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事近录:录文

　　 百年奋斗再回首 　　 　　《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一九九六年冬季卷发表已故罗荣渠教授的遗稿《走向现代化的中国道路――有关近百年中国大变革的一些理论问题 》，罗教授长期担任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室主任，此文是他生前最后一篇学术论文。
　　罗荣渠先生指出，在改革之前，“革命范式”一直是中国现代史研究的核心。自一九八0年以来，该范式受到中国社会和经济大转变和海外知识话语的双重挑战，“现代化的范式”作为替代应运而生；但是，以现代化为中心来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必须重新建立一个包括革命在内，而不是排斥革命的新的综合分析框架，从而才有可能对一个多世纪的中国大变革给予新的客观定位。
　　罗先生指出，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特殊性，是由中国历史的特殊性决定的，他用“四重奏”来表达这种变革的特殊性和历史的特殊性：一，“衰败化”，中国现代社会的现代危机首先来自内部政治、经济的衰败，原有的政治经济结构无法“合理”地面对并整合这一衰败，如郭廷以曾指出晚清的现代化进程落后，“其症结并不全在近百年之内，实远伏于百年以前，特别是百年前的百年。”二，“半边缘化”，中国现代化起步正逢世界资本主义由自由市场向军事帝国主义阶段转化，与仅向中国要“市场”的英国不同，日本向中国要领土，从而使得中国面临经济的和国家的双重危机；三是“革命化”；第四则是“现代化”。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特点是经历内部严重衰败化与帝国解体，但边缘化不如拉美国家深重，通过长期的革命化的社会重组过程，缓慢地走向工业化、现代化的道路。
　　中国现代化进程经历了“三次模式”大转换：第一次是从洋务运动开始，自上而下的改革由于对旧政治体制原封不动，特别是缺乏现代化的领导核心，导致失败；第二次是国民党以城市为中心的国家集权现代化，同样进行得不顺利，由于世界资本主义进入了军事扩张阶段，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打破了中国现代国家重组的过程；第三次是一九四九年以来中国革命结束了中国百年来内部衰败化与边缘化的过程，建立了现代国家强有力的政权，第一次实现了国家的高度政治统一与稳定，并且借助强化政治手段和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一系列激进的社会改革，独立探索中国式的超前工业化战略，而这次大胆的新探索又没有取得成功。
　　中国目前进入了第四个模式，它成功地导致了中国经济长达十九年的持续高速增长。这是建立在百年探索基础之上的一个成果，特别是，我们今天反思历史并不是为了否定一切革命，而是要对革命进行具体分析。中国二十世纪政治的基本特征是从一个传统权威主义政治系统转变为一个现代全能主义的政治系统，中国的日趋革命化不仅是为了对付内部衰败的危机，更重要的是要抗拒日益严重的边缘化，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革命是现代化的一种特殊的表现形式。
　　这一强大全能的国家政权及超前发展的战略，曾经为中国的现代化准备了经济的基础，但也带来了“左”的负面效应：如被动、自卑和抗拒地对待世界的态度，“毕其功于一役”的急功近利，你死我活和好大喜功的盲目急躁心理，过于集权的“倒果为因”的思路，这一切都成为我们进行历史反思的遗产。
　　
　　什么是“文化”
　　
　　两位美国学者冯珠娣(JudithB.Farquhar)与何伟亚(JamesL.Hevia)在《文化与战后美国的中国历史学)(载《文史哲》一九九六年第六期)一文中指出，美国“研究中国近代问题的主流模式从文化逐渐转向了历史”，“文化”已经由一个固定本质化的，与社会上层相关的形而上学概念，向可识读性、超越范畴性、物质性和建构性开放，向历史学开放。
　　文章批评了帕森斯(T.Parsons)将文化仅仅与中国的官僚社会相联系的观点，同时也批评了费正清和列文森通过这一观点，来解释中国官僚和知识分子系统的不能合理化是造成中国现代化迟缓的著名论断。
　　文章介绍了史坚雅(G.W.Ski-nner)将中国社会分成两大结构：自然的集市系统和人为的官僚系统，即“小传统”与“大传统”的看法，表明“大传统”如何建立在“小传统”之上，而非帕森斯所说的文化具有裁决经济、政治是否合法的“功能理论”。
　　孔斐力(P.Kuhn)则进一步指出，一个社会越接近“现代”社会经济结构，文化就越有附属性。长期以来作为社会上层交流的共同基础的中国士绅文化，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发生了分化，这一文化在乡村开始衰落，而在城市则走向了现代化和国际化。上述研究都否认了知识上层的文化是历史研究中应当特别重视的领域。
　　周锡瑞(J.Esherick)则是将“公众空间”研究运用到中国史的典范，他把地方上层的“文化霸权”和中国戏剧以及“表演仪式”结合起来，从而引发许多历史学者通过报纸和地方档案去探寻明清时期微弱的“公共领域”，认为这种公共领域在中国社会中的作用，就像大众媒体在当今社会中的作用一样。文章批评周锡瑞用“市民社会”的理论套中国历史，骨子里还是认为只有一个可接受或可理解的现代化道路：无论是缺乏理性还是“市民社会”，“第三世界”永远是落后的。
　　从总的情况来看，大多数新的文化史都运用考证性、资料性的方式来描述主体，体现了对中国研究中广泛存在的将“上层社会”和“民众”分离的传统进行的质疑。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战后美国的学术界体现了欧洲学者将自己的传统解构和非自然化的努力，这与研究中国的学者们谋求在世界上重建一个被破坏的历史的努力大相径庭。美国的中国研究的转向，也与其国内知识界的“大气候”是一致的。
　　
　　 “法”就是“律”吗
　　
　　现代“法学”一词，不仅包含了法哲学，法律条文注释学，还包括法史学，法社会学和比较法学等诸多法学基础理论学科。即使是法律条文注释学，范围也大为扩大，“法学”早已不等于法律条文注释，也完全不限于刑法领域，在这个意义上，“法”并不就是“律”。
　　由于在中国传统意义上，法学基本上就属于法律条文阐释和刑法领域，所以长期以来，我们一直用“法律学”来代替“法学”。何勤华在《汉语“法学”一词的起源及其流变》一文(载(中国社会科学》一九九六年第六期)中指出，汉语“法学”一词在中国古代即已出现，但多用为“律学”，与现代意义上的汉语“法学”有着重大区别；现代意义上的汉语“法学”一词，原在日本明治维新之后伴随着日本近代化的过程而产生，并由日本传入中国，同一个“法学”辞汇在古代与现代的不同在于，前者强调的是统治者的权力意识，臣民的义务和责任；后者则强调的是法的平等性，公正性，权威性，将法视为保障公民权利的手段。
　　
　　“真”为何被译为“真理”
　　
　　王路在《论“真”与“真理”》一文(载《中国社会科学》一九九六年第六期)中指出，真与真理是两个概念。西方哲学家所讨论的“truth”是“真”，而不是“真理”。然而，多年来国内学术界一直以“真理”一词翻译西方语言中的“truth”一词，由此导致我们对西方哲学家关于“truth”这一概念或问题的探讨，产生种种误解。
　　作者指出，西方哲学家或逻辑学家对“truth”这一概念或问题的探讨，均起源于亚里士多德关于“真”概念的思想和论述。几千年来，无论这种探讨是从哲学的角度，以思辨的方法，还是从逻辑的角度，以现代逻辑的方法进行的，在基本涵义上，它们都与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一脉相承。我国自南朝梁代正式出现“真理”这一术语，主要是指佛教教义。后来在日常语言应用中，这个词有了“正确的道理”、“正确的规律”等涵义。而在哲学讨论中，特别是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我国的传播，“真理”一词获得了明确涵义，这就是“客观事物及其规律在人的意识中的反映”。因此，应在“真的”，而不是“真理”的意义上，重新翻译和理解西方经典著作中的“truth”。
　　
　　“乡土中国的当代图景”
　　
　　《上海文学》一九九七年第一期在“写作与本土中国”的栏目下，发表李锐、韩少功和李陀的一组笔谈。《上海文学》的编者按指出，中国人对都市文明的接纳、理解与消化，往往同建立在土地、地缘、血缘、风俗这些自然联系上的“乡土文明”的创造性转化勾联在一起。乡土是中国本土的基础和基本。生活在城市里的文学工作者，关注“乡土中国的当代图景”，将有助于我们从人口流迁、文化根性、制度基础，未来发展等方面加深对本土城市社会的认识。
　　韩少功和李锐都指出，“本土”是一个变动的概念，中国并无一个抽象固定的“本土”，夏商之于西周，春秋之于汉唐，明清之于民国，之于今天的改革开放，中国无一时不在变。而两位作家都指出：从“书面语”到“口语”的追求和转化，是目前的一种创作趋向。李锐说，作家在长年的写作之中，在许多年对前人和同时代人的阅读中，早已“自然而然”地“下意识”地习惯了书面语，并常常以为“雅”，以为“美”，以之为“艺术的”和“文学的”，固守在这个书面语的岛礁上，渐渐地忘了身边那个喧嚣不已、生生不息的口语的海洋。李锐认为，当下的一些作品，体现了这种“解构”书面语的趋向，如莫言的《丰乳肥臀》，韩少功的《马桥词典》等。
　　他们认为，“乡土中国的当代图景”不应被简单地误读为“本土化”这个词；韩少功认为，“本土化”是一种刻意的文化姿态，体现了一种文化修辞和策略，作家不是文化贩子，既不需要对自己本土的出产奇货可居，也不需要对他人的本土出产垂涎三尺。把中国写成洋味十足的美国十分可笑，把中国写成土味十足再给美国看，大概也属心术不正。他们认为，“乡土中国的当代图景”，首先意味着对已有的意识形态化的、体制化了的知识视野采取解构的批判立场，揭露这些知识以其惯常的叙事方式掩盖了具体的中国和中国的问题；因此它不能被理解为“写农村题材”，相反它的立场毋宁说主要是对类似提法的意识形态性进行批评，因为关于“题材”的表达方式本身是一种武装斗争的遗风，正如这战线那战线是一种语言暴力。李锐指出：叫我不解的是，“新时期文学”的“新人”们，怎么还是这样口出“暴力”而不觉呢？为什么我们说起福克纳的农庄黑人俚语来就毕恭毕敬，提起乔伊斯那几乎不可译的都柏林的方言、杂语，言必称“文学”，而且是“纯”的，却将中国的一切批评书面语的写作尝试按照一种意识形态化的方法，如本土化、农村题材等等归类、划线呢？因而，在这个意义上，“乡土中国的当代图景”，首先意味着对那些被体制化了的知识和言说方式对现实的遮蔽关系，有时就是“共谋”关系进行反省和批评的立场。
　　
　　希姆博尔斯卡与她的诗歌
　　
　　一九九六年，维・希姆博尔斯卡成为继显克维支、莱蒙特、米沃什之后第四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波兰作家。授奖辞称：“维・希姆博尔斯卡的诗通过对人类现实的琐碎片断不寻常的精确描绘，展示出历史和生命的内涵，具有深刻的讽刺意义。她的作品对世界既全力投入，又保持适当距离，清楚地印证了她的基本理念：看似单纯的问题，其实才是最富意义的，从这样的观点出发，她的诗意往往展现出一种特质：在形式上如此琢磨挑剔，在视野上却又如此千变万化，开阔无限。”
　　维斯瓦娃・希姆博尔斯卡，一九二三年七月二日生于波兹南省库尔尼克的布宁村。一九四五年在克拉科夫的雅盖沃大学攻读波兰语言文学和社会学时，于《斗争》杂志发表第一首诗《寻找词句》。从一九五三年起，长期担任《文学生活》编委，并成为《课外必读作品》的专栏作家；一九五四年她的第二本诗集《询问自己》获克拉科夫文学奖。她还把《文学生活》上发表的系列文学评论和随笔收集成册，先后出版两卷《课外必读作品》。她的诗流露的悲观主义，常常被幽默和机智的讥讽所突出和强化。希姆博尔斯卡在诗中除了直接提问外，还常常通过交谈的方式提出一些极富哲理的问题，不过这些问题并不抽象，并不深奥晦涩，而是以简明的诗句和形象的画面展示出来，给人以深刻印象。
　　她的作品并不算多，至今共出版了八部诗集，但正像评论家所说，几乎“每首都是精品”。
　　对于她的得奖，诗歌界认为，既有些出人意外，但完全在情理之中。
　　
　　中国“都市圈”的构想
　　
　　王建在《战略与管理》一九九六年第二期上发表了题为《美日区域经济模式的启示与中国“都市圈”发展战略的构想》的文章。王建认为，美国国土辽阔，平原广阔，人口和产业分布几乎不受地形条件的制约，但其工业的地理分布却极不均匀：制造业高度集中于东北地区一隅，在全国其他地区开采的资源先运往东北地区加工，再将工业制成品由东北地区运往各地。日本则不然：人多地少，平原面积狭窄，其区域结构是以三大都市圈为中心、以大城市为骨干，分别部署三套相对独立的产业结构；都市圈之间的产业结构接近，彼此间的交换需求少，因此可以大大减少运输网络建设对土地的需求。鉴于我国的人均国土资源条件与美国根本不同而类似于日本，且随着经济的持续增长与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农用与非农用地之间的矛盾势必日趋紧张。故此，王建认为，中国应当改变现有的类似美国的全国大分工的区域经济模式，转而借鉴日本的“都市圈”模式。他提出了我国“都市圈”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初步构想：即以GNP在一千亿美元上下(一九九0年美元)，有明显的中心城市，且中心城市的制造业比较发达，主要城市间的距离在三百公里以内的地区作为规划未来的都市圈的雏形，划分出京津冀、沈大、吉黑、济青、湘鄂赣、成渝、珠江三角洲、长江中下游、大上海等九大“都市圈”。王建认为，在都市圈中建立相对独立的产业体系是实现都市圈战略的核心。在每个都市圈内，主要的轻重工业产品应该都能够生产，各都市圈之间所交换的主要应是各自的特色产品和优势产品，这样就可以把原在各都市外的运输转为圈内的运输，从而大大减少区域间的交通运输需求。
　　
　　避免情绪化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五日北京《为您服务报》发表北大中文系副教授张颐武的文章，指作家韩少功的长篇小说《马桥词典》“无论从内容到形式”，“完全照搬《哈扎尔辞典》”；十二月二十四日这篇文章在《羊城晚报》的“娱乐世界”版再次发表。文章发表以后，《服务导报》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十五日第五版，《金陵晚报》十二月十七日第五版，《扬子晚报》十二月十八日第六版，分别在《文艺界有人剽窃外国作品》、《文艺界出现剽窃外国作品公案》等大标题下，引用张颐武文章指定韩少功“抄袭”和“剽窃”。这种说法陆续被全国数十家报刊转载。
　　关于《马桥辞典》是否抄袭剽窃了塞尔维亚作家米格拉德・帕维奇的小说《哈扎尔辞典》，一九九七年一月一日《中华读书报》以及《中国青年报》分别发表了对照分析的文章，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对照分析认为：《马桥词典》的内容来自韩少功的个人经历，它采用的形式也是韩少功近年来一直在运用的笔记体与美文相混合的形式，特别是通过揭示语言的历史来进入社会和民族历史的方式，一直是韩少功自“寻根”文学以来自觉的立场，两部作品内容、运思、出发点截然不同，不存在“剽窃”和“抄袭”。
　　鉴于“剽窃”“抄袭”的说法借助传媒广为流行，作家史铁生、何志云、汪曾棋、蒋子龙、方方、迟子建、何立伟、余华、李锐、蒋韵、乌热尔图联名致函中国作协作家权益保障委员会。信中指出，全国数十家报纸以及数家权威性的文摘报最近都载文报导韩少功的长篇小说《马桥词典》为“抄袭”、“剽窃”之作，这些说法均源于张颐武的观点，而很多作家和批评家认为由张颐武发端的这些指责毫无根据，极不严肃，是丧失批评起码道德的不实之辞。
　　联名信指出，上述两种观点各执一端，造成了文坛混乱和社会舆论风波，鉴于这一事件已超出了文学批评的范围而涉及到作家正当权益，他们吁请该委员会聘请权威性的作家和评论家组成评审委员会，对有关《马桥词典》的争执给予公正评审，并将结果公之于众。据悉，最早发表《马桥词典》的上海《小说界》杂志也正式向中国作协作家权益保障委员会提出了评审和仲裁的申请。与此同时广东《花城)和湖北《今日名流》杂志决定临时撤换稿件，留出版面，全文或部分刊登帕维奇的《哈扎尔辞典》，以利于读过《马桥词典》的读者自行比较。
　　这场舆论风波也在文学批评界引起了反响，批评家南帆认为：理论看法有分歧，不可以用这种极端的方式来解决。而李锐等作家则认为，随便借了各种名辞、观念来作包装，同时通过传媒的炒作广而告之，这套简单的“文革”逻辑今天再次复活，体现了“可怕的学风”，值得深思。
　　另一方面，《文艺报》于一九九七年一月三十日以《我坚持认为――模仿》为题发表了对张颐武的访谈，并加了编者按。在这篇文章中张颐武列举了八条理由，较系统地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为您服务报》也发表包括张颐武《新春答客问》在内的文章，进一步讨论这一问题。
　　韩少功在接受《羊城晚报》采访时说：“当上一个全国闻名的‘剽窃’犯和‘抄袭’犯，这不过是我个人的事。我感到可惜和担心的是，正常的规则遭到破坏，我们可能会再一次失去形成多元互补局面的机会。其实我是需要批评的，《马桥词典》也只是一本很普通的书”，“对我的《马桥词典》的批评，是理性成长的必要前提”，“但一些泡沫学术的所谓‘话语争夺’一旦恶性爆发，就很可能使学理纷争变成民事纠纷，再一次出现历史上多次出现过的划线、站队、谩骂、造谣、简单化、政治化、非理性化。这只能再一次阻碍乃至中止人们文化成熟的进程。对泡沫学术的反击一旦意气用事，前面也可能有泡沫化的陷阱。”
　　针对王干在《为您服务报》同一版面的文章中暗示有关《马桥词典》的评论是由韩少功自己操纵，为韩作“广告”的说法，韩少功说：“说到这个问题，我就必须多说几句了。因为王干这样说，不仅侵犯了我的名誉权，也侵犯了很多评论家的名誉权，似乎这些评论家既没有独立人格，也没有必要的能力和水准，只是被我一个人操纵的玩偶。事实上，我并不知道有过多少关于《马桥词典》的评论，大多数写过这样评论的人，我从来不认识他们。”“现在，对于他们因为我而受连累，也沾一身脏水，我深为不安。”
　　韩少功明确指出：“这次事件当然不是什么误伤，但我现在不想说。我以后会说的”。当然，“我要避免任何意义上的情绪化。”

相关热词搜索：文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