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述策略_论巴金小说《寒夜》的叙述策略和故事内蕴
时间：2019-02-11 05:35:13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叙述和故事构成了小说的两个部分。小说是叙述出来的故事。叙述和故事是小说不可或缺的两个部分。因此，我们阅读小说的时候，既要关注小说的叙述策略，也要关注小说的故事内蕴。 《寒夜》是巴金作品中颇富感染力而内蕴又颇为丰厚的一部作品。本文试图从叙述策略和故事内蕴两个方面来分析这部作品。
一、 叙述策略
叙述策略是形式层面上的，简单说是指文本意义上的。应该说，这是最早被人们所认识的一个世界。古人早就说过：“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刘勰《文心雕龙・情采》）可见，古人早就明白这个道理：文学作品如果不讲究叙述策略，不讲究文采，则文学的意义势必会大大降低。大凡名家，其文学作品除了思想之深刻，往往有其独特的艺术形式，二者的珠联璧合，才能使文学作品成为影响深远的名作。
阅读巴金的小说《寒夜》，我们可以体察到小说中独特形式的审美。而独特形式所蕴含的是沉郁的审美，它构成了小说的一道独特风景。《寒夜》的叙述策略的独特首先体现在语言世界上。《寒夜》讲述的是一个苦难的故事。为了与之相呼应，巴金的小说语言选择的是一种忧伤与哀婉的语调。这种语调是深刻表达苦难现实的语言基调，也是巴金在叙述语言上的一种自然选择。这种语言基调构成了巴金情感宣泄的一种载体。小说中的“寒夜”世界的阴暗令他十分伤感。他的情感常常会自觉流泻笔底。因此，他的语言世界是忧伤与哀婉的。同时，人物的悲苦状态，都召唤着这种忧伤的语言。巴金以“寒夜”作为作品意境的中心，以“寒夜”聚合着人物内心与外界、主观与客观二重世界。在小说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诸如“阴暗寒冷”的住房，“永远带着愁容”的天，“永远是那样闷”的空气，“一片黯淡的灰色”的马路等等这样的句子。它形成了一种沉郁哀婉的审美风格。
其次，与忧郁的语言相一致的，是巴金十分重视人物内心的剖示。他十分致力于细腻展示人物的忧郁心理，使得这部作品兼具心理结构的特征。《寒夜》写的是几个普通“小人物”的日常生活琐事，以此来折射当时的社会现实。作品围绕着“汪家”这个点，主要通过汪文宣、曾树生的活动和感受，广泛地展现了那特定的历史时期内形形色色的社会现象。作品以人物心灵的内在冲突来折射外在的现实生活与人的生存愿望的失衡状态。整部作品情节简约，节奏徐缓，以人物的心理变化和心灵的挣扎来推动情节的发展。这些细腻的心理描绘与忧郁的语调十分和谐地组合在一起，入木三分地写出了底层家庭生存的苦难，小说平淡的情节焕发出奇异的神采。如汪文宣无意中发现妻子和银行陈主任在一起时，开始他“觉得心里发冷”，想“躲开”，后又鼓起“勇气”，跟在他们后面。当他听到妻子“清脆”的笑声时，“这熟悉的笑声刺痛他的心”，“他的脸色变了。他的脚也不动了。他呆呆地望着她的背影”，“他忽然向前走去，他一张脸通红，心跳得厉害，他想伸出手去抓她，或者大声唤她。但是他什么也没有做……”一路跟踪的痛苦心理展示很细致很真实地写出了汪文宣的心理变化。又如曾树生想去兰州时并非一走了之，而是把她的“走”与“不走”写成摇摆不定一波三折。这些复杂的心理世界，曲折起伏、细致入微的描写，都给作品增添了动人的姿韵。
小说中的汪文宣是一个可怜又可悲的小人物。他与世无争又善良正直，他不满黑暗的现实，但这种不满，他既不敢明言，也不流露出来，只能在心里自叹自语。因此，巴金作品中的汪文宣有很多富有个性色彩的内心独语。内心的怨艾和内心的自责，构成了汪文宣进行自我调剂的两种手段。作品通过他如泣如诉式的内心独语，写出了汪文宣这个小人物卑微懦弱的心理和性格，写出了他精神上的痛苦历程。如他知道妻子有外遇时，他不是愤怒而是深深的自怨；他看到婆媳争吵时，在无能为力中，他又是痛苦的自责。当他对周主任吴科长们不满时，也只能是“阿Ｑ式”的“腹诽”；而与妻子发生争执时，他又每每以苦苦哀求深深自责作为结束。这种着力于人物内心描写的叙述策略，使小说着眼于人物的精神状态，也使作家的情感与作品中人物的内心痛苦紧紧关联，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忧伤的审美效果。
另外，由于小说描写的是所谓的“小人小事”，所以作品力求叙述的简朴，在情节的设置上力求简约。阅读完小说，我们发现故事的发展并无突然的巨大的波澜，一切都是平淡的，平淡得“就像一个带病的老车夫”拖着车子“慢慢地往前走”一样，情节以非常徐缓的节奏向前发展。巴金常常将剧烈的现实冲突潜藏到叙事话语的背后，淡化现实世界外在的种种对立，而是让这种对立移植到人物的心里冲突中去。因此，小说更多的是一种心理叙述。且作家又往往致力于细微地表现其起伏变化，因而使平淡的故事焕发出奇异的神采。情节上的淡化，人物心灵世界摇曳多姿的描写，使故事增添了丰富的韵味。
二、故事内蕴
故事内蕴是内容层面上的，是作者要着力展开的一个世界。文学作品要有深刻的内蕴，要有其独特的意境。所谓意境，简单说就是主客观的完美结合。“境”指的是客观现实，“意”指的是作者的主观情感，属心灵世界范畴。所以，在分析故事内蕴时，本文主要从现实世界和心灵世界两个方面来分析。
（一） 现实世界“言以载事”，文学是对社会客观现实的一个展现。《寒夜》描写的是抗战后期到抗战胜利初期一个小公务员的家庭生活。巴金以深刻的现实主义笔触真实地典型地描写了那个时代下层小知识分子的悲惨遭遇，并以深厚的人文主义精神，描写其一家人的苦难，以揭示不合理的社会现实。
在中国传统文化和伦理情感中，“家”与“国”是同物同源的，并成为文学普遍的审美规范。“中国文学从《诗经》《楚辞》始，就形成了独特的比兴手法，家国同构使家这一层的日常悲剧意识有了国这一层的隐喻意义”（张法《中国文化与悲剧意识》）。因此，《寒夜》是以“家”的悲剧来反映社会现实的黑暗，是黑暗生活的真实缩影，是旧知识分子的缩影。它将宏大的历史化为人物生存的背景，将叙事目标投置在人的生存命运与现实的冲突上，以伦理上的人性诘问替代对政治上的晦暗的伐挞。
小说中人性的异化更折射出社会现实的黑暗。汪文宣从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有志青年到极度自轻自贱的人，从中可以看出现实的作用力。他心地善良，对母亲、妻子、儿子关怀体贴，对朋友热情诚挚，也很有才情。他只想平淡地生活，但现实生活却将他推向困顿的深渊，使他无法实现自己对亲朋的承诺。他想充分展示内心的爱，却无行动的能力。每当婆媳争吵，他惟一的方法就是自我折磨，自我虐待，以此获得母亲和妻子的同情。在家中他不要权威，不要自尊；在社会上，他总是“躲在一个角落里，缩在一把椅子上”。他已失去了自己的意志，只是为了迎合别人的心情而生存，为了别人而压抑自己的喜怒哀乐。他的内心是分裂的，性格是复杂的。面对痛苦，他总是默默放在心中，把一切苦难的根源归咎于自己。“我对不起每一个人。我应该受罚！”这种自责最后演变成精神上的自我戕害。他明知有病而偏要喝酒，“他宁愿来一个痛痛快快的了结”。这种自我伤害，加速了他生命的结束。这种人性的异化充分说明了社会现实的黑暗。
现实生存的困难，特别是社会现实秩序与人的生存愿望之间的尖锐冲突，主人公想主宰自己的命运却又不能的伤痛，都导致了“家”的悲剧意义。“家”中一次又一次的争吵、一个又一个的矛盾都吞噬着汪文宣、曾树生们的精神和肉体。“家国同构”的通喻折射出现实社会黑暗的大主题。他对下层知识分子进行了精神和物质的双重压迫。小说中人物心灵的扭曲，增添了悲剧的力量，使作品更具震撼力。
（二）心灵世界。所谓“心灵”，包括情感、思想、意识、精神等诸多方面。在这里，本文要阐述的不是小说人物的心灵世界，而是作家在作品创作中折射出的情感世界。文学不是现实世界的机械反映，而是作家在一定文化背景下构建的心灵图像，是一种精神力量。在《寒夜》中，我们可以读出作者的深厚情感。
首先，是巴金对人物苦难的深切同情。《寒夜》以苦难的命运显示国人的悲剧性生存境况，以失控的命运折射作家对现实生活的深刻体验。从而将创作主体对现实的控诉，化为对人物疾苦的无限悲悯。
小说借着大量的心理描述，大量的汪文宣的内心独语，展示了小人物的苦难、绝望和无助。汪文宣曾经也有人生追求，但残酷的现实完全排除了他的人生信念。生存的艰难，将他逼入了绝望的境地。在小说创作中，巴金很真实地呈现了人物的悲剧性生存境况。小说中男女主人公都是知识分子，都在抗争命运，都在努力工作。特别是汪文宣，他想靠善良和努力来求得一家大小的平安幸福，但现实恰恰相反。这种故事设置产生了一种悲剧审美，我们也可从中观照出作者的深切同情，因为汪文宣家庭的悲剧，从根本上讲是社会的原因，即便他性格的变异，也是社会原因所致。人物人性失去本我，是现实世界不合理所致。小说体现了对苦难生命的全力关注，这正是体现了巴金深切的同情心。在小说创作中，巴金常常浸染着深深的情感创作。巴金曾说：“他们三个人都是我的朋友。我听够了他们争吵。我看到每个人的缺点，我了解他们争吵的原因，我知道他们每个人都迈着大步朝一个不幸的结局走去，我也向他们每个人讲过忠告。我批评过他们，但是我同情他们，同情他们每个人。我对他们发生了感情。”（《巴金谈创作》）正因为这样，巴金在刻画汪文宣这个人物时也赋予了他才气、善良和正义感等不少优点，特别是他对母亲孝顺、对妻子体贴、对儿子负责、对朋友热情等。但是他胆小、懦弱，在现实的非理性折磨下，变得有些怪异，少了许多本我个性，软弱到了不堪的地步，又十分自轻自贱。这些心理的扭曲，来自于现实世界的失衡。物质的匮乏，消除了他心灵的反抗，消灭了他的一切。对于这一切，巴金给予了深深的同情。
即使对于曾树生这个人物，巴金也不是一棒子将她打死。而是展示了她人性的丰富。巴金也给了她很多优点，如她漂亮，有生命力，也不乏善良等。小说中的她是个充满生命活力的人，但充满精力的她，却要守着一个怯懦、多病、精力衰竭的男人，这一点就值得同情。她也曾经很爱自己的丈夫，也想遵循传统道德规范，做个安分守己的妻子，但她的丈夫已不是以前那个热情、有理想、有活力的他，她面对的是一个病入膏肓，又胆小委琐的丈夫，她的内心充满恐惧和压抑，而且她还要忍受婆婆无休止的冷言相讥和物质贫乏带来的痛苦。所以，她没法抵制年轻、富有又有活力的陈主任的诱惑，决定出走兰州。但在追求幸福面前她也很痛苦，“走”与“不走”的一波三折印证了这一点。小说结尾汪文宣死后，曾树生回家寻找他也说明她不乏善良。当然，她过于追求自我的物质享受和个性自由，漠视了为人妻为人母的责任。性格的双重正体现了人物人性的复杂性。小说重视人物心灵的隐痛，以期引起社会对他们生存苦难的关注。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巴金的同情之心。
其次，小说折射出巴金的人文主义思想。《寒夜》写的是汪文宣、曾树生、汪母三个人的故事。在谈到这三个人时，巴金指出：“三个人都不是正面人物，也都不是反面人物；每个人有是也有非。”（《谈〈寒夜〉》，《巴金文集》第１４卷，第４３７页）在小说中，作家没有刻意鞭伐某个人物，而是让每个人物自由地展示人性。
小说中汪母和曾树生这对婆媳关系构成了作品的一个重要情节，它是造成“汪家”苦难生活的一个重要因素。二者一连串的冲突造成了对汪文宣的深深伤害。对于她们的冲突，巴金没有简单化，而是展示了她们丰富的人性。汪母并非恶婆婆，曾树生并非恶媳妇。她们没有彼此逼迫对方，而是一种彼此间的伤害。但是当汪文宣病时，二人又会一致去照顾他，足见她们的善良。前文已论及曾树生人性的复杂，同样汪母的人性也很丰富。她多次羞辱媳妇，挑拨儿子儿媳关系，甚至几次逼儿子撵走儿媳，似乎挑起婆媳不和的主导方是她，但站在汪母的立场看，汪母也有道理。小说中的汪母吃苦耐劳，有强烈的自我牺牲精神。虽然年迈，依然担当起照顾儿子和孙子的重任，洗衣做饭，任劳任怨。儿媳的很多做法深深地刺痛了她的心。婆媳二人的丰富人性展示，正体现了巴金的对人物的尊重和体恤。
另外，对于婆媳冲突，巴金不再做出绝对的道德评判，而是进行更深层次的反思。婆媳二人既不是好人也不是坏人，她们的冲突实际上是文化价值取向和伦理道德观念的冲突。汪母代表传统，曾树生代表现代。她们实际上都在遵循各自伦理规范和道德原则。所以，从她们的角度去看，似乎都值得同情。巴金的着力点放在控诉旧社会控诉旧制度，巴金的这种创作态度，充分体现了他的人文主义思想。
文学作品的生命体现在叙述策略所构成的故事内蕴中。一部作品如果只着意于作品的叙述策略，只着意于文本形式，那就缺少文学的价值。而将文学作品抽象为观念，空谈心灵深处的价值意义，同样没有文学的意义。巴金的小说《寒夜》恰恰是叙述和故事的完美结合，这才使它成为一部感动几代人的优秀作品。
作者简介：竺建新，男，浙江杭州师范学院人文学院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