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云五和他短命的金圆券|金圆券
时间：2019-02-21 05:35:24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欲替党国“补天” 1948年8月，国民党政府为挽救日益恶化的经济危机，在全国实行币制改革，强行收缴金银和外币，发行新货币――金圆券。这场史无前例搜刮民脂民膏的币制改革，短短10个月便彻底失败了，加速了国民党统治区经济的崩溃和国民党在大陆政权的覆灭。这场荒唐短命的币制改革，与当时一个叫王云五的人紧密相关。币制改革的出笼前后还有许多鲜为人知的逸事秘闻。
今天大多数人对王云五这个名字可能非常陌生，但他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却是一位知名度很高的社会贤达，也是策划和推行金圆券币制改革的始作俑者。
王云五，广东香山（今中山）人，祖籍南朗王屋村，名鸿桢，字日祥，号岫卢。1888年，王云五出生在上海一小商人家庭，自幼家境贫寒，11岁才进学校读书，14岁在五金店当学徒。业余时间，他到夜校刻苦学习英文，并广泛涉猎多种学科，从1906年起先后在上海同文馆、中国公学等处教授英文，胡适、杨杏佛等人都做过他的学生。1912年，王云五到孙中山总统府做秘书，不久，应蔡元培之聘，出任北洋政府教育部秘书长、教育厅长等职，并在北京创办《民主报》。1921年，经胡适推荐，到商务印书馆任编译所长，1930年出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其间编译出版多部大辞典和中外名著，整理出版了大量古典文献，发明了四角号码检字法，成为文化界和出版界的著名人物。
抗日战争时期，王云五在政坛上日趋活跃。1938年，他以社会贤达和文化界代表身份进入政界，担任国大代表和国民政府参议员等职。1946年，他辞去商务印书馆工作，先后担任国民政府经济部长、行政院副院长，积极支持反共内战政策，一跃成为国民党政府大员，最终完成了由学徒到政客的人生转变。
王云五在参政会上多次极力支持蒋介石的反共政策，被称为“国民党之前哨”。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参政员拒绝出席参政会议，王云五跳出来指责中共开了“恶例”，受到蒋介石的器重。
抗战胜利不久，蒋介石很快发动了对中共解放区的全面进攻，两年损兵折将264万人，战争支出占国统区全年总开支的75%，消耗了大量金钱与物资，致使国统区生产萎缩，物资匮乏，财政金融到了崩溃的边缘。国民党政府曾于1935年进行过一次币制改革，到1948年初，货币发行量达660万亿元，已是战前的47万倍，物价比战前上涨了3492万倍。蒋介石要继续打内战，没有金钱支撑是不行的。
为挽救日益恶化的财政危机，国民党政府相继采取抛售黄金回笼法币和管制外汇等措施，均以失败告终。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内阁宋子文、张群相继下台，由学者从政的翁文灏（中国第一位地质学博士）继任行政院长。1948年5月，经翁文灏等人推荐并得到蒋介石首肯，王云五以“社会贤达”身份出任国民政府的行政院财政部长，这是国民党实行“宪政”后的第一届行政院财政部长。
王云五上任伊始，面对通货膨胀不断加剧的形势，抱着“替党国补天”的思想，决心在全国进行新的币制改革，取消流通已久的法币，发行新货币――金圆券。经过精心准备，他秘密起草了一份《改革币制平抑物价平衡国内及国际收支的联合方案》，交给行政院长翁文灏。翁过去一直从事地质研究，对财政金融专业知识一窍不通，听王云五把币制改革吹得天花乱坠，病急乱投医，立即采纳了王云五的建议，两人一起将方案面呈给蒋介石。
此时，蒋介石正为急剧恶化的经济焦头烂额，看到王云五的“补天”方案后喜出望外，认为王云五所拟金圆券方案，设法挽救财政，收集金银、外币，管制物价，都是必要的措施。他在对王的改革方案大加赞赏的同时，还亲自打电话指定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等人协助行政院认真研究方案，制定出具体实施办法。
1948年8月19日，蒋介石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专题研究币制改革的相关问题，并破例邀请非国民党员的王云五与会，做币改方案的说明。当晚，蒋介石以总统名义发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明令在全国取消法币，实行金圆券币制，限期兑换老百姓手中持有的全部黄金白银、银圆及外币，所有人都不得例外。
对王云五炮制的币制改革方案，国民党内外许多人都持反对意见。时任上海市市长的吴国桢在得知金圆券方案后，公开大骂王云五是乌龟王八蛋。就连蒋介石十分信任的银行家张公权也数次面谏蒋介石，指出发行新币，必须有充分的黄金或外汇做准备金，如果不减少预算支出，新币发行后一样会贬值；老百姓若对新币不信任，势必弃纸币而藏货品，物价就将飞涨，后果不堪设想。但走火入魔的蒋介石根本听不进任何反对意见，他把实行金圆券币制改革看做是挽救危机的唯一出路。当时，他甚至发表讲话声称：“共产党最怕两件事，一个是世界大战，而明年大战就可能爆发；再一个是改革币制，稳定经济。”
强制推行币改
1948年8月20日，王云五以国民政府财政部长身份在南京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正式向外界公布实行金圆券币制改革的消息。当天，金圆券发行准备监理会宣告成立，负责监督金圆券的准备和发行。为使金圆券顺利发行，蒋介石与王云五还在浙江的莫干山主持召开了由国统区财政和工商界、金融界巨头参加的特别会议，蒋介石亲自发表讲话，希望经济巨头们鼎力支持币改法案。然而，与会者都心知肚明，金圆券虽规定有含金量，却不能兑现，而且是在国库空虚、无任何硬通货垫底和实物担保的情况下匆忙发行的，发行额度还没有限制，其后果可想而知，用金圆券根本挽救不了国民党政府的经济危机。
金圆券发行之初，普通老百姓在“违者没收”或被投入监牢的高压下，只好将所存金银、外币拿到银行兑换成金圆券，而深知国民政府经济危机底细的工商、金融大资本家就没那么听话了，谁也不愿把自己的财富白白送进国民党政府的狮子口中。这使王云五大为恼火，他建议蒋介石出面劝说。劝说没有任何结果，蒋介石便在9月6日的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纪念周上大骂资本家们“自私自利”，“直接破坏政府戡乱救国的国策”，威逼他们必须马上改变观望态度，否则“政府不得不采取进一步措施予以严厉制裁”。
蒋介石果然说到做到。当时，上海是国民党政府的金融中心，实施币制改革必先从那里开始。他立即任命长子蒋经国为上海经济管制特派员，亲临督阵，以铁腕手段确保币制改革的顺利进行。
蒋经国为了打好这一仗，一上任就召见上海经济界的李馥荪、周化民、钱新之、戴铭礼等头面人物，胁迫他们申报金银外币的存量，限时送交中央银行。周化民在1943年已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和时任上海银行总经理的戴铭礼一起硬抗软磨，使蒋经国勃然大怒。蒋经国立即将周、戴二人拘押起来，其他人吓得面如土灰，起到了杀鸡给猴看的效果。事后，周化民很久都不敢居住在家，经常更换居住地点。刘鸿生是上海著名实业家，人称“煤炭大王”、“火柴大王”，他对亲信说：“蒋太子满脸杀气，他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不敷衍不行啊！”被迫交出美钞230万元、黄金8000两、银圆数千枚。此时，就连曾为蒋介石赴美奔波借款、颇受赏识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也不得不交出外汇114万美元。为了杀一儆百，蒋经国以“囤积居奇”的罪名枪毙了上海林王公司经理王春哲，而该公司的后台则是南京政府副主席孙科。不久，蒋经国又以私逃外汇、窝藏黄金罪名逮捕了申新纺织总经理荣鸿元、美丰证券总经理韦伯祥、中国水泥公司常务董事胡国梁等人。消息传开，整个上海经济界大为震动，不得不按蒋经国的要求就范。
币改泄密插曲
就在金圆券强制推行之时，王云五的财政部却突然爆出币改泄密丑闻，顿时在社会上引起强烈震动。币改方案是在高度保密状态下制定的，参加过讨论方案的只有几个核心人物，所有文件的起草和誊写都是王云五亲手办理，就连财政部的政务次长徐柏园都是在币改前夕才知道币改方案的。可就在王云五举行币改记者招待会的同一天，上海《大公报》就发表了一篇题为《币制改革的事前迹象》的文章，揭露有人早已获知国家币改的核心机密。文章一出，立刻引起轩然大波，王云五成为舆论的焦点。国民政府许多人都怀疑是王指使好友潘序伦（1893-1985年，中国民主同盟盟员，是国内外颇负盛名的会计学家和教育家）等人所为，使王云五陷入尴尬境地，有口难辩。
王云五急忙恳求蒋介石为自己洗刷冤屈。蒋介石对币改泄密也大为恼火，深恐此事会使金圆券信誉扫地，急令国民党监察院火速派人去上海协助蒋经国查明真相，限7天破案以正视听。
在蒋介石的催逼下，蒋经国组织专案组很快查出此案系上海青帮头子杜月笙的公子杜维屏的鸿兴证券所为。上海警备司令部正式逮捕了杜维屏，以及抛售巨额股票套汇的李国兰、杨淑瑶，他们交代是受李国兰的丈夫――财政部秘书陶启明指使。陶启明很快被逮捕归案。经过审讯，陶又供出是顶头上司财政部主任秘书徐百济从财政部内部公文中得知新的币制改革即将开始，便将此消息透露给陶启明等人，陶妻李国兰和其他知情人连夜赶赴上海，大肆抛股套汇。9月15日，国民党政府在上海公审此案，因恐涉及太多内幕，仅对徐百济、陶启明各判刑7年，对李国兰、杜维屏、杨淑瑶分别判刑7至10个月。为了平息舆论，蒋介石随后对难逃干系的王云五予以处分，这位“币改功臣”只好自认倒霉。
币改彻底失败
币改法案公布后，根据王云五的建议，蒋介石向华北、华中、华东、华南和西北全国各大区分别派出政府大员进行督导，通过铁腕手段，迫使国统区人民将自己所有的金银外币都送交国民党中央银行兑换成金圆券。1948年9月底，国民党政府在全国各地收兑金银外币价值1?郾6亿美元。为了加大收兑力度，9月30日，国民党政府又决定将全国黄金美钞的兑换期限延长一个月，银圆兑换期限延长两个月。一位外国评论员说，国民党“政府一只手拿出一片纸，另一只手好像变戏法一样把人民的财富搜刮一空”。
金圆券发行仅15天，汉口、重庆和广州的物价就分别上涨了21%、40%和83%。9月20日，王云五赴美国出席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联合年会，在会上大肆吹嘘国民党政府实行的币制改革，试图借机谋求美国贷款支持。没想到他20天后回国，整个国统区已经暴发了挤兑银行和抢购物资的狂潮，导致当时的中央、中国、交通三大银行从早到晚人满为患，米店、面铺被抢购得十店九空，许多地方不得不靠军警维持秩序。11月10日，南京爆发大规模抢米风潮，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宣布实行“首都戒严令”。为挽救危机，国民党政府急忙于11月11日颁布《修正金圆券发行办法》、《修正人民所存金银、外币处理办法》，但这些补救措施对缓和局势已无济于事。
到1949年6月，金圆券发行总额达130万亿元，超过原定发行量6.5万倍，全国物价如同脱缰的野马。据许多老人后来回忆说，那时上午算好可买5斗米的钱，下午只能买2斗米，第二天就只能买半斗米，到后来连一块肥皂都买不起了。金圆券已经一钱不值，从初期发行的最高面额100元，到最后竟出现100万元一张的巨额大票。一石大米要4亿多金圆券。就连买手纸也要提上一面袋金圆券。广东一家造纸厂竟一次买进了800箱面值100―2000元的金圆券充当造纸原料。金圆券发行10个月的暴跌速度已远远超过法币发行14年的贬值速度。这一荒唐的币制改革，导致无数老百姓拿着一堆废纸，痛骂国民党是地地道道的“刮民党”。
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解放战争节节胜利，蒋介石被迫于1949年1月21日宣布下野。蒋介石把大量黄金、美钞运往台湾，留下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在大陆维持局面。当时国统区百业凋零，唯有印钞业“欣欣向荣，一枝独秀”。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时，整个城区到处是一堆堆没人要的金圆券。随着南京、上海的解放，解放区政府于1949年6月5日正式下令禁止金圆券流通，8月25日统一兑换成人民币。
金圆券币制改革出台仅仅10个月就宣告彻底失败，加速了国统区经济的全面崩溃，王云五转眼就变成了“党国罪人”，遭到国民党内各方力量的弹劾，中国共产党也将其公布为战犯之一，他被迫引咎辞职。金圆券的发行虽然没有挽救国民党政府的经济，但它让蒋介石搜刮到了2亿美元的金银外汇，为国民党退守台湾后发展经济打下了坚实基础。就此而言，王云五可谓“功不可没”。
1949年4月，王云五逃往台湾，不久又重操旧业创办了国华出版社。蒋介石没有忘记这位功臣，于1951年将失意跑到香港的王云五请回台湾，让其先后任“总统府”国策顾问、考试院副院长、“行政院”副院长等职，其间曾出席联合国第十二届大会。1964年，王云五退出政坛，将主要精力投入文化教育事业。1979年8月，王云五在台北病逝，终年91岁。
（压题图：曾任民国政府财政部长的王云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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