读者构建对振兴民族、变革社会的信心。而舍伍德·安德森的《小城畸人》的故事发生地是20世纪初的处于经济发展过渡时期的美国中部小镇，当时新型的工业生产方式极大地冲击了传统的农业和手工业经济，其摧枯拉朽的势头十分迅猛。现代文明在给人们带来物质便利的同时，也开始撼动传统的价值观，利益至上的原则隔膜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逐渐被“异化”，人的生存价值引起了普遍的思考。安德森在书中想要引领读者获得关于整个生命本质的内在体验与遐思，从而解决现代人的生存困惑。
参考文献
[1] 陈惇.比较文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123.
[2] 沈从文.沈从文精选集[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6.
[3] 舍伍德·安德森，著.刘士聪，译.小城畸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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