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让“二战”后的世界经济趋于稳定
时间：2020-05-26 05:19:29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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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凯恩斯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凡尔赛协议》失败的必然结果。西方领导人无能，仅仅用一种东拼西凑的方式来处理赔款与大萧条问题，结果导致了法西斯主义在德国与意大利的兴起。1938年《慕尼黑协议》签订后，伴随着声名狼藉的绥靖政策，英国统治集团遭受了沉重打击。张伯伦没能阻止战争爆发，再一次全面暴露了英国政府的极度虚弱。丘吉尔取代了张伯伦，他这个以对英国的敌人持强硬路线而闻名的边缘人物的声望得以恢复。然而，丘吉尔的政党却因张伯伦的无能而遭到了伤害。丘吉尔不得不与工党结成联盟，而工党已经接管了关于国内事务的公众舆论的领导权，在一个绝望的年代，形势终于对引入新思想有利了。
当新战争爆发时，凯恩斯作出三种回应：一种拯救行动，是为了尽可能维护英国在世界的地位而设计的；战时经济措施对国内计划的适应，这种适应将在战后时期确保更大的安全；为维护国际货币稳定而进行的制度框架创造，这种框架将会避免凡尔赛协议犯下的错误。就第一种回应而言，他取得了暂时的成功；第二种，他也取得了出乎意料的不错的成功。第三种，他的成功持续的时间比较长。1939年，当德国装甲师在欧洲横冲直撞时，他回过头来做起了他做得最好的事情，就是制定政府主导的补救方案以解决财政危机，不过这一次是为作战时期筹措资金。他提议推行一种强制储蓄计划、对资本积累征税，来提供必要的资金。储蓄账户付利息，但不到战争结束不得撤户，战后解冻，将其作为对抗经济衰退的一种手段。
凯恩斯精于政策创新，他为储蓄计划争取到的支持就是证明。威廉·贝弗里奇曾经参与到这一计划的形成过程之中，拉斯基与哈耶克则都公开表示支持。虽然这一计划对“富人”造成的冲击有限，但仍然受到了拉斯基的支持。在工党的委员会及工会领导层中，拉斯基努力地推介了这一计划。
哈耶克有一个主张：基于战后的利益，应征收财产税。凯恩斯利用了这一主张，为其赢得了另一个盟友。哈耶克预见到，他的强敌通货膨胀将会是战后的主要问题；他愿意支持就像财产税这样的严格征收的强制措施，来提前预防这个问题。凯恩斯在给哈耶克的信中写道：“我们应该发现，我们在很多实际事务上达成了一致；对此，我十分高兴。”强制储蓄实际上与凯恩斯通常采取的方法相反，就是国债；对此，哈耶克或许会感到些许满意。
强制储蓄计划的大部分内容都被纳入政府计划。在20世纪30年代，英国财政部就被冠以吝啬之名；无论是作为大萧条的一种补救措施还是作为对军事发展需求的一种回应，这种吝啬都没起到作用。因此，英国财政部需要一种方法，来提高其政治地位。凯恩斯最终对一种关键问题施加了真正的影响，他为此感到高兴。然而，就重要性而言，英国联合政府1914年的财政预算超过了强制储蓄计划。唐纳德·莫格里奇评论道：“预算政策的准则从政府账目的平衡与失衡转向了作为整体的经济平衡……这种转变是非常原始的；它严重依赖某个人的判断技能，而这个人要具有凯恩斯的那种对统计规模秩序的直观感觉；但是，这种转变却是一个开端。”宏观经济学已经取代了平衡政府账户的微观经济学。这是《通论》的最初胜利；而且，它还真的发挥了作用。通货膨胀受到了抑制。莫格里奇引用了一种生活费用指数：从1941年3月到1945年1月，这一指数从127点上升到了132点，只上升了5点。
1940年6月，凯恩斯重返政府，并在实际上可以称为“凯恩斯的”时期内一直任职于政府。这一点足以证明其地位的显赫。他并没有明确地被委以大臣职位，恰恰相反，他获得了一种不言自明的授权，就是在财政部里漫游，并且不仅仅是寻找解决战争问题的办法。他的办公室在一个地位相当显赫的搭档的办公室对面，这个搭档就是卡托勋爵。正因为如此，凯恩斯也不可避免地被视为“隐身勋爵”。凯恩斯的办公室只有一件装饰品，就是邓肯·格兰特的自画像。凯恩斯办公室的隔壁就是财政大臣的办公室。布鲁姆斯伯里再一次进入了统治集团的堡垒。
在家庭方面，他的生活则分成了两半：要么在位于戈登广场家中的地下室的一张床上睡觉，这样可以更好也更有希望在轰炸中幸存下来；要么就去提尔顿，与莉迪亚以及他们居住在查尔斯顿的朋友一起休憩。1940年，当英吉利海峡海岸成为战争前线时，他们亲眼目睹了飞在他们头顶的英国飞行员的英雄气概。
凯恩斯在财政部的军令状既包含内政，也包括战时筹资。当政府决定征询贝弗里奇关于一种社会保险方案的建议时，贝弗里奇与凯恩斯都加入了一个小型委员会，以便计算出需要筹措的资金规模。因受到惩戒而变乖的罗宾斯也加入进来，此时他供职于财政部的经济部门。凯恩斯与贝弗里奇在一系列修正上达成了一致，这些修正弱化了财政部以节约开支为由而反对的声音。具有历史意义的《贝弗里奇报告》出台于1942年。这一报告为英国在20世纪剩下的时间变成福利国家预先打下了基础。在其创新的研究中，有如下原则：充分就业，免费医疗保健。在这一报告中，找不到拉斯基与工党左翼提倡的公有制及对生产方式的控制。
在进行民意测验的时候，86%的公众支持采纳这一报告所拟定的方案。
这一次，凯恩斯被授予显赫的贵族地位；1942年6月11日，他成为了“提尔顿的凯恩斯男爵”。而在此时，在财政部备忘录的最底端，仍然仅仅潦草地签着“K”。在凯恩斯被册封为男爵期间，丘吉尔宴请了他，劳合·乔治，甚至玛戈特·阿斯奎斯，向他表示了祝贺。凯恩斯已经进入了英国精英的内部圣殿。但尽管如此，他的行动自由仍然受到了限制。他希望在上议院发表首次演讲，来支持贝弗里奇的计划。他将会极力称赞这一计划，称它是可以确保最低限度安全的广受欢迎的建议，并且花费最小，即使英国产业变得比大萧条时期还稍稍缺乏效率，这一计划仍然能很容易地负担得起。
与此同时，在国内政策方面，形势取得了进展。贝弗里奇再次受召去对付一个重要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关于战后经济的充分就业问题。1943年春天，在寻求更广泛的对战时状态的支持中，甚至丘吉尔也赞成“面向所有阶级，通用从摇篮到坟墓的全民强制保险”。
随着贝弗里奇的报告成为新的政策标准，在不大规模改变英国社会的前提下，凯恩斯的经济学不仅成了维护资本主义的最大希望，同时也成了改善社会弊端的最大希望。
然而，在1944年，凯恩斯的主要精力被引向了国际形势。随着诺曼底登陆在望，强国必须考虑战争之后的问题。摆在它们面前的问题是：是否应推出一些稳定世界经济的机构，以使此前几十年的经济过剩问题不再重演。在新罕布什尔州的一个度假胜地布雷顿森林，美国召集了44个国家开会。这种外交管弦乐队的尝试的指挥就是凯恩斯。布雷顿森林会议是凯恩斯的巅峰。与凡尔赛苦涩的纷争作直接的对比，布雷顿森林会议更辉煌。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凯恩斯是艺术大师，无人堪与比肩。用当时对凯恩斯充满敬畏的罗宾斯的话说：
展翼翱翔的凯恩斯是有史以来最卓越非凡的人物之一。他逻辑敏捷，具有鸟儿俯冲般的直觉，拥有生动的幻想，视野开阔；而最重要的，是具有无与伦比、适宜的语言感觉。所有这一切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某种超越普通人类成就限度的东西……当神一般的访问者引吭高歌、金光四射时，美国人呆呆地坐在那里，心醉神迷。当一切都结束的时候，还几乎鸦雀无声。但就“银行”的被关注而言，我很清楚，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成功的开端。
这里的“银行”指的是国际复兴与发展银行。与这一银行相伴的金融搭档，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两个机构奠定了战后全球经济复兴的基础。经济复兴的关键是稳定的货币及国际管制的储备体系，两者可为世界贸易的确立提供信心。
这两个机构以及支撑它们的货币协议将凯恩斯政治人格的两面性带到了一起。作为民族主义者，凯恩斯寻求为英镑获得中心角色，如果能把金融事务集中在伦敦更好。作为政治经济学理论家，他将国际社会纳入一套制度，而这套制度会把干涉主义宏观经济学应用到全球。
时至今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依然是一种强大的力量。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变成了自由市场意识形态的代理者，而不仅仅是一个涉及对陷入危机的经济采取实际救援行动的机构。
不管其最终命运如何， 《布雷顿森林协议》的成就已经超过一种制度胜利。凯恩斯已经完成了经济学的一场革命。凯恩斯创建的机构促使世界趋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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