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狭缝间的两扇门] 一间房两扇门
时间：2019-02-11 05:31:33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摘 要:“五四”女作家对情爱主题的书写是当时异常夺目的组成部分｡它从内部世界的角度展示了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以及觉醒后所面临的复杂的性别境遇｡这种主体意识觉醒包括对爱情婚姻的追求与退缩,对两性关系的批判与质疑以及同性间的情谊与爱恋等,然而由于“五四”女性表达话语的缺失和女性意识的稚嫩,这种主体意识常常游移于传统与现代､禁锢与自由､激情与理智的狭缝中而踟躇不定｡但是它毕竟勾勒出“五四”女作家已经“觉醒”并具有了较鲜明的主体意识,从这个侧面透视出女性主体意识萌芽期的阶段性特征,从而对历史长河中女性文学的研究具有筚路蓝缕的重要价值与意义｡
关键词:“五四”女作家 情爱小说 主体意识 性别体验
二十世纪以来,随着社会革命的此起彼伏,如辛亥革命､“五四”运动都对传统女性观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尤其“五四运动”,它作为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将传统理性中被虐杀的“人”､“自我”､“个性”､“平等”､“自由”等作为一个时代的精神价值追求｡周作人曾把“五四”人的发现与女性的发现相提并论,认为人的发现的突出贡献是女性的发现｡这样,女性终于“浮出历史地表”,在时代的潮流中占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她们呼吁男女平等､人格独立和精神自由｡《新青年》发表的《本志宣言》说:“我们相信尊重女子的人格和权利,已经是现在社会生活进步的实际需要”,女子相对于男子独立的权利提到人格的高度加以论述,这就标志着女性主体意识开始觉醒｡冰心有一句名言:“我首先是一个人,然后才是一个女人｡”①庐隐也说:“不仅仅作个女人,还要作人｡”②然而,由于中国没有发生过独立的妇女解放运动,每一次妇女的解放都附属于大规模的社会革命或思想文化革命｡“妇女自身不是目的,妇女解放只是一种标志,一种争取社会进步的标志,一种反封建的手段｡”③正因为中国没有产生自己独立的妇女理论,缺少一套自我的思维方式､价值体系､评判标准和语言系统,因此“五四”崛起的第一批现代女作家及其作品在书写女性自我主体意识时常常陷入尴尬与失语的境地｡
爱情是女性文学中最为重要而永恒的主题｡拜伦说:“男人的爱情是男人生命的一部分,是女人生命的整个｡”④因而,“五四”时代首先“觉醒”了的女性,她们高举爱情自由的“旗帜”,向封建传统礼教以猛烈的冲击,既与当时个性解放的时代总主题相呼应,同时又没有丧失女性性别体验的真实表达｡其中冯沅君对爱情的呼吁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旅行》描绘了一对在校读书的异性青年隽华和士珍,为完成“爱的使命”,一起到外地旅馆同住了十天｡《隔绝》和《隔绝之后》记述了这对青年如何受到家庭的高压和隔绝,而不能在一起,因此两人先后服毒而死｡这几篇小说突出表现了“五四”新潮给中国男女青年带来的现代性爱觉醒｡他们以恋爱为中心来捍卫人格独立与意志自由,隽华斩钉截铁地说:“生命可以牺牲,意志自由不可以牺牲,不得自由我宁死｡人们要不知道恋爱自由,则所有的一切都不必提了”(《隔绝》);“爱情都是绝对的,无限的,决不能因为甲部分牺牲乙部分”(《隔绝之后》)｡但是,她们这种对爱情的大胆追求与反叛只限于心灵的沟通,而不涉及性的关系｡“相处十几天而除了拥抱和接吻密谈外,没有丝毫其他的关系”(《隔绝》)｡
在“五四”女作家情爱的书写中,这种“灵与肉”相分离的现象广泛存在,如《归雁》中的纫青与剑尘;《象牙戒指》中的沁珠与曹子卿;《父亲》中的“我”与继母等｡因而一些评论者都会不无遗憾地批评女作家有意规避性爱题材的深度描写,从而对“五四”时期女性爱情的真实性产生怀疑｡然而我们却不能否认,为附和时代爱情的定义,有意去规避“性”问题,并不意味着其中女性体验的虚无和沉寂｡如“我只觉得对于晚上将要实现的情况很可怕――但是仅仅用害怕二字来形容我所觉得的也不曾妥当,因为害怕的情绪中,实含有希望的成分”(《旅行》)｡这是一个少女对她那具有使命意义和人生意义的初夜所产生的希望与恐惧｡不论对于哪个女孩子,这种对于性的梦想本身就包含着很多惴惴不安的因素｡因而她在美妙的憧憬中显得异常的烦躁､兴奋和不安｡即使书写“高门巨族的精魂”的凌叔华,也在以另一种方式展现着旧式家庭里的女性的独有心理体验｡如《吃茶》中的芳影一次偶然机会认识了从国外归来的留学生王斌,他的一举一动使她生出幻想和错觉,使她坐卧不宁与暗怀期待,这无意搅动了她少女的情怀｡从这些文本的解读中,我们感受到的是一个个真实少女的性别体验与女性经验｡当然对于非常时代的非常女性,“五四”女作家背负了太多的时代责任､角色义务和社会压力, 她们专注于精心塑造“叛逆”一代的社会形象,与整个时代相呼应,甚至不惜冒着被男性话语重新规定､整合的危险,与男性一道作为反封建的同盟军｡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那个时代觉醒了的女性所独有的性别体验与女性自我,虽然这种性别体验的表达还是非自觉的､无意识的,还没有成为她们真正的写作目的和文本主体,然而毕竟已经萌芽并走上了轨道｡
“五四”女作家对时代激励下走出家庭､获得了婚姻自主的知识女性的命运和处境,也做出了生动具体的反映｡如庐隐的作品《前尘》《胜利以后》《幽弦》《何处是归程》等真切细腻地描写了在婚姻问题上“胜利以后”的女性们不可名状的失落感和复杂矛盾的精神状态,不仅反映了一代知识女性的精神苦闷,而且展示出现代女性对自我价值的追求和人格独立的要求｡当然对这种两性关系契入最深的要数凌叔华｡她笔下的《酒后》《春天》《花之寺》以及《他俩的一日》等,都发生在一类新型家庭中｡这里的新妻子除去妻这一传统角色之外,还具有“五四”时期显著的“人”的要求,包括理智､精神追求､情感需求｡《酒后》描写在一次家庭宴席之后,女主人公采苕在与丈夫几次三番的交涉中,最后才征得他的同意去吻一个她钦慕已久的异性朋友;《春天》里的女主人公霄音在恼人骚乱的春天惦念一位病魔缠身的倾慕者｡在这两个故事里,可以看到女子心目中除丈夫之外的另一男子形象,他对夫妻之间的关系并没有构成一种威胁,而只是十分微妙的女性心理补偿｡这种女性所特有的内心体验,是微妙而复杂的､难以言说的｡对于采苕而言,子仪只是一个象征,她只是想完成她少女时的梦想｡在这里,“她冲破妻子的那种隶属､忠实､爱丈夫的角色,而变成为心怀憧憬的､幻想着的､追求着的性别自我”⑤｡当她从丈夫那里得到这种愿望要求时,却又“不要Kiss他了”,在这里她的这种要求只是想证实自己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自我的主体而存在的,而不是属于某个人｡同样在霄音那里,她在春天的那种烦躁不安的心情正是既做妻又做“人”的两重关系冲突的表现｡无论是采苕或是霄音的举动无疑是对男性统治结构的一种挑战与叛逆,说明她们的存在不仅仅是作为他们的妻子,而且有自己的精神追求｡作者曲折闪现了时代飓风在某些知识女性心海中所荡起的一点点微波涟漪｡
显然,“五四”女作家不仅仅表现了女性要求走向社会的愿望,做独立人格的女性,而且还揭示了两性间､恋人间､夫妻间的那种不可互通之处｡这一点在苏雪林的《棘心》中也有所表现,醒秋两次写信期盼着自己的未婚夫叔建能来法国和自己相聚,安慰少女那颗干涸的心灵,却两次被不通情感的他所拒绝;其实他并非有意,只是难以理解她的想法,更别说进入她的内心世界了｡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女性性别意识觉醒之时的最初“骚动”,它具有区别于男性的独立的生命体验｡如果说男女双方自由恋爱获得的胜利是向传统的一种示威,性别意识被湮没于双方的构建中;那么胜利后的“两性世界”中,女性才真正体会和感受到她的爱人､丈夫､最亲密的人,并不想或不能深入她们的内心世界,这不能不让她们感到“迷惘”｡但是当作家刚刚深入之时却戛然而止,而以温和的态度,在机智的叙述中或戏谑调侃中一切归于平常,让她们处于一种被压抑的状态中｡她们所涉及的女性群体的一些独有经验,仅仅是“浮光侧影”,让人扼腕叹息｡
随着“五四”觉醒了的女性文学,女性终于从“被书写”的幕后历史步入了舞台,随之出现了一系列表现同性情谊的文本｡“五四”时期的同性情谊常常是被动的,是“以同性友爱的围墙来防守和掩饰对异性爱的若即若离､似迎似拒”⑥;或作为一种对异性爱的前景悲观､恐惧或抵触的对立情绪产物｡庐隐《海滨故人》中建构的“女儿国”是一个同异性隔绝的天地,在这个天地中,女性之间游走于介乎友谊与爱情之间的暧昧情感,而异性情谊则在潜意识中受到压抑｡露沙幻想着“海边修一座精致的房子,我和宗莹开了对海的窗,写伟大的作品;你和玲玉到临海的村里,教那天真的孩子念书,晚上回来,便在海边的草地上吃饭,谈故事,多少快乐……”这种“退隐西子湖畔”的女儿国便是以同性友爱的围墙来拒绝异性的介入｡结尾露沙在海滨建造了一所精致的小庐以纪念曾经的存在以及那份难以割舍的情谊,当然其中包含着一种难言的心理:一种是对于处女之身的留恋,一种是对于异性爱的恐惧和不信任｡在另一些作品中还可以看到对同性恋倾向的描写｡庐隐《丽石的日记》描写丽石与沅青近似同性恋的情爱,因沅青的结婚,她终至忧郁而死｡作品明确指出:“丽石是死于心病,不是死于身病｡”凌叔华《说有这么一回事》写到了一对扮演罗密欧､朱丽叶的女学生云罗和影曼相爱,她们形影不离,同床共枕,俨然是对夫妻｡这一方面反映了那个时代刚刚挣脱男权牢笼的女性对男性的不信任感以及随之带来的排拒心理,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女性世界自我的相互认同与精神支撑,只有在这里她们才能真正感到一种心灵的自由与解脱｡庐隐《飘泊的女儿》中的畏如与星若更是对男性世界进行了彻底的否定与批判,“世界上的人都坏透了,尤其是那些男人,从前那样热烈的追逐着,恳求着,而到现在紧急的时候便想求他们帮帮忙就没有一个人肯理睬了,你想怎么不叫人伤心”,因此畏如恳求星若“我这一生只要有你爱我,什么男人我都不要了”｡
其实,对同性恋的描写在两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已不乏例子,只是女性同性恋在传统的男性社会中被认为是邪恶的病态的,因此只能隐藏在历史的黑暗处｡只有到了“五四”这个时代的大解放中,它才得到正面书写,而且有其独特的价值与意义｡它不仅表现了女性终于在历史的舞台上有了言说自己的权利;而且还揭示了女性视域中所感受到的男女两性之间的隔阂,表达了女性真实的心境与体验,体现了女性最强烈的性别意识｡这种远比异性爱得更真挚的同性爱无疑宣告了对男性文化的彻底的批评态度｡黑格尔曾说“存在的即是合理的”,同性爱的书写本是文学作品中一类正常的现象,但是囿于时代社会世俗等方面的原因,这些作品都无一例外地以悲剧结尾｡可见对男权文化的突围和对新型女性关系的建立,还有待后继的女作家去反省与建构｡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知道,“五四”刚刚觉醒的女性的主体意识还很孱弱,女作家对情爱问题的书写还多流于神圣化､观念化与概念化｡因此我们在阅读中总是感到言犹未尽,那种遮遮掩掩､骨鲠在喉的感觉,让读者不能尽兴｡当然这里面有着复杂的社会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因素,因此尽管她们从地下空间走出,浮出历史地表之时,却还没寻觅到一片自己的､足以立脚的地方｡她们缺少一套属于自己的思维角度,自己对传统的批判,自己独自标榜的价值标准及语言系统｡正如阎纯德先生所说:“当‘五四’惊雷炸响,大地经历了一场春雨的洗礼,‘娜拉’的觉醒,要冲出封建牢笼,但又不能走得太远,这是那个时代的局限｡”⑦但是在对爱情婚姻､两性关系､同性间爱恋的书写中,却分明透露出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尽管显得那样稚嫩,处于一种朦胧的无意识的表达中,但是毫无疑问她们已经迈出虽“蹒跚”但坚定的“第一步”,为我们记下了那个时代女性独有的心路历程,并为后来的女作家进一步探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一点功不可没｡
(责任编辑:解正德)
作者简介:眭海霞(1979- ),山西昔阳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2005级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国现当代小说及作家研究｡
①④ 朱德发:《20世纪中国文学理性精神》,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50页,第464页｡
②肖凤编:《今后妇女的出路》,《中国现代作家选集・庐隐》,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35页｡
③张岩冰:《女权主义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91页｡
⑤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6页｡
⑥刘思谦:《“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54页｡
⑦阎纯德:《论女性文学在中国的发展》,载《中国文化研究》,2002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