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厢记》是不是喜剧？|西厢记是悲剧还是喜剧

时间：2019-02-13 05:43:51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王季思先生主编的《中国十大悲剧集》和《中国十大喜剧集》(以下简称《喜剧集》)系统地运用悲剧、喜剧美学理论，对我国古代戏曲进行了整理，使我们能够窥一斑知全豹，粗略地了解我国古代悲、喜剧艺术传统。不过，编者挑选作品可能兼顾方面较多，有些作品归类还可斟酌。比如，把《西厢记》划为喜剧便是一例。
　　我国古代虽然没有系统的悲、喜剧理论，但有创作。因为“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悲剧性或喜剧性的现象”，“这就决定了中国古代戏曲必然有着悲剧和喜剧的存在。”(《喜剧集・前言》)我国戏曲有其民族特色，悲剧中会有少量喜剧因素，喜剧中亦不免掺入悲剧因素，而更多的则是“悲剧的和喜剧的两种快感揉合在一起”的正剧(瓜里尼《悲喜混杂剧体诗的纲领》)，王实甫的《西厢记》当属此类。
　　首先，《西厢记》描写的主要对象不是喜剧角色。
　　亚里斯多德曾经规定，“喜剧只是摹拟低下而狡猾的人物”，高乃依对此不以为然，认为“在喜剧里甚至可以描写国王，如果他们的行为并不高出于喜剧的境界”。(《论戏剧的功用及其组成部分》)这说明从古希腊到启蒙时期，西方喜剧描写对象的范围在不断扩大，但喜剧主角一般是讽刺、嘲笑的对象，却未改变。中国喜剧有所不同，就如《喜剧集・序言》指出的，“更多的是对正面人物的正义、机智行为的赞美”。认为《西厢记》以红娘为主角，未尝不可，然而，实际王实甫是以崔莺莺为主要描写对象的，剧本的矛盾冲突、情节开展、人物纠葛，都是围绕莺莺与张生的爱情事件展开的。金圣叹曾批：“若更仔细算时，《西厢记》亦止写得一个人，一个人者，双文是也。”“写红娘，当知正是出力写双文”。“写张生者，当知正是写其所以要写双文之故也。”(金批《西厢记》“读法”五十、五十一、五十二)圣叹思想正统，但此论颇有道理。过去，提及《西厢》，便是红娘，往往曲解了作品主题思想，以红娘为主，将莺莺张生和老夫人一齐作为讽刺、嘲笑的对象。那么《西厢记》究竟是以红娘战胜相国夫人为其主旨，还是以崔张争取爱情自由，反抗礼教为主要歌颂对象呢？我们认为，莺莺张生才是《西厢》主要描写对象。莺莺瞻前顾后，犹豫徨；张生简单急躁，稍有轻浮，这些缺点，使他们的相爱带有不少喜剧色彩。可是，王实甫并不着意刻划他们的喜剧性格，以引起人们的笑为目的。而是注重反映他们冲破礼教的思想发展过程，刻划他们几经磨难、相爱愈挚的坚强性格。因此，简单地把莺莺张生看作喜剧角色，不免偏颇。
　　其次，《西厢记》的戏剧冲突不属喜剧类型。
　　一般说，喜剧的矛盾冲突不是不可避免的。然而由于主人公的错误或者某种行动的失格和机缘的不巧，以致形成冲突。《西厢记》情与礼的矛盾主要表现在莺莺张生追求自由爱情的思想同老夫人为代表的封建礼教势力之间，以及莺莺思想上爱情自由的要求与传统观念的约束之间。《喜剧集》认为，这种“矛盾发展的方式是喜剧性的”，(《西厢记》“后记”)值得商榷。我们认为《西厢记》的戏剧冲突在主要矛盾规定之下，具有相当的严肃性。它既表现为莺莺自身性格冲突，又表现为莺莺用他人之间的性格冲突。前者，生于相国府邸的莺莺在向私结姻缘迈进过程中，惆怅、忧愤；动摇、坚定。思想多次反复，性格几经搏斗，内心冲突无疑是痛苦的。“闹简”、“赖简”便是她内心冲突的外在表现。这些矛盾心理的细致描写，并不能使观众发出“一阵阵忍俊不禁的笑声”，也不能说明“喜剧效果越好”(《喜剧集・前言》)它使我们觉得，高贵门第出身的少女，在摆脱封建礼教桎梏的过程中，步履那么沉重、艰难。当然，莺莺优柔寡断的弱点和心口不一的矛盾，随着冲突发展不断暴露，确实产生了一些喜剧效果。她在同张生、红娘发生冲突时，也往往趣味横生，令人发笑。不过，这只是一部分而已。更主要的冲突，即莺莺与老夫人的思想冲突，却直接对立，充满严肃性。莺莺不满老夫人的严密管束，愤懑之言溢于言表；暗骂“口不应的狠毒娘”，恨其拆散鸳鸯，分离夫妻，悲愤之情萦回盘礴。“拷红”之前，崔张双方相思之苦；“拷红”以后，崔张离别之苦，都不只是他俩自身富有喜剧色彩的弱点造成，而是与以老夫人为代表的封建礼教势力冲突的结果。这种冲突笼罩着悲剧气氛，具有悲剧性质，其意义在于充分揭露、猛烈抨击封建礼教扼杀人的感情，禁锢人的自由的残酷性。如果忽视悲剧性质，仅仅将它看作喜剧冲突，势必会降低戏剧冲突的思想意义。
　　再次，《西厢记》情节安排，关目设置，并不符合喜剧特点。
　　与矛盾冲突相应，《西厢记》的情节、关目，悲喜杂揉，和谐一致。喜剧集》认为全剧是按照喜剧特点设置关目，安排情节的。编者眉批：“寺警”“为全剧的喜剧性转机”；“解围”“是作者为喜剧结局预设的重要关目”。此说亦可研讨。张生闹斋，莺莺一见钟情，两人已经默契于心。因此“寺警”一折，“移堂就树”，(金圣叹语)让两个情种正面交往，其后方才生出无限烟波。在这个意义上，说是“转机”，尚可理解，但是此折，贼势方张，危在眉睫，何“喜”之有？之后“赖婚”、“琴心”分明由此生悲，何以谓“喜剧性”转机？如果一定要说是“全剧的喜剧性转机”，那么，《西厢记》就该止于“拷艳”。因为“寺警”之转机，并不能带动“哭宴”、“惊梦”，以及后面的情节。“解围”的情节意义如同“寺警”，它和张珙状元及第，矛盾调和的结局又怎么相关？
　　第四本高潮“拷艳”一折，红娘舌战老夫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确实富有喜剧性。但是，在这以前的情节，并不专为此折铺垫，以产生喜剧效果；全剧也并未在此结束。老夫人转而以退为攻，逼张生赴考，造成凄怆悲愤，催人泪下的“长亭送别”与“草桥惊梦”。若无第五本，谓《西厢记》是悲剧亦不为过分。喜剧的悲剧因素不是为了冲淡喜剧气氛，而是为了加强喜剧效果。《西厢记》则不然。如果说“赖婚”的悲剧因素还算加强了“拷红”的喜剧效果，(其实作者用意并不在此。)那么“哭宴”、“惊梦”显然冲淡了喜剧气氛。因此，认为“全剧……洋溢着轻松愉快的气氛”；“赖婚”、“哭宴”“不会影响喜剧基调，冲淡喜剧气氛”，不符合剧本的实际效果。
　　最后，《西厢记》大团园结局也与喜剧结局有别。光从结局判断剧本是悲、是喜，显然是不科学的，对大团园结局须作细致分析。《喜剧集》认为：“喜剧冲突曲折发展，最后形成崔张完婚皆大欢喜”的喜剧结局。然而，“皆大欢喜”不一定就是喜剧结局。我们知道，不管是抒情性喜剧，还是讽刺性喜剧，结局一般有两种，一是随着冲突发展，出乎意料，弱者战胜强者，产生喜剧效果；一是随着情节充分展示，事实终于真相大白，观众哄堂大笑。前者如《皆大欢喜》、《救风尘》；后者如《李逵负荆》、《钦差大臣》。《西厢记》的结局显然不属后者，亦与前者有别。因为《西厢记》崔张矛盾的对立面是礼教势力的代表老夫人，矛盾冲突的结果，不是崔张战胜老夫人，而是崔张妥协取得婚姻；老夫人维护封建家世利益，也达到了“三辈儿不招白衣女婿”的目的。这样，“尽管各种旨趣，情欲和人物性格现出差异和冲突”，终于“变成一种协调一致的实际生活”。(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下第295页)由此产生的戏剧效果：观众的笑，既不意味着嘲笑、讽刺或“心灵的诙谐”(梅瑞犹斯语)，也不意味着把崔张作为矛盾一方的胜利者来歌颂。而是赞叹他们经过离合悲欢的磨难，终于结成眷属，并对矛盾得到和解、平衡而感到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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