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乐美――一个非凡的女性] 莎乐美 王尔德
时间：2019-02-07 05:36:46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一八八五年，一部《为上帝而战》的小说在德语文学界引人注目，受到当时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哈特（Hart）兄弟高度赞扬。这部小说的主题就是当今大家熟悉的由著名哲学家尼采提出的问题，即人一旦失去了对上帝的信仰，那将会怎样？小说通过叙述一个自由灵魂的发展，以曲折的情节和富于哲理的对白，探讨了这个问题。小说还从多方面反映了时代的精神状态，并突出反映了教会传统教条式的上帝形象与渴望冲破束缚、争取自由的人们在世界观方面的矛盾和冲突。
这部小说的作者就是芦・安德烈亚斯・莎乐美（Lou Andreas Salome），在发表该小说时，她年仅二十四岁。这部小说是她的处女作。当时，因考虑到男性作者的著作更受读者重视，莎乐美在发表这部小说时采用了一男性笔名亨利・卢（Henri Lu）。为了能获得与同时代男性学者平等对话的资格，莎乐美不得不隐瞒自己的真实性别。在此之后她才开始用她的真名发表关于易卜生笔下女性形象的第二部作品和有关尼采哲学的第三部作品。
莎乐美的一生受到了当时各国时代精神的感染。在俄罗斯，正值取消农奴制度，宣扬自由精神；在欧洲，也正是旧传统面临挑战的时候。弥漫整个欧洲的这种时代气氛激励着一代人去从事文学和哲学的创作，尼采即是这个时代理想的杰出策划者。这种时代氛围给那些追求女性解放的女性提供了发掘自己个性的良好时机，当然也深刻影响了莎乐美。
在这个时期，从事文学活动的女性愈来愈多，通过写作，她们在社会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作为艺术家，她们首先关心的是自己的社会角色，许多女性通过撰写论文来参与当时的社会辩论。女性文学关注的焦点集中于社会文化的现代化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价值转变。寻找新的生活模式，对传统的本质提出质疑等，都成了辩论的热门话题。莎乐美就是参与这个时代思想建树的一分子。
莎乐美的著述受到过很高的评价，德国文学理论批评家索格尔（Soergsl）曾在他的著述《诗与时代的诗人》中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来阐述莎乐美的象征主义、新小说派、反潮流以及顺应潮流的观点。莎乐美的文学作品当时不仅在读者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而且也受到理论界的高度重视。尼采就曾被年仅二十一岁的莎乐美写的诗感动得潸然泪下。
莎乐美以自己的著述参与了一场文学大变革，理论家索格尔将莎乐美列入在艺术上持不同见解、具有批判精神的青年人。莎乐美在作品中提倡摆脱生活和艺术中的一切传统束缚。她的著作所产生的力量就在于：“它们把以激情为固有气质的艺术家引向对艺术赋有理解力的知识分子，把控诉者引向灵魂的分析家，把观察者引向推理者，将自然主义引向象征主义，将佐拉统治的时代引向尼采统治的时代。”
然而今天莎乐美这个名字并不是与她本人所作出的成绩与贡献联系在一起的。由于她曾与德国精神史上三位大思想家有过特殊关系，她的个人形象和历史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局限和歪曲。她并不被人们看作一个时代卓越的作家和思想家，而仅仅被看作尼采的追求 者、里尔克的情人和弗洛伊德的密友。
若要想在莎乐美与三位大师的关系中寻找他们更多的足迹，那么在这种寻找中会发现，不可能再将莎乐美与这三位男人的关系仅仅看作是他们生活中的一个插曲，人们会发现一种全新的关系，即“思想的挑战与应战的关系，理解与被理解的关系，思想的给予与思想的回应关系。”（萨尔勃语）
尼采对西方颓废文化的批判，在与莎乐美的长谈中得到了她出自个人经验的相同思索的回声。尼采多次为遇到这样一个与他思路和思维方式如此相似的人而感到庆幸。反过来，尼采的思想对莎乐美的文学创作也产生了很大影响。莎乐美不仅将尼采的思想融入了自己的创作中，还撰写了阐释尼采哲学思想的书。
里尔克的诗展现了现代人的灵魂痛苦，在寻找新的踏实感时，他失去了方向。与莎乐美的交往使他在茫然中获得了继续前行的可能。莎乐美以她对里尔克的爱参与了新诗的语言创造，而这一语言反过来也提高了她表达的愿望和能力。
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划时代地重新勾画了人的形象，他并没有像维多利亚时代的人那样，研究人的精神冲突和疾病，而是探索人的幽暗的无意识的力量，这一力量直接威胁着人类的最高价值标准。作为他的助手和密友，莎乐美参与了这一伟大的探索，并将她的余生献给了这一事业。
莎乐美独特的自然天性使她结识了许多当时最为著名的男性。他们之中不少人狂热地爱上了她，或与她结下了深厚友谊。这些著名男人除上述三人外，还有瓦格纳（W・R・Wagner）、托尔斯泰（L・N・Tolstoi）、布柏（M・Buber）、霍普特曼（G・Hauptmann）、斯特林堡（A・Strindberg）和韦德肯特（F・Wedekind）等。她对男人们经久不衰的魅力在于：她懂得怎样去理解他们，同时又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她明确的悟性，具有吸引力的幻想和冲动，以及敢于对抗传统的勇气，赋予她的个性以独特的魅力。尽管她与这些男人中的任何一个都相处得很投机，但她却从来不将自己归属于哪一位。在与任何一个男人的爱慕和友好的关系中，她都充分保持自己的独立权利，这样在她认为应该或是想要离开他们的时候，便不会产生麻烦。
在自己的生活中，她力图做到自己充当自己的导演，我行我素。对于爱情，她深知除了生理需要，还应该追求更多的东西，最重要的是灵魂的沟通与结合。两个相爱的人，只有共同感到达到了内在亲合性时，才能进入充实的爱的境界。莎乐美曾将“婚礼”称为“高峰时期”，在德语中“婚礼”（Hochzeit）一词由“高的”或“高峰的”这一形容词和“时间”这一名词组合而成。在这个时期，她认为两个相爱的人被引入灵魂相撞的状态时，就能从爱中获得比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强的创造力。带着这种精神与认知，莎乐美在爱她的男人们那里唤醒了他们潜在的创作力。与她相爱的男人，数月后就会有一本新书问世。许多人在她与那些男人的关系中看到的首先是“具有非凡能力的缪斯，男人们在与这位女性的交往中受孕，与她邂逅几个月后，就为这个世界产下了一个精神的新生儿”。（萨尔勃语）
在自己的一生中，莎乐美不断为自己创造这种“顶峰时期”。但是，她不得不在自己的爱情关系中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当她的爱在自己的自然天性中如潮水般退去时，她的情人们却仍然沉溺于对她的深爱之中，固执地欲将这一关系继续下去，到了最后，当他们不得不面对事实，看到莎乐美的爱确实已过了它的涨潮期，一切都已无法挽回时，他们便陷入极度的绝望与痛苦。他们中的有些人没能从这种痛苦中自拔，走上了自我毁灭的道路。另一些人却幸运地将这种痛苦转换成了艺术创造的动力，创造出许多真正有价值的艺术作品。
一位同时代的批评家曾这样刻划莎乐美的形象：“无论她走到哪里，总是一次又一次地掀起精神和情感的疾风暴雨，造成一条湍流。她从来不去关心这条急流带来的是祸还是福。她是一个强大的、百折不挠的自然威力，一个原始的、充满魔力的两性人，不具备任何女人、甚至男人弱点。这个仿古典艺术风格的两性人缺少那么一点人性的东西。她是一个太古时代的尤物。”（比得斯《莎乐美：一位非凡女性的一生》，第10页）显然，这一批评建立在这样一个逻辑上，即：既然莎乐美是一个女人，不是男人，也不可能成为一个男人，那末她就至少应该具有女人的弱点，至少应该通过这些弱点显出她的“女人特征”，没有这些女人的弱点，又不可能成为男人，那末她就必定是两性人。在此我不禁要问：究竟什么才是女人应该具有的弱点？准确地说，究竟什么是男人认为女人应该具有的弱点？是被动地表达？被动的承受？还是被动地、“人性地”等待他人开始和结束一切？
莎乐美之所以被看作“缺少那么一点人性”，乃因为她是一个女人。假如莎乐美是一个男人，那么就不会被要求具有男性的弱点来显示男人的特征。其行为就会被视作男性的理所当然。其反应与决定就会被视为由艺术家的艺术气质所导致的结果，不仅不会被看作是一个“太古时代的尤物”，相反会被视为一个充满人性的时代典范。
在当时，莎乐美的朋友们对诸如此类的批评以及对莎乐美的性格如此刻划提出了强烈异议。这些了解莎乐美的人看到的是一个富有同情心、不自负、极为人性的女人。在朋友圈子里，她常以富有感染力的笑声，具有真实意义的幽默给众人带来欢快的气氛。作为一个女人，莎乐美从未中断过对自己的哲学反思。她通过一系列文学作品，以一个孩子、一个拥有众多兄长的妹妹、一个少女、一个妻子，以一个情人、一个不是母亲的女人、一个艺术家和自恋者，向自己提问：我是什么？我能够是什么？她询问那个时代给作为女人的她提供了什么样的可能性，什么是那个时代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中哪些是阻止女性自我发展的障碍。最终，她选择了与那个时代相对抗的角色，目的是让她同时代的人在惊惶中看到，传统认为不可能的，事实上并非如此。
一些追求妇女解放的女性把莎乐美视为楷模，因为她敢于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自主地生活，自己导演自己的生活，为了捍卫自己的独立和自主，她从不顾忌与她相关的男性为此所付出的代价。她也从未终止过精神上的进取和自我实现。我们是否因此可以说，莎乐美是妇女解放运动中的一名斗士？这要取决于我们如何理解妇女解放这一概念，从什么角度来看待男性与女性的本质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在人格独立性方面莎乐美也可以算作一个榜样，然而也有人把她看作妇女解放运动道路上的一块绊脚石，与她同时代的女权主义者们就曾尖锐批评她关于妇女本质和女性与男性有根本区别的论点。因为对于极端的女权主义者来说，女人无论在心理素质上还是在能力上都与男人无任何差别。这样看来，我们并不能用一个简单的模式将莎乐美框套起来。(因版面缘故，本刊对此文有所删节)
（《一个非凡女人的一生・莎乐美》，[德]徐菲・维特曼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第一版，定价15.80元。）
编后语：编完这篇引言之后，想来还是要写上几句，以示歉疚和惶恐。歉疚的是未能在作者出书之前将这篇引言及时刊出，惶恐的是作者徐菲・维特曼女士因此“传真”要请律师打官司。想当初，周国平先生荐来此稿，《书屋》真是受宠若惊。记得当即就写了回信，表示留用，却并未敲定何时刊用，原因是编辑部来稿甚多，质量也都不错，打算按质量先后刊出，没想到一拖就拖到了现在，但确实没有也不敢有一丝半点的“占”稿之意。至于稿件未及时刊出是否就触犯了法律，据我等浅薄的著作权知识，好像倒未必。一是本刊早有启事，所有来稿在两月之内如果未能采用的话，作者自可另投他刊；二是人力财力有限，所有来稿一律不退，作者请自己留好底稿；三是由于杂志篇幅或者其他原因，编辑部对所有采用的稿件拥有删节和修改的权力，作者如果不同意删改，请在来稿时事先声明。然而，即便如此，徐女士的这份传真仍然使《书屋》忐忑不安，因为《书屋》所依据的毕竟只是中国的法律。若是徐女士一动怒，依据某款外国法律将《书屋》推上国际法庭，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因此，反复考虑再三，还是赶快发表为妙。为表示接受意见的诚恳，特将徐女士的传真也在文后一字不易全文刊出（签名手迹除外）。这对《书屋》是一个教训，但愿其他刊物也火烛小心，以免重蹈《书屋》的覆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