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的“过程与方法”
时间：2020-03-23 05:15:57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作者简介：
张汉林(1975～)，男，北京市西城区教育研修学院历史教研员。
关键词：“过程与方法”，目标，手段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07)07－0025－02
新课程改革以来，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是：“过程与方法”是手段还是目标?我的看法是，不是所有的“过程与方法”都能当作目标。教师教学的过程与方法就只是手段，学生要掌握的思维过程与方法才是目标，前者为后者服务。这个看法，从逻辑上讲是行得通的：教师教学的过程与方法自然不是学生学习的目标，学生实然的思维过程与方法也不是目标，学生应然的思维过程与方法才是目标。从实践上讲，明确了这一点，“过程与‘方法”就不再虚无缥缈悬在空中，对教师来说触手可及。
先来看一位初中教师提供的案例“罗斯福新政”。通过这个案例，我们要讨论的话题是：关注到学生的思维过程与方法的教学设计和忽略学生的思维过程与方法的教学设计有何不同；教师的教学过程与方法应该如何服务于学生思维的过程与方法。
片段1：学习1929～1933年经济大危机时，教师设计了四个教学环节。第一步，出示三幅图片，表现纽约股市崩溃情形下人们的焦虑；第二步，出示一则文字材料(20年代美国国民收入的1／3为占人口5％的最富有者所攫取。1920～1929年，美国的工人工资增长2％，而工厂中生产率增长55％)，师生分析出现经济危机的原因；第三步，结合一个表格，师生分析经济危机的特点；第四步，出示大量的材料(10幅图片和一则文字材料)，展示当时资本主义社会人们贫困失业、无家可归、游行冲突和法西斯势力崛起等现象，为罗斯福新政做铺垫。
片段2：学习罗斯福新政的措施时，教师设计了两个教学环节：第一步，学生看书，教师提出问题：罗斯福与胡佛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得出结论：罗斯福新政的最大特点是国家干预经济；第二步，提供材料，结合教材，师生共同分析罗斯福新政的措施，先谈新政的中心措施——工业复兴法，然后依次是金融业、农业和赈济。
在这个教学设计中，材料丰富翔实，主干知识突出，师生互动良好，由于执教老师亲和力强，课堂教学气氛非常活跃，不失为一节好课。但如果要从“过程与方法”这个角度去吹毛求疵的话，还是可以商榷的。
很显然，这一教学设计主要着眼于教师的“教”，在“教”的过程与方法上做足了文章。片段1中，教师依次讲了四部分内容：经济危机的表现、特点、原因和危害。他之所以略讲经济危机的表现、特点和原因，突出经济危机的危害，是想顺理成章地过渡到罗斯福新政，以乱衬治，为评价罗斯福及其新政作铺垫。片段2中，教师先讲工业复兴法。因为这是罗斯福新政的中心措施，从知识角度来讲，这是最重要的。由此可见，这两段教学流程的背后体现的教学思想是：主要依据“教”的流畅性和知识的重要程度来安排教学。
如果着力于培养学生正确的思维过程与方法，又该如何教学设计呢?初中学生思维的主要特点是偏重于感性思维，教师的任务是帮助学生的思维逐渐从感性上升到理性。按照这个原则，可以这样调整教学设计：
片段1：第一步，教师出示大量有关经济大危机的感性材料，学生体验当时的历史氛围；第二步，结合第一步中的材料，学生归纳经济大危机的特点；第三步，在此基础上，教师自然而然地提出问题：为什么会突然爆发这场史无前例的经济大危机，是偶然吗?出示相关材料，师生共同讨论。第四步，应该怎样解决经济大危机?美国总统胡佛是怎么做的?他为什么要这么做?通过胡佛的坚守传统，为罗斯福的大胆创新作铺垫。
调整后的教学设计，其着眼点在于：从感性到理性，层层深入。经济危机的表现属于感知层次，归纳特点、分析原因和提出解决思路，从能力要求上讲，逐次升级。这种顺序符合学生对历史事物认知的思维过程。如果教师能够坚持抠这样的细节，学生将会在潜移默化中逐渐形成清晰明了的思维品质。
片段2：第一步，设置情景：“在经济萧条、人心惶惶的动荡岁月，如果你是罗斯福，要实施新政，首先干什么?”从而引出罗斯福的“就职演讲”和“炉边谈话”；第二步，提出问题：“经济危机范围广，危害大，百废待兴，千头万绪，应该先从哪个领域抓起?为什么?”然后按金融、工业、农业和赈济的顺序逐次分析新政的具体措施；第三步，以新政的具体措施(表象)为依托，来分析归纳新政的特点(本质)。
为何要不厌其烦地调整这些教学活动的先后顺序呢?先讲后讲不一样吗?还真有所不同。调整后的方案，其目的在于培养学生做人做事的思维方法。如果学生遇到类似的棘手事情，他(她)应该先于什么?后干什么?这是有讲究的。俗话说得好：亲其人，信其道。首先要让人们相信这个人，然后才会相信他做的事，所以要先讲罗斯福的“就职演讲”和“炉边谈话”。为什么将金融改革提到工业复兴法之前?说到底，经济危机是一个经济萧条的问题。要解决经济危机，就是要恢复生产(当然不能盲目生产)。而要恢复生产，首要的就是有资本。设置“应该先从哪个领域抓起?为什么?”这个活动，就是要观察学生是否善于抓主要矛盾，这又涉及一个非常重要的思维品质。至于先谈具体措施，后归纳新政特点，这是因为学生的思维习惯是从感性到理性，这里不再赘述。
由上，可以这么认为：在教学设计中，要在如何培养学生的思维过程与方法上动脑筋想办法；决定教师的教学过程与方法的应该是学生的思维过程与方法。
论新中国城乡二元社会制度的形成
新中国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是在1953年夏秋，国家发生粮食收购危机的情况下紧急出台的。9月份的粮食收购量只完成了计划的80.11％，10月份进一步减至72.17％；而同期销售却分别完成了计划的118.47％和120.42％。
产生粮食危机的因素是多方面。究其实质，乃是国家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的需要与落后农业之间矛盾的一次尖锐暴露。也是国家计划与市场关系紧张的第一次集中爆发。
1953年10月，中央决定在农村实行计划收购、在城市实行计划供应，即统购统销。
不仅私商到农村收购粮食被严格禁止——合作社也不能自行向外地采购粮食。面向城市消费者的私营米店也被改造成为国营粮食公司的代销店，并按照国家的计划销售粮食。这就切断了农村自由市场与城市自由市场的联系，国家因此得以全面地掌握与控制粮食的采、供、销诸环节。城乡之间最主要的市场联系被割断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学者把统购统销看做是建国后实行计划化、建立计划经济体制的第一道门坎，实际上它也是使城乡朝着二元化方向运行的第一个制度性安排。
粮食计划供应制度的建立以动员农民回乡为重要手段，并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居民城乡之间的身份差别第一次从制度上得以确立。1953年4月，中央人民
政府政务院就针对当时农民流入城市的现象发布了《关于劝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一年后的1954年3月12日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和劳动部再次指示各地继续劝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由于1954年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大批灾民涌入城市，致使从1955年春开始，城市粮食销量月月突破计划，影响到了计划供应制度的建立，农民回乡提上议事日程。
以上海为例。1955年7月14日，中共上海市委发出《关于反对浪费粮食、厉行节约、准备全市实行以人定量的粮食计划供应工作的指示》。7月25日，动员农民回乡的工作在上海市全面展开，7月25日至8月1日几天时间就走了5.8万人，8月1日至20日又走了20多万。原计划整个第三季度动员25万人回乡，实际上一个月就超出了计划。被动员回乡的农民也怨声载道，到10月底动员回乡55.8万人。通过行政手段将城市人口外迁出去，并实行严格的人口管制制度，一方面加大了人口原籍地区的粮食供应压力，另一方面打乱了人口流动的规律，不利于城乡的人员流动，也不利于城市化的发展。
粮食计划供应制度的建立以城乡户籍分立为前提，促进了更为严格的户籍制度的产生，进一步扩大了城乡差距，导致了城乡二元社会制度的正式形成。粮食计划供应制度的基本前提是新的户籍管理措施，即将过去自由流动的、宽松的户籍登记制转向严格的户籍管理制。而粮食计划供应制度的实施反过来也促进了更为严格的户籍制度。两者相互作用，相辅相成，使此前相对模糊的城乡身份，此后获得了崭新的社会意义。
1958年1月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规定“公民由农村迁往城市，必须持有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学校的录取证明，或者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的证明…‘在常住地市、县范围以外的城市暂住三日以上的，以暂住的户主或者本人在三日以内向户口登记机关申报暂住登记，离开前申报注销。”《条例》的颁布实施，标志着城乡二元社会制度的正式形成。从此，人粮合一，粮食计划供应制度与户籍管理制度就像两坚固的大锁，锁住了城市的大门，使人员的自然流动尤其是农村居民向城市的流动几无可能。在粮食计划供应制度和户籍制度的庇荫下，城市居民获得了从出生到死亡的一系列社会保障，而这些保障对于农村居民来说是难以想象的。
粮食计划供应带来的消极影响也是毋庸置疑的。如上所述，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导致了城乡二元社会的制度化分离。而这种制度化的分离，一是打断了生产商品化和市场化的进程。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在这种社会生态下，既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商品，也不存在真正的市场，资源的配置、工农业产品的交换几乎都是通过国家的计划调拨和分配完成的。城市和乡村就像两条平行的轨道，各自发展。二是阻碍了城市化的进程。在世界各发达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大批农民脱离祖祖辈辈生活的土地涌向城市是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城市化也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种自然现象。但在二元社会制度下，城乡居民分属于两个不同的狭小空间。农民被固定在土地上，而且只能是在集体的土地上，转变身份成为工人、市民、商人或企业家等每一条路都被堵死了。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滞留农村，进一步加剧了人口与土地的矛盾，制约了农村的现代化改造，造成了农业生产率的低下和农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城市的居民也像乡村民民一样，依附于他所生产的单位或生活的里弄街道，整个社会发展都失去了活力。
(摘自《江西社会科学》2006年第8期作者汤水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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