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忘却的纪念】

　　之所以借用鲁迅散文的题目，就是因为在这段历史的空白处，我想为了这个民族记忆的遗忘而说上几句本不想说的话。 　　 今年是七七级学员进校三十周年纪念，也是七四级“工农兵学员”毕业三十周年纪念。当七七级成为这个时代被普遍歌颂的骄子，而“工农兵学员”成为一个耻辱标记的时候，人们，尤其是有过“工农兵学员”经历的人，就像阿Q忌讳头上的癞疮疤那样，一直回避着这段似乎不光彩的历史。其实，历史是无法选择的，人，是无法挣脱时代赋予他的环境的，就像他无法选择自己的出身一样，关键是他在那个时代里有无坚守做人的道德底线，有无和自己的命运抗争过？！同样，历史也是无法改变的，“工农兵学员”的印痕已然烙在了你的心灵深处，刻在共和国的大学教育史上。在今天许许多多的重要岗位上，都有很大一批“工农兵学员”执掌着领导权，甚至在许多著名的大学书记和校长的行列中都活跃着他们的身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工农兵学员”虽然是国家和民族痛史里的一个逐渐远去的模糊剪影，然而，他们的经历构成的却是一段段不可忘却的历史故事，一桩桩难以释怀的政治事件。共和国的历史不该忘记，也不能忘记那个畸变时代里形形色色畸形的人和事！同时，更不能忘记在那些善良和单纯的心灵中迸发出来的青春烈焰以及对那个时代的反思和叛逆精神！应该让共和国的档案里留下这一段真实的教育史，更应该让每一个经历过这一事件的人在心灵的档案中刻下那些永不磨灭的故事。
　　
　　报考
　　
　　在那个以工农兵为革命先锋和主体的年代里，在那个知识无用知识反动的岁月中，起先人们并不把上大学看做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那其中多半是为了解决生计或户口问题而不得已求其次去做“工农兵学员”的。那时候当兵是第一选择，因为一身国防绿就足以实现你一生的光荣与辉煌的梦想；当工人也是社会出路的首选，因为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一身洗得发白的蓝色细帆布工作服是那个时代青年炫耀身份的显赫象征！就因为六十年代末“文革”高潮过后毛泽东提出了“大学还是要办的”最高指示，所以大学就成为许多人曲线就业的好去处，虽然还得在大学里混上三年，但毕业后毕竟会成为吃皇粮的国家正式干部。于是，走后门上大学也成为那时的一个热门话题，所谓“推荐”，那还不就是各级领导干部手中的特权吗？于是，许多干部子弟都或冠冕堂皇、或悄然无声地走进了大学之门，那是他们镀金的天堂。虽然中央也有红头文件杜绝“开后门”，但是此风只能说是略有收敛。当然，掺入一些“可教育好的子女”的政策倒也有所落实，成为一种点缀。没有了考试标准，招进来的学生质量当然要大打折扣啦，当然这其中也不乏有一些文化基础相当好的“老三届”知青，所以学员的质量参差不齐，落差相当大。值得庆幸的是，这种状况在持续了一两年以后得到了显著的改观。一九七二年邓小平上台后在教育界做的一个最大的动作就是恢复考试制度，所以这才有了后来张铁生反对考试的“白卷事件”，这才有了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批判邓小平“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政治事件，《春苗》就是那个时代此类电影样板。当然，随着邓小平的二次被罢黜，考试在两年后又夭折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是要感谢邓小平的，因为像我们这些算到祖辈家庭出身不好的“重在政治表现”的“老三届”知青，原本就是被排斥在“推荐”之列的，只有在那个历史的缝隙中才获得了一线可能读书的机缘，历史的偶然成就了我们。
　　白天是挥汗如雨的农村大忙，晚上是就着微弱的煤油灯复习功课，黄灯枯卷，彻夜不眠，这就是我在上大学前大半年的全部生活。那时我戒掉了每天读小说和闲书的习惯，主攻高中数学和物理。几个月下来，我便有了一点底气，因为在那个读书无用的时代里，当我们真正失去读书机缘的时候，就感到了一种由衷的失落，便嗜书如命了。每天坚持读书成为知青生活中唯一的高雅乐趣，于是，寻书读就成为那时的嗜好，哪怕就是工具书也都拿来啃，饥不择食啊，因为只有在文化沙漠里你才懂得“失去的才是最好的”的真谛。
　　记得县里考试那天是个酷暑的大热天，我开始答数学物理考卷时手还有点发抖，但是，题目都很简单，数学最多是高中一年级的“一元二次方程”，用公式来套解即可，便越做越顺，也就越有信心了。作文考试更是轻松，我自认为是小菜一碟，因为那时我已经是县文化馆的兼职通讯员了，写成的诗歌、小说和散文足有几十万字，虽然那个时代能够发表的阵地几近于零，但是能够变成公社和县里文化馆油印刊物上的文字，也就是最大的荣幸了。自娱自乐的文学创作还是成为我青春生活的全部兴奋点，所以我渴望证明自己的文学水平。我的心情很放松，考试前还打了一场篮球。可还是有人晕考场了，和我同一个公社的一名上海女知青就当场晕倒后被拖去抢救的场面不知多少次在我的梦中萦回，那是失学多年后，面对神圣的知识的巨大恐惧啊！我庆幸自己还一直保持着对文学和文字的热爱，这就使我增添了一份比同时代年轻人更多的自信。这个女知青后来的命运如何就不得而知了。
　　那天，出了考场，我仰望长空，看到的是我一生当中最最湛蓝的天空，尽管那骄阳已经把大地烤得焦煳一片，耳边狂躁的蝉鸣却成为我青春旋律中最美妙的交响伴奏。
　　分数出来后，我是全公社的状元，少不了请南京知青朋友们撮一顿，那天喝了个酩酊大醉，直到第二天被知青办主任叫到公社去谈话才清醒了大半。那时也填写志愿，我想实现自己多年想当作家的美梦――那是我做过地主兼资本家的祖父在我小时候曾根据生辰八字戏言我应该是文曲星下凡的结果。这种资产阶级成名成家的反动思想是埋在心灵深处而时时刻刻在作祟的，那又是不能让“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的“斗私批修”运动所窥探到的深层隐私，否则将会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虽然我当时还不明白中文系并不是培养作家园地的常识，然而“文曲星”就应该进名校的简单道理还是隐隐地在起作用，但我所插队务农的苏北宝应县那年文科中除了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可以填报外，没有其他学校的中文系可以报了，于是，我想报考南京大学中文系而回到故乡的愿望也就自然落空了，相近专业就是复旦大学新闻系了。可是，当我被公社革委会知青办主任告知不能填报复旦大学新闻系，且原因不得追问时，我的心就凉了一大截，看来“文曲星”的质量要大打折扣了。直到发榜时才知道公社书记的侄儿进了复旦新闻系。说实话，对于我们这样的准“可教育好的子女”来说，那时能够有书读就是天大的恩赐了，哪还有你挑挑拣拣的资格？何况还能读上个中文系，也就心满意足了。最后还是阿Q精神帮助和说服了我。于是，带着对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十二分感激之情，告别了第二故乡的父老乡亲，终于踏上了我终生的文学之旅。
　　
　　 校园文化
　　
　　 扬州师范学院的门楼还是挺大的，那块门匾集的是时兴的毛体，据说先前也用过鲁迅体。两边的建筑风格显然是五十年代向苏联老大哥学习模仿出来的，二十多年后，当我来到莫斯科和圣彼得堡时，惊异于那些巨大而辉煌的传统建筑群奇伟之余，回想起我们五十年代的建筑，深深感到了文化的差异性和隔膜带来的悲哀，感得了当时极“左”思潮给我们思想带来的渺小与自大。中文系的小楼也是中苏合璧式的大屋顶建筑，楼上的教室还竟然是地板的，这在那个贫困时代里平添了几份奢华。谁能想到，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从这里会冲出一大批像任半塘、卞孝萱、曾华鹏、谭佛雏、汪晖、葛兆光、蒋寅、高建平等全国中文学科的顶尖人才呢。但是，扬州师院在七十年代的名声并不响亮，记得我上学的第二年回南京去省工人医院看病，有一个戴着南京医学院校徽气质高贵、满口京腔的女实习生用一种不屑的口吻说道：扬州师范学院？是师范学校吧？哼，扬州还有高校？我便一本正经地回道：小鸡还会生大蛋呢，你问问你们的党委书记是不是扬州师院毕业的？她那白净的脸上立刻就由诧异而赧然一片了。这也是刺激我要发愤读书为母校争光的一个偶然而重要的因素。
　　第一天就急着去参观了校图书馆和系资料室，听说那里都藏有许多我在下乡时没有读过的世界名著，据说还有一些顶级的“黄书”，诸如《茶花女》《金瓶梅》之类的尘封作品，于是窃喜，心中暗想，总有办法看到的罢。
　　开学典礼上，系主任主持会议，首先是那个营职的系军宣队长给我们布置“上、管、改”的政治任务，具体讲些什么我当时就记不清了，但是大家都注意到他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在扫过漂亮的女生时，立刻就变得那样妩媚生动、柔情似水，早已将那些经历过风霜与风月和没有经历过风霜与风月的女生们抚摩得风情万种了。不久，这位年轻英俊的军官突然被调走了，与此同时，又有一位沉鱼落雁似的女生退学了。
　　接着就是工宣队长讲话，他是一个钢铁厂的粗壮翻砂工，小学没毕业，讲起话来却气若洪钟，他慷慨激昂地控诉了旧社会穷人上不起学的痛苦，同时又义正词严地指出：“中文系的教师全是地主!”瞬间，全场莫名惊诧，空气都凝固了，没有一点声息，真的，一根针落地都能听清。要知道，这句话背后的潜台词就是――个个都可诛可杀也！显然，他把家庭出身和本人成分搞混了。是啊，解放前能上得起学的可不都是有钱人家？我也不由得紧张起来，我的父亲大人可是燕京辅仁毕业的啊，那肯定是用金钱堆出来的哦。不知过了多少时间，那张泛着泡沫的厚嘴唇终于停止了。作鸟兽散时，大家便窃窃私语：这是甚鸟工宣队！
　　课程还是开了十三门，除了我不喜欢的政治之类的课程外，汉语课也是我头痛的，那时的纪律是很严格的，逃课并非是件易事，好在我们班的党支部书记不仅和我同桌也是同室，他经常为我打掩护，使我安全地出入图书馆。大家都去上课了，死寂的图书馆里空无一人，那是我进入自由王国的思想通道，虽然我还没有那种能力像马克思那样在大不列颠图书馆里来回踱步去自由大胆地去思考，但在那个思想禁锢的时代，我能充分地享受了别人不能得到的读书和思考的特权就为万幸之事了。
　　借书处那个柜台里坐着五个人，二男三女：一位矮而臃肿的老者，酒糟鼻子上架着一幅圆形的玳瑁眼镜，镜片里面的眼睛白多黑少，间或一轮，也判断不出他的聚焦在哪里，脸上写满了严肃，他拿书给你时嘴里总是在嘟嘟囔囔地叽咕着什么，那夹杂着吴语的不连贯词句使人难以捉摸出他要表达的真实思想，渐渐地人们也就不拿它当回事了,只当没听见，但是从多次与他交往中，我发现他是在介绍和评价借出的书籍呢，有时还冒出一两句精彩的评点。后来听人说他原来是一所著名大学的教师，反右时被定为右派，是发配到此间做了资料员的，一双儿女还在著名大学里任教，闻此，不由得对他肃然起敬了。
　　另一个中年眼镜男人就非常可恶了，瘦高的个子，整天穿着一身深蓝色的工作大褂，一脸讨债的账房先生模样，你借一本书就像剜他的心头肉一样，终于有一天因有书不借而被一个当兵的学员揍了一顿，大家拍手称快，“工农兵学员”才不管你飞扬跋扈呢，揍你也是“上管改”的一个组成部分噢。
　　几个女的同样不太好说话，和大家发生冲突是难免的，但是由于我经常泡图书馆，和她们混熟了，有时也能网开一面，一切从宽处理了，不仅数量可以商量，而且还可以偶尔借到几本“禁书”看看。最使我感动的是那一位穿着很朴素的较年轻的高姓资料员，她最后竟然还让我进了特藏书库，后来才知道她是上海一个著名文史政治批评家后来又成为流亡者的儿媳。在那些岁月里，我几乎把师院图书馆里大部分著名的外国文学译著和中国现当代名著都浏览了一遍，无论如何是得感谢那些古怪而善良的管理员们的。但遗憾的是《金瓶梅词话》那样的禁书还是没有能够看到。
　　图书馆晚间是不开放的，读书的空间不是在教室就是在宿舍，一般说来，在宿舍看书应该是很方便的，但是，那些吃政治饭而根本就不读书，也没有兴趣读书的同学，往往就会在宿舍里聊天喝酒打牌，虽然有纪律，但是违规者不在少数。于是，教室才是最好的去处，虽然九点前还有点嘈杂，但是十点以后是绝对安静，那可是读书的佳境。四个班的小教室里每天坚持到十二点以后的同学就是数得过来的那固定的几个人，这些人现如今基本上都是各个高校的学科带头人和学术骨干了。说实话，那时的环境是十分自由的，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没有人干涉你，想读书，也没有人给你扣“白专道路”的帽子；想在政治上发达，你就去接近领导，预备着将来的仕途，也没有人阻拦你。那真是一个全身心的自由主义者的天堂啊！虽然你的思想不能付诸于言论发表出来，但你毕竟可以自由地去思考一些问题，并在小范围内大放一些反动厥词。宿舍、教室、图书馆，三点一线的校园文化生活给了我思想自由的空间，使我身心愉悦。但也有不自由的时候，“学军”一个月就是难熬的日子。
　　
　　学 军
　　
　　遵照毛主席他老人家“学军、学工、学农”的指示，我们走进了解放军这个大熔炉。“学军”活动是到驻安徽滁州的坦克部队，我们一到部队就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晚上的联欢会更是使广大官兵群情激昂，他们拍红了巴掌，真的让人感动，渐渐地，大家看出了一些门道，那野战部队一水的光棍，在山沟沟里成年累月地看不到一个女人，忽然来了一批女大学生，那兴奋点还不早就过了燃点，想想也罢，那个小和尚想“老虎”的故事启蒙了我们心底里的人性，我们甚至也在心里原谅了系军宣队长。
　　苏式的老坦克一字排列在仓库里，只能让每人钻进去一两次参观这些高级的装备，那个坦克营长煞有介事地说，只要机器一发动就得上万的开支，惊得大家面面相觑，还是老老实实地去进行单兵练习罢。
　　练习打靶是个常规项目，每天在烈日下一练就是七八个小时，累且热对于我们这些扛过枪、下过乡、炼过钢的“工农兵学员”来说倒也无所谓，甚至有些野战部队下来的老兵油子还不时地调侃那些带兵的班排长，戏称他们是新兵蛋子。然而，传染性的“绣球风”在男生中蔓延着，使人难以忍受，俗称的“绣球风”的病就是因为长时间趴在地上，阴囊上长满了水疱，然后结痂起皮，初始奇痒难受，在不停地抓挠中开始破皮，而那水淌到哪里，哪里就生长出灿烂的水疱，直至整个裆部成为一片焦土。每天晚上大家洗完澡都一个个翻出阴囊来打理一番，互相戏谑为“大坏蛋”！哈哈一笑却颇有调侃揶揄的情趣。有天真的小女生来问“你们为什么说他是‘大坏蛋’”时，便又笑得前仰后合，搞得小女生一头雾水、莫名惊诧。
　　更难熬的是在部队集训时不能看书，不是不让看，而是根本就没有时间看。我那时就带了一本雨果的《九三年》、一本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史》和一本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一个月下来竟连一本书都没有读完。白天没空，晚上班务会一开就等着熄灯号了。我曾经尝试用电筒在被单里偷看，但被查铺的连长给狠狠地�了一顿。虽然我在训练中很刻苦，夜行军我是全连第一名，还经常出列给大家示范单兵动作，尤其是低姿匍匐前进动作规范而老练，殊不知，我的膝盖全都磨出了血痂。就因为学军期间的训练太拼命，我得了血尿症。但是，连长还是在晨会上不点名地挖苦了我一顿：不要以为读过一些书就不拿军训当回事，一旦打起仗来，书顶个屁用，还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此话印象深刻，也算是那个时代的箴言吧。
　　军训结束的那天，许多同学哭了，哭什么？真哭？假哭？谁也不清楚。是在实弹演习中因为连长在一位女生把手榴弹投掷到身边时抢救了她而引起了大家普遍的崇敬不舍的连锁情绪，还是因为最后的聚餐喝了一些酒而引起的情绪失控？总之，食堂和宿舍里可谓欷�一片。可是我没有哭，倒不是我血冷，就因为我一想到又要回到我的自由世界当中去，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喜悦和快乐，心里暗暗地庆幸：终于结束啦！哪还有心情去哭甚劳什子？！
　　
　　学农
　　
　　根据“最高指示”的要求，除学军、学工外，还得学农，我们的“学农”就在校办农场进行了，农场在仪征县，距古城扬州只有四十多公里，那时大化纤还没有建设起来，也算是苏北的穷乡僻壤了。我们去农场劳动也就十天半月的，农活很轻松，也就是摘摘棉花之类的女人干的活，除了干活，每天无事可干，只能读点文学作品打发日子，或者就是议论国际与国家政治问题，俨然一副叱咤风云的嘴脸。而那时最大的问题还是饥饿，总是吃了上顿盼下顿――“面包不会有的！”农场最多只能补贴一些山芋，吃得大家直吐酸水，当时就流传着这样的俗语：“一斤山芋二斤屎，回头望望还不止！”肚子里缺少油水，就天天感到寡得慌，于是就想出点子到附近的集镇上去打牙祭。
　　那日，早早收了工，几个好友趁着夕阳向江边小镇进发了，我们无心欣赏江中远驶而来的点点白帆，也无意注目江边那在夕阳映照下的一片金黄灿烂落叶，“无边落木潇潇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的诗意早就被那丰盛的晚餐诱惑所取代。我们径直走进了一家或许叫着“红卫饭店”抑或还是叫着“东风面馆”之类的小饭馆，大家凑份子点了两斤猪头肉，一斤花生米，买了二斤瓜干酒，便喝将起来。那年头，能够吃上肉就是最幸福的事了，猪头肉就三毛钱一斤，虽然它只是引车卖浆之流的下酒之物，可对我们这些穷学生来说可真是如同山珍海味了，工农兵学员中固然也有一部分人是带薪的，然而毕竟富裕者很少，有此一餐足矣！年轻时喝酒都是猛酒，几杯下肚，已经是酒意阑珊了，于是，向老板娘要来此店的招牌面食：鱼汤面！一大海碗鱼汤面上桌，看着就垂涎三尺，奶白色的鱼汤上面星散着青绿可人的细细蒜花，汤汁浓烈，一口喝下去真是鲜掉了眉毛，老板娘夸口道，她的鱼汤面从来不放一点味精，全靠虾籽吊的鲜，果不其然，那鱼汤之鲜，至今尚可绕舌回味，不仅其鲜不可言之，而且还不带一丝腥气。食在民间啊！民间往往深藏着烹饪的高手，或许是这祖传的手艺让我们给撞上了。面是手擀的，为小宽刀，口感滑爽而有劲道，软硬适中，可见火候也恰到好处。这是我今生今世吃到的最好的一次面条，尽管后来吃过许许多多上乘的面食，包括到太原去吃中国最高品位的面食，我都寻觅不到那一碗鱼汤面给我的味蕾带来的终生快感。可惜，我再也记不起来那家面馆的真正的名字和地理位置了，说不定它在八十年代以后的经济大潮中就早已关张了。
　　归途中，我们一路高歌“临行喝妈一碗酒，浑身是胆雄赳赳！”摇摇晃晃回到宿舍，等待我们的肯定是违反纪律的处分啦！好在班头很讲义气，罚我们几个人去值班巡夜。所谓值班巡夜就是抓那些到农场来偷棉花和山芋的附近农民，这本是农场职工干的活，可是，他们又有很多人都和附近的农民沾亲带故，抓人就抹不开面子，于是，这恶人就由我们这些铁面无私的工农兵学员来做了。我和一个自称是在部队干过侦察兵的同学分在一组，当然是可以放宽心了。
　　是一个皎月当空的夜晚，我们在大堤上巡游，忽见棉花田里有人影闪烁，寻着����的声响，我们逮住了两个三十岁不到的妇女，见势不妙，两个女子便喊天哭地地满地打滚，苦苦哀求着。我那侦察兵的同学可不含糊，三下五除二就用麻绳把其中一位给捆将起来了，因为就带了一副麻绳，所以他关照我看好这一位，待他把那一位送到场部后再来捆这位。同学一走，那女子便苦苦哀求起来：“大兄弟，我一看你就是一个心善的人，你行行好吧！我家还有一个正在吃奶的孩子，现在到了喂奶的时候，我得回家喂奶了，孩子肯定饿得哇哇直哭呢！”说着就要掏乳房挤奶演示，我正儿八经地厉声喝道：“你不要耍流氓！你再动，我也把你捆起来！”果然，她不再说话，又嘤嘤地哭起来了。此时，我的思想斗争很激烈，或许她真是有个正嗷嗷待哺的婴儿呢？月光勾勒出了她那饱满硕大的乳房，那是一个成熟女人的象征，尽管我尚不能分辨出她是否是哺乳期的女人，但是，一股同情和怜悯的心情油然而生。我在农村插队六年，深知农民被穷困所逼的无奈，那种“贫贱不能移”的古训根本不能拯救他们，因为连肉体的存在都得不到基本的保证，要他们去为精神世界的道德献身，或许是过于奢侈了。我倒是受过一个农民谚语的深刻影响：“冷尿（sui）饿屁穷撒谎！”人不到难处怎么会如此下作呢？于是，我也就掏出香烟来吸，故意放松警惕，不正眼监视她了。果然，她提出要小便，便作脱裤子状，我明知这是个伎俩，也就调转过头随她去了！俄顷，回头再望，人已经窜得无影无踪啦。等那侦察兵的同学回来，把我好好数落了一通：“她脱裤子你就让她光着屁股走，看谁丢人！”我说，你根本就不懂！这话倒是把他搞得一头雾水，多少年后，在一次同学聚会上，他还耿耿于怀地问我当时为什么那样，我只能告诉他，我也不知道当时我会那样没有阶级斗争原则。
　　
　　老师
　　
　　上课的形式只有两种，大多数是老师满堂灌，另一种就是讨论课。其实我最喜欢的是前者，因为好的老师上课是一种享受，而讨论课除偶有高质量的论争外，多数都是扯淡。
　　才进校时，因为我偏爱现代文学，又是班上的现代文学课代表，所以现代文学课是一堂都不落，起先给我们上这门课的是章石承老先生，听说他是三十年代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的留学生，一头白发，白净的脸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很有一派书卷气，其为人十分谦和，很得同学们的爱戴。他上课的声音不大，往往是眼睛贴着那笔记本的讲稿在念，从不看下面坐着的学生们。你若课后向他提出什么问题，他除了一遍又一遍地耐心讲解外，第二天保准从家里搬来一大堆的资料供你参考，那种对学问的虔诚和对学生的热忱是一般老师难以做到的。多少年来，每每想起章先生的为师之道，我等为人师者都要羞赧的。据说他被打成过右派，我们就更加肃然起敬了，因为我们中间有一批有着反骨的工农兵学员。
　　更使我们肃然起敬的现代文学老师是被打成胡风集团分子的曾华鹏先生，听说曾先生的课上得特别好，可惜他不给我们这一届开课，于是，我就放弃一些不爱上的政治课和汉语课，偷偷地到上一届班上去蹭课，听曾先生的课真是一种享受，每逢曾先生上课，阶梯教室里便坐得满满当当的，走道和后排都加了座位，每次我总是早早地占据了前排的好座位静等上课的那一刻。曾先生走上讲台，用他那略带福建泉州口音的普通话滔滔不绝地讲述着鲁迅作品，他那具有磁性的男中音讲到激越之处突然高上去，拨动着台下同学们的心弦，我们生怕丢掉一个字，手在不停地记录，下课后找我的同室核对课堂笔记，因为他有两个绝技：一是会速记，二是会写空心字。于是，像曾先生的讲课记录都被我们一本本的记录在案，最后装订成册。我们就是这样学习的！我们对那些有学问有骨气的老师佩服得五体投地，俯首甘为孺子牛，而对那些飞扬跋扈的无甚学问的行政领导却是侧目相向、横眉冷对。由于听曾先生的课，又是他的崇拜者，渐渐地和他接近了，亲近了，自以为成为他的私淑弟子了，于是在学问方面常常去请教他，以致他成为我学术生命中的领航者。
　　古代文学是李廷先先生教授的，他是一个很有个性的老师，我们也特喜欢这样的老师，他是河南人，上起课来声如洪钟，尤其是他目空一切的评点，唤起的是我们做学问的自信心。记得他第一次给我们上中班（那时小班不到四十人，中班也就七十多人）课时，一个女生迟到，在教室门口说了一声报告就径直往里闯，李先生此时正在津津有味地讲述《�之战》，他的眼神始终是朝着正前上方，间或一轮，我们都以为他根本没有听到那女生的报告，或者其注意力根本就没在那上面，可就在他滔滔不绝的精彩讲述之中，突然一声断喝：“出去！”，当众人还没回过神来，都以为那是讲述中的内容时，他扭头就用手指向那女生再次吼道：“出去！”那女生只得掩面退去，于是，像是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一样，他又口若悬河地沉入他的讲解与评点中。从此，没有哪个同学敢于在李先生的课上迟到了。说李先生讲课有特点，主要是他在讲述的过程中往往把前人的一些论断加以否定，除了一些历史上少数的大家定评他能信服，如司马迁在《史记》里的论断他可以推崇，一般史学家的推说就不在话下了，那时他是最敢于说出自己鲜明观点的老师，开始，我们私下议论他的狂妄，后来习惯了，也就觉得蛮有道理的，所以在作业中也模仿他的风格对古人或今人的论评大加挞伐，即便是胡说八道，李先生照样给好分数。当我真正做起学问来的时候，这种怀疑一切的治学方法潜移默化地植入了我的血脉之中，给了我学术上充分的自信养分。
　　这里顺便给李先生画一幅定格在七十年代的肖像画：消瘦的打满皱褶的脸庞上有着“父亲”（罗中立的油画）般的坚毅和严肃，两眼夸张式的瞪圆，眼神凝重，直视远方，中等身材，腰微驼，上身着中式棉袄，下身穿的是那个时代也很罕见的大腰回折的老式棉裤，还打了绑腿，腰间那白色的腰带还拖出来长长的流苏挂在肚档之间，成为一道李氏风格的靓丽风景线与标识。我始终以为李先生的风格是不朽的！
　　卞孝萱先生是在我读书期间调到扬州师院中文系的，他是扬州人，给我们开设了中国文化的系列讲座，他上课中气十足，声音洪亮，而且始终如一，直到今天，我们在南京大学又做了二十年的同事，他在近九十岁的高龄上，授课的精气神仍然丝毫不减当年，行走依然健步如飞。那时，我们知道他是范文澜的助手，就对他更刮目相看了，他教给我们的在典籍和治学方面的严谨学风也是受益终生的财富。
　　还有一个使我们十分难忘的先生是谭佛雏先生，乍听此名，就感觉到应该是有仙风道骨的先生，初见，则感到这位小老头有点高深莫测，他个子不高，精瘦，湖南人，声音也很洪亮，因为在毛泽东诗词解释上自成一家，在全国也颇有名气，大家都十分敬重他。他给我们上的是马列文论课，其印象最深的是他讲马克思致拉萨尔的那封信，连讨论课在内，整整讲了一个学期，每次上课，他都捧来一大堆的资料，引经据典，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对于这种几近冬烘的严谨和认真，起初大家都很不习惯，硬抠每一句话，甚至每一个字，实在是太累了，很难有人能够与之共舞到底，他讲的又是一口湖南话，有的词句还得辨析，于是就有人逃课了，我是学习委员，当然是听课的铁杆（除了政治和汉语课有逃课记录，其他文学课自始至终听完），在此过程中，我们为了讨论马克思与拉萨尔对济金根剧本观点的分歧，可谓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对每一句话进行了反反复复的推与敲，虽然终究没有得出一个什么一致可靠而胜于雄辩的定论来，但是，这是我们当时感觉不到的一个学术训练和审美享受的过程，直到后来我们把这些方法运用到文本分析当中去的时候，才能感觉到它的精妙之处。
　　
　　 恋爱事件
　　
　　工农兵学员是明文规定不许谈恋爱的，当然，如果原来在乡下有配偶或订婚对象的，是不能抛弃的！那时流行的政治原则口号是，工农兵学员不能“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我们把它改成：“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土婆娘！”以此来揶揄和调侃那些在农村有家室和有准婆娘的人。其实，禁令归禁令，偷吃禁果的还照样是大有人在。班上有个颇有姿色的女知青，生性也较风骚，惹得一些大大小小年龄的同学们的骚动，这女子私下与几个男生都有过秘密约会，使得几个男生争风吃醋，大开骂戒，有时竟然闹到了晚自习的课堂上。那时，在恋爱问题上保持正统观念的同学毕竟还是大多数，像我们这些年龄较小的人，在恋爱季节里还处于没有发育的阶段，或许从小就有男女同学授受不亲的封建思想在作祟，或许是一心只想读圣贤书，更或许是在班上没有一个能够看中和心仪的女同学吧，便对这帮人十分鄙夷。甚至有一次还为他们之中的一个人瞎闹而大打出手，一拳把那位同学击出了一丈多远，跌坐在地，半天缓不过气来，虽然这是我大学时代唯一的一次打架，但是当时我自以为理直气壮，以一个学习委员的名义，为维护安静的学习环境而宣战，却没有想到这一拳打掉了一个人一生的自尊与爱情的信心，多少年后，当那位仁兄谈及他当时在恋爱中的彷徨与苦闷，以及后来爱情的不幸遭遇时，我才为我的孟浪而忏悔。
　　不该发生的恋爱时时在发生着，许多绯闻故事不胫而走，其中有一个真正发生而又有了政治后果的凄婉的恋爱故事使我对这个人类最难解的问题进行了思考。
　　一九七六年的唐山大地震使得全国人民一片恐慌，家家防震棚，户户盖草房。传说扬州也是处在地震断裂带的中轴线上，于是，白天上课也移到了室外，整个一抗大式教学，可惜了那些仿苏式的地板教室了。晚上，在简易的防震棚里，有的聊天，有的秉烛而读，当然更有的人乘着夜色去进行神圣的灵与肉的交流了。
　　那年是天灾人祸啊！除了闹地震，中国人民的领袖们一个接一个地去世，人们都沉浸在巨大的莫名痛苦之中，记得是九月九号那天主席逝世，大家茶饭不思，似乎中国的天塌下来了，私下里在议论的却是会发生什么样的宫廷政变呢。就在那天夜里有着高度警惕的巡逻队在空无一人的宿舍楼里抓到了一对赤条条干那活的“狗男女”，这还了得，在全国禁止一切娱乐活动的大崩日子里，竟然还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做下这等下作之事，真是狗胆包天！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就要开批斗会，但是由于当时全国追悼大会等活动频繁，这个事情就耽搁下来了。当然，许多人私下里更关心的是哪两位犯科者，尤其是那个女生是谁。不打听还好，一打听却是平添了许多人的懊恼和惋惜，那女生竟然就是男生们一直瞩目的某系的系花，那是一个长得非常漂亮的上海知青。于是，大家又愤愤不平了，一种心态是她怎么会找那么一个各方面都平平的土得掉渣的男生呢，真是鲜花插在牛粪上了，早知道我也敢去追求了；另一种心态是女人是祸水，越是漂亮的女人越是祸国殃民的根源，从妲己开始，国难当头，这样的女人出现不是好兆头。事情出在理科的系，我们中文系的男生却在喋喋不休地讨论这个话题。
　　最后学校还是仁慈的，记大过而没有将其开除，最后毕业分配时又把这位女生下放到了一个非常偏僻的山村中学里去了，关键的问题是，她最终没有和那位平平的男生结婚。前年，偶然碰到当年她们同届的一个女生，问及此人，说是杳无音信。白驹过隙，一晃已经三十年过去了，在我心中永远解不开的谜团是，他们为什么选择了那一天作为爱情的神圣庆典呢？尽管人性的力量是无穷的，可是这种赌博，在三十年前不更事的我不能理解，就是今天已至暮年的我还是没有找到这恋爱的密码。
　　
　　开门办学
　　
　　“开门办学”也是毛老人家的最高指示，于是我们便浩浩荡荡来到了海门县的中心大队。在连饭都吃不饱的七十年代那可是一个肥得流油的地方啊，这个大队有自己的社办工厂――农村可以办工厂，这分明不是留了一条资本主义的尾巴吗？我们私下讨论了这个重要的体制问题，却不可能找到一个明晰的答案来；这个大队吃的是公共食堂――这个共产主义理想境界的象征，这个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保留下来的唯一物质和精神遗迹，也使我们争论不休，这个难题直到一九七九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得到明确的答案。大概当时吴仁宝的华西大队也是这样的模式吧。这个大队不仅有农田，还有渔产――捕鱼究竟是主业还是副业的问题也是一直困扰着我们而争论不休的问题，在“农业学大寨”的农村社会主义“金光大道”的指引下，这样赚钱的营生是否偏离了正轨？这种不是问题的问题都成为我们开门办学私下讨论的焦点问题。
　　我们开门办学的主要任务是解决写作问题，要求每人写几千字的通讯报道或者报告文学，这对于我来说真是满足写作欲望的一次好机会。任务刚刚布置下来，我便仗着年轻力壮精力充沛，连夜写下了一万五千字的通讯报道初稿，早饭时就交给了带队的王老师，王老师是教现代汉语的老师，因为我经常逃课，他以前对我的印象一直不太好，当我把厚厚的一摞清晰的手稿交到他手里时，他张着嘴惊呆了，旋即，高高举起我的“大作”，大大赞颂了一番，以抨击那些喊冤叫屈写不出来的同学。那是我在大学里第一次得到表扬，尽管我是班上的学习委员，但我很油，属于异类分子，表扬是属于那些政治上要求上进的积极分子的，所以我真有点受宠若惊了。开门办学半个多月，我除了完成规定的写作任务外，更多的时间就是投入了一个五万字的中篇小说《水乡儿女》的创作，小说是以我插队的故事为基础，人物原型都是存在的，但是经过了提炼、放大和夸张，那时还沉浸在“高大全”式的英雄人物塑造的创作语境之中，我想有些突破，就写了小人物――受“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主人”理念的驱使，我试图写出普通人物的心灵之美来；故事放在艰苦的自然环境中――一船人被冰冻困在高宝湖中半个月，受着饥寒交迫的威胁，这时人性的真善美和假恶丑发生了冲突，关键的是我杜撰了一个知青和村姑纯真而哀婉的爱情故事，想把我的罗曼蒂克的创作思想植入其中。在整个创作过程中，我如醉如痴，深陷其中，几天几夜没睡什么觉，我用复写纸工工整整地誊清了三份，寄往《人民文学》杂志社，当然那是泥牛入海。一九七八年当“伤痕文学”风靡一时的那会儿，我把那一段凄婉的爱情悲剧修改成一个短篇小说，取名为《英子》，投寄到《北京文学》杂志社，很快得到了一封较长的编辑退稿信，信的大意就是：小说写得很美，但在编辑部引起了不同意见的讨论，最终主编认为其格调不高、太灰了而被枪毙，试想，那时的主编如果不这样处理那倒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了。尽管结果如此，但是我也很满足了，能够引起讨论，说明她还是有存在价值的，我便向隅而喜了！
　　写作也罢，创作也罢，其实，在开门办学中最使我难忘的是一次饕餮海鲜的壮举。那次，出海归来的渔船给食堂送来了一筐筐硕大的梭子蟹，一个个足有两斤重，食堂的大师傅说今天管够，你们可以放开肚皮吃，嗬！我们这才真正体会到共产主义的优越性。一群同学开始赌吃了！吃完一个就退堂的为半数，其中一个女生吃了半个就满床打滚，被送往公社卫生院挂水了；吃两个的又被淘汰了一大半；最后吃完三个的就剩四个人了，大家面面相觑，决定留下来再赌的就是我和一位凌姓的同学，我们吃完了四个后，互相仍不服输，其时，我们已经吃不下了，但是都想要面子，于是，便找了一个下台的借口，每人再吃半只，如果都吃下去，就算打个平手，并列第一。两人硬撑着吃完了最后半只螃蟹，终于了却了这场大吃海鲜的个人历史纪录，从此，我再也没有能力突破这个纪录了。
　　
　　 后大学时代
　　
　　近三年的学制是短暂的，毕业时正赶上一九七七年中国政治的大动荡，我们真不愿意离开学校，打报告要求延长学籍，甚至要求留级，但那只是螳臂挡车。离校时，真的是潸然泪下了，我哭我留下青春脚步的地方；我哭我积累知识的时空不再；我哭我在学海之中尚未留下一抹印痕就匆匆而去！当年恢复高考制度时，我满怀信心地再去报考著名高校，想再次进入自由世界读书时，被当时的中央文件给制止了，最后一抹自由的阳光没有照耀在我们心灵的暗陬中。这不能说是历史的不公平，因为要结束一个时代，总要有一个象征物去做牺牲品，历史同样是无情的。于是，我只有以一名高校教师的名义再次进入我的自由世界――到南京大学进修一年成为我当时最高的奢求。在那一年之中，我以每一天工作十四个小时的计划，吃住在教研室里，三百六十五天，一天不落，读书读得天昏地暗！因为我知道知识竞争的时代到来了，我得提前筹划我的科研任务。一九七九年，当我第一次在国内最著名的文学学术刊物《文学评论》上开始发表文章时，拿到那份沉甸甸的杂志，我激动得心跳加快不知所以，窃以为，我没有给“工农兵学员”抹黑，尽管那个时代一些“工农兵学员”已经开始被高校所“排水”，转入到政府机关去工作，但是，我暗自下决心留在这条战线上，因为我自以为我有这个能力。“工农兵学员”毕竟不全是吃干饭的，在他们中间也能够产生出优秀的人才，也会成为国家和社会的栋梁，尽管他们已经不是时代的骄子和宠儿了，甚至大量地被边缘化。但是在大浪淘沙中，他们毕竟走过了艰难与坎坷，为社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历史不应该忘记他们的存在，也不能不承认他们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也许，他们中更多的人没有令人瞩目的风骚；也许，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被历史无情地淘汰了；也许，他们会偷偷地掩埋好这段令人扼腕的个人痛史而向隅而泣，但是，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共同记忆是不能忘却这些人和事的，不管他（它）们的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都要载入共和国的历史！
　　每一个“工农兵学员”只要平静地面对历史轻轻地说一声：我无愧于那个培育我的时代――尽管我们喝的是狼奶！无愧于国家和人民！无愧于历史、今天和未来！也就对得起今生今世了。
　　被历史遗忘固然可悲，然而，最可悲的却是那些曾经是“工农兵学员”的人们自我阉割了自己的历史，躲在当今辉煌的光环里逍遥复逍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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