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儿”与文化产业] 文化产业有哪些
时间：2019-01-28 17:51:07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文化产业是文化用产业化、市场化运作的一部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给“文化产业”下定义为：“文化产业是按照工业标准生产、再生产、存储以为分配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一系列活动。”文化产业是一种工业化的结果，现代科学技术高度发达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前提。文化产业既然作为一种经济行为，就必须按照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律办事，同时文化产业与文化有着直接的联系，它的市场化运作必须遵循文化自身的发展规律。
我国的文化产业起步于二十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文化市场的繁荣，文化产业得到快速发展，已成为我国第三产业中的重要发展力量。由于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文化存在着差异，文化产业的发展规模、程度以及产生的效益也就不尽相同。
青海地处祖国的西北，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由此也决定了青海的文化产业发展较之内地一直处于薄弱缓慢的状态。河湟“花儿”是青海民间文化的最主要种类之一，在二十世纪80年代以前，她的功能和作用主要是群众自娱自乐，宣泄感情，表达思想的一种歌唱娱乐形式。在那个时代从来没有人想依靠演唱“花儿”来谋生财、生活之路。在青海倒是一直有唱民间曲艺（青海称之：曲儿）的人（大都是盲人，青海话称：麻眼），靠唱曲儿维持生计，所以民间有谚语讲：唱个长调（曲儿）混饭吃，唱个短调讨老婆。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的政治、经济改革的逐步深入，带动了文化体制的巨大变革。《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1986-1990》中明确提出：“专业表演团体，要改革体制，完善经营管理制度”。首先在艺术团体拉开了文化改革的序幕，打破了艺术团体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全部实行国有的形式，出现民营的艺术团体，并允许它们完全进入文化市场运作，优胜劣汰。青海“花儿”就是在这种大背景下，也开始进入了文化市场，成为我省文化产业的组成部分之一。“花儿”成为文化产业进入我省文化市场，主要是从以下几种形式出现：
民间职业“花儿”剧团和文化产业。在改革开放后，人们在文化领域所遭受的禁锢逐步被解放，使“花儿”的演唱迸发出了前所未有的生机，特别是青海群众对“花儿”的情有独钟，“花儿”在青海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这种市场潜质引发了一些文化人和“花儿”歌手想借用演唱“花儿”来进行文化经营的理念。在我省第一个组建“花儿”艺术团，走入文化市场进行大胆尝试的是著名的“花儿”歌手马俊。马俊，东乡族，青海民和官亭人。现为省民族歌舞剧院“花儿”歌唱家，马俊在被省直剧团录用前，曾从事个体运输，有经营意识，在省直剧团几年的“花儿”歌唱实践，使他对演艺行业有了清晰的认识，二十世纪末在省民族歌舞团（现称省歌舞剧院）进行的文艺体制改革中，马俊在1995年率先建立起了“团中之团”，成立起我省第一个“花儿艺术团”。“花儿”艺术团演职员都是由马俊在民间挑选出的优秀的歌手，经过基本的训练和演排，便进入文化市场开始从事“花儿”的经营性演出。“花儿”艺术团成立后，马俊始终把演出市场盯在农牧业区，在青海、甘肃走乡串户，足迹遍布50余个县，200多个乡，500余个村镇，创下“花儿”职业演唱辉煌成就。1997年8月，青海“花儿”艺术团被文化部授予“全国乌兰牧骑先进团（队）”的光荣称号。青海“花儿”艺术团的创立未向国家要过一分钱，团里的全部运转经费自收自支。既完成了团内的演出任务，又为剧团节约了开支。创造出了青海“花儿”艺术团最佳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至今“花儿”艺术团仍以强劲的生命力活跃在我省文化市场。在马俊的青海“花儿”艺术团的带动下，西宁市群艺馆和海东一些县文化馆也都相继成立起民间职业“花儿”剧团，把民间职业“花儿”艺术团作为文化事业单位发展文化产业，开展文化经营，实现以文补文的一种重要途径。这些“花儿”民间职业剧团都在青海文化市场中产生过积极的影响，但由于这些职业“花儿”剧团在经营和管理理念上存在一些弊端，“花儿”歌手大多急功近利，流动太快，又留不住较为优秀的歌手，所以青海出现的民间“花儿”艺术团都处在自生自灭的状态，惟马俊和他的青海“花儿”艺术团凭借着马俊的名人效应和剧团特有的运行管理模式还能始终活跃在文化市场中。
“花儿”茶社与文化产业。“花儿”民间职业艺术团的出现，促生了人们对“花儿”艺术的新的认识和解读一种新的文化产业发展形式：“花儿”茶社也应运而生。“花儿”茶社的出现是在借鉴地方戏曲和曲艺在城市的一种流行演出形式而创立起来的。在新中国成立前西宁市就有戏曲、曲艺的茶社，像西宁的香水园等。因为新中国成立前“花儿”被视为野曲，只能在野外演唱，所以人们无论如何都不敢想在城里创办“花儿”茶社。但是经历改革开放，随着人们思想观念的更新和经营理念的拓展，一些有眼光和胆识的“花儿”歌手和经营者大胆在城里办起了“花儿”茶社。“花儿”茶社的兴起让“花儿”这一乡村的山歌开始涌入到城市。“花儿”茶社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种真正意义的“花儿”文化产业。因为它的成立必须要经过政府文化、工商、税务等部门的审批，要租赁固定的场地依法经营，照章交纳税费。而经营完全是是市场化的经营。大致的经营模式是经营者一般在市场和相关地方租赁一个场所，请部分民间歌手在固定的时间内进行“花儿”演唱，消费者进入茶社消费茶水、酒品和一些干果制品。“花儿”茶社的兴起，不仅冲破了多年的传统禁止，同时满足了广大“花儿”爱好者的文化精神，也让“花儿”演唱传播有了一种新的途径。特别是“花儿”茶社培养出了许多职业、半职业的“花儿”歌手，这些歌手几乎都是来自农村，在进入“花儿”茶社之前完全是一种爱好或自娱式的演唱，但进入“花儿”茶社就不同了，面对台下的观众，其演唱就带有表演性质的，在加之有乐器的伴奏，她们逐渐从一名乡村歌手，发展成一名职业、半职业“花儿”歌手。
“花儿”歌手主要靠自己的“花儿”演唱来赢得欣赏者为其搭红献花，每条红大致5元到10元不等。观众自由搭红献花，这是“花儿”歌手的主要收入，因为这种收入与歌舞明星的出场演出不同，歌手无帐可查，政府主管部门对歌手的收入也没有可行的办法将之纳入正常的管理，再加之“花儿”歌手大多来自农村乡间，不像歌坛歌手那样引人注目，所以她们的收入没有缴纳个人所得税。在我省许多出名的优秀“花儿”歌手都是从“花儿”茶社起步的。像赵吉金、温桂兰、魏帼英、张存秀、李君兰、李君莲、郭帮秀、昝万亿、李洪桂、应春等等。有些“花儿”歌手从“花儿”茶社唱红后，又四处流动，参加单位庆典，或参加各种“花儿”演唱会，成为“花儿”走穴歌手，他们不仅走上了致富之路，有的在西宁还兴办“花儿”茶社等文化产业。像著名“花儿”歌手温桂兰最早在三明市场办起我省第一家“花儿”茶社；著名“花儿”歌手张存秀长期在平安县经营“花儿”茶社。西宁西门中心广场在上世纪90年代曾是公交大院，一段时间，有十几家“花儿”茶社和其他戏曲茶艺集中在这里演唱。形成了“花儿”茶社兴起之时非常火爆的情形。“花儿”茶社的出现是“花儿”艺术以文化产业的形式进入市场的必然趋势，“花儿”茶社在青海以西宁为中心辐射到东部农业区各县和部分牧区、格尔木市，这种文化经营模式在河湟“花儿”流行的其他省份是不多见的。
但是我省“花儿”茶社在全省文化产业链中也是处在相对薄弱的环节，她的发展长期处在一种低档次，个体化消费的状态下，不能像歌舞娱乐场所和其他茶艺那样上档次，规模化。“花儿”茶社营业时间大致都是在午饭后开始至下午单位部门下班时间，也有晚场，一般是在晚10时前就结束。它和都市的歌舞娱乐城、卡拉OK厅、量贩、棋牌茶艺等娱乐场所形式不同，因为这些娱乐场所是人们在酒足饭饱后自娱自乐的主要消遣方式，消费的层次虽然高低不等，但远非“花儿”茶社所能想比。表演的主体完全不同，“花儿”茶社主要听“花儿”歌手的演唱，歌手们依赖于观众的搭红获取报酬，经营者主要靠销售茶水、干果和一些酒水获取利润，远不能与高档次的文化娱乐场所的消费档次相比较。“花儿”茶社这种低档次的消费，决定了她的经营场所只能在较为偏僻、简陋远离城市中心的地方，处在一种仅能维持生存的状态，经营也不稳定，现在西宁市比较集中的“花儿”茶社是在毛胜寺市场和一些零星的“花儿”茶社。这种经营状况使“花儿”茶社的经营严格上讲构不成产业化，规模化。只是处于文化产业发展的初级阶段。
“花儿”音像制品与文化产业。音像制品是二十世纪70年代末期在我国兴起的一种朝阳文化产业。“花儿”在青海文化市场的兴盛，让我省两家专业音像出版社和一些音像经营公司捕捉住了商机。我省专业音像出版社青海昆仑音像出版社和西海民族出版社以及一些个体文化经营都将“花儿”列入了重要的音像制品出版物，出版了一系列“花儿”的录音带，CD、VCD、DVD和MTV等。这其中昆仑音像出版社的“花儿”音像制品最多。它们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累计出版各类“花儿”音像制品多达50余种，总发行量超过100万盘（盒）。“花儿”音像制品在给音像出版社创造了较好的经济效益的同时，因为为国家交纳了税金，突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西海民族音像出版社这些年出版“花儿”音像制品包括《花儿专辑・马金山》《阳欢乐・马俊》《白蛇与许仙・马华、拉毛吉》《解放大西北・马俊》《超大型花儿对唱・温桂兰、赵吉金》《闹五更・温桂兰、赵吉金》《大传花儿・温桂兰、马德云、张国统》《亲亲热热一辈子》发行量超过10万盘（盒）。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十分显著。另外在我省一些有限公司和个体文化经营者也看好“花儿”音像制品的制作、发行，近几年像青海红兴音像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就出版了多种不同种类的“花儿”音像制品。
当然，“花儿”音像制品在文化市场中的热销，使得非法盗版音像制品乘虚而入，在我省文化市场发展初期，“花儿”盗版、非法出版物曾泛滥一时，让合法正版的“花儿”音像出版物蒙受了重大损失。从“花儿”音像制品在我省发行情况上看，总体上国有两家音像出版社制作，发行的“花儿”音像制品无论从质量上，内容，包括从思想性和艺术性上件都有一定的水准。而相反一些个体文化经营者，特别是一些唯利是图低素质的文化经营者出版，发行的一些良莠不齐，甚至是粗制滥造的“花儿”音像制品，在引导社会和群众的消费中产生了不良影响。在“花儿”音像制品的消费过程中，消费者们的消费观念也随着人们生活质量提升发生着变化，起初只要“花儿”音像制品无论是否正版，价格低廉就买，以后消费观念逐渐转变，对“花儿”音像制品的内容和质量都有所要求，开始有选择的购买，这就使得一些粗制滥造和盗版“花儿”音像制品逐渐没有了市场。
“花儿”产业和旅游业。旅游业现在在世界各国都成为朝阳产业。随着世界范围内旅游业的升温，旅游业也与文化紧紧的联系在了一起，各地区都把旅游业和当地特色文化结合在一起，纷纷打造地方特色文化品牌，促进旅游业的发展，提升当地旅游文化品味。“花儿”是青海最有特色的文化标志，热衷与旅游行业的企业自然把她作为发展旅游的重要品牌加以打造。主要表现在青海各地传统“花儿会”吸引着四面八方的来客，特别是一些年代久远，影响、规模较大的“花儿会”，不仅是外地人了解青海民俗的窗口，还成为了文化观光旅游的一道靓丽风景线。这在很大程度上拉动了当地的餐饮，宾馆和其他服务行业，促进当地的商贸活动。另外，在青海盛夏，风俗不同的风情园也吸引着城乡居民和外地游客进行户外活动，而演唱“花儿”是不同民族、民俗风情园的共同特点，因为在青海传统的“花儿”会不能天天有，而风情园的“花儿”演唱可以天天有。青海各地方这种风情园演唱经营模式，大致是经营业主雇佣几个“花儿”歌手在场所里演唱，把“花儿”的演唱作为服务内容之一，而歌手每天只是获取固定的报酬。这样的风情园既有艺术特色，也突出了地方文化。这种现象在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办得很有特色，在县城威远镇近郊专门兴办起了土族民族风情园一条街，很多外地来青海的游客们都到这里品味民族民间文化和餐饮，这是“花儿”与旅游文化产业有机结合的真实写照。
互联网与“花儿”产业。网络已成为现代文明中最重要的文化传播媒体，它的覆盖率之大，传播速度之快是其他媒体无法与之相提并论的。在“花儿”的流传地区，网站自然会把“花儿”作为网络媒体的一项重要内容和品牌进行打造，这些年在青海、甘肃、新疆、宁夏等地，纷纷建立起很有特色的“花儿”网站，在用最普及的传播媒体对“花儿”进行传播的同时，按照网络运行经济规则实现经济效益。
文化经营公司与“花儿”产业。在世界文化演艺娱乐行业很早就出现了经纪人和文化营销公司。进入二十世纪80年代随着我国文化市场的不断繁荣，这一行业也迅速传入我国。文化营销公司也开始出现，这种文化经营模式在青海的经营范围相对宽泛一些，因为在青海的著名歌手，很难走出青海，出场费也无法与内地歌手相比，所以这些文化经纪人和公司把目光瞅准到地方文化上，而在青海浩瀚文化艺术中，“花儿”无疑是最具潜质的，这些文化中介公司就把部分知名“花儿”歌手集拢于自己的麾下，为他们充当经纪人，既为他们制作发行光盘，也积极联系各单位、各部门的文化庆典和商业演出活动，从中介获取经济效益。
进入新世纪青海省已把“花儿”列入青海特色文化品牌进行打造，在全省各地举办的各种商贸节庆活动中都把“花儿”列为重要的内容。各级政府的重视，社会团体，新闻媒体的推介，群众的热爱都为“花儿”在文化市场的发展提供了非常广阔的空间，“花儿”还在以不断翻新的方式出现在青海的文化产业当中，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