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红卫兵的人性回归】红卫兵没有人性

时间：2019-02-06 05:24:47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先说说自己。文革初肇，我加入了红卫兵组织。在那些“革命”情绪激昂的岁月，我贴过老师的大字报，参加过老师的批斗会，喊过“打倒”“砸烂”之类的口号，还抄过老师的家。文革结束后，我对自己的“人生败笔”有过一番反思，曾沉痛地向老师道歉，还结伴到文革中自杀的老师墓前三鞠躬。虽说有所忏悔，但每每忆及，总还是隐痛不已。也许正是这种心态，当我读到近期《南方周末》相继刊出的《“带了个好头”：红卫兵道歉》、《历史深处的来信》、《一个开始，只能是一个开始》等文章时，油然而生“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之感。
　　上述文章报道的是当年北京外国语学校、北大附中、北京矿业附中的红卫兵或上门或写信向老师道歉，有的还从国外发邮件表示自己的忏悔。那些词真意切的言语，坦露了当年不可一世的“革命小将”在盲目革命的狂热退潮后理性思索的心迹。其实，当年的红卫兵多少都存有这一心迹，他们常会为自己昔日的所作所为而产生惊恐、自责、羞愧的负面情绪，只是有的沉默不语而已。因为向老师道歉而忏悔不止是一种情感的冲动，它是需要“知耻”的勇气的。
　　当年的红卫兵转眼已是步入“花甲”之年，岁月的悄然流逝并不能淡化乃至忘却自己曾经有过的“人生败笔”，相反，需要直面那段不光彩的历史，正视那些不道德的过错。正如北京矿业附中当年的红卫兵郭灿辉所说：“不能因为年龄小或者社会环境，就否认自己过去的过错。错了就是错了。”忆往昔，当红卫兵从暴力行为中得到莫名欢愉的时候。老师们却蒙受了极大的羞辱和灾难，如今一晃四十多年过去了，但恐怖的记忆并没有从他们的脑海中抹去。不是吗?81岁的北大附中退休老师关秋兰至今仍常在睡梦中被一阵“不要打我!”的尖叫声猛醒。当年红卫兵通过忏悔重新撩开那段早已谢下的历史帷幕，不仅是为了疗救曾经被扭曲的心理，更为重要的是，让它成为一种历史化石给后人解读极左提供一个弥足珍贵的标本。
　　“心中有罪，不会安宁”，北大附中等学校当年的红卫兵勇于自责，不惮忏悔，当是在自己的心灵净化过程中找到一点良知。这种良知更多成分是体现在他们的反思上。北京外国语学校当年的红卫兵申小珂自文革结束后多次向老师道歉，他是基于如此的反思：为什么会有文革?它的必然性何在?一个有理想的青年为何成了历史的罪人?记得德裔美籍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在她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书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平凡之恶”，即作出恶举的人并不需要是大奸大恶之徒，普通者亦可在丧失理智、盲目“服从”时所为。当年红卫兵犯下的正是这种“平凡之恶”!历史在遗忘中变得坚硬，坚硬的历史唯有在反思之盐的催化下渐渐溶化。这里，我以敬慕的心情推出一位同龄人：岳建一。他也是当年的红卫兵，后任中国工人出版社的编辑。为了寻觅“反思之盐”，他奔波24年，以一个秉笔史官的身影踏入那片废墟之境，寻求将这些红卫兵个体剖白通过文字再现的方式记录下来。在2000年后，岳建一正式出版了《中国知青民间备忘文本》丛书，从不同层面去梳理那段历史，从不同视角去反思那段历史。如此落犁耕耘于文革学的处女地，功德无量!(详见《南风窗》双周刊2010年第23期)
　　有位山东枣庄的退休工人(也许也是当年的红卫兵)读了《“带了个好头”：红卫兵道歉》一文，致函《南方周末》，建议在曲阜被损坏了的孔庙前立一块红卫兵的忏悔碑。是呵，当年红卫兵的忏悔不仅仅是向老师道歉，它有着多元的内容。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在谈到自己忏悔的时候，说过这么一句话：“承认这一点，使我很难过；但这是事实，是不幸的真相。”当年红卫兵能有如此的忏悔，昭彰的是其人性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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