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贵族时代 中国出版的后贵族时代

　　【随便说说】 　　 　　后贵族时代的传统出版，贫困化甚至比污浊化更为突出，根本的原因是国家急急地让它走向市场，垄断性资源眼看越来越少，而政策又明文规定民间资本不得介入出版的内容生产，国有出版没有民营资本的血肉补充，这叫做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旧的已去，新的不来，空壳化、边缘化油然而生。
　　
　　(一)
　　
　　在没有电脑、网络和电视的年代，高度垄断的传统出版曾经是中国的贵族职业。那个年代全国加起来也就一百多家出版社，民营书业、方正阿帕比、汉王科技、盛大网络、新浪搜狐之类都还没有混沌出世。出版业名利双全，被称为暴利垄断行业，能够在出版社谋得一官半职，远比现在考公务员千军万马过新独木桥光彩体面。
　　然而不知不觉，出版社已变成透风的凉亭；凉亭虽好，却已非久留之地。新媒体、新产业的重重包围、民营书业的层层蚕食，传统出版业就像曾经显赫的荣宁二府，进入了后贵族时代。出版难做了、薪酬不高了、地位下降了、未来玄乎了，在薪水微薄、住房蜗居的年轻编辑中还出现了“七丐八娼九出版”的自嘲。出版既不是出水芙蓉，冰清玉洁，也不再国色天香、雍容华贵。出版事业义无反顾、迫不及待地“被改制”，成为追钱逐利的企业，出版的公益文化和事业属性迅速淡出。
　　本来，莲也可以出污泥而不染，但当莲藕无泥土附着的时候，连生存也会成为问题。后贵族时代的传统出版，贫困化甚至比污浊化更为突出，根本的原因是国家急急地让它走向市场，垄断性资源眼看越来越少，而政策又明文规定民间资本不得介入出版的内容生产，国有出版没有民营资本的血肉补充，这叫做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旧的已去，新的不来，空壳化、边缘化油然而生。与此同时，网络和数字产业新贵迅速崛起，能源、金融、电讯等老贵依然繁荣辉煌。
　　进入后贵族时代的传统出版业，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员工的平均薪资逐步下降，企业人才频繁流失。我们在网上找到了一大堆数据来旁证出版后贵族时代的边缘地位：据《中国青年报》的一则消息，近年来职工工资增长主要流向垄断行业，如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行业，这些行业职工人数不到全国的8％，收入(含福利)却占了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出版业并不在这些行业之列。根据2006年的一次网络薪水测试，按职业排列，第一是航天航空4.3万，与出版有关的语言文字列21位2.5万，图书档案馆列25位2.4万，文案编辑写作列32位2.2万，教育列36位2.1万，最后是农业垫底。2009年的一个网络统计显示，2008年十大高薪工作有地产、金融等等，也没有新闻出版。最新发布于2010年5月的上海未来几年最热门的九类高薪职业是：网络游戏高级程序员、飞行设计与工程师、高级测试工程师、高级设计师、职业咨询顾问、建筑师、销售主管、法律顾问、审计主管。最近网上还有一个收入最高的20种职业的排行是：私营企业经营者、法律专业人员、股份制企业负责人、导游、演员、职业股民、个体经营者、影视制作人员、大中小学教师、其他自由职业者、事业单位负责人、证券业务人员、三资企业中方高级职员、IT行业从业者、卫生专业人员、国有企业负责人、购销人员、新闻出版文化工作者、其他专业技术人员、自由撰稿人。另外，2007年的--+出版业薪资研究问卷调查也显示出版作为一个职业已经逐步失去对职场的品牌和魅力，在被调查的人员中，42％的表示愿意继续为出版业服务，17％表示会选择转换行业，39％态度不明。在职业推荐意愿调查中，只有16％的受调查者表示愿意推荐，29.53％表示不会推荐，53％未表明态度。
　　十年来中国传统出版垄断地位的迅速失去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表述：
　　第一，出版在传统文化诸产业中是最早连“内容”一起被彻底改制的行业，全国五百多家出版社将只剩下四家公益性出版社。改制后的出版社虽然还有几年的所得税返回，但实际上它在政府和社会上的影响和地位迅速下降，一个本来就很贵族和珍稀的产业，变成了某某出版社有限公司以后，虽然它实际上还是有不少垄断资源，还有行政级别，但社会上自然把你看成一家不登大雅之堂的普通企业，连出版社自己也感觉低人一等。改制后出版业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的问题不能不引起关注。
　　第二，出版虽然仍是审批制，但实际上已经有上万家民营书商在从事出版，在教辅图书和畅销书领域，民营书业已经占据半壁江山。最近上海译文出版社与民营新经典公司在《1Q84》版权争夺上的失利。似乎是国有和民营书业在市场图书领域争夺制空权的―个标志性事件。据称新经典已经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民营书业，在文学畅销书方面逐步形成资源的垄断，《窗边的小豆豆》、《小团圆》、《德川家康》等超级畅销书都出自新经典之手。自从新闻出版总署在2008年工作会议上提出为民营工作室正名以来，民营书业的发展便进入了快车道。民营工作室在短短几年来不但浮出了水面，并迅速形成规模和品牌，共和联动、磨铁、湛庐、久久、汉唐、榕树下、盛大、读客、光明书架、光合作用、大众书局、西西弗、风人松、春雨、天舟、世纪天鸿、金星等等名词频频在媒体出现，不久的将来，这些品牌或许就会替代商务、人文、中少、三联，成为中国出版的中坚。
　　第三，相对于广电和报业，出版的进入门槛最低，有几万元的资本就可以做书。民营书业在体制上的优势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政府管理体制上的不足，使国有书业和民营书业处于不平等的竞争地位。近两年，民营书业为了进一步获得正统的地位和待遇，不断地接受国有书业大规模的“捕食”和“招安”，终于可以和国有书业同枕共寝。这种合作，无论对于国有书业还是民营书业都是一种体制围城下无奈的选择。书业的国进民退，事实上是国有事业资本对民营出版先进生产力的赎买，对中国书业产业化市场化和产业进步并没有多少好处，也是对当前轰轰烈烈出版体制改革的异化。
　　第四，从网络书店到数字出版，出版新业态几乎完全被民间和业外资本控制，数字出版和电子商务眼看着就要取代传统出版产业形态，传统出版几乎没有一点作为。国有体制根本经不起风险投资。除了技术和资本实力，主要还是体制决定了新媒体与传统书业无缘，传统书业应该对此无怨无悔。
　　第五，或许是由于改制的间接原因，中国传统出版业经营短期行为日益突出，出版业正在由技术密集型向劳动密集型转型，出版社的策划和自我投资能力日益衰退，编辑部成了加工厂，内容和创新的优势越来越少。编辑的年工作量已经从以前的60万字，普遍增加到目前的200万一300万字，有一位还在试用期的年轻编辑一年编了500万字，当然，做的大多数都是包销书。实际上，中国出版业二十年出书总印数没有增加，足以说明这个产业已经非常的边缘 和夕阳。
　　后贵族时代的出版所剩的垄断资源已经不多，大约还有以下三点可以聊以生存，再过上一段小康生活，但同时也形成了传统出版深入改革的阻碍，是福是祸，是利是弊还很难说。
　　一是审批垄断。从行政上给民间资本进入出版设置门槛。这个门槛主要表现在每个书号1万～2万元，一个刊号20万～30万元/年的直接成本；同时，民营书业至今仍然地下运营，品牌积累的无效性，给书商的经营发展造成了直接和间接的损失，期刊的情况也是如此。
　　二是资源垄断。主要是来自中央部委和地方行政部门的出版资源，形成政府读物和教材丰厚的利润。部委出版社改制不脱钩，就是这种资源垄断存在的最好证明，这一刀割下去很痛，所以就很难割得下去。
　　三是隐性垄断。长期以来国有书业垄断地位形成的品牌和出版资源、固定资产积累使之与民营书业处在不同的起跑线上，这也是中国民营书业，特别是图书批发和零售业长期不能形成规模的重要原因。这种隐性垄断普遍存在于教育卫生领域，使教改和医改同样步履艰难。
　　
　　(二)
　　
　　出版改制后的另一个负面影响则体现在出版内部的利益分配日益向经营管理者倾斜，一线编辑收入越来越低，在分配体制上，企业性日益突出，公益性日益淡薄，出版的专业化进程出现逆转，这也是中国出版后贵族时代的重要标志。
　　改制后出版社的考核越来越指向经济指标，经营者的责任和压力越来越大。根据责任和利益相称的原则，上级主管部门自然会以经济利益和分配杠杆来调动经营者的积极性。有时候这种杠杆几乎变成唯一手段，于是造成经营者和一线编辑的分配收入差距越来越大。行政管理人员，如办公室、财务、发行、出版等部门，因为从事着和社领导相同的管理工作，所以，船高水涨，固定奖金系数，旱涝保收，收入往往要超过辛辛苦苦、加班加点挣工分的小编辑，一线编辑的劳动价值普遍受到低估，这和大学分配行政优先现象有相同之处。随着一线编辑的收入和地位日益降低，新招编辑女性比例越来越高，出版业女性化、阴柔性特征日益突出。作为一个男人，拿出版社微薄的工资，根本无法承担男人应该承担的家庭社会责任，尤其是在北京、上海、杭州等房价一线城市。出版社新编辑的女性化倾向和研究生、博士生女性化一样，对出版事业的发展有深层的负面影响。出版社改制后往往更喜欢本科生，很少要博士生。学术著作和重点文化积累工程越来越少，杀鸡自然不用牛刀。据2007年的一个出版业薪资问卷调查，出版社博士生和本科生的收入差距离仅1万元。
　　一线员工的收入与经营者差距在这几年越来越大，这是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的普遍情况。根据上市公司年报，208家国有企业高管与一线职工的收入差距从2006年的6.72倍，增加到2008年的17.95倍。企业职员的收入和基本权益的损害通过富士康13条人命得到了极致体现。
　　富士康的员工很无奈。他们没有权力用他们的手投票，来决定国家和个人的命运。当然他们可以用脚投票，离开富士康，但很可能转身进入的是一个“穷士康”，所以他们也没有用脚投票的权力。他们只能用自己的身体投票，向这个人世间弃权。出版社的编辑似乎也没有比富士康员工有更多的选择。由于民营书业至今未能真正的得到承认，垄断的出版产业总体规模太小，特别是在地方出版，行政地域分隔至今牢不可破，编辑跳槽的几乎没有什么选择余地，拖家带口到外省毕竟有诸多不便。
　　国富民穷、国进民退，成为这两年的热点话题。我国居民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已从1983年56.5％的峰值，下降到2005年的36.7％，而房价的飞涨又把有限的工资收入大部分返还国库。目前长三角珠三角制造业普通工人收入普遍在11300到1500元之间，出版社新编辑的收入基本上也高不了多少，即使放在全球劳工薪资中进行比较，这样的劳动力价格也是典型的贫穷国家水准，甚至连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都不如。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家财政收入达8万亿元，仅次于美国成为世界“二富”，但按照现行美元汇率，人均国民收入还排在世界第128位，即使按照购买力评价，也在107位，落后于纳米比亚、伯利兹、乌克兰等国。《蜗居》热过后，北京又惊现大量的“胶囊”和“柜族”，这并非偶然。当我们的年轻编辑一年也只能拿到一千多元的时候，我们不能不为中国出版业感到悲哀。有专家认为，中国的经济结构已经进入了工业化中期阶段，有些指标已经达到了工业化后期的水平，而社会结构还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社会结构滞后经济大约15年，而以意识形态为主要特征的文化产业结构可能滞后几十年。
　　也许业内没有多少人会把富士康事件和出版联系在一起，但中国出版业应该借富士康认真反思自己的管理是否离人性化越来越远，对知识的尊重越来越少，对社会精英的吸引力越来越少?在利润和指标的重重压力下，编辑们整天考虑的是奖金、包销书、成本、回款，出版社之大，已经难以放得下一张能够安心编辑的书桌。编辑必须做营销、做财务、做发行，去喝酒、去K歌，随着利润的层层分解到人，出版社的经营日益小农化、原始化，差旅、水电甚至一张复印纸都要将成本分摊到每一个编辑，作为国际出版业发展方向的出版的专业化进程在改制过程中出现了可怕的逆转。三十年前凤阳的农民分田到户，推动了中国社会经济的改革，但这种改革的不彻底性，已经带来了更多的社会问题，比如土地的承包和农业现代化、农用地的置换和市场流转等，成为中国社会改革更大更难以突破的瓶颈。出版社也是一样，小农经济就是划小核算单位，而划小核算单位和工业化、专业化、产业化背道而驰。现在，业内如陈昕之类的出版精英几十年如一日地在呼唤出版的专业化精神，但出版改革和改制所形成的分配制度，一哄而起的多元经营，离出版专业化的明天渐行渐远。建议总署在下一次全国出版社的级别评比中，再也不要把利润、销售和资产比例加权太重，行业的人才建设、专业化水平要作为一项特别重要的指标。
　　
　　(三)
　　
　　出版很快就要除去贵族的华冠，成为布衣。出版社改制从事业走向企业，国家把出版社完全推向社会和市场，出版社文化精神和公益属性日益淡化，不但关系到出版业自身的良性发展，更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和文化的未来。国家的经济需要文化的支撑，而文化产业中，出版是内容和源头。
　　出版是文化，文化是国家的事业，是人民的福利；文化是贵族阶层，要国家养着、护着；文化是富人小姐的闺房，富养女，穷养男，要养得雍容华贵、光彩眩目，仪表万千，不会为了一点蝇头小利跟人翻墙私奔，甚至出卖色相，动不动就出坏书、平庸书，忽悠百姓生吃泥鳅每天喝绿豆汤可以包治百病。出版业不是制造业，出版是文化积累，是十年寒窗，是千秋万代的利益，不能秋后 算帐，当年结清。出版不是快餐，经过一天的消化就成为粪便，出版的成果要受益几十年几百年，大多数的图书都会薪火相传。国家为什么要养着科学院，养着作家协会?为什么学校和医院不能全面私有，为什么广电和报纸不能改制，而偏偏同样的文化事业，同样的意识形态，同样的文化家园，出版改制几乎是一网打尽，不留退路。到目前为止，广电和报业的核心部门编辑部还没有改制的说法。与此同时，教育、卫生等行业的改革也正在越来越强调公益性和事业性，产业化倾向受到强烈抨击。
　　欧美出版市场非常发达，但也不乏公益出版。1993年，美国共有各类基金会37571家，资产总额为892亿美元，当年给出111亿美元的资助，基金的用途大部分是慈善和文化事业。美国光宗教类出版社就有几百家，宗教读物的市场份额是60亿美元，占美国出版销售收入的五分之一。宗教是什么，就等同于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出版和文化都需要讲生态，生态就是物种多样化，要有不同类型出版结构进行有机组合。出版市场要进一步放开，市场化的出版社要大力发展，公益性出版社也不能太少。即使是改革，也得有一个过渡缓冲期。部委出版社改制不脱钩，也就是给一个缓冲期，出版的市场化根本不具备内部和外部环境的情况下，强行推进，就会出事，也许是出富士康，也许是张悟本。中国出版过去的完全事业化是一种生态。在这种生态下造就了《中国大百科全书》、新《辞海》、《汉语大词典》、《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它们至今仍然是中国出版的骄傲和本钱；而彻底的市场化也是另一种生态，这种生态就要符合市场的游戏规划，不能是一半市场化、一半事业化的阴阳人。比如自然生态，要么是农场，你得精心浇灌、除虫草施肥；要么原始森林，任其生老病死，不要去打搅，更不能滥伐。市场化要深入，就是改革要彻底。民营书业已经被证明是先进的生产力，说是正名了，但仍然是二奶，连小妾也不是，不肯给他们一个书号。国家一方面改革改制叫得惊天响，像怒触天柱的共工，似乎恨不得一夜就和美国一样完全市场化，但管理上像三寸金莲、小脚女人，民营书业扶正仍不肯越雷池一步，这和鲁迅说的拨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模一样。
　　既然出版是事业，是国家安全，要绝对保证，那出版改制如果有风险，就应该在试点成熟的基础上逐步推开，并努力培育成熟的、适合市场竞争的制度和环境。在国有落后的体制内转制改革，要实现真正的股份制和现代企业制度，并能走向世界，造出航空母舰，这种先例在中国制造业未曾经有过。近年来，我国企业境外38起并购案中，80％是资源矿产企业，而民营企业33起并购案中，31起是IT、互联网、生物医药、清洁能源等高科技企业以及制造业、零售企业等，涉及资源矿产的只有2起。这些数据应该很能说明真正承担“走出去”重任是民企还是国企。在一个非国有企业很难进入的行业，不但整体市场绩效难以最佳，也很难形成较强的国际竞争能力。
　　出版市场化就意味着社会资本和境外资本能自由进入，管理与国际充分接轨，真正具备先进生产力，否则无论是双百亿还是一万亿，都是自欺欺人，自娱自乐。现在编辑都说中国的市场竞争已经非常激烈了，甚至已经到了极限了，我们可以再来看看台湾出版业的竞争，才知道什么叫做市场化，什么叫做竞争。在低水平管理的情况下，大陆已经觉得市场到了极限了，可台湾出版人并不觉得。570家出版社在960万平方公里13亿人口经济总量世界第二的中国，是多了还是少了?我们不能用30万个品种去反推出版社多了，而要问问30万个品种是什么品种，为什么570家出版会有30万个品种。搞不清数量和品质的关系是当前中国社会的通病。
　　今年民企新36条出来后，在浙江民营企业中引起争议，认为进入垄断行业门槛仍然过高。普遍反映是，新36条很多措施不能落地，这和新闻出版总署鼓励民营企业进入出版一样。一方面调子很高，一方面措施很少。浙江民企老总如是说：“民营企业家需要的是看得见摸得着落在纸面上的实惠，关键就在于财政、税收、人才、市场准入方面的配套措施能不能出台。”“国务院的政策有些本身就有‘左手打右手’，唱对台戏的，这些限制不拆除，结果还是玻璃门、国进民退”。“2005年非公经济36条出台以来，国务院曾制定4个配套文件，中央各部委出了38个配套文件，而省市地方出台的配套文件数不胜数，但民营经济发展仍然遭遇玻璃门。比如以石油行业为例，虽说老36条对非公有制经济进入石油勘查开发进行鼓励，但是对于开采权的苛刻限制，注册资金不低于5000万资金、拥有5万吨码头的高门槛，实际上无形中将民资拦在门外。”新36条鼓励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根据《指南》，民资除被允许投资文化旅游业外，还被允许进入出版物印刷、广播电视视频节目点播及参与或控股国有文化企业改制，参股新闻出版单位的广告、发行以及电影的制作、发行、放映等业务，但出版业民营资本进入也仍然存在着“玻璃门”，这个玻璃门就是51％和内容环节的高压线。
　　相对于出版，影视业的民营资本进入要远好于出版。一方面，影视在21世纪仍然是新传媒，而不是没落贵族。另一方面影视实行的是审片制，基本上已不存在出版业所谓的书号和刊号问题，文化管理体制在音像出版和影视拍摄领域已经从实践上得到突破，民资开始大规模地进入影视产业，华谊兄弟等一大批电影制片公司已基本上代替了北影、上影、珠江、八一等老牌制片厂的地位，仅华谊兄弟一家的市值现在就达100多亿，据说几年内要做到500个亿。与图书相比，影视有单品种投资大，总品种较少的特点，政府在管理上容易控制，也就容易松绑。就企业来说，单品种制作投资大，易于操作宣传，更利于品牌积累和做长线。浙江是全国民营企业最发达的省份，但近年来，浙江的国有书业基本上没有民营的合作，而在影视，情况则完全两样。浙江省目前有民营影视企业五百多家，其中就有华谊兄弟公司等全国著名品牌，并有大量的民营企业投资影视片，如《唐山大地震》、《集结号》、《非诚勿扰》、《疯狂的石头》、《倾城之恋》、《中国往事》、《夜宴》、《风声》、《功夫》等等。
　　从富士康说到出版，说到文化，再说到教育。浙江大学教师跳楼案和抄袭门、作假门事件也说明了当前高校教师沉重的工作和社会压力，这种压力非常的不利于教育的发展生态。高等教育的这种急功近利的情形，和基础教育的应试，电视的收视率、出版的利润率销售额等一样，都是社会在经济转型期的过渡中出现的不正常现象。这种现象的实质就是文化精神的消解，拜金主义的兴起。文化的繁荣一般出现在两种情况下，一是社会高度繁荣时期，经济有能力支持文化的发展，比如盛唐；另一种是在灾难和困苦和社会动荡下，人们的精神便会超越物质成为社会的支柱，比如元曲，比如前三十年和新文化运动时期，后者往往会比前者产生更多的精神家园。而当下的社会发展阶段正好处于两者之间，中国社会刚刚走出初级阶段，社会资源还不是很富裕，人们追求的主要目标是物质社会，社会转型时期的主要特征就是急功近利，物质化是这个时期社会主流属性，文化生态在这个时期往往存在很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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