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古代帝王的谥号、庙号和年号
时间：2020-03-19 05:07:36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近一二十年，由于《康熙微服私访记》、《雍正王朝》、《还珠格格》和《甄嬛传》等电视连续剧走红荧屏，现在大家都知道清代皇帝一般是以年号来称呼的，如康熙帝、雍正帝、乾隆帝。于是有人以为，唐太宗、宋太祖亦是以年号相称呼。其实不然——二者乃以庙号来称谓。那么周文王、周武王呢——也是否是以庙号相称呢？回答又是否定的，因为那是后人对他们的谥号。原来，中国三千多年的皇帝制度，依时期不同，在称谓上相继是以谥号、庙号、年号为主要内容或特征的，因而也便依时期上的差异先后可用谥号、庙号、年号来称呼皇帝。这种情况，最早大约起源于周初，并在周以后予以丰富和完善。
褒贬分明的谥号
什么是谥号？这是在皇帝制度下（包括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时期），当帝王后妃、文武百官以及鸿儒耆宿和有“忠勇义烈”之举者死后，由朝廷或私家给予的盖棺定论性的称号。诚如《逸周书·谥法解》说：“谥者，行之迹也；号者，功之表也。”
对位尊者或贤者死后给谥号，是皇帝制度下礼的一项重要内容。这在《礼记》规定得很清楚。其《曲礼下》言，诸侯死后将要出葬时，“言谥曰‘类’”，就是说，其手下或亲人应当向天子请赐谥号，这叫做“请类”。《檀弓上》也说：“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谥，周道也。”大意是：幼儿时取名，行冠礼时取字，50岁以后则以“伯、仲”等字词来称呼；至于死后则要给以谥号。这些都是周朝礼制所规定的。
那么，谥号究竟起于何时呢？《逸周书·谥法解》说：“维周公旦、太公望开嗣王业，建功于牧之野，终将葬，乃制谥，遂叙谥法。”这就是说，谥号这种制度起于周初开国功臣周公与姜太公死后临葬之际。而《世本》则干脆说，周公旦、太公望“制谥法”。清人方苞《谥法》也说：“周公所以因而作谥法也。”今人金景芳《中国奴隶社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对此亦持肯定意见，称开创中国谥号制度者“不能说是别人，只能归之周公。这是他为巩固周政权而制礼的一个组成部分。”
对此，王国维认为：“周初诸王，若文、武、成、康、昭、穆，皆号而非谥也。……谥法之作，其在宗周共、懿以后乎！”（《观堂集林》卷十八《遹敦跋》）王国维的意思是说，谥号制度当起于西周中后期。
郭沫若则在王国维的基础上，提出包括西周至春秋现今知道的历代周天子、诸侯国国君的谥号，不是生号（活着时就有的称号）便是后人的伪托。所以，“谥法之兴，当在春秋中叶以后”，甚至“当在战国时代”；因为那时学者“惯喜托古作伪”，《逸周书》就是战国时学者“伪托之结晶”，而《谥法解》乃“其结晶之一分子也。”（《金文丛考·谥法之起源》）
另有一些学者如吴静渊、屈万里、黄奇逸、袁庭栋等，则认为谥号制度当滥觞于殷商而通行于周。对此，笔者也是赞同的。
在皇帝制度下，君王的谥号，由礼官议定；臣下的谥号，则由皇帝赐予（也多经礼官议定）。一般来说，谥号是对死者一生行为的一种肯定性的评判，目的是为在世者及后人树立一种德行的榜样。这一点，在《礼记·表记》里讲得也很明白：
子曰：“先王谥以尊名，节以壹惠，耻名之浮于行也。是故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以求处情，过行弗率，以求处厚；彰人之善而美人之功，以求下贤。是故君子虽自卑而民敬尊之。”
这大意是，孔子讲：“先王赐给死者的谥号，是对他名节的尊重，因此需要选择死者生前最突出的德行来赐谥以褒扬；不过却厌恶那些名声大却行为不符的人。所以君子平时不要夸大其辞，不恃功自傲，应实事求是；要谦虚谨慎，有错即改，以求得大家的宽厚；要善于发现别人的长处，热情地肯定别人的功劳，以取得大家的敬重。这样君子看似自卑却会得到民众的拥戴和尊崇。”
《礼记》的这一大段话，是提醒尊者要赢得大家的尊重，在世时就首先要严格约束自己，宽待别人，即在自尊自律的同时还要尊重他人，善待他人。只有这样死后才会得到一个切合自己实际的美好的谥号。这就是所谓的美谥。与此相反者，自然便是恶谥了。尽管恶谥不轻易给人，但在历史上，却终究是给过一些人的，包括某些被认为无道昏君、暴君者，如周厉王、卫灵公、隋炀帝。
这样来看，对死者评定谥号的制度除了有激励他人或后人要有好德行以外，对于那些手握权柄的位尊者，那些希望死后不背骂名、有个好名声甚或希望能流芳百世者，也是一个有力的鞭策。这正如唐人王彦咸所揭示的：“古之圣王立谥法之意，所以彰善恶、垂劝戒，使一字之褒宠，逾绂冕之赐，片言之贬辱，过市朝之刑，此邦家之礼典，向陛下劝惩之大柄也”（《赠太保于頔谥议》）。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之一部分的谥号制度，应是一种道德约束机制，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独创；而它在商周以后之所以能得以延续下去，则是因为与儒家“修、齐、治、平”的道统相一致，与中国稳定的农业社会的政治结构相协调。所以，发展到后来，它竟形成了一套严格的规范，即所谓谥法。其中一个最为显著的特点，就是赋予某些字以特定的道德内涵，以诱惑或警戒、威慑当权者、位尊者。那么，被历代礼官们圈定为谥号的字有哪些呢？这里，我们将王力先生根据历代典籍所归纳的部分谥号及其含义（见《古代汉语》修订本第三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转录如下，以飨读者——
表扬的，例如：
经纬天地曰文 布义行刚曰景
威强睿德曰武 柔质慈民曰惠
圣闻周达曰昭 圣善闻周曰宣
行义悦民曰元 安民立政曰成
布纲治纪曰平 照临四方曰明
辟土服远曰桓 聪明睿知曰献
温柔好乐曰康 布德执义曰穆
批评的，例如：
乱而不损曰灵 好内远礼曰炀
杀戮无辜曰厉
同情的，例如：
恭仁短折曰哀 在国遭忧曰愍
慈仁短折曰怀
王力还介绍说：“后世谥号除皇帝外，大多用两个字，例如：宣成侯（霍光） 忠武侯（诸葛亮） 文忠公（欧阳修） 武穆王（岳飞）”。
谥法刚产生时，赐谥权掌握在周王朝手中。周天子死后有谥，诸侯死后并不全部赐谥。进入春秋以后，“礼崩乐坏”，谥法的垄断大权旁移。这时至战国，诸侯的谥号多出自其子弟下属，卿大夫和贵夫人也开始有了谥号。与此同时还出现了私谥——这是有名望的学者死后其亲友门人所加的谥号。它们往往缀以“先生”、“处士”、“居士”、“子”等字样，寄托着人们对死者的哀思。例如东汉时陈寔死后，海内赴吊者三万余人，大家追谥他为“文范先生”；晋代陶渊明死后，颜延年为他作诔，谥为“靖节徵士”；宋代张载死后，门人则谥为“明诚夫子”。
私谥在宋代最为盛隆，清末以后逐渐衰微，但直至新中国成立前仍有孑遗。至于朝廷的议谥、追谥、赐谥等，自然随着1911年皇帝制度的终结而终结了。
尊崇有加的庙号
在皇帝制度下，当君王死后，必须修建专门的祭祀庙堂或在太庙立室奉祀；奉祀时还须得特别追尊一个称号，这就是庙号。
庙号始于何时呢？《辞源》（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根据《史记·殷本纪》中关于“褒帝太甲，称太宗”、“帝太戊……称中宗”以及“祖己嘉武丁之以祥雉为德，立其庙为高宗”等记载，认为庙号“始于殷代，……汉承秦制，惠帝尊高帝庙为太祖庙，景帝尊孝文帝庙为太宗庙，宣帝尊武帝庙为世宗庙。其后历代封建帝王，都有庙号。”
但是，今人袁庭栋先生并不同意《辞源》的看法。他在《古人称谓》（四川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一书里认为：“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文献不足征’，司马迁对殷代的了解是很不足的，他的说法不能视为信史。”袁庭栋又引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庙号上》里的话说：殷人的“宗本是宗庙之宗，犹卜辞的大宗、小宗”，并非人称；换言之，甲骨学家所说的殷人庙号，当是一种广义的“庙号”。它与汉以后称“祖”称“宗”的庙号是两回事，不能混为一谈。袁庭栋还指出一个反证来说明他的观点：“在很多方面都承袭了殷代制度的周代，完全不见殷代‘庙号’的踪影，从不使用。再加之在先秦至秦汉文献中从不认为殷人在使用‘庙号’，也无‘庙号’之称。”
在此基础上，袁庭栋指出：“整个周代无庙号，秦代无庙号，西汉初期也无庙号，我国古代所常见的庙号是西汉景帝时才开始的。西汉开国之君刘邦死后，‘上尊号为高皇帝’，这里的‘尊号’，其实是谥号（见《汉书·高帝纪》注），并未上庙号。”尽管汉惠帝为刘邦立了专庙，并将庙叫做“高祖庙”，但援引的却是其“高皇帝”的谥号。所以高祖庙又可称为“高皇庙”。这样来看，“高祖”在景帝以前并非庙号（其时还可以称“高皇”或“高”等）。而刘邦之后的汉惠帝也只有谥号“孝惠”，亦无庙号；其祭祀之庙则称“孝惠庙”。至于汉文帝，其死后的谥号为“孝文皇帝”，仍无庙号；其祭祀之庙叫“孝文皇帝庙”，只是到了汉景帝时，才第一次将祭祀汉高帝的专庙命名为“太祖之庙”，将祭祀文帝的专庙命名为“太宗之庙”。这也就是说，从汉景帝时起，“太祖”与“太宗”等才正式成为中国皇帝的“庙号”，并以此充作某皇帝的一种称谓。不过，袁庭栋先生又说，即使如此，当时也还没有形成“庙号”制度——形成制度化是进入东汉以后的事；而入晋以后，方才正式使用“庙号”二字（最早的例证是在《晋书·武帝纪》里出现的“庙号世祖”）。袁庭栋的考证较细，也具有较强的说服力。
于是，我们想起了王力先生曾在《古代汉语》修订本第三册里有过这样的叙述：
封建皇帝在谥号前面还有庙号。从汉代起，每个朝代的第一个皇帝一般称为太祖、高祖或世祖，以后的嗣君则称为太宗、世宗等等。举例来说，汉高祖的全号是太祖高皇帝，汉文帝的全号是太宗孝文皇帝，汉武帝的全号是世宗孝武皇帝，魏文帝的全号是世祖文皇帝，隋文帝的全号是高祖文皇帝，等等。
这里，王力先生并没有说明庙号在汉代始于何时。但联系到袁庭栋的上述考证，我们自会知道，王力所举汉朝皇帝的庙号，其实都是汉景帝时期及其以后发生的；而且，虽说“自光武以下，皆有庙号”（《旧唐书·礼仪志五》），从而形成了庙号制度，但直至晋武帝以前，都是仅有“庙号”之实，却无“庙号”之名。
自唐朝武则天时代开始，在谥号、庙号制度下，又形成了“尊号”制度。但与谥号、庙号不同的是，尊号是皇帝或皇后、皇太后在世时由臣下所上尊崇褒美之词（实际是阿谀奉迎之词，而且许多都是由帝、后本人拟定或授意的）。例如武则天称帝前，就已“加尊号为圣母神皇”，称帝之后，即“加尊号曰圣神皇帝”，以后又相继加有“金轮圣神皇帝”、“越古金轮圣神皇帝”、“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天册金轮大圣皇帝”。唐中宗复位后，她虽然以耄耋之年退居后宫，仍被“上后号曰则天大圣皇帝”。（《新唐书·则天顺圣武皇后本纪》）
尊号也有死后追上的。例如唐高宗死后，天宝十三载（公元754年）臣下追上尊号为“神尧大圣大光孝皇帝”。王力先生认为：“这种死后所加的尊号也可以说是谥号，这样，谥号的字数就加多了。唐以前对殁世的皇帝简称谥号（如汉武帝、隋炀帝），不称庙号；唐以后由于谥号加长，不便称呼，所以改称庙号（如唐玄宗、宋太祖）。”（《古代汉语》第三册）当然也有特例，如后人称晚清“慈禧太后”之“慈禧”，就是尊号；而她的庙号、尊号再加上谥号共有23字之多，即“孝钦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配天兴圣显皇后”。
除帝、后以外，历史上还有极少数尊者、贤者被封建统治者追加尊号的。如清顺治朝改加孔子为“大成至圣先师”，宋真宗时改加老子为“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民间简称“太上老君”），明万历朝追封关羽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震天尊关圣帝君”（民间简称“关圣帝君”）等。
称呼方便的年号
年号是封建皇帝纪年的名号，又常用作皇帝的称谓，始自汉武帝时期。（此前如“前元”、“中元”、“后元”等一类年号，乃是后人所加。）王力在《古代汉语》修订本第三册里认为，汉武帝即位那年（公元前140年）即称“建元元年”，次年称“建元二年”……其实不然，因为这仍是后人为方便历史叙事而添加的，并非当时就已有之（包括汉武帝“改元”的“元光”、“元朔”、“元狩”、“元鼎”等年号，都仅是臣下的一种建议，武帝并未批准，但后人在叙述这一阶段的历史时，便径直用上了）。诚如袁庭栋所识：“汉武帝于公元前140年即位，仍是有年数无年号，只称元年、二年……”袁庭栋根据《汉书·武帝纪》、《史记·武帝本纪》的记载提出，我国以“年号”纪年，乃始自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十月。而“元封”便成了“古代帝王正式宣布的第一个年号，是我国正式使用年号的开始。”据《汉书·文帝纪》记载，汉文帝十六年（公元前164年）九月，“令天下大酺，明年改元”，是为中国历史纪年有文字记载的正式“改元”。其意思是从下一年（即元年）又重新开始纪年。以后历代有许多皇帝在位时都曾自己改元，如汉武帝在“元封”以后又先后改元为“太初”、“天汉”、“太始”、“征和”、“后元”等。至于新君即位，不用说更需要“改元”了，以示革故鼎新。
明清两代皇帝除明英宗改“景泰”为“天顺”、清穆宗改“祺祥”为“同治”外，均未改元，因此人们便乐于用年号来称呼这些皇帝，例如明世宗被称为嘉靖皇帝，清高宗被称为乾隆皇帝；即便清穆宗也仍可用“同治”年号来称呼他（因为“祺祥”年号使用仅几个月）。这个中缘由，还在于庙号、谥号、尊号字数太多，称呼起来委实累赘；而年号仅两个字，很是简便。
总括起来，人们平时里对古代皇帝的称谓，大体上唐以前的习惯以其谥号相称呼，如周文王、周武王、汉武帝、汉光武帝；唐以后（包括唐）则习惯直呼其庙号，如唐太宗、唐玄宗、宋太祖、元世祖。（唐以后也有呼谥号的，如大家熟知的武则天所称“则天皇后”。）入明以后则可庙号、年号相混称，如对朱元璋，既可称庙号为明太祖，也可呼年号为洪武皇帝。但有清一代，习惯上是以年号相称为方便的。当然这是在非正规场合或非正式文件、非严肃文章里的习惯。在正规场合，为了表示叙述历史的严肃性或对皇帝的尊重、恭谨，人们仍沿用庙号。
作者：四川省民政干部学校（成都）高级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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