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谨的学风_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精品意识与严谨学风
时间：2019-01-30 06:04:43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同自然科学相比,社会科学的研究有自身的特殊性,有自身的规律。甚至同文学、哲学、历史学科相比,经济学、法律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的研究也是有相当明显的区别的。当我们谈到科学研究中应当具有精品意识时,对社会科学研究的特殊性需要有清醒的认识。但这并不是说社会科学研究中由于有特殊性就可以抛弃精品意识,恰恰相反,这更表明树立精品意识对于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意义。
我经常同一些年轻的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接触,他们曾向我提出过各种各样的问题,其中涉及社会科学研究本身的,大体上有以下四个问题,它们是:
一、若干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重大理论与政策问题,都是最高领导层讨论和作出决策的,我们这些一般的教师和研究人员能起多大作用?在这样一些重大理论与政策问题上,不需要树立什么精品意识,即使有了也不顶用。
二、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要由实践来作出,而实践的验证往往是滞后的,甚至会滞后相当长的时间。那么,怎能根据某一项研究成果是在什么等级的刊物上发表的,或根据眼前某些评论者的叫好或斥责来判断它是不是精品呢?
三、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精品通常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广泛调查,收集资料,论证分析,才能符合国情,而且这还需要有充足的研究经费。但按照现有的人力与财力来衡量,精品还远不是我们这些一般教师和研究人员力所能及的。加之,现在教师和研究人员的提升职称和工作考核,要看每年发表的作品的数量,这不是难以解决的矛盾么?
四、学科之间的交叉或相互渗透已越来越普遍,社会科学中的任何一个学科都不例外。名副其实的精品的产生,或者需要研究者自己有跨学科的训练,有不止一个学科领域内的较高造诣,或者需要几个相关的学科的研究人员共同努力,这些都不是我们这样一般的教师和研究人员所能做到的。因此,出精品虽然必要,但同几十年前的情况相比,的确是越来越难了。
下面,我想就上述四个问题谈一些个人的看法, 仅供同志们参考。
第一,在社会科学研究的重大理论与政策问题上,我们能不能有所作为?
在我国,有关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重大理论与政策问题,的确是由最高领导层作出决策,并付诸实施的。但这并不等于在政治、经济、法律科学的研究方面,人们不可能有什么作为。最高领导层的决策同社会科学研究者们的努力不是没有联系的两个层次,而是紧密相连的。回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这些年内关于体制政策、经济发展战略、法制建设的研究,不都有广泛的学术探讨的基础么?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论是依靠集体的力量和智慧加以丰富与发展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我们需要的是有创见的研究,有研究成果中的精品。在重大政策制定以前,学术界的研究成果为重大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和依据;在重大政策付诸实践过程中,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同样为此提供参考和依据,以便使之进一步完善。
最高领导层的决策是集中了社会各方面人士的智慧而作出的,其中包括了社会科学研究者们的智慧。决策的依据是信息,信息来自多方面。不同的社会科学研究者所进行的研究及其成果,可能彼此有观点上的分歧,这是正常的情况。但这并不否定每一项研究成果在决策过程中的意义,没有比较又如何能判断出正误,或正确程度?问题不在于社会科学研究者能不能在研究中出成果,出精品,而在于研究者自己有没有出成果、出精品的决心和信心。
当然,社会科学研究决不仅限于政策的研究。政策研究中可以有精品,也可能有平庸之作,甚至是粗制滥造的东西,而在政策研究领域以外,还有许多有待于社会科学研究的课题。这些课题要有杰出的、独创性的研究成果,都需要脚踏实地,勤于思考,勇于探讨,这样才能在研究中有所突破,有所创新。怎能认为社会科学研究者很难有作为呢?
第二,不能因为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实践检验的滞后而放弃对一些重要课题的研究。
这里首先涉及的问题是:我们究竟是为了什么而进行社会科学研究?社会科学研究的目的不是研究本身。社会科学研究者是出于一种社会责任感而进行本学科的研究的。具体地说,他感到自己有责任为社会公众的利益,为国家的利益,而孜孜不倦地探索、分析。一个研究纯理论的人或研究历史课题的人,不一定不具有社会责任感,而一个研究应用问题、现实问题的人,也不一定具有社会责任感。有了社会责任感,研究者就勇于探求真理,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就会治学严谨,认真进行研究工作。这时,研究成果的验证滞后问题,也就不在研究者考虑之内了。出于社会责任感,他对科学负责,对人民利益负责,对历史负责。当他认为自己的研究成果是经得起实践检验时,他将坚持自己的观点,社会责任感给他以力量。即使在以后,当他发现自己的研究成果在经过实践检验后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不足之处时,他会面对实践,修正自己的观点,这同样是社会责任感给了他力量。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研究成果才是真正的精品。因此,要树立精品意识,就应当具有社会责任感。这正是关键所在。
至于某一项研究成果发表于什么样的等级的刊物上,这不是主要的。刊物的等级对评论者说来,只不过是一种参考而已。某一项研究成果刚发表时,可能无声无息,没有多少人注意到它;也可能一发表就引起非议,受到这样或那样的指责,甚至还使作者本人受到种种不公正的待遇;也可能发表以后就受到外界的赞扬,被说成是多么了不起的杰作……如果社会科学的研究者有责任感,是出于社会责任感而进行研究和写作的,那么他不会过分注意到这种指责或赞扬,因为他除了懂得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检验往往会滞后一段时间,甚至会滞后若干年而外,他还会冷静地思考:别人说我错了,我是不是真的错了?别人赞扬我,我的观点、我的作品是不是真的那么有价值?冷静的思考,有助于今后的研究工作的开展,因为受到指责或赞扬的作品,通常不是作者“关门之作”。既然今后仍要研究,那么在作品被外界关注之后就应当更加谨慎,也更有信心。
第三,社会科学研究中要涌现优秀的成果,的确需要有不少投入,但最重要的投入是研究者智慧的投入。
社会科学研究者要出优秀成果,也就是说,要出精品。为了取得这些成果,无疑需要有大量的研究经费。经费越充足,越能使研究工作开展得顺利。但相形之下,在各种要素投入中,最重要的投入是研究者智慧的投入。缺少了研究者智慧的投入,投入再多的研究经费,并不能保证研究成果的质量一定是优秀的。
研究者智慧的投入,同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的独立思考有着密切的联系。书读得再多而缺少独立思考,实际调查资料收集得再多而缺少独立思考,那就提不出新问题,也解决不了新问题,更谈不到开辟某一方面的学术研究的新领域或新途径了。所以简单地说,独立思考是创新的第一步。迈出这第一步固然不容易,但却是不可缺少的。我们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一方面要争取有较多的经费投入,另一方面要有独立思考。经费投入的多少,并不单纯取决于我们自己,独立思考与否,却是取决于我们自己的。
当然,我们也不能忽略现行的教师和研究人员为了提升职称和工作考核而追求作品发表数量的情况。单纯追求数量而不注重作品的质量,必然是一种误导,它使得许多教师和研究人员没有时间与精力去从事深入的钻研,甚至连独立思考都顾不上。这个矛盾是需要解决的。如何解决,则应当听取广大教师和研究人员的意见,从考核制度上着手,总的设想是:作品的质量是第一,而不要只看数量。
第四、要重视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基础训练和知识结构的调整,重组交叉学科的研究。
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的各门学科是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联系的。在各门学科之间,已经出现并即将出现一些交叉学科、边缘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创新,有些产生于交叉学科、边缘学科的领域内。这一点已经越来越被人们所认同。
由此涉及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基础训练和知识结构调整问题。基础训练越扎实,越有可能在交叉学科、边缘学科领域内作出研究成绩,知识结构的调整也越有可能性。要知道,知识更新的速度正在加快,知识废旧率也正在上升。社会科学研究者要不断学习,这不仅是为了使自己不致落后于时代的要求,而且更是为了能在今后的研究中作出新的成绩。
正因为社会科学研究中越来越多地涉及跨学科的研究,所以要涌现精品,就必须在强调每一个社会科学研究者需要调整知识结构的同时,还要特别强调组织若干个相关学科的研究者共同研究某一重大课题。单个人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协作的力量则比这大得多。在参加若干个相关学科的共同课题的研究过程中,每一个研究者既会感觉到自己为这些共同课题的研究作出了贡献,更能从中学习到新的知识,知识结构的调整也就自然而然地实现了。
以上我就当前一些教师和研究人员的想法谈出了个人的观点。下面,我想再就严谨学风问题说几句。
北京大学是一个综合性大学,有着多学科的优势,也有跨学科研究的优势。北京大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力量是相当强大的,理应在这方面作出更多的成绩。我们要出优秀的研究成果,要出精品。这是社会对我们的期望,也是我们的责任所在。我从进入北京大学算起,至今整整五十年。据我体会,严谨的学风一直是北大的特色。在研究中,我们一定要保持和发扬北大的这一特色:严谨学风。学风不严谨,浮躁,急于求成,是出不了精品的。精品意识中包含了学风的严谨。
为什么有些社会科学研究者比较浮躁?可能是由于求成之心太急。求成之心太急,也许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比如说,为了提升职称的需要,为了应付某家出版社的索稿而不得不以“早日还清欠债”的心情来写稿,或者是为了赶任务,奉命而作不得不仓促上阵,仓促收尾。急于求成,必定浮躁不定,也就很难保持严谨的学风,更谈不到出精品了。我曾经对一些青年教师、博士硕士研究生说过:要勤于思考,要脚踏实地,研究起步时,宁肯步子稳一些、慢一些,踏踏实实地做学问,搞研究,这样更有利于将来的成长。只要循着这样一种方式前进,出研究成果时,必然是以质量取胜,而且,今后将会涌现出一批成果,而不只是孤零零的一项成果。一部研究中的优秀成果,胜过若干部平庸之作,而同那些粗制滥造的作品就更无法相比了。
这就是我对我校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希望,也是对我自己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