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 柏杨时代不会结束（外一章）
时间：2019-02-06 05:40:23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读了摩罗先生最近的文章《但愿柏杨的时代就此结束》（6月5日《南方周末》），心中泛起一种不是滋味的滋味。柏杨去了，柏杨的时代就该结束么？ 摩罗先生此文有几处观点值得商榷。摩罗说：“所谓国民劣根性，绝大多数都不是独属于某个民族的缺陷，而是人性的缺陷。”是的，国民的劣根性本质上是人性中共同的假丑恶的反映，无论白人、黑人、黄人，还是印第安人。正因为如此，在书肆上，不仅有《丑陋的中国人》，也有《丑陋的美国人》，还有《丑陋的日本人》。每个民族，都有它光辉美好的一面，也都有它暗淡丑陋的缺点。研究批评各自国家的国民劣根性，无损于各自民族的伟大与优秀。中国人这样做，外国人也这样做，没有什么奇怪。人不可讳疾忌医，人贵有自知之明。研究和批评自身的缺陷，无非是让自己的同胞和自己的国家照照镜子，敲敲警钟，丢下包袱，轻装前进而已。
摩罗把我们的制度建设未能尽善尽美，归咎于“我们长期沉溺于国民劣根性的自虐体验中，从而大大耽误了我们对于制度建设的关注和努力”，可能是把问题简单化了。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建设成功与否，原因很多。别人未因批评自己的国民性而妨碍他们的制度建设，何以独独中国的国民性研究与批评便影响了自己的制度建设呢？我想问题或者正好相反。恰恰因为别人勇于说话，勇于揭短，他们才不断更新，不断进步；而中国一直沉默无声，因循守旧，千年不变，自己的制度建设才难见成效，少有改进。毫无疑问，中国的国民性与美国、日本的国民性没有什么差别。但三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对三位自揭家丑的作者，却采取了三种不同的态度：美国政府把《丑陋的美国人》一书视为外交人员必读的珍品；日本政府则把写《丑陋的日本人》的作者、驻外大使革职；中国台湾当局更胜一筹，不但把柏杨抓起来，还判了他十年徒刑。比较之下，我得到了这样一个启示和结论：不是批评国民性影响了制度，而是制度影响了人们对不良言行和社会生活进行公开、自由的批评。摩罗先生可能在逻辑上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
摩罗说：柏杨“像鲁迅一样，致力于中国国民性的研究与批评，代表了中国知识精英在中西碰撞过程中强烈的自审自虐倾向”。这段话，一半正确，一半错误。
鲁迅、柏杨研究国民劣根性，揭露人性假丑恶有自审倾向，没错；是不是自虐呢？不是。自审，是一个自思自检自批自悔自改的过程。虽然这个过程是痛苦的，但它并非自虐。虐者，是虐待自己，伤害自己。而自审过程则是善待自己，医治创伤，让自己洗心革面，做个好人与有用的人。鲁迅、柏杨的作品揭露国民劣根性无论是大是小，批评人性恶的弊端无论是瑕疵，是病症，是祸害，还是罪恶，对社会建设、生活秩序以及对人们的日常行为规范，都只有好处，没有坏处。鲁迅笔下的阿Q精神，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这种劣根性不仅在底层人民身上有，在上层知识精英的身上也有。所以，鲁迅从来不乏自我审视自我解剖。说鲁迅、柏杨乃至每一个人身上都有或多或少的国民劣根性，并不为过。人，就是这么个善恶二元结构的复杂动物。但对知识精英中表现出来的可贵品质，我始终深怀敬意。这不仅使我想起过去的鲁迅、柏杨，想到了当代的《炎黄春秋》《南方周末》，还使我想起了“燕山夜话”的邓拓和三家村。在万马齐喑的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邓拓能写出《一个鸡蛋的家当》那样令人哑然失笑的杂文，真是大智大勇，石破天惊。可悲的是，邓拓在“文革”中自杀身亡。鲁迅、柏杨、邓拓不仅没有失去时代意义，他们的责任感和道德良知现在仍有存在价值和借鉴作用。
由于鲁迅、柏杨所处的时代特殊，他们鞭笞人性之恶，解剖国民性之劣，隐隐约约，由浅及深，反映了一种社会困境。其时，人们特别是知识阶层的言论不怎么自由，他们只能委婉含蓄地曲笔作文。然而，就是这样亦难能可贵了。一位网友王先生说得好，“人们爱戴柏杨，仅是因为近代中国真正的批评家实在少得可怜，除了他和鲁迅，再找，也只能是‘愤老’李敖了。泱泱大国，十三亿之众，百年来只有几个人敢于公开向自己的同胞‘拍板砖’。连专拣琐事唠叨，都让人视作勇敢，这究竟是柏杨的大幸，还是柏杨的不幸呢？”我的回答：这当然是不幸。不过，这也是不幸中的幸事。
柏杨、鲁迅毕竟挑开了铁屋的幕帘，让人呼吸到了一点新鲜空气。随着历史的前进，柏杨生活的那个狭小空间已经结束了。但作为一个时代，远远没有结束。因此，鲁迅、柏杨式的对社会对人性的研究与批评，不管他们拣的是天下大事，还是世俗琐闻；是鸡毛蒜皮，还是满汉全席，它们都有着鲜明的价值和不朽的功勋。说话的语境宽松了，讨论的氛围自由了，制度建设的箴言良策便会源源不断地涌现。鲁迅、柏杨时代不仅不应就此结束，还应当百尺竿头，与时俱进！
孔子与民主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蔡尚思先生以一百零四岁的高龄仙逝了。我读了施宣圆先生的纪念文章（载5月30日《文汇读书周报》），心有灵犀，颇具同感。蔡尚思，一位学者寿星，一位史界学人，一位真正特立独特行于探索的思想大家与哲学大家。他留下的精神遗产是宝贵的。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就提出一个振聋发聩的观点：“学术研究无禁区，学术研究贵在争鸣。”当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逐渐淡出舞台，孔子儒家登堂入室，并悄悄演变成一股带有席卷之势的国学潮流时，蔡先生不趋时尚，不跟风标，反其道而行之，向权威的时论提出异议。蔡尚思说：“我对孔子思想，有尊有反，尊中有反，反中有尊。”他针对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先生的“三分法评孔子”阐述了自己的不同看法。我是一直赞同蔡尚思先生给孔孟儒学的恰当定位的。儒家文化，该肯定的肯定，该反对的反对，该继承的继承，该批判的批判。蔡尚思先生曾经批评那种把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归功于儒家文化的人，认为这是胡说八道；批评那种说“儒家资本主义”可能脱胎于孔子学说的人是痴心妄想。至于有人认为“二十一世纪人类和平发展伟大复兴将求助于中国的儒学”，蔡先生几乎是不屑予以品评的。然而，直到现在，依然有国学研究者甚至把孔子的思想上升到启蒙的高度，说儒家学术可以富国强民，乃至存在（因为他是坚持封建秩序下的自治思想的小共同体的代表）可以萌发民主宪政的基因，这简直令人匪夷所思。我想，这种对孔学的不当推崇，如果不是一厢情愿的单相思，也是牵强附会的送错了秋波。
蔡尚思先生曾以日本为例，驳斥了上述谬论。他说：在古代，中国较进步，日本就向中国学习；到了近现代，欧美较进步，日本就改向欧美学习。把日本的富强归功于儒家文化是不符合实际的。假使有了儒家就可以导致富强，那么中国早就富强了。
儒家文化对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都只不过是一种精神教义，而不具有政治制度的法学强力。由于人性的复杂，宗教式的道义宣传根本改变不了皇权专制的独裁制度。因此儒家再好的思想，诸如仁者爱人，诸如“民为上，社稷次之，君为轻”等，都不可能导致宪政民主制度的诞生。法国哲学家福柯对“把解决社会弊端和恢复人民权利不是建立在制度的改变和法律的保证上，而只是寄希望于人道民本”的批判，就是对放弃制约人性恶、单一相信人性善的道德升华的否定。台湾新儒家学者徐复观先生对这个问题讲得更深刻更彻底更明白。徐复观认为，中国的政治思想除了法家，大多数都可以说是民本主义，主张民众是政治的主体，民意决定政治。然而，中国民本主义的政治思想为什么总是无法改变几千年的专制政治格局呢？首先出在儒家思想本身。儒家的民本主义虽然考虑到了君主应以人民的好恶为好恶，政治应以民意为依据，但儒家民本思想的主体性确立有问题。它不是以人民为主体，而仍然是以人君为主体，为出发点。不曾考虑如何（用什么方法）让人民自身实现民本体现民意。中国对于政权的运用形式，除圣君贤相之外，再也想不出其他办法。于是徐先生得出结论说：“儒家的千言万语，依然跳不出主观愿望的框框。这是儒家有了民主精神和愿望，而中国不曾实现民主的最大关键所在。”蔡尚思先生援用的日本例子，是对徐复观先生论点的最好印证。他说：“近代日本的富强是由于实行资本主义立宪、法制，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大机器生产所导致的。”读蔡尚思先生的遗文，深感他高瞻远瞩，深思熟虑，与高士卓识不谋而合，英雄所见略同。
儒家文化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创造的精神财富。它的伟大甚至可以与古希腊哲人的创造并驾齐驱，可以与古希伯来人的宗教神学相提并论。我们应当珍惜并弘扬它积极善良的学说精华，净化人的灵魂，组建仁义礼智信的合理的社会生活秩序，但儒家文化的局限性很大，且有很多沉渣，绝不是包医百病的万验灵方，它的最大作用也仅仅是在道德层面，即使具有善心的英明统治者想要实行仁政，他也不可能依仗儒学使国家走向真正的民主体制。儒家文化与当代全球化的普适民主价值相去甚远。民主制度是释放人民大众聪明才智的最佳渠道，是杜绝权力腐败的重要法宝之一，我们千万不可沉湎于封闭的文化祖产，自醉自大，坐失推进民主进程的良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