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立场下的欢场女性堕落母题书写 俄罗斯政府针对跨性别者的立场政策
时间：2019-02-11 05:40:24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本文比较张爱玲的《沉香屑 第一炉香》、老舍的《月牙儿》和杜衡的《人与女人》这三个同样讲述有关女性堕落的文本，论证欢场书写中的性别立场问题。《月牙儿》中关于女性堕落主要是强调外在社会因素，是典型的“逼良为娼”模式；《人与女人》中指出女性的堕落除了社会因素外，还有来自于女性自身的弱点；而《沉香屑 第一炉香》则突破这两类女性堕落模式，揭示了非理性情欲方面的原因。通过三个文本的比较，揭示女性作家欢场书写中所体现的鲜明女性意识。
关键词：欢场女性 堕落 性别立场 女性意识
中国现代文学中有关欢场女性的书写不仅不是由欢场女性自身发出的声音，甚至主要也不是由女性作家发出的，欢场作品基本上都是男性作家的“他者”想象。对男性作家而言，他们都是从外部来书写欢场女性的，欢场女性内在的情感、心理以及身体体验等都是被遮蔽的，处于一种失语状态。比如有关欢场女性堕落母题的书写，男女作家对于女性的堕落原因的想象表现出了完全不一样的态度，体现了鲜明的性别书写立场。本文选取张爱玲的《沉香屑第一炉香》、老舍的《月牙儿》和杜衡的《人与女人》这三个同样讲述有关女性堕落故事的文本，论证欢场书写中的性别立场问题。
一、“逼良为娼”模式
老舍的《月牙儿》中关于女性堕落主要是强调外在社会因素，是典型的“逼良为娼”模式，而这其实是呼应当时社会对此问题的一种主流论调。《月牙儿》中母女两代被迫沦为暗娼，其原因就是要解决最基本的生存问题。“我们母女得吃得穿――这个决定了一切。什么母女不母女，什么体面不体面，钱是无情的。”{1}小说运用了象征手法，通过一弯莹洁的月牙儿一点点地被无边的黑暗吞没，象征着单纯的“我”一步步地为罪恶的社会吞噬。而卖身的迫不得已，生存的艰辛困苦，使得所有伦理道德在这里都失去了谴责的力量，人们在同情之中无疑将批判的矛头指向社会。“五四”以来许多激进的思想家将娼妓视为私有制社会的产物，“娼妓是私有制制造出来的产物，我们要使娼妓绝迹，当然要废止私有制度，这是毫无疑问。”{2}李三无也明确指出：“社会上所以有娼妓这种阶级，完全是现在土地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下面必然的结果。”所以，“要想铲除娼妓阶级，非先从现在土地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着手实行改造不可。如果不想方法谋社会制度的根本改造，只是诉诸个人的道德，拿外部的压力来做绝灭娼妓阶级的唯一手段，这才是其愚不可及呢。”{3}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娼妓问题与改造社会制度联系起来，成为作者标识自己在现代化进程中身份和立场的工具。老舍的《月牙儿》中对下层妓女形象的感人书写正是再现和回应了社会主流群体对妓女生活的一种归纳和认定，即女性的卖身是被迫的，妓女的生活是苦难的，妓女被描写成“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形象。在这一类论述中，卖淫现象的背后不存在任何自然的原因，它完全是社会的产物，并主要由经济问题引起。显然这种论调将娼妓这一复杂的社会现象简单化了。
二、“物质诱惑”模式
娼妓从来不是一种孤立的社会文化现象，它与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道德伦理、婚姻制度以及种种约束人类行为的社会规范紧密相连。因而，有关欢场女性堕落的原因同样是复杂的，涉及多方面因素。杜衡的《人与女人》中也讲述了两位女性的堕落故事，不同于《月牙儿》中的母女两代的被迫卖身，《人与女人》中的珍宝与嫂嫂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堕落模式。对珍宝而言，其堕落更多体现了女性的弱点，虚荣、经不起物质的诱惑、怕吃苦等，小说细腻地描绘了珍宝第一次受到诱惑后的心理。作者写她的堕落主要是强调人性自身的弱点，因为对珍宝而言，她不卖身并不是无法生存，只不过是无法过上一种满足其物质欲望的虚荣舒适的生活。在珍宝的堕落过程中，外在的因素只是作为诱惑的力量，并不起决定性作用，而珍宝对于物欲的强烈迷恋才是最根本的原因。应该说，杜衡笔下珍宝的故事至少代表了一部分欢场女性的堕落模式，即堕落根源于人性的弱点，女性的堕落并不都是被迫的，从而与当时社会的主流论调保持了一定距离。如果说“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学呈现出“救亡”压倒“启蒙”的趋势，同样，“批判社会”的主题也压倒了“揭示人性”的主题。所以，在作品中杜衡又通过珍宝嫂嫂的堕落，来回应社会有关女性堕落的主流论调，即“逼良为娼”模式。由于哥哥被抓，认为“挣工度日是再体面不过的事情”的嫂嫂也只有靠出卖身体来养活自己。在这篇小说中，作者表现出了一种复杂的情感态度，作者想要说明女性的堕落原因是复杂的，既有基于人性弱点的自甘堕落，又有因生存压力的被迫堕落。在“揭示人性”与“批判社会”的主题之间，作者表现出了一种犹疑，而结果便是这两种主题都未获得充分的展开。此外，作者虽对女性的堕落心理描绘细腻，但女性在这里完全是物质化的、欲望化的，作者站在男性立场对女性的欲望进行着想象与否定。在作品的最后，珍宝终于想明白了一个道理：“人应得像哥哥所说地那样做，她承认；可是女人是有她们自己底道理的，女人――两样。”{4}这种有关“女人――两样”的观点表面上似乎体现了作者某种程度上对女性卖身的宽容，但实际上却是印证了作者的男性中心立场，因为女人的两样即在于她们无法克服自身弱点，她们不过是物质化、欲望化的符号。
三、“非理性情欲”模式
男性作家有关欢场题材的书写，总是离不开“逼良为娼”、“堕落”、“拯救”等关键词，这体现了男性文化规范下的书写立场。所以欢场女性的堕落或是为生存而被迫，或是因虚荣而自愿，前者达到批判黑暗社会的目的，后者则具有揭示人性弱点的功用，这成为了女性堕落的两大原因。因而，对于张爱玲的《沉香屑第一炉香》很多人也认为葛薇龙不过是个为了追求经济安稳和社会地位而贪图虚荣、自甘堕落的女性。这其实是以男性的欢场书写立场误读了这一人物，诚然，在葛薇龙的堕落中有虚荣的成分，但还有其他原因。仅将这个故事视为女性贪图虚荣的自甘堕落，实在是一种片面化的理解。
葛薇龙由一个原本自尊心强并一心渴望读书的新女性，沦落为最后不是替丈夫乔琪弄钱，就是替姑母梁太太弄人的卖淫养夫的尴尬处境中，其中的心路历程实在一言难尽。葛薇龙对自己的处境一直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并在理性层面试图进行抗拒。而最终抗拒的失败，说明了理性的、道德的力量终究是有限的，它无法战胜非理性的、欲望的力量，这里欲望既指物欲又包括情欲。人其实是脆弱的无奈的，在不可理喻的现实面前节节败退，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如张爱玲哀叹的：“总之，生命是残酷的。看到我们缩小又缩小的，怯怯的愿望，我总觉得有无限的惨伤。”{5}葛薇龙最初是抱着“只要我行得正，立得正，不怕她不以礼相待。外头人说闲话，尽他们说去，我念我的书”这样的心态住到了姑母家。当她发现壁橱里挂满了合身的金翠辉煌的衣服时，她忽然醒悟了姑妈的用意，“这跟长三堂子里买进一个讨人，有什么分别？”虽然在理性上她试图抗拒，于是“站起身来把衣服一件一件重新挂在衣架上”，但内心深处却无法不无动于衷。潜意识的梦境透露了她真实的欲望，她“一夜也不曾合眼，才合眼便恍惚在那里试衣服，试了一件又一件”。在这种理性与非理性的对立抗争中，葛薇龙用“看看也好”进行自我安慰，然而事实上，她已经很难从中抽身退出了。而她最终沦落为卖淫养夫的结局，则是另一种非理性力量――情欲的决定性作用。葛薇龙一直都很清楚乔琪是个怎样的人，这样一个不承诺婚姻与爱而只答应让她快乐的缺乏责任感的用情不专的浪荡公子，葛薇龙明知道与他结婚意味着过怎样的日子，靠出卖自己来给他弄钱，却依然如飞蛾扑火般愿意毁灭自己，这完全来自于一种可怕的情欲力量。应该说，葛薇龙对乔琪的爱是盲目而又执著的，小说中多处描写了葛薇龙感受爱的身体体验，如当她想起乔琪时的温暖感觉：
这姿势，突然使她联想到乔琪乔有这么一个特别的习惯，他略微用一用脑子的时候，总喜欢把脸埋在臂弯里，静静的一会，然后抬起头来笑道：“对了，想起来了！”那小孩似的神气，引起薇龙一种近于母性爱的反应。她想去吻他的脑后的短头发，吻他的正经地用力思索着的脸，吻他的袖子手肘处弄皱了的地方；仅仅现在这样回忆起来那可爱的姿势，便有一种软溶溶，暖融融的感觉，泛上她的心头，心里热着，手脚却是冷的，打着寒战。这冷冷的快乐的逆流，抽搐着全身，紧一阵，又缓一阵；车窗外的风雨也是紧一阵，又缓一阵。 {6}
这种感受完全是女性对于爱的身体体验，正是这不可理喻、无法控制的“蛮暴的热情”，使得葛薇龙不可自拔、无法抗拒地做了情欲的俘虏。即便是此刻，葛薇龙也还是清醒的，她明白乔琪并不爱她，即使爱也不过就是“一刹那”，但她已经满足了。就为着这“一刹那”，葛薇龙觉得自己获得了“一种新的安全，新的力量，新的自由”。可以说，“一刹那”作为一种难得的、转瞬即逝的美好感情与回忆，成为了灰色人生中的一抹亮色，成为了卑琐现实里的一点安慰，而为着这不可理喻的、无法控制的“一刹那”的“蛮暴的热情”，葛薇龙是以自己的一生作为赌注的。在理性与非理性的对立抗争中，理性的力量总是节节败退，而这也是葛薇龙人生的步步失败。在葛薇龙的堕落故事中，作者主要不是为了批判社会，如果说有揭示人性弱点的主题，她的态度也不是谴责的，而是充满了悲悯情怀。葛薇龙的悲剧其实是人把握不了自己的命运，在理想与现实中的差距中处处退缩。更为悲哀的是在这一过程中，人始终是清醒的，而理性的力量终究是有限的、脆弱的。
葛薇龙对情感的盲目与执著日后在张爱玲身上以另一方式演绎着，人们无法理解为什么在作品中如此老练世故、如此洞察人生的作家，却在自己的情感生活中如此幼稚与盲目。也许答案并不复杂，在葛薇龙的故事里张爱玲已经告诉了我们，那就是一种不可理喻、无法控制的非理性情欲的力量。正因为对人性有着一种“因为懂得，所以慈悲”的关怀，所以张爱玲对女性的堕落即便是涉及人性的弱点，也不是谴责的态度，而更多凸显女性在非理性面前的挣扎、被动与无奈，这与男性作家对女性堕落的书写有着很大不同。首先，男性作家笔下的欢场女性是不具有主体性的，因而她们的内心情感与身体体验都是处于遮蔽状态，她们更多是作为体现作者身份与立场的工具。而站在男性立场对女性的堕落进行构想，基本包括两种模式，一种是作为批判社会的工具，即女性的堕落是被迫的，卖身的生活是苦难的，所以她们对此不需承担道德责任，这也是新文学以来主流的书写模式。一种是以此揭示人性的弱点，即女性的贪婪、虚荣及对物质的迷恋导致她们的堕落，由于这种堕落是基于她们自身的弱点，因而她们要为此接受道德谴责。在这种模式中，女性往往被视为物质化、欲望化的符号，在揭示人性弱点的同时，往往还会将这种堕落与社会批判相联系。比如女性的贪慕虚荣是由于受了某种堕落的生活方式与腐朽的思想文化的影响，因而对人性的批判往往不是孤立的，同时还伴有对社会的批判。张爱玲《沉香屑第一炉香》中有关女性的堕落却跳出了这两种基本的堕落模式，在葛薇龙的故事中作者主要不是强调社会制度问题，也不完全是因为某种更普遍的人性弱点，而是基于一种无法控制的非理性的情欲力量。从而在小说中，作者提出了有关女性堕落的第三种可能，即基于情感方面的原因。而据有关社会资料显示，因情感原因而堕落是占有相当比例的，如对北京妓女的一项调查显示，“一百名正在劳教的妓女中有二十人在婚姻恋爱中受到挫折”， 然后走上了卖淫之路。在这一类型的文本中，女作家更关注女性的内在心理、情感矛盾及身体体验，并对此进行细腻描述。她们将女性堕落的原因由外在因素转为内在本体，并进一步由普遍的人性弱点转为女性的心理特质，体现了一种对女性深层精神心理结构的理解与探测深度。
比较这三部有关女性堕落的文本，如果说《月牙儿》中“我”的堕落是被迫的，那么《人与女人》中珍宝的堕落则是不自觉的，而《沉香屑第一炉香》中葛薇龙的堕落却是清醒的。三位作者对女性堕落的态度也不相同，老舍是同情的，但这种同情更多是指向她们苦难生活本身；杜衡在同情之中更多了一层道德谴责色彩；而张爱玲则是对女性充满着悲悯情怀，这种同情是指向女性自身的。这些不同除了体现作者的文化素养、思想价值观及生活经历的差异，自然也与性别立场有关。可以说，在男性作家的笔下，欢场女性作为被叙述的对象，是缺乏主体性的，她们体现的是男性的言说立场，或是作为批判社会的工具，或是抒发自身情感的载体，或是突出一种现代性的立场，或是大众消遣娱乐的对象，等等。
“五四”以来，新文学作家更是将欢场题材纳入社会现代化进程之中予以考察，相比较传统的青楼文学，新文学男性作家对欢场女性的生活进行着社会化的重构，以此表达对社会、权力等问题的关注，不过这种重构体现的依然是男性立场，依然是男性作家一厢情愿的道德想象。相比较而言，女性作家更关注欢场女性的内在心理、情感矛盾及身体体验，因而对于欢场女性的堕落，她们能够突破社会主流话语模式，书写出不同于男性作家的另类话语。
{1}老舍：《月牙儿》，《老舍全集》第七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83页。
{2}王会悟：《废娼运动我见》，《妇女声》1922年7期。
{3}李三无：《废娼运动管见》，《五四时期妇女问题文选》，中国妇女出版社1981年版，第353―354页。
{4}杜衡：《人与女人》，见吴欢章主编《海派小说选》，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98页。
{5}张爱玲：《我看苏青》，《张爱玲文集》第四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235页。
{6}张爱玲：《沉香屑第一炉香》，《张爱玲文集》第二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28页。
⑦ [美] 贺萧著，韩敏中、盛宁译：《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67页。
作 者：黄静，文学博士，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小说研究。
编 辑：赵红玉E-mail：zhaohongyu69@126.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