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员的诞生冠军 [宇宙论：爱情的诞生、死亡与复活]

　　关键词：性欲　爱欲　爱情　灵魂　宇宙论 　　摘　要：帕兹认为，爱情与性欲、爱欲相关，但又远超越于它们。性欲是自然性的，爱欲是对性的带有文化意味的想象，爱情则是由对对象灵魂的发现和认同所引起的同对象身心融合一体的渴望。爱欲的政治化和商业化是爱情解体的直接原因，其深层根源则是：对世界的物质主义理解从人的身体中驱逐了灵魂。因此，爱情的复归要求认识宇宙的奥秘性，给灵魂和信仰留出地盘，从而使爱欲得到精神的洗礼与提升。
　　
　　爱情和宇宙论有何相干?爱情难道还有“诞生、死亡与复活”的问题?一九九零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兹(Octavio Paz)说，今天人们什么都研究，写下“各种多如牛毛的论人类性行为、性史和性变态的文章和论文”，但“没有哪项研究有略微提到爱情，提到西方爱情史及其现况”。可爱情却是“人类想象和现实的情感中心”，爱情的死亡不可避免地“将会是人类文明的终结”。帕兹的意思是：欲拯救我们的文明便要拯救我们的爱情，而对爱情的研究则终究会指向宇宙论，即指向对“宇宙和生命的起源，人类在宇宙中的位置”的思索。其作品《双重火焰――爱情与爱欲的几何学》即阐述了这一点。
　　
　　爱情的诞生：灵魂从性欲经爱欲的攀升
　　
　　在帕兹看来，要谈论爱情，首先便要“区别严格意义上的爱情与爱欲和性欲之间的不同”，因“这三者的关系是如此密切，以至于常被混为一谈”。借用基督宗教――但愿没有亵渎的――一个核心词语来说，性欲(sexuality)、爱欲(eroticism)和爱情(love)是“三位一体”的。当然，帕兹没有这样说。帕兹的话是：上述“这种混淆不足为奇：性、爱欲和爱情是同一个现象的各种方面，是我们称之为生活的那种事物的不同表现形式”。然而，正因为三者密切地相互渗透，才更需要清晰地相互分别。试想：如果没有圣父、圣子、圣灵的区分不是没有基督宗教吗?没有对性欲、爱欲与爱情的区分我们岂不与爱情失之交臂?
　　显然，对性欲毋庸着墨太多。教育、资讯、传媒、社会习俗的变迁早已撩去了性的面纱。不仅异性恋之性，连同性恋之性人们似也已了然。对性在爱情三一体中的位置，帕兹除了说性在其中“最古老，最包罗万象……性是原始的起源。爱欲与爱情则是衍生于性本能的两种形式”以外，便未多说什么。但帕兹说，生命现象是整个宇宙现象疆域的例外，双性交合繁殖又是生命现象的例外。试想，这该是一个多么含蕴神奇的洞见?如果帕兹不是因为觉得读者“性知识”太丰富了而怕惹下厌人之嫌，我们的“性知识”岂不又丰富了些许?我们与帕兹的性智慧失之交臂了。
　　但对爱欲，帕兹则说了很多。爱欲与性欲相同的地方在于它是一种做爱的欲望。“就起源而言，爱欲是性，是自然”，是动物性欲之根上抽出来的叶茎。“爱欲活动的主角是性，说得更准确点，是两性。复数是必要的，因为即使在所谓独自的快感里，性的欲望也总会虚构出一个假想的他人……或者多个他人。”这便说到了爱欲同性的一个区别，即“想象”对性欲望的参与。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希腊神话里牧神潘(Pan)占有一个不可轻视的位置；这还可以解释为什么一味纵情酒色的狄俄尼索斯(Dionysus)会成为奥林匹斯山上十二主神之一：希腊神话文化本质上是一种爱欲文化，是人用“想象”来想象“性”的文化。并且，不仅仅神话，连“人话”何尝不如此?帕兹提到了希腊了不起的女诗人萨福(sappho)的一首诗歌：
　　我的舌头沾在干燥的嘴里，／浑身如有温火蔓延在皮下，／我的双眼看不见，两耳疼痛／耳朵深处阵阵轰鸣。／我浑身冷汗直冒，／我颤抖，我比枯草还苍白。／我半死不活，在垂死之际，／厉声尖叫。
　　帕兹说：“我觉得，说古希腊绝大部分的诗歌是表达爱欲而不是爱慕之情，并非轻率之言。”显然，萨福这里写下的是性欲体验，是性爱中的肉体感觉。它和性欲的区别仅在于：它不再是纯然的交媾本身，它被同想象连了起来，在想象中被“意象”化了，“想象把性变为礼仪和仪式”，于是，爱欲也就是“肉体的诗歌”――这句话的另一半是：“诗歌则是语言的爱欲……而押韵则是声音与声音的交媾”。帕兹的“想象”真是太富于想象了!
　　看来，人类真要庆幸和感谢自己拥有想象了，因它使人告别了纯粹动物的性欲，使之获得了属人的品质，将性欲提升为属人的、唯人独有的爱欲。帕兹说，这种提升还表现在性欲以生殖为目的，而“爱欲把繁殖放入括号”，使性摆脱了生殖之束缚而自由。这种提升与自由还表现在，动物的交媾方式千篇一律，并受“发情期和性休眠期”控制，但“爱欲的仪式和游戏却无以数计，而且会在欲望――幻想之父――中不断变化”。不难看出，想象所以能带来从性欲到爱欲的提升，一方面，因想象唯人独有，故其之介入自然赋予性以属人的品格；另一方面，作为一种心智活动，想象本身便是对现有之物的超越，故其对性欲的参与自然使之升华。
　　然而，爱欲却远非爱情，两者有几个根本不同。
　　(一)爱欲是占有的、索取的，只愿想象单向度地从所欲对象获得快乐，不愿想象向对象的奉献；爱情则是非占有的、奉献的，甚至可为所爱者牺牲生命。
　　(二)爱欲像一个浪荡子，他“几乎总是激烈反对将肉体臣服于一个超验目的的价值和信仰，不管它们是宗教的还是伦理的”。也就是说，爱欲抽掉了所欲对象的灵魂或心灵，或至少是将对象的灵魂推到了其肉体背后，以肉感的快慰拒斥心灵的交流、应和；爱情则缘于灵魂的呼应，缘于精神、心灵的相知、相契、相悦，恰是灵魂、精神或心灵的彼此发现，才使得人发现对象的身体就是他／她自身灵魂或精神的“道成肉身”。在这种情形下，他／她当然渴欲对对象身体的贴合，但由于此时的身体已然是精神的化身，是肉体化的灵魂，“身体变成了声音、意义，与灵魂”，身体的触摸和交合不啻乃心灵的互语和交流。因有爱情，“对于恋人来说，身体会思维，灵魂可以抚摩”。“对这个恋人来说，被欲望的身体是灵魂”，而这个灵魂则要“透过身体与皮肤来理解”。
　　(三)爱欲由于抽出了对象的灵魂，只将对象视为满足欲望的无灵魂的肉体，从而将对象变成为失去了主体性、人格性的客体，成为纯物质的“它”，虽然是一个“美”的它。与此相应，爱欲之浪荡子也同时使自己成为无主体性、无人格性的客体，“浪荡子其实渴望自己没有感情”。而爱情却是在对对象灵魂的发现、认同之后才发现、认同了对象的身体，并从而使双方的主体性和人格都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呵护和保全，因唯有呵护、保全对象的主体和人格，自己才能获得相应的呵护与保全：“爱情不是对美的欲望，它是对完整性的渴求。”
　　(四)爱欲之对象是非独占性的，是多；而爱情之对象则是独占的，是一。“独占性标志了爱情和更大的领域――爱欲之间的边界”，是爱情的“第一元素”。并且，另一方面，爱欲之非独占性却剥夺了对象的意志自由，因其抹杀了对象的主体 性及人格性，故其虽是非独占性的，却是宰制性的。而“爱情的独占性要求相互的交换，也就是另一个人的同意，他的或她的自由意志。因此爱情的独占性又必然要求爱情的另一个元素：自由”。
　　总之，区别爱情与爱欲的唯一标志在于：爱欲是由灵魂的契合引起，还是由肉体的诱惑引起。前为爱情，后为爱欲。爱情之历史东西方各异，但只要是因灵魂而爱肉身，那便是爱情的诞生了。帕兹将二世纪罗马作家阿普列乌斯(Apuleius)《金驴记》中凡间女性普赛克(Psyche；该书译为“赛姬”)与爱神相爱的故事称为“严格意义的爱情最早出现的面貌之一”，因普赛克乃人之灵魂的化身。“有数不清的故事讲述神爱上了凡人，但这些故事本质上都是感官肉欲的，没有一个故事里被倾慕者的灵魂会有任何吸引力。阿普列乌斯的故事预示了一个爱情的远景，千年之后必将改变西方的精神历史。”这个“千年之后”即：“十二世纪，在法国，爱情终于出场亮相了，它不再是个人的谵语，也不再是特例，或是失常脱轨，反而是高尚生活的理想。”
　　帕兹说，这种爱情有一专门称谓：“骑士之爱”(couytly love)。骑士之爱堪当“爱情”之称，端在于灵魂、精神对肉欲或爱欲的统驭。“骑士爱情不是庸俗的爱，只知交媾和繁殖，它是一种高尚的情操……一种禁欲主义和美学。”当然，骑士“爱情的极致就是交合”，远非柏拉图那种决然的精神之恋。但即使交合也同样远非牧神潘那种纯然肉身爱欲之奔涌，灵魂或精神的统驭已然在场。“在肉体结合之前，还有一个中间步骤叫做assag或assai：即爱情的考验……考验有好几个阶段：侍奉贵妇早晨起床或夜里就寝；凝视她赤裸横阵的玉体(女人的肉体是个小宇宙，在玲珑有致的曲线中，峡谷、山丘、森林，整个大自然都豁然可见)；最后，与她同床共枕，万般抚爱，但不得交合(coitus in-terruptus，交媾中断)。也许可以说，灵魂对爱欲的约制在中古修道院的情侣身上达到了完美之境。诚然，他们的“性”并不自由与频繁，但爱情的幸福、甜蜜、热烈与诗意，有多少人能比之?海萝丽丝写信给心上人阿拉贝尔，称呼为：“你的海萝丽丝向我的阿拉贝尔致意!”妩媚旖旎而又爱欲之情闪耀洋溢，没有对爱欲的某种约束、抑制，这岂是能想象的?弗洛伊德(S．Freud)是对的：文明生于对性本能的某种压抑，爱情是文明，因其不是时下的性自由――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如此美好的爱情，也许必得有性的某种抑制为代价?
　　
　　爱情的死亡与复活：同灵魂和宇宙的来源相关
　　
　　对于眼下从未经过骑士爱情“考验”的市井男女，一定要被骑士们“文雅之礼”(courtesy)的愚蠢笑得直不起腰的，因为他们一旦有爱欲便径直开房间上床了，我们也许真的已经临到了一个肉身时代或性自由时代。帕兹说，性自由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西方学生造反运动“留给我们的遗产……在这个意义上，学生运动不是一场革命的序曲，而是一场斗争最后的神圣化”，且其神圣化的当是早被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和洛克(John Locke，1632―1704)神圣化了的包括人的肉身在内的自然权利，“性自由”只是在将身体的自然权利神圣化之上又加上了浪漫化。只是太不浪漫的是，浪漫的爱情也由之而被葬送了。
　　自然权利对爱情的暴力从两个方面展开。
　　一是爱欲的政治化，即寻求身体要求的合法性。其突出的表征是女权主义运动的兴起与同性恋者对自身权利的伸张，性成了“政治辩论的一个问题”。帕兹写道：“在西方，一战后出现的现象再次重演，一种新的、更自由的性道德获胜并且大大普及。但是在这个时期有两个特征是以前没有的：第一，妇女和同性恋者积极与公开的参与；第二，这些团体要求平等和承认差异的呼声中的政治调门。”身体政治化的结果是：“政治吸收了爱欲并转化了它：它不再是一种激性，而是一种权利……爱欲一方面赢得了合法性，但另一方面――激情和精神性――却消失了。”
　　二是爱欲的商业化。获得了政治合法性的爱欲自然可以理直气壮迈进法律所保障的公共世界。政治“允许男女的肉体形象公开租赁展示，甚至连最隐秘的部分也不例外……现代性使人体不再神圣，而广告则把人体当作销售工具。电视每天都向我们展示美丽的半裸人体来推销某种啤酒品牌、家具、新型汽车，或是女裤。资本主义把爱情变成了财神的雇员……爱欲成了广告部门和商业的分支”。
　　帕兹向我们指出，政治化和商业化，这种假爱欲之手所实现的对爱欲的暴力是非常可怕的，它直接异化(alienate)了爱欲本身。性自由“使爱情堕落，它腐化了人类的想象，使感觉枯涩，使性自由变成了性服务的假面”。必须强调，“想象”的腐化不仅对爱欲是灾难性的，而且对爱情更是灾难性的。依帕兹，性欲是爱情之根，爱欲乃爱情之茎，贫乏、瘦弱的爱欲之茎如何支撑得起丰美的爱情之花呢?贫乏、“枯涩”、单薄、迟钝、空虚的爱欲岂能为芳美的爱情提供必需之营养?爱情之花有“九百九十九朵玫瑰”，那可得不少养料呢!
　　帕兹更深刻的地方还在于，他让我们看到：如果说爱欲政治化、商业化是扼杀爱情的双手，那么，物质主义的现代科学之世界观则是使这双手运动起来的神经。爱欲政治化、商业化能大行其道，是由身体的自然权利核准的；自然权利能充此标准，则是由物质至上的现代科学核准的；而科学所以是扼杀爱欲、爱情的神经或首脑，乃因其断言世界没有灵魂，人是物质的、自然的存在；而人，作为物质，只是“一个会腐朽的肉体，是一个分子相互作用的整体……只是一台机器”。当然，在此人仍被认为是有心灵的，但此处被认作“心灵的东西只是微细粒子构成的整体，这些粒子像构成原子的基本粒子一样：电子、质子等。那些使心灵的每个部分可以运动的力，与那些连接和分离原子粒子并使它们在空间四处运动的力，没有什么不同，也不可能不同。它们就像构成一台大电脑的运作一样”。
　　不言而喻，灵魂历来被认为独立于、外在于并高之于物质――肉体――的，当其成了物质或肉体的功能时，自然它也就死了。毋庸赘言，在这里我们不能详述各种灵魂说，但灵魂说总是同宇宙的神圣性、同宇宙创造者的神圣性连在一处的。“古人在凝视夜空时看到了充满生命的几何，他们看到了秩序……看到了存在与善本身。”如今这些已不复存在，宇宙成了了无生气的物质，宇宙死了。于是，灵魂死了。接着，人死了。人成了由没有灵魂的分子、原子、电子等相互作用制造的雌雄荷尔蒙驱动下的爱欲机器了：机器正轰鸣不已。看哪，这岂不令人困惑!人类几千年的文明都做了些什么呢?古代的宗教和哲学都一齐高扬灵魂、精神，申述其对肉身的优越与主宰，如今怎么颠倒了过来呢?刘小枫引用舍勒(M．Scheler)的话说：“中古时代是欲望的禁欲，以便把目光投向神性境界；现时代是精神的禁欲，以便把目光‘投在人之本性 中最低下，最具动物性的方面’。”难道人类文明几千年的奋斗只不过为了能够“文明”地即以科学的理由宣布自己乃无灵魂的机器或动物?难道爱情在几千年里的挣扎只不过为了能够像武汉的池莉女士小说说的那样“不谈爱情”?难道人的身体真的如此可怜、低贱，只配滋味贫乏的爱欲快餐而不配拥有连生命也可为之捐弃的丰盈华美的爱情?帕兹对性自由的立场也许同布列东(Andre Breton)的一样：“他并非新兴的性自由的敌人，但他拒绝把性自由跟爱情混为一谈”，试想，若一个人有很多、很自由的“性”，但没有爱情，却因被性自由所陷溺而失去了爱人和被人所爱的自由，这人该有多么可怜!另一方面，如果人们不愿如此，那么，敢问问题出在哪里?如果真欲死去的爱情复活，那么，显然须真的先要让灵魂复活，要先胜过扼死了灵魂的物质与科学。但在物质、科学以似乎令人无法反驳的逻辑表明了自己的合法性的时代，为灵魂招魂真的还有可能吗?或许出路是回到柏拉图(Plato)的智慧，劝告人们：热爱美丽的事物――当然包括美丽的肉体――是可以的，但不要沉溺于、宥限于它(他／她)，而要顺着爱的阶梯不停向上攀登，直到最终观照比一个个美的肉体要美到无限的“美本身”?
　　也许，使物质驱逐了精神、肉身驱逐了灵魂、使动物本能驱逐了神性境界的根本原因在于：人类文明迄今尚未创造出使最确定无疑的科学和最具哲学品质的哲学都不得不认同的一种宇宙论，并且，这种宇宙论还要不可辩驳地辩明了世界和人类源于一位至高人格神的创造，这位人格神――即上帝――还赋予了人灵魂，即让人拥有了上帝的形象。否则，凭什么说人真的不能没有灵魂，凭什么说唯有爱情之爱欲而不是性欲之爱欲才是性欲的最完美的满足与表现呢?
　　显然，重拾柏拉图的智慧是不可能的。这不是说爱难以构成引领人向更高精神境界攀升的某种阶梯，而是说柏氏的爱本身就不是爱情的爱，而是爱欲的爱。爱情之爱意味着爱的独占性、独一性，柏氏之爱则是以爱欲对象的不断变换、转移为前提的。事情恰好是：柏氏爱的阶梯在精神气质或本质上是与浪荡子和性自由的爱相一致的，爱观中的柏拉图可为神话中的宙斯(zeus)。另一方面，柏拉图爱观之不可取还在于他的爱情是非委身的，他只“观照”那永恒之美的理式，而不能同之融为一体，爱情之极致要的则是双方身与魂的熔融交合。柏氏之爱是同性恋性的――《会饮篇》里谈情说爱的可都是男同志哩――而不是对异性“他者”(the ofher)的爱恋。因此虽然柏氏之爱中似乎有贬抑肉体的崇高而赞美纯粹的灵魂，但那却是浪荡子的爱欲的灵魂，而不是爱情之灵魂。浪荡子是柏拉图式的贱民，柏拉图则是浪荡子式的贵族。柏拉图――以及整个希腊哲学――高扬灵魂，但由于推动灵魂上升的动力是单向度、非独占、非主体性的爱欲，它将灵魂推上了天，但最终又使之重重地坠落下地――这岂不是“爱欲的狡计”?如果我们再往下思想，想到在柏拉图爱的阶梯上向上攀登的灵魂靠的是人自己的力量，这一点便更加清楚了：靠自己而登上灵魂高峰，这不是像人类始祖那样自以为大吗?这样地登上高峰或天庭的灵魂如何不最终陨落，就像灵魂在如今的死亡?当然，它毕竟曾经给人了灵魂之光，基督宗教说的“撒旦是‘天堂里落下的一颗火花’”，莫非正是对柏拉图式灵魂之死的象征或诠释?
　　显然，如果说人有灵魂，如果说灵魂不是分子、原子等的物理和化学运动的产物，便只能说其由上帝所赋，如《圣经》之所云。但若说上帝赋人灵魂，自然便是说上帝造人、创世，是说到了基督宗教讲宇宙来源的创造论(creatism)，可创造论在科学上站得住吗?
　　 帕兹于是说到了“大爆炸”，说到了一九七七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史蒂芬・温伯格(StephenWeinberg)的《最初三分钟》。帕兹说，若说大爆炸前是一无所有，是无，而纯然之无又生不出有，但世界却毕竟有，“这就把我们直接带到结论，这个结论就是犹太－基督教的非理性的基础：太初，上帝从虚无中创造了世界”。虽然这仍然是个“谜团”，但是，“科学假说比《圣经》本文更神秘，因为科学干脆把创造的动力因省略了……从严格的逻辑观点来看，科学假说比宗教信仰更站不住脚，没有一个全能的创造者，存在怎么能够从虚无中出现?”
　　帕兹相信只有对世界及人的来源问题的探究，只有合乎逻辑的答案之被究明，被科学所扼杀的灵魂才有可能重新被唤醒，从而才可能有爱情的复活，而上帝创世则显然是各种可能的宇宙论答案中最合逻辑的一种。不过，帕兹也未将科学说得一无是处。他说，正是“大爆炸”理论等科学的巨大进步，才重又将宇宙的起源问题提到了哲学的议程上来，而哲学在最近的两个世纪里已停止追问这个问题了。科学如今日益接近于哲学了，这是当感谢科学的地方，“是我们极大的幸运”。这使我们有理由希望：人类能够在充分性自由之后，能够在身体的自然权利得到充分的伸张之后，创造出更纯洁清澈、更丰富深邃、也更令人心驰神往的爱情?
　　帕兹的书表明，在浪荡子的泥潭里，爱情的火焰也仍在燃烧。“根据《权威辞典》的解释，火焰是‘火最精华的部分，它向上摇曳，以金字塔的形状攀升”，也许情形如下：即使在今天，那位于金字塔顶的人，那在“火最精化的部分”的人，就是那仍葆有灵魂，仍以灵魂寻觅着自己身体之外的另一个身体的人，心中仍存有纯真如少年的“爱欲与爱情：生命的双重火焰”。
　　(责任编辑：水　涓)
　　作者简介：刘光耀，湖北襄樊学院神学美学研究所所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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