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贵阳办事处 八路军贵阳交通站
时间：2019-02-19 05:31:34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交通站的建立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分别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并在一些地方设立了办事处、联络通讯处、交通站及兵站，以“推动各界爱国人士参加抗日的斗争，动员群众，调集物资支援敌后抗日游击战争……”
日军的步步进逼，使我大片国土沦丧，北平（北京）、南京、武汉等重要城市相继陷落。随着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八路军、新四军建立的办事处、联络通讯处、交通站及兵站等也纷纷后撤、内迁。
1938年12月上旬，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常委叶剑英从湖南去重庆途经广西桂林，在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研究决定在贵阳设立一个公开的办事机构，并定名为八路军贵阳交通站，由原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副官长袁超俊负责筹建。
当时，贵州已成为至关重要的抗战大后方，许多工厂、企业、学校、军事院校纷纷迁到贵州，贵阳成为国民政府战时首都重庆的南大门。川黔、湘黔、滇黔、黔桂四条公路干线与邻省相通，是我党连接华南、华东、西南与延安的重要枢纽，也是内地通往境外（滇缅公路、滇越公路）的咽喉要地，大量的国际援华物资和人员都要经过贵阳进行转运。
袁超俊接受建站任务后，于12月下旬与副官陈远绍、李泽纯等到贵阳，调查了贵阳的政治形势，分析了在贵阳建立交通站国民党贵州当局是否会进行阻挠的可行性。他们还找到黄齐生先生和贵阳达德学校校长曾俊侯，要求暂借使用部分校舍作为办公地点并获得许可。1938年底，袁超俊等人返回桂林向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主任李克农汇报了在贵阳调查的情况。
1939年1月1日，袁超俊率领陈远绍、李泽纯等10余人前往贵阳。3日，他们到达贵阳后立即开始工作，“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贵阳交通站”（以下简称八路军贵阳交通站）正式建立，由袁超俊任主任（后改称站长）。为了取得合法地位，还备函向滇黔绥靖副主任公署进行了备案。
袁超俊将工作安排好后，立即赶赴重庆向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汇报工作情况。南方局组织部部长博古（秦邦宪）把贵州省工委的关系介绍给了袁超俊。袁超俊在回贵阳的途中，在贵州省桐梓县与贵州省工委书记邓止戈接上了头，到贵阳后又会见了省工委委员秦天真，同贵州地下党建立了联系。秦天真还先后派丁树奇、高言志、雷光远等人担任省工委和交通站的联络员。
八路军贵阳交通站初设贵阳达德学校，位于狮子街（今醒狮路），工作一个多月后，由于日本飞机轰炸贵阳，交通站搬到了六座碑（晋禄寺，今贵阳市民生路）租用民房办公，又在威清门外（今威清路298号附近）租用民房作为仓库、车库和城外接待站，直到交通站1941年被查封为止。
军需物资、往来人员重要中转站
八路军贵阳交通站建立后，主要开展了四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转运军需物资。贵州成为抗战大后方，为抗日前线输送了大量的军事、经济物资，尤其是东面、东南面及南面的交通运输线断绝后，各种援华物资只能通过滇缅公路（即史迪威公路）运到中国云南，再由此通过滇黔公路运到贵阳，再转运至重庆或抗战前线，贵阳由此成为连接前线与滇缅、滇印公路两条国际大通道的桥梁和纽带，贵州经济、战略地位日益突出。
在1939年上半年，交通站的主要任务是陆续转运从武汉、长沙经湖南衡阳、广西桂林撤退下来的人员、物资及档案材料。仅在4至6月间，交通站便三次押运军用物资北上。其中一次是从越南来的5辆满载药品和物资的汽车，直接运到西安七贤庄办事处，回贵阳休息几天后，又押运10卡车枪弹、迫击炮和TNT炸药到重庆办事处。
1939年七八月间，我党从香港购买到一大批汽油、机油和5辆道奇牌卡车，由南方局和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派人到越南接运，经贵阳交通站抢运到重庆、延安。与此同时还运来9辆新卡车，既有购买的，也有海外华侨捐赠的，都是从新加坡经马六甲海峡到香港至越南河内登陆再转运回国，随车运来的还有捐赠物品，如新旧衣物、鞋袜、被单、无线电器材等，又在柳州仓库领取军毯2万条（50条1包，共400包）。这一时期，经贵阳运送的物资和人员，约计150车。
此外，宋庆龄、何香凝、廖承志等在香港和国外华侨中募捐的大批药品、医疗器材、救济难民的衣物以及购买的无线电器材等，都是经过贵阳交通站组织转运。
为顺利完成转运物资和人员的艰巨任务，八路军贵阳交通站组织了大量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以及香港等地归国参加八路军抗战的华侨司机、国内汽车司机，还吸收了国民党西南运输处的一些司机参加交通站的运输、修理工作，先后共有20多名国内外司机为交通站工作，有的还献出了生命。
归国华侨司机郭嘉、李德富都是武汉失守后于1939年初夏回国参加抗战的。他们往返于重庆、贵阳、桂林八路军办事处和交通站之间，运送军需物资和医药用品，有时也开车去西安办事处和皖南新四军军部。他们怀着海外赤子报效祖国之心，远渡重洋归国抗战，在待遇低下的条件下，过着艰苦的生活。1941年1月22日，就在国民党贵州当局查封八路军贵阳交通站的第二天，他们开车来到贵阳，被国民党军警和特务逮捕，于次年3月就义于贵阳。
贵阳交通站在物资和运力上还得到一些上层人士的大力支持，这也是贵阳交通站大力开展统战工作的结果。1939年冬，袁超俊与红十字会总会会长、华侨林可胜博士取得了联系，在红十字总会中共特别支部的配合和美国进步作家史沫特莱的协助下，林可胜同意向八路军捐赠一批药品和医疗器械，并由红十字会的运输队协助运送。恰值英国牛津大学教授巴吉尔为首的“英国援华团”携带10吨医药器械和药品到贵阳，林可胜当即决定将这批物资捐送给八路军，并派红十字会汽车负责运送到延安。
二是接待、转送来往人员。贵阳是抗战大后方的交通枢纽，因此八路军贵阳交通站的接待任务非常繁重。先后有张云逸、张鼎丞等领导同志，从新四军去往重庆转赴延安，在贵阳交通站停留;1940年10月，新四军军长叶挺和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军医处长沈其震以及饶漱石、陆璀夫妇等一大批新四军干部和警卫人员，由重庆赴新四军总部途经贵阳，由八路军贵阳交通站接待，安排食宿;叶剑英同志、李克农夫妇、李涛夫妇、石磊夫妇、于刚夫妇、高文华夫妇及全家、夏之栩、曾宪植、贺逸、叶选平等同志及徐特立、李达、方正、吴茵、邓垦等，都曾在八路军贵阳交通站停留过;越南的胡光同志（即胡志明主席）经常搭乘八路军的军车往来于重庆、桂林、昆明之间，并多次委托交通站帮助解决一些越南同志去昆明、重庆等地的交通问题。
根据党的“隐蔽精干”政策，八路军贵阳交通站还疏散、撤退、转移各地下党组织撤退的同志、文化人士、华侨、港澳同胞、干部家属、医务人员、进步青年，相继将他们转送到延安、抗日前线或各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通过八路军贵阳交通站疏散转移到延安和抗战前线的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三是安置和照顾疏散到贵阳的领导同志及家属。1938年8月，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派袁超俊带领一批干部到湖南湘乡建立临时办事处，作为武汉撤退时的中转站及疏散点，当时就把一批党和八路军领导同志的家属转移到湘乡，安置在农民家里。1938年10月长沙大火后，又先后将他们安全地撤退到衡阳、桂林、贵阳青岩等地。
这批党和八路军领导同志的家属，包括周恩来的父亲周懋臣、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李克农的父母、岳父母和弟侄、博古的女儿秦新华等共计20余人。袁超俊在高言志的配合下，代租房屋，把他们安顿在青岩居住近两年之久，1940年秋陆续转送到重庆。
四是完成上级党组织交办的秘密任务。为了充分利用八路军贵阳交通站这一公开机构的有利条件，保证地下党组织的安全，南方局把在贵阳活动的部分党组织及党员的组织关系，交由交通站站长袁超俊直接领导，不同贵州省工委发生横的关系。如设在贵阳的红十字会总会特别支部及资源委员会贵州企业公司的地下党员、生活书店、读新书店的地下党员，他们在这一公开机构的掩护下，顺利开展秘密工作。
1939年春，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部由长沙内迁到贵阳图云关，中共红会特支（“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特别支部”的简称，共有党员20多人）组织关系即交给八路军贵阳交通站站长袁超俊单线联系。当时该总队是全国最大的一支战时机动救护队伍，拥有国内第一流的医疗技术专家和教授，其下属有60多支医疗救护卫生队，分散在各战区工作。
1939年四五月，袁超俊在图云关主持召开红会支部会议，成立中共红会总支委员会（后报经中共中央南方局批准同意），郭绍兴任总支书记，高忻、毛华强、章宏道（章文晋）为总支委员，下设贵阳、桂林、运输股三个支部，分别由郭、高、章兼任支部书记。
会议决定红会特支的工作方向是:1、继续团结争取林可胜，在卫生训练所内设立组织科，在党员中进行政治教育，宣讲内容主要有《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论持久战》、《论新阶段》等;2、利用运输股汽车队来往于大后方的有利条件，发起成立群众性的救亡组织“红会书报供应社”，向分散在西北、西南、华中各战区的约70余个医疗救护队输送进步书刊，向群众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争取群众;3、在宣传教育的基础上，广泛动员大后方医务人员到抗战前线参加救护工作，特别注意动员医务人员及输送医疗物资到中共开辟的各抗日根据地去，先后就有20余支医疗队到延安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救护工作。红会特支还组织了一批青年医务工作者参加八路军;4、积极发展党员。
红会特支广泛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获得了医务工作者的拥护，一部分高级医学专家倾向、赞成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政治主张，从而扩大了我党在红会的政治影响。
贵阳交通站还积极协助营救被捕的地下党员和“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员。1938年2月19日，贵州国民党当局制造了破坏镇压爱国运动的学联事件，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了贵州省工委成员黄大陆、李策，省工委机关的严金�和王�等人，并妄图以“托派”、“汉奸”等罪名加以杀害。同年8月13日的“民先”事件中，贵阳“民先”领导人张益珊、凌毓俊等人又被国民党逮捕。1939年五六月间，叶剑英参谋长从湖南衡山经桂林到贵阳停留期间，贵阳交通站站长袁超俊曾陪同叶剑英找到国民党贵州省党部书记长黄宇人，要求释放这些被捕的同志。黄宇人百般推诿，态度十分恶劣，叶剑英据理训斥。叶剑英回到重庆后，又继续同周恩来向国民党当局交涉要求放人，国民党当局一拖再拖。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不久，这些同志终被国民党当局秘密杀害。
永载革命斗争史册
1941年1月21日，“皖南事变”后不久，贵阳警备司令部侦缉队长、贵阳省会警察局侦缉队长率领两处侦缉人员，贵州省中统室行动队长率行动队员和滇黔绥靖副主任公署特务团、宪兵团人员及军统黔站行动人员，查封了八路军贵阳交通站，逮捕了交通站的李配之、鲍启文等7名同志，所有站内储存的汽油、机油、轮胎、汽车零件、枪支及站内一切物资和进步书刊全被查封。直到1941年8月，经过周恩来、叶剑英等在重庆与国民党反复交涉，这些被捕同志才被营救释放。
八路军贵阳交通站在建立后的两年时间里，采取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相配合，在军需物资运输、人员转送、秘密党组织和党员的领导、联系以及统战工作、青年工作、家属工作等方面，完成了南方局交给的任务，并有力地支持了贵州地方党组织的工作，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70年过去了，八路军贵阳交通站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领导下开展的革命活动，已永远载入贵州革命斗争的光辉史册。那些为革命作出重要贡献，甚至献出自己宝贵生命的先辈们，将永远值得我们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