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卡雷其人]勒卡雷

　　在当今英国，既“流行”又“严肃”的作家甚少，约翰・勒卡雷(JohnLeCarré)就是其中出色的一位。人们以对待威廉・戈尔丁和格雷厄姆・格林的注意来对待他；他则与杰弗利・阿契尔和詹姆斯・赫伯特竞争在书店架之上，而且占据了应有的一席。勒卡雷的成功是具有文化意味的。他的小说里没有行凶作歹或满口俏皮话的易装癖者；也没有新的冰河时代或天灾。他笔下的反派角色并无非凡的本领；没有偏执狂式的杀手也没有施展阴谋诡计要霸占全世界的亿万富翁。他的小说里没有惊人的豪言壮语，也不写什么风流韵事(《天生多情的恋人》和《敲鼓的小姑娘》除外)。他不写雄心勃勃的职业妇女和王室家世，也不写殊死要控制工业大帝国的斗争。他的作品里没有工会会员、玩世不恭的资本家、专爱搞调查的多事的记者或以小恩小惠讨好人的警察。总之，亨利・詹姆斯在研究纳撒尼尔・霍桑时津津乐道的那种“高级文明的项目”在勒卡雷的作品里是绝对没有的。但另一方面，通俗小说里屡见不鲜的那种拼凑内容也跟他无缘。他写得最动人的是男人之间或女人之间的关系。约翰・哈尔帕林在一九八○年写文章惋惜过英国小说的衰落：“我们过去有过伟大的记叙小说家，但现在我们全然没有了”。哈尔帕林说勒卡雷“在许多方面都是老式的，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勒卡雷确实是个很传统的作家。我们感到勒卡雷的作品跟乔治・奥威尔的小说一样，里面也有一种经久不衰的道义严肃性。他的作品都用第三人称叙述；寻求错综复杂的情节，同时保持清晰的表述。
　　勒卡雷在流行小说家和严肃小说家当中都是不同凡响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作品中的政治内容。在当今西方，不少人对“政治”感到厌烦，写作品时便化繁杂为简便，变纷乱为单一。勒卡雷的作品却不是这样，总蕴藏着多层的政治内涵。跟他同时代的作家几乎都描述过后期英帝国在政治上进退两难的困境。不同之处是，他不直接去写当代的重大政治问题或政治家，而是展示一种价值――同政策与制度相冲突的价值。但如果说他是政治小说家，那便误解了。他倒是这样的一种小说家：在他那里，意味深长的经历与道德生活不是游离在政治之外的。
　　
　　间谍小说
　　
　　间谍小说的历史在英国并不长，被视为通俗的惊险小说中相当低下的一个“异类”。它产生于爱德华七世(大约是二十世纪的头十年)的英国；起初是新闻界巨头、大官大亨以及政客用来“吓唬”读书界的一种手段，以获得人们的支持来维持不断增加的国防开支。当时德国海军日益强大，形成了威胁，在这一背景之下出现了厄斯金・蔡尔德(ErskineChilder)的《沙地之谜》(一九三○年)。它写了民族精神，不愧是业余文学创作中的佼佼者。许多业余作者动笔，以迎合对间谍小说日益增大的爱好，其中最多产的当推威廉・勒奎(WilliamLeQueux)。他的《一九一○年的入侵》于一九○五年首次在《每日邮报》上连载时引起轰动，他被誉为间谍行家，连国家安全部门受到德国间谍的威胁时也要去向他请教。不过如今的勒卡雷对此辈颇有贬词，说他们“装腔作势，无才华可言”。接着是约翰・布坎(JohnBuchan)。他走的基本上是蔡尔德的路子。他的《三十九级台阶》可以说是一挥而就――一九一四年八月爆发战争，四个月之后他就完成了此作。布坎本人并非作家而主要是一位英国(更具体地说是苏格兰)的政治家。
　　英国第一部具有文学严肃性的间谍小说是骚默塞・毛姆的《英国间谍》(一九二八年)，收故事十六篇，均以作者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瑞士和俄国做谍报工作的亲身经历为素材。毛姆不把冒险同间谍故事扯在一起，而是更加细微地关注于情报工作的那种心理上的神韵(布坎也有此特色)，其影响远远胜过把短篇小说仅当作写间谍故事的主要手段的这种路子。毛姆教读者去可怜并蔑视那些作恶的人――他笔下的敌人往往是平庸之辈而非恶魔。勒卡雷说“以清醒和几乎是平凡的现实来写间谍小说的这种基调，为毛姆所首创。”
　　凡尔赛会议之后，欧洲国家的政权迭替频繁，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少数民族的摩擦不断，整个大陆简直成了间谍的“蚁冢”。似乎开出的每一趟“东方快车”，每一艘横渡大西洋的豪华客轮，欧洲的游览车以及阴森可怕的小胡同，都是间谍小说大显身手的舞台，穿无尾夜礼服的绅士都是间谍小说的主角或人物。一种危机感帮助年轻的间谍小说作者打破了布坎的“独尊”。有个说法叫做：不再是布坎的天下了。格雷厄姆・格林的《密探》(一九三九年)的背景转到了遥远而充满异国情调、未受战争与死亡之害的地方。密探的传统性格、英雄主义的表现乃至爱国主义这一框架，在三十年代的惊险小说中已开始消失；十年前可能是英雄的人物在十年之后变成了暴徒或幻想者。格林的《出售的枪》(一九三六年)里的布迪・弗格森就是一个例子。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情报工作发生了带根本性的变革，“信号情报”取代了“人办情报”。不过单纯去写靠“信号”(电子技术等)干情报工作的故事未免是“见物不见人”，“见物又见人”的作品才能吸引人。伊恩・弗莱明创造的“风流间谍”詹姆斯・邦德应运而生。刚开始，弗莱明的小说在读者中并未引起多大的反响。“邦德小说”的轰动主要是在五十年代后期，《带着意中人由俄国归来》等成为畅销书。一九六一年发生过波特兰案件，一九六二年出了法沙尔事件，一九六三年又冒出基勒一普罗富莫丑闻(基勒是伦敦一妓女；约翰・普罗富莫在六十年代是保守党国防大臣，因涉及此丑闻而下台)，在这风雨如晦的英国，邦德自然成了一种“文化英雄”。
　　
　　由康威尔到勒卡雪
　　
　　勒卡雷于一九三一年出生在英国多塞特郡的普尔(Poole)市一个非国教徒家庭，取名戴维・康威尔。祖父是营造商，后来当了普尔市市长；家风正派，信仰虔诚，“每逢星期日，我们都在家唱赞美诗，由我姑母奏小风琴。”(见《星期日快报》记者罗伯特・皮特曼于一九六五年对勒卡雷的采访)戴维年仅六岁，他母亲出走，他便受到他父亲的百般纠缠与摆布；家中隐私深深印在他幼小的心灵，从小过的这种隐秘的双重生活，使他对有类似生活经历并擅长写孤独的作家产生特殊的爱好，其中包括康拉德和格林；使他发觉“写女人是很难的。尽管我从理智上可以理解女人的行为何以那样，但我难以设想我自己有那样的行为。”“背信”始终是他坚持不舍的主题。
　　戴维的父亲罗尼・康威尔是个“麦考伯式”的人(麦考伯是狄更斯小说《大卫・科帕菲尔》中的乐天派人物)，“有趣，然而是个轻率的出谋划策者，满口谎言”，总是拉他的几子参与他的种种策划。维按部就班上过各种补习学校，继而去舍波恩(Sherbo－rne)学校上学，虽是个“非常虔诚的地方”，“却是在棍棒的统治之下”，熬到一九四八年去往瑞士，在伯尔尼大学攻读德语。在那里“呆了九个月――头七个月里我没眼任何人说过话，不做功课，没有女友，东荡西荡。”(见皮特曼)他迟至十八岁才得知他父亲是被判过刑的重犯，在戴维年幼时他就坐过牢。据爱德华・伯尔说，戴维第一次跟情报部门接触就是在瑞士。
　　一九四九年，戴维从伯尔尼回到英国后服国民兵役，在奥地利的情报部队干审问工作，“劝诱一些人偷越捷克斯洛伐克国境线。”冷战是包括戴维在内的一代英国作家的政治经历，其“灾难性的”影响一直是深远的。难怪他每谈起由热战变为冷战时对这种逆转突如其来和前后矛盾而感到“不过是将枪杆调了个方向而已”：
　　
　　自从热战变成冷战，冷战变成缓和，我们经历了一连串发疯似的思想意识方面的逆转：在一九四五年轰炸柏林的人到了一九四八年却操办起了空中补给线。
　　
　　这虽不尽然是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年》里的世界，但戴维对这种变化之快始终是耿耿于怀的，这可能是他觉察到这种“变化之快”乃是大国不可靠的又一朕兆。一九五二年，他离开军队去林肯学院(牛津)再学德语。据情报机构断定，戴维在牛津搜集过左翼学生活动分子的“黑材料”。一九五四年他上到二年级，他父亲最终破产，他被迫辍学，去米尔菲尔德(Millfield)教了一年书，幸获奖学金才重返林肯学院，于一九五六年获学位，成绩优等。戴维(现在还不能称他勒卡雷)在伊顿公学教过两年德语，但深感该校的气氛“憋得人透不过气”，又跟他在瑞士和奥地利见过的现代生活现实相隔绝，因更感到自己被卷入了一场“社会战争”，是生活在“起居室与仆人的绿呢门之间”(含意是既不象主人也不象仆人)而最后离开伊顿。
　　他年方二十七岁，可以说已按社会习俗全面地受过英国专为帝国培养“尖子”的教育了。在他踏上“仕途”时，已觉得他周围的帝国已经或正在崩溃，苏伊士运河危机之后，人们谈起“英帝国”时无不带有讽刺的贬意。在戴维看来，英国社会已不再给具有他这般经历的人带来任何希望了。《炉匠，裁缝，士兵，间谍》中比尔・黑顿的哀叹正能反映作者的心情：“培养我们本来是为了帝国，培养我们本来是为了控制风潮。都成了泡影。全被剥夺。再见了，世界。”(第十三章)今后百年若英国文学界或社会界有研究者想领会英国这种退出世界舞台的感受，勒卡雷的作品仍不失其非常深刻的启发作用。他的作品中最可悲的人物正是自欺欺人、坚信英国负有“历史使命”之辈。
　　戴维于一九五八年第一次在驻波恩的英国大使馆任职。据信他在此之前曾在英国军情五处供职，他的上司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负责监视英共活动的马克威尔・奈特。如果他在瑞士时已参加间谍工作，如果他在牛津时继续干过间谍工作，那么他在一九五六年进军情五处则是顺理成章的事。不过他一向否认他进军情五处之前已当过间谍。一九六一年夏，他被派往英国驻波恩大使馆任二秘，经常来往于波恩与柏林。那时，柏林墙――政治象征和冷战的象征――已经筑起。他从大密森顿(GreatMissenden)的住处去外交部或伦敦其它地方，在路途上信手写了间谍与凶杀兼而有之的作品，取名《召唤死者》。因身为外交官员，不得不考虑用笔名。出版商建议他用“臣克・司密斯”(ChunkSmith)，显得雄浑有力，他却选中了个法语读音的“雅号”――勒卡雷(leCarré)。对这一化名的由来，众说纷纭，但莫衷一是。反正戴维・康威尔在一九六一年变成了约翰・勒卡雷，一直沿用至今。
　　
　　作品内外
　　
　　勒卡雷写《召唤死者》并不是要向邦德的“一统天下”挑战，写得也很有节制，与其说它类似十年前的间谍小说倒不如说它更接近传统的侦探小说。勒卡雷从第一部小说开始，就将情报社会置于故事的中心。他又开先河，把情报机构这一集体性的历史实体作为重要的“主人公”来描述。一九六二年出版他的第二部小说《扼杀精英》。他说第一、二部作品都是“习作”，“雕虫小技”。其实恐怕不然。评论家埃里克・霍姆伯格(EricHomberger)认为勒卡雷对自己的评价未免过于严厉，二书的精彩章节充分显示了作者的不凡才华。《扼杀精英》描写一桩谋杀奇案，写得十分巧妙。某公立学校校长之妻担心她丈夫想杀害她，但在办案人着手调查之前，已发现她惨遭毒手；在了解动机和搜集证据的过程中展开了另一个“堪称在不同文化不同时代下的司汤达或巴尔扎克式的故事”(埃里克・霍姆伯格语)；这种深刻性使它跟一般的凶杀小说分道扬镳了。
　　他用不到半年的时间完成第三部作品，一跃而为畅销作家。他原本取名《狮尸》，应出版商要求才改为现名《复出的间谍》(一九六三年)。尽管受到格雷厄姆・格林和J・B・普利斯特莱的好评，但呼声仍不算很高。一九六三年七月的《书人》给予热忱的评论，戈登・格里姆莱将其向九月的读书会推荐之后，它才再获势头。不过在一九六三年，许多评论家都认为，与其说它是小说不如说它是保安工作的写实。肯尼斯・阿尔索普在《每日邮报》上称赞作者“对隐蔽的欧洲了如指掌”；弗兰西斯・伊尔斯在《卫报》上说它是“间谍记实小说”；罗伯特・哈陵在《星期日时报》上写文章说该小说“没有胡编的超人货色，却有逼真的内容”。人们断定此书一定出自深谙间谍工作的人之手。作者的神秘难测的身份，出版者(维克多・戈兰茨)支支吾吾的否认，更增添了新闻界的猜疑心态。《复出的间谍》在一九六三年下半年成为畅销书，一直保持到一九六四年，并在《星期日快报》上连载。在美国出版之后，两周内行销七万册。电影摄制权十分抢手，并请伯特・兰卡斯特(美国著名男明星，在我国公映过的美国电影《蛇》里扮演情报官员――笔者)扮演主角阿历克斯・李马斯。在六十年代的畅销书体制中，此书的成功是很值得作为专题加以研究一番的。《复出的间谍》(以下简称《复出》)表露了勒卡雷的“中心问题”：写不同生活方式之间的冲突，一种生活方式尊重个性而另一种生活方式则不尊重个性。李马斯同费德勒对这个问题所谈的看法，虽然代表不同的价值观，但各自辩护的逻辑却是相同的。像勒卡雷这样以道义上的激进态度写出《复出》这么一本“满带刺”的小说，在当今英国文学中实属罕见。
　　一九六四年，勒卡雷辞去外交部的工作。在此之前，《复出》已获“英国犯罪小说”奖，并与丹・杰可布森共获声誉更高的“骚默塞・毛姆”奖。勒卡雷携全家迁往希腊的克里特岛，完成《是非颠倒的战争》(一九六五年)，获版权费五万镑，从而致富。《是非颠倒的战争》标志着勒卡雷的“战略”变化――有意将小说置于密不通气的环境，跟英国工党首次执政二十年，美国总统约翰逊日益“滑坡”以及美国介入越南战争引起的种种动乱全然隔绝。小说的主题是情报社会本身，被对战时光荣的怀旧梦想笼罩着。它也是对英国情报机构的一次持续的观察，得出的结论是：组织虽存，但对宗旨的信念亦即对超凡使命的意识已经衰朽。三年后，勒卡雷的《德国一小镇》(一九六八年)问世，也是写英国驻波恩大使馆的这一外交天地，写它本领高强，既要对付内部理想主义者提出的种种挑战，又要防范大街上重又咄咄逼人的蛊惑煽动。勒卡雷的六十年代中后期小说，都着重探索封闭的谍报社会的性质以及它面临挑战和社会变革时的应变能力，提供了一个强大然而悲观的形象――不仅是官僚化了的外交和情报部门这一形象，而且是英国官场本身的无能的形象。
　　一九七一年，勒卡雷改弦易辙，写出传奇小说《天生多情的恋人》(以下简称《恋人》)。《听众》批评它的叙述手法“紊乱不堪”；《泰晤士报文学副刊》称它是“不幸的失败”；《观察家》则贬之为“自我放纵和懒于用脑筋的作品。”撇开抨击和好评不说，《恋人》是作者唯一的一部不写间谍的小说，里面不乏印证他的身世的内容。关于他母亲的出走，在《恋人》中有这样一段对话：
　　
　　“她离开我时，我还很小。七岁。”
　　“你以前说是五岁。”
　　“那就是五岁吧。”
　　“这事对你有影响吗？”
　　“唔……也许可以说使我很寂寞……
　　好像我的童年被夺走了。”
　　“这话是什么意思？”
　　“什么？”
　　“被夺走了童年是什么意思？”
　　“我感到应有的成长过程没啦。”
　　(第二十章)
　　
　　在《召唤死者》和《扼杀精英》中出现过的人物乔治・斯迈莱在《复出》和《是非颠倒的战争》中是个次要角色，然而他却替勒卡雷挽回了《恋人》所造成的名誉损失。斯迈莱成了著名的小说人物。很多人猜疑斯迈莱是否以某个真人为蓝本；甚至有人一再明言，勒卡雷用作原型的人就是军情六处前处长莫里斯・欧德菲尔德勋爵。勒卡雷在一九八一年写给《泰晤士报》的一封信中指出，他在认识莫里斯勋爵很久之前就已经塑造了斯迈莱这个人物。又有人暗示，斯迈莱在某些方面是按作家约翰・宾纳姆(JohnBinghan)(勒卡雷的朋友)写的，并且说斯迈莱很像在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六年曾任军情五处总监的狄克・怀特①。勒卡雷近在一九八六年才透露，斯迈莱的外貌是国防部的一位友人所提示，斯迈莱坚忍不拔的作风则以牛津的一位年老导师为模特儿。《恋人》以不连贯的短小段落写成，有时只有几句对白或简短地写一写心情描一描地点，节奏明快；笔调多变而流畅。看来，这一切都为责怪勒卡雷的行文冗长单调的批评家们所忽视了。《恋人》并非错在它不是一部间谍小说，倒是错在它完全缺乏那种精妙的历史“容量”，而他的其它小说之所以多具一层内涵，正多亏了这种历史“容量”。《恋人》的故事中究竟有多少自传的成分，难以确定，也不很重要。值得注意的倒是它的成败。如果这部小说是别人所写，比如说是戴维・康威尔写的吧，那么它就可能被看作一部有趣的作品，在实验性小说中是个并非全然失败的例子。
　　后来的三部曲：《炉匠，裁缝，士兵，间谍》(一九七四年)，《高尚的学童》(一九七七年)和《斯迈莱一家》(一九七八年)在一九八二年结集，冠以《搜索卡拉》的总称，写斯迈莱同俄国间谍高手卡拉的斗法。BBC将《炉匠》改编成电视剧于一九七九年播映，可谓最优秀的英国电视系列剧。这三部小说固然大获成功，然而是这部电视系列剧才真正使作者的大名在英国家喻户晓。《炉匠》写一九五五年在德里监狱里的一次政治辩论，从头到尾只有一个人说话。他的话意味深长，将读者带到了斯迈莱和其敌手之间更为广泛的斗争。勒卡雷写完《炉匠》之后，旅行去远东。当越南战争进入末期，他似曾想到以越南战争为背景，把斯迈莱与卡拉之间的殊死斗争写下去；下一步再写中东。于是他在《高尚的学童》出版之后便去了黎巴嫩、约旦和以色列。斯迈莱在这些地方难以找到用武之地，因此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曲《斯迈莱一家》又转而以北欧为背景了。勒卡雷在中东时，同阿拉法特交谈过几个晚上；以色列的军事情报头目施洛莫・加兹特(ShlomoGazit)见过他。此人很欣赏勒卡雷的小说。至于阿拉法特对勒卡雷以及西方间谍小说的评价如何就不得而知了。
　　胆小怕事的西方小说家在过去和现在都把阿一以冲突视为“布雷区”，不敢涉足。英国的严肃小说也从不以它为题材。不料勒卡雷的小说《敲鼓的小姑娘》(一九八三年)却成了轰动的畅销书。美国Knopf出版公司于一九八三年三月一天的销售额就达五万九千册，创下该公司日销数的最高记录。有人指责他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吹鼓手”，有人认为勒卡雷“说巴勒斯坦人好，以色列人坏”。这多少有些强加于人。许多评论家都肯定作者的意图在于着墨于中东冲突是一场无比残酷的悲剧。
　　不时有人批评勒卡雷写小说的笔调过于阴沉压抑，那么具有很强的自传性小说《间谍英豪》(ThePerfectSpy，一九八六年)则写得饶有风趣而且不乏欢欣感情。这也是他第一次写他的父亲。小说将一国际性搜捕行动与一个人的悲惨遭遇交织在一起扣人心弦。《间谍英豪》进一步证明，勒卡雷无论从哪一方面讲都是值得引起“严肃”注意的作家。与此同时，他“流行”于广大读者群之中也是有口皆碑的。
　　勒卡雷的《敲鼓的小姑娘》和《间谍英豪》这两部近作，把家庭(以至社会)当作中心舞台，间谍和恐怖主义者，反间谍和反恐怖主义者都在这个“舞台”上大显身手。自他写《恋人》以来，他不曾处理过家庭生活方面的内容。他宁可把家庭看作抽象概念、观念、契约、希望，看作充满关怀与善良的“福地”。他作品中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关系总是使人痛苦和受到挫折的。勒卡雷有关女人的论题都与密谋有关。从他最早的作品就能清楚地看出，他的世界是男性的世界，男人之间的关系是他所叙述的人际关系中的主要范畴。在这一范畴的边缘，他也创造了一系列复杂、“执拗”甚至枯躁无味的女性人物，她们对作者笔下的男性人物怀有冷酷甚至非常敌对的态度。有的是害人精(如《扼杀精英》中的姗・海希特)；有的是受害者(如《召唤死者》里的爱尔萨・芬南)。
　　勒卡雷用间谍小说来写“真实”小说。正因为如此，有些评论家(如布鲁斯・墨瑞)研究了间谍小说的形式之后再去看勒卡雷的作品，发现勒卡雷的作品跟间谍小说的“程式”不很合套才不免略感失望。勒卡雷的小说并不“暗示多少神学或玄学，而暗示我们现在的生存方式的一种美学。”(埃里克・霍姆伯格)
　　
　　①此人很早就认为英国谍报人员菲尔比(Philby)有变节之嫌。诸如彼特・赖特的《抓间谍者》等书对此案均有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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