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９５年第１期，总第１９０期――　文事近录】吉社保委发[1995]1号文

　　市场化中的文化走向 　　 　　一九九四年第六期《探索与争鸣》杂志发表在上海召开的“文化发展与市场经济”讨论会发言摘要，复旦大学教授顾晓鸣认为，文化大公司正在越益深入地介入文化市场。由于文化公司在市场中的散在性使各种竞争趋于合理，文化消费有了一定程度的自由选择。但因文化公司的支持赞助，从根本上说是市场导向，其结果是少数有钱人制约了社会的文化景观。而多数文化公司的投入因为急功近利，如果钱的流向没有合理控制，就未必都能促进文化的健康发展。因为文化公司乃至大款老板纷纷通过赞助而主持各种评奖，文化批评的严肃标准正在消解，所以文化市场需要一定的协调。顾晓鸣认为，这种协调要依赖于一个新的三角关系：政府的文化政策、文化公司的市场化介入和社会自身的文化规律。上海市文联副主席叶辛认为，当前的文化态势，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化在面临巨大冲击和挑战的同时，各种新的文化样式也正大量地产生出来。怎样评介这些文化新景观？应该转换一下思路，从文化的层次性、区域性和氛围性来把握这些新的文化现象。《上海文化报》总编辑朱士信则认为，现在是一个“泛化”的时代，文化一旦在市场法则的万花筒中滚动起来，就打破了原先坚硬的内核和外壳，产生令人眼花缭乱的变异和组合。他认为，刚迈入巨变轨道的中国文化，倒是显现出活泼的生活状态，充满着生机，正萌生于前所未有的生命源泉之中。这种生命源泉可以分析出三种方面：1.当今文化剥离了强加的外力，正向着人的本性、人的自身需求复刊。文化以其前所未有的大众性热潮回到了它的创造者手中，人们的自身需求可以找到各种层次的文化满足。2.市场的法则并不是有钱人的法则，人民享有其前所未有的选择自主权。文化需求的选择，长期以来一直是一种权力性的选择，从权力的选择到人民自主的选择，是通过市场的中介实现的一个飞跃。有钱人的选择只是一种选择，但它不能左右社会的整体选择。3.泛化的文化、庞大的文化市场，使文化由精神产品制造者的少数人行为演化为社会各层次都能参与的大众行为。现今文化的满足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于文化享用者自身的参与上。不仅流行文化具有这样鲜明的特征，高雅文化也在注重研究和强化审美主体的参与程度朱士信认为，“下一世纪中国职业文化工作者将会骤减，而文化产品生产者的队伍却会日益膨化，这种趋势将有力地证明，将文化创造的权利返还于民是文化繁荣的最大希望。”
　　
　　艺术的市场功利主义
　　
　　余虹在一九九四年十月号《二十一世纪》上讨论中国艺术现代转型的问题。余虹认为，中国艺术的现代化从一开始就陷入了一个魔圈：当艺术力图摆脱传统而力辟蹊径时，它着魔般地走着“西化”之路；而当艺术力图摆脱西方时，它又着魔般地走着“民族化”之路。余虹认为，真正的现代艺术其实并不直接表达既有的公共现实，而是在对既有的公共现实的批判超越中为新的公共现实开辟道路。“就此而言，现代艺术乃是一种与‘公共现实’保持差异的策略。”而八十年代后期，中国现代艺术已从政治功利主义立场转移到市场功利主义立场，也就是根据市场需要来确定艺术价值的立场。余虹认为，其实，抽象而空洞的市场需要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以市场需要为名的某个买主或某类买主的趣味或要求。一般说，艺术市场上主要有两类买主：一类是作品的直接消费性买主，他们出价的根据不外是时尚或习惯；另一类买主是作品的非消费性买主，他们购买作品的动机是为了进一步买卖交易。由此看来，“市场生效”不过是衡量一件作品是否入时或循规的消费性尺度，以及能否投机生利的商业性尺度。这两把尺子都无法测度一件艺术作品自身的艺术价值。因为伟大的艺术的立场必在市场之外。余虹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不少中国艺术家参加一些国际性的艺术大展，参展情况在总体上不能令人满意，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艺术立场的问题。他引用威尼斯双年展的主持人奥利瓦的话，认为东方文人有一种“灵活性的态度”。余虹认为，这种灵活性，其实是一种无立场的灵活性，只有灵活性而无自己的立场。余虹认为，中国一些艺术家的参展，往往是揣摸了买方的需要之后，在参展前迫不及待地做的，是调查揣摸展览的意向和主题。正是这种投其所好的市场功利主义态度，使相当一部分中国艺术家丧失了自己的问题和立场，从而丧失了在国际大展上竞争的能力。因为，将一般艺术市场上的做法带到国际大展中是不奏效的，在国际大展中需要的是个别性，是自己的问题和立场。余虹认为，问题的症结在于：在我们这个实用功利传统根深蒂固的国度，艺术价值立场的非现实化和非功利化问题，始终被各种现实理由所纠缠和遮盖，艺术始终是拖在现实功利后面的阴影。
　　
　　独裁政治的概念架构
　　
　　一九九四年夏季号《知识分子》杂志发表孙策的文章《重新认识独裁政治》，认为从历史上看，权威集权政体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1.暴君专制。指一种极端形式的个人独裁，其最大特点就是政治决策权只掌握在暴君一人手中，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对暴君的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督制衡。2.集权君主专制。包括两种形式，一种是国王授权国家某一重要政治人物掌管权力；另一种是国王亲自掌管权力。3.军政独裁。军政独裁国家专指“军方具有潜在能力控制整个政治体系”的政体，是一种独裁者通过控制军队达到控制整个国家的独裁政治形式。4.官僚权威独裁。这是一种特殊的军政独裁形式，在这种体制下，独裁最高权力机构不仅包括军方力量，而且也容纳一部分“技术官僚”或有一定才干的文职官员。官僚权威独裁的最大特点是它重视精英政治，一方面竭力网罗各种有用人才，使之参与政府管理；另一方面又排斥大众动员，以铁的手腕镇压反对势力。除此四种权威集权独裁方式外，还有一种全能极权独裁。全能极权独裁有六个最基本因素：1.具有一个单独的但非铁板一块的权力中心；2.毫无法治可言；3.并不排斥分权制度，但由于强调绝对集权，其分权制度与三权分立、多党竞争及两院制度原则完全不同；4.全能极权独裁禁止反对党的存在；5.社会政治化程度高，完全为政治权力所渗透；6.恐怖暴力手段运用得更多、更残酷。
　　权威集权制和全能集权制都是西方学术著作中所指的非民主的专制独裁政权。孙策归结它们共同点在以下七个方面：1.政治权力高度集中，并且不受民主社会里那种选举制和法律的约束；2.领导集团操纵并控制民意；3.社会基本成员的个人权力不受尊重或根本得不到承认，一切都由当权者“恩赐”；4.政权机关不择手段地控制各种社会利益集团；5.利用警察或其它恐怖机构保证公民服从政府意愿；6.新闻传播媒介受严格控制；7.领袖集团依靠暴力而且是在奉承谄媚声中使用权力。
　　
　　关于国民性的质疑
　　
　　由陈平原、陈国球主编，新近出版的《文学史》第一辑发表了刘禾的文章《一个现代性神话的由来》。刘禾认为国民性从晚清到今天，一直以某种“本质”的客观存在而被定位，这种认识上的“本质论”事实上模糊了国民性神话的知识构成。从，着眼于话语本身的历史面貌的角度出发，对国民性进行具体的话语分析，刘禾认为，国民性一词(或译为民族性或国民的品格等)最早来自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现代民族国家理论，是英语nationalcharacter或nationalcharacteristic的日译。在十九世纪的欧洲种族主义国家理论中，国民性的概念一度极为盛行。这个理论的特点是，它把种族和民族国家的范畴作为理解人类差异的唯一准则，以帮助欧洲建立其种族和文化优势，为西方征服东方提供了进化论的理论依据。这种做法在一定条件下剥夺了被征服者的发言权。有关国民性的概念最初由梁启超等晚清知识分子从日本引入时，是用来发展中国的现代民族国家理论的。从梁启超到后来的孙中山，都曾是抨击西方帝国主义的先驱，但他们在归结中国的国民性造成的悲剧时，所用的话语却不得不屈从于从欧洲人本来用来维系自己种族优势的话语。刘禾的研究，通过五四对于国民性含义的拓展，西方传教士关于国民性的论述，鲁迅与国民性话语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学术研讨。刘禾认为，对国民性的认识，无论认为它就是民族性，还是认为它是民族劣根性，都是从本质论的立场出发，忽略了知识生成的复杂性，把国民性话语生产有关“国民性”知识的历史过程，看成是主体对某个“客观存在”的发现。刘禾认为，国民性是“现代性”理论中的一个神话。国民性的话语产生由它自己的文化背景，它一面生产关于自己的知识，一面又悄悄抹去全部生产过程的历史痕迹，使知识失去自己的临时性和目的性，变成某种具有稳固性、超然性或真理性的东西。问题的复杂性倒不在于文化与文化之间、国与国之间到底有没有差异，或存在什么样的差异，我们的困难是来自语言本身的尴尬，它使我们无法离开有关国民性的话语去探讨国民性(的本质)，或离开文化理论去谈文化(的本质)，或离开历史叙事去谈历史(的真实)。刘禾从国民性的问题，认为八十年代以来的文化反思试图对五四以来的思想传统提出全面检讨，但其研究都没能突破五四本身的知识框架。她认为最近几年，欧美、印度、澳大利亚等地崛起的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对欧洲的文化霸权提出了具有冲击力的挑战，为有关“现代性”的讨论打开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在这种局面面前，中国知识分子应该开始对“现代性”理论里隐藏的各种知识和权力关系进行深入的研究。她认为，我们需要的是福科创造的知识考古学时的那种想象力，“以把支配我们思维的语言、知识、理论、学术和历史范畴，都统统纳入批评的视野。”
　　
　　末世文士的历史“覆影’’
　　
　　一九九四年十月号《二十一世纪》发表陈建华的文章：《及其启示：末世文士的历史“覆影”》。陈建华认为，《废都》艺术上的优劣及性暴露等，不过是次要的问题。《废都》的价值在于它“对当前大陆社会和文化形态的回应及其回应的方式，对知识分子夹身于政治权势、残存意识形态和都市文化畸形关系之间的特殊窘态。”作者对现实的暴露和针砭之所以使人警悚，不仅在对现实意义有“积极意义”的东西，而更在于作者坦陈自己真实感情的同时，实有一种反“现代”倾向――对本世纪以来“理性”传统的摒弃。陈建华认为，《废都》使一些批评者感到惋惜或愤怒，主要在于其反“理性”的方式，尤其是以自我“作贱”的方式弃绝对作家身分的认同。这部小说并非属于50年代以来“现实主义”的写作传统，却圆熟地运用了中国传统小说的叙述手法。陈建华认为，这部小说显示的现实主义与明清小说文类的“重叠”，有可能暗示了大众阅读习性的某种回归。《废都》的作者是以一种“猛地警醒身处的现实”来逼视中国文化现状的紧迫性。旧有的道德信念已被弃之如敝屣，而物欲和金钱成为新的人伦关系的宰制；人际关系网络中渗透着政治权势，社会各行各业缺乏“游戏规则”，即社会正常发展的基本道德准则和专业规范。《废都》是“警世”而不是“训世”，作者没有从沦为废都的道德武库中寻找武器，却以自我“作贱”的方式重新界定“作家”的身分认同。而《废都》从文体上与经典性的明清通俗文学的联系，使文类本身也成为文化的历史变迁的见证。陈建华认为，这整部作品不啻是明清各种通俗文类的后现代“覆影”――通过明清通俗文类之镜的中介，当代文人众生相所呈现的荒诞和颓废，带有中国帝制晚期的美学情趣。但这作为中介的文类的镜像，同时被作者自己的美学想像所“幻化”，出现某种属于“后现代性”的主体的自我揶揄与自我消解。
　　陈建华认为，《废都》中现代、后现代及前现代因素的复杂交错，似可视作为前大陆文化的某种缩影。在它触及的许多新问题中，对于雅俗文化历史和现状的反思，有一种紧迫感。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突然膨胀，以及西方“后现代”话语的加入，文化生产方式正在发生新的转变，遗憾的批评的现状相对困惑和匮乏。批评一方面固守旧垒，仍试图压制某种“文化力量”的发展，另一方面则缺乏适当的理论和概念，其对新文化现象的首肯，却以丧失批评功能为其代价。陈建华认为，在文化发展越益复杂的时代，雅和俗的边界也必定发生变化。对雅文化来说，如何反思本世纪以来对世俗文化的“封杀”及后者的“反拨”，是一个有待界定的问题。遗憾的是《废都》对俗文化的吸收，还是不够前瞻性，“作者还是没能从世俗生活中发掘那种具有生命力的、对僵化的政治和社会信条具有颠覆性的文化力量”，所以“它不像《儒林外史》在王冕式的草野人士身上寄托某种乌托邦的理想，那种贾宝玉式的弃绝令人坠至冰点、陡生悲怆。”陈建华认为，《废都》尽管有这样那样问题，乃可读作一部世纪末中国的启示录。它从明清通俗传统中汲取资源，显示了价值观念的本土化倾向。它重现了《金瓶梅》时代的开放然而充满悲剧性的文化症状，所以是一部“发愤之作”。
　　
　　文人传统的复活
　　
　　一九九四年第三期《文艺争鸣》发表蔡翔的文章，对当代知识分子文人传统的复活进行批判。蔡翔认为，在八十年代后期，文人的闲适倾向得到意外的鼓励，在某种文化关注的氛围笼罩下，此一文人传统成为人们逃避今天把玩当下的最好藉口，并隐隐具有上升为主流文化的潜在趋势。周作人和林语堂小品的一版再版，并不断地创作出新的赝品。在写作和传播过程中，人们从中领略的不再是一种精神的内在超越以及某种终极意义的追求，而是在闲适的文字品尝中，遗忘救世的责任并减轻时代的压力。蔡翔认为，这种文人传统的复活，在现代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游戏人生的“把玩”，精神成为某种奢侈的“装饰”而受到任意的奚落与调侃。他认为，文人传统的复活，其实在于这个时代知识分子感到普遍的失望和压抑。终极价值及其相关的伦理体系日渐沦丧，理想主义的激情日趋式微，有关社会和人的乌托邦想像受到现实实践的致命打击，知识分子在这个时代的主体定位开始产生混乱，一种“话语失落症”的普遍流行。正是在这种文化失望的情绪刺激下，文人传统被诱发并趁机复活。“他不再关心社会，作出应当怎样的价值允诺，并失去了所有的关怀激情。他重新躲进传统，在那些所谓的闲适小品的写作和阅读中，重新谋取一份‘内在的欢乐’。然而，这种欢乐已经不再成为一种内在的超越努力，而只是作为一种逃避今天的文人藉口。在今天，文人传统已经很难继续保持那种纯粹的美学品格，一种个人自由和解放的美学方式已经丧失，时代的平庸陆续侵入，从而使丧失了精神想象的今天的文人传统，开始变得庸俗和无能。“蔡翔认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事实上已成为体制内知识分子。在转型期的社会状态下，他们不仅丧失了逃逸体制的生活勇气和生存能力，而且也缺乏一种体制外的思维习惯。他们面临的尴尬与焦虑是：一方面，体制外的市民社会呈现出它的粗鄙化和浓郁的商业性氛围，使他们感到反感和厌烦；然而他们对自己所生存的体制亦缺乏热情和支持。同时，体制已不可能继续照顾他们，他们同样感觉到生存的物质窘迫。商业化浪潮侵入体制，对私利的追逐替代了精神信念，这使知识分子有一种被“抽空”的感觉。他们感觉到精神和物质生活上双重的日益困窘。前者导致了终极价值的失落，后者导致了个人意志的消沉。
　　
　　出版界八大热点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九日《中华读书报》发表文波的文章《如许热点，应该降温》，文波认为，近年内，国内一些图书在选题运思与出版运作上的相似与相近现象越来越多，使看似繁荣的图书市场出现了相对集中的一些热点。这些热点，有的是由求新补缺起始，尔后趋之者若鹜，变成了相互重复；有的则是由投机取巧立意，在争夺名利上不约而同又互不相识。这些热点一旦形成，只见加热，不见降温，影响图书出版和图书市场的正常发展。文波归纳出版界当前的八大热点分别是：1.古籍白话热。而这些白话本古籍的质量越来越差，最近新闻出版署抽查九家古籍出版社的一些白话本古籍，仅译文的不准确率，就平均高达万分之六点三，几乎每页都有差错。2.辞书滥编热。近年来的辞书泛滥，已达成灾程度。北京一家工具书书店，仅诗词鉴赏类辞书，就摆了近200种，其中“爱情诗鉴赏”便有40多种。这些辞书，几乎都是抄来抄去。3.名著重译热。各出版社有“跑马圈地”的状态。4.名作缩写热。名作缩写有两种，一种是学术名作缩写，另一种是中外文学名作缩写。这种缩写常常因糊弄而把名作缩写得变了形、走了样。有的类似缩写，干脆从名人名作里找论断、编语录，这种编法差不多就是名作肢解了。5.散文套书热。散文因形式随便，切近人生，近来一直在流行图书中常畅不衰。而当前“当代名家散文丛书”“当代名家小品选粹”类套书因编选者都同时盯住那么几个名家不放，集子就多是在不同的名目下“炒炒冷饭”。这种现象造成了散文类图书越出越多而作者越来越少的奇特状态。6.艳情小说热。实际就是夹有色情描写的古小说。7.“乡土小说”热。这种小说以现代社会中的蛮荒山乡为场景，写种种粗俗的生活，悖常的情性，诸如穷乡僻壤里的畸人怪事，一男多女的荒山野情等等。这类书一般都是追求离奇的故事，叙述上漏洞百出，艺术水准很差。8.战争演义热。
　　文波认为，以上八种只是就目下最为惹眼的社科图书热点择要而论。这些热点中有少数属于原本出于媚俗和投机，多数因求益求利而逐渐趋同。不管动机如何，结果都是给图书市场带来了某种倾斜。
　　
　　香港的话语处境
　　
　　台湾一九九四年十月《诚品阅读》杂志专题讨论人文艺术中的时间概念，其中游静的文章《只是一池粼粼的水聚散着游动的符号》专门讨论身在香港的话语处境，游静认为，在香港拍电影总是像赛马；在香港想拍电影，拍一部思考在香港成长，内化了上一代从中国流徙至香港的历史，接受了英国殖民地教育，又挣扎着寻找不属于英国、也不属于中国这样的声音非常困难。居住在香港的人总喜欢说香港不过是一种“借来的”时间，在这种“借来的”时间中长大，习惯以“借来”作为“既定”，作为(不无讽刺地)最恒久的“固有”，一开始便经验时间作为一种充满矛盾、辩证的存在。“我们独特的被殖民经验使我们切身感受到‘家’，这个在很多政治及经济稳定的强国人民心目中，代表着春夏秋冬必然会规律性地循环、时间恒久地提供安逸及保护的观念，不过是一种神话。”香港的时间是流放不定的时间。游静认为，在殖民主义中长大，自小便明白被殖民的困境是一种语言的困境。香港人在英式教育制度中学习牛津及剑桥的英文，中国语文只是十数学科中的一科，地理、历史(包括中国部分)用英文来读。而另一方面，海峡两岸又一般都认为香港的中文是最不纯净――被西化、不合规格的中文，所以香港文化所处的弱势位置不单单是殖民／被殖民的二元对立可以说得清楚。这种特殊的位置，使很多研读香港的西方文化工作者无法听见香港的声音。游静引用生活在香港的学者AckbarAbbas的观点，Abbas认为，由于香港没有自身的历史，香港的位置只存在于殖民的历史之内，唯一抗拒殖民的工具只能靠殖民者提供，所以在香港抗拒殖民，不能采用“另一种”语言，如中文，必须用英文这殖民者拥有的既定符号系统――“唯一的界定价值的条件”，但以一种殖民者不会运用的态度或方式来运用这种语言。Abbas推荐香港人抗衡殖民的策略，是把英文杂种化，把英文这种殖民者的语言，变成被殖民者言情达意、抒发不满的工具，并把它本土／土著化，描绘大英帝国不以为然的价值观念。游静认为，Abbas所描述的香港，是一个抽离了它独特的文化经验，它特殊的挣扎、特殊的遭受压抑的方法虚拟出来的，只活在抽象的、后殖民论述中的香港。他认为：“香港文化不啻是一种杂种文化，但杂的是谁的种，还是要认清楚。”游静认为，香港不管情况如何特殊，无疑是有自己的文化。“香港的本土文化明显的是以中文为本，口语是英文化的广东话，书写是广东话及英文化的白话(国语)。”
　　
　　东方建筑的灵魂
　　
　　一九九四年第三期《青年思想家》杂志发表同济大学建筑城规学院博士生曾奇峰的文章，认为九十年代的中国建筑界，除了急功近利的商业庸俗倾向，依然是复古主义和拿来主义的循环。只不过前者披上了符号学的外衣，后者引用着解构主义的教条。梁思成与杨廷宝当年未解决的问题仍是建筑界的典型命题：什么是东方思想的真谛？什么是中国建筑的灵魂？曾奇峰对东西方进行了具体分析：东西方的宇宙论由于早期直接来源于观察，因此差不多都是“天圆地方”的模式。但西方进一步缔结了简化的模型――球体意象，由球体进一步发展成为含有中心与边界、中心与边界互动的格局。基督教的“三位一体”，圣父居球心，圣子在等距离的外围，而圣灵则是中心与边界的互动关系。而东方传统强调的是阴阳互补，虚实相生。在阴阳图中，边界作为变动不居的维系，其联系作用远远大于球体表面的分离作用。清晰性只应探究到可以辨明事物的基本属性就应停止，对事物的转化及相互转化、相互渗透则是历久不衰的。根据这两种不同的模式，一个是“以己观物”，一个是“以物观物”。曾奇峰认为，“如果我们把存在看作是围棋，中国人抽象出棋盘，西方人看到的则是棋子。”他通过分析，认为中国建筑的原型是“井”字或“田”字，而西方人的原型则是“十”字。“井”字的首要特征是环绕的效果，中心的虚空由周边暗示出来。“田”字可理解为“十”字加口，直观解释，就是西方的原型加上了一个较为节制的外围，这个外围表达着一种缓冲与节制。东方讲究墙。东方的“井”字，原型讲的是分散、方正、微妙的平衡；西方的原型讲的是集中、中心化的放射或聚合、鲜明的对比关系。“十”字的外围是茫然不可知的隐藏着的圆――背景作为无限。“田”字的外围是方正的可以把握的世界。方形述说的是直线运动与转角停顿的节奏，圆形表达的是永恒的运转或死寂般的静止。曾奇峰分析中国具体的形态，认为往往是把一个完整的圆(盔顶)插入一个长方形当中，形成互相咬合的关系；再把长方形从中间剖开，翻转后把原来外轮廓中两条短边重叠，这就是大屋顶和太极图潜在的同构性：圆底转化互换，相互的关系体现在“缠绕”之中――所谓“负阴而抱阳”。他认为，与西方建筑相比，中国的建筑是阴柔的、女性化的、沉思型而非行动型的。说得好听是抒情型、优美的，说得不好听便是造作的、纤细无力的。
　　
　　布洛赫研究中的问题
　　
　　《哲学研究》一九九四年第十期发表梁志学长文，评论徐崇温所著《“西方马克思主义”》(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一书中关于布洛赫的研究。梁认为，徐著这方面的一个大问题是，在论述德国哲学家恩・布洛赫(一八八五――一九七七)时，依据了英文材料，而且亦有误解。
　　徐著强调布洛赫于五十年代曾“招致了东德当局的镇压”，所办刊物被查封，“禁止他发表任何新著”，“解除了大学教授职务”。据梁查对，均有不确之处。比较正确的说法应是：强制退休，限制发表著作。其余一些事实并不存在。梁希望不要笼统用“东德当局镇压”这类说法。
　　在理论问题上，由于所据不确，有些话不可解。如“人是他很前面的那个他”，费解，其实意思只是：“人是一种还有许多事情要做的存在者。”还有一句话：“‘目标’是在我们之内”。原意为：“我在是内在的”。“目标”一词，是徐著译错了。这类地方，梁著举了不少。
　　梁最后认为，徐著所据，其实是英文的第二手资料，但在注出处时，给人印象是根据布洛赫德文原著写成的。“参考书目”中所引德文原著，看来大多数作者并未读过。
　　文事近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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