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科书：删得掉的文字 删不掉的“秘密”:文档删文字删不掉出现下划线为什么
时间：2019-02-10 05:29:49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如果不是偶然翻阅《古本小说集成》,如果不是生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拥有亿万青少年使用同一套中学语文课本的集体记忆,网友“洞庭湖边的野草”(下文简称“洞庭”)、一千二百六十六名跟帖者以及三十六万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就不会共同挖掘出这一雷人“秘密”。
“818(网络用语,扒一扒的意思)我们以前语文课本上被删改的文章吧!”――这篇由“洞庭”发出的网帖,迅速成为5月份天涯社区的热帖。“洞庭”发现,当年初一语文课本的文言文《口技》删除了“少儿不宜”的片段。
原来,在“妇人惊觉欠身”之后,小两口其实还“嘿咻”了一番――“(妇人)摇其夫语猥亵事”、“初不甚应,妇摇之不止,则二人语渐间杂,床又从中戛戛”。
受此例鼓动,众网友旋即人肉搜索出更多被屏蔽的“限制级镜头”。初三课本的《葫芦僧判断葫芦案》中,与薛蟠抢女人不成,反赔了性命的冯渊竟然是同性恋。被删除的片段说,“(冯渊)酷爱男风,不喜女色。这也是前生冤孽”。
被删的并非全都“很黄很暴力”。初二课本中,闻一多《最后一次讲演》中,曾高度评价司徒雷登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一位和蔼可亲的学者,真正知道中国人民的要求的”。可惜那样的时代不允许帝国主义代表享有如此正面的评价,只能是“别了,司徒雷登……”
这些被尘封的秘密,无不隐藏在1992年通过审查的九年义务教育新教材的中学语文课本中,1993-2003年间它在全国绝大部分中学统一使用,伴随并影响了“80后”整整一代人的成长与思想。
现在,时隔十年后,当年的学生们才恍然大悟,自己的教科书曾被如此“花季护航”。
大改动,零稿费,零纠纷
“这些文章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就已经删改好,一直沿用到九十年代。”人民教育出版社(下文简称 “人教社”)中学语文编辑室前主任庄文中告诉记者,“课文删改工作在叶老一手主持下完成。”
左翼文人出身的叶圣陶直接操办了新中国第一代中学语文课文的编选,并定下规矩。“入选文章要加工,思想内容要加工,语言文字也要加工,”庄文中回忆说,“文章要符合时代标准。当时的首要标准是新民主主义,爱国主义,思想主流。”
按照这个标准,《荷塘月色》中的“出浴的美人”显然是不符合的,“那个年代,女同志别说出浴了,就是露出肚脐都要受批判。”至于《口技》中的夫妻房事与《葫芦僧判断葫芦案》中的同性恋,别说小孩子,“成年人都不能看的”。
大改动,零稿费,零纠纷,这一如今出版业想都不敢想的罕见景观真切地在那一年代里发生着。
也有一丝毫毛都不能动的文章,譬如国家领导人和鲁迅的文章。朱德的《母亲的回忆》入选初中课文时曾引起过争议,编辑们认为标题有歧义,到底是谁的回忆?叶圣陶无权拍板,最后在请示中央有关部门后,获准改为《回忆我的母亲》。
鲁迅的文章最让当时的编辑们头疼,这位被供上神坛的大师写文章老写异体字,还总爱用方言。“他的作品要能改的话,一篇文章要改上百处,所以一字不改,就得在文章下面做注释。”庄文中说,比如《记念刘和珍君》的“记”虽然用错了,也没改成“纪”。
这一度让后来的“80后”们很困惑,1986年出生的刘倩记得,当年老师勾出鲁迅文章中N个“通假字”让同学辨别,其中就包括“记”字。
无论是大刀阔斧,还是毫发不动,此时的中学语文课本更像一位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妇女,爱党爱国、坚贞不移、人品高贵、思想主流,就是缺了点“人”的趣味与审美愉悦感。
与生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前辈们相比,刘倩们的上述烦恼简直“奢侈”――从1958年“大跃进”开始至1965年“文革”前夕,人教社紧随中央精神,将中学语文课本全盘政治化。尽管叶圣陶主持修订的经典文学作品仍有保留,但当年的中学语文课已基本没文学和审美什么事了。高中三年制教材中光毛泽东文章就二十多篇,此外还有《人民日报》社论、某省省委书记谈话,如《天不下雨不靠天,有水丰收万万年》、《大搞群众运动才能多快好省》……
“可改可不改,不改”
这些课文终于在“文革”结束后消失了。1978年,重新组建的人教社被统一拉到香山饭店闭关编写教材。“文革”前的最后一套教材被直接淘汰,叶圣陶当年主持编选的经典文章恢复了三分之二,新鲜的文章占三分之一。人教社前编审张厚感回忆,这三分之一基本全是时事文章。
时事文章必选时任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文章,这也算是当时编写教材的“潜规则”。此时,经典文章也并非原封不动地直接请回课本,个别当年被删的句子被悄然恢复。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早年入选时被拿下了一句话――“当你往孩子口里塞苹果的时候,当你和爱人一起散步的时候,朋友,你是否意识到你是在幸福之中呢?”“当年又是吃苹果又是和爱人散步的,太小资产阶级情调了,不够革命,叶老也赞同拿下,”张厚感说,“等到我们编课文时,吃苹果和散步已经不敏感了。”
此时的新编辑们对大家的作品已经秉持能不动就不动的原则了。仍有一些删节不可避免,“思想内容好”仍然是当时教材编写的首要标准。张厚感在编辑臧克家《闻一多先生的说和做》时,把“抽红锡包烟漂白了屋子”和“三个月不下楼不梳头”给删了,因为“这和1981年开始提倡的‘五讲四美’太不搭调了”。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随着文学界逐步恢复生机,课本备选新文章的选择余地越来越大。1987年,编辑们为了配合鲁迅《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文的教学,入选了王蒙的《论“费厄泼赖”应该实行》,文章强调新时代下倡导公平竞争的必要性。但令编辑们没想到的是,时代可以前进,也可以兜兜转转,1991年语文课本修订,王蒙这篇提倡资本主义公平、自由竞争的文章被拿下,“费厄泼赖”在中学生们的心中,旋又和“司徒雷登”一样,打上了标签式的反面结论。
这是现在的“80后”们上中学前的最后一次语文课本修订。此后十年,教材终于没再出现大变化,它最终成就了“80后”一代人的集体回忆与如今不小心翻出的雷人“秘密”。
“衣带渐宽”
大改动、零纠纷的罕见景观,还在延续着,一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一位叫张之路的作者出现。
张之路的作品《羚羊木雕》入选初中语文课本第一册。直到五六年后,他才突然接到一个朋友的电话,“你的文章上语文课本了”。
张之路半信半疑地骑上单车,到人教社“要本书,做纪念”,对方说没有多余的,他又骑着单车,上新华书店买了一本。回家一看,张之路才发现,文章标题改了,几大段删了,“妈妈”和“奶奶”的口气也变了;接受羚羊木雕礼物的“万方”也改成了“万芳”,大概是为了强调这是两个女生之间的纯洁友谊……
“如果真像张先生说的那样,我表示歉意,”人教社中学语文编辑室现任主任王本华说,“当时他还没写《霹雳贝贝》,还不算个腕儿,编辑可能就比较放手去改……”
此时,虽然思想内容好、语言文字好、适合教学仍然是编辑课本的核心标准,但编辑们已开始着重考虑文质兼美,酝酿部分删减内容的逐步恢复。
“时代在变,越来越多当年的禁忌已经成为常识,有些内容可以恢复了,但也不简单。比如《林教头风雪山神庙》里的暴力场面,‘……头割下来,把尖刀插了,将三个人头发结做一处’暂时还不考虑恢复,因为现在还有很多老师来信,嫌三拳揍死人的场面太血腥了。”比如《口技》中的房事,还要调查一下中学生的生理卫生课的开展情况;《葫芦僧判断葫芦案》被删的“酷爱男风,不好女色”,虽然同性恋已经一步步突破了法律惩罚、社会偏见和立法阻碍,但大部分中学生仍在农村地区。
曾经包裹严实的课本,也开始“衣带渐宽”,放在当年必定涉嫌敏感的内容正在以新秀的身份亮相课本。“90后”们依然繁重的读书时光里,已经能看到金庸的《雪山飞狐》(2007年北京版教材推荐阅读作品),知道普利策获奖作品《奥斯维辛没有什么新闻》(2004年人教版高一课本),还了解到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想》(2004年人教版高一课本)……
他们的课本里依旧有删改,但基本已集中于语法上的精加工。王本华告诉记者,1991年著作权法出台后,人教社不但开始给课文作者付稿酬,还要慎重考虑修改的法律底线,“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叶老的改法不会再有了,八十年代末对张之路文章的改法也不会再出现了。”
【原载2009年6月24日《南方周末》本刊有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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