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屋.旷野.坟】老屋基可以用来葬坟吗?
时间：2019-02-12 05:29:26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关键词:师陀 乡土小说 自然意象 “游子还乡” 摘 要:在师陀的乡土小说里,大量的自然意象散布其中并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尤其有代表性的是老屋、旷野和坟的意象。对这几种意象的着力营造,凸显了师陀对乡土生命的关怀、对乡土中国沉滞落后的生存状态的文化反思和对精神家园的追寻。本文将深入挖掘老屋、旷野、坟等自然意象本身所沉淀的文化意蕴,并分析其在师陀乡土小说中所担负的叙事功能。
师陀在其乡土世界中,为我们塑造了一个仿佛有思想、有性格的中原小城形象,也为我们讲述了一个个或凄凉哀婉或温馨感人的“游子还乡”的故事。而在这些小说中,我们可以发现大量的自然意象散布其中并占据着重要的位置。通过对这一系列具有独特内涵的意象的描绘,师陀寄寓了自己对人的生存苦难、败落命运以及“小城”的停滞闭塞的思考,而对其中老屋、旷野、坟意象的着力营造,更凸显了其对乡土生命的关怀、对乡土中国沉滞落后的生存状态的文化反思和对精神家园的追寻。本文不但挖掘了老屋、旷野、坟等自然意象本身所沉淀的文化意蕴,而且还将分析其在师陀乡土小说中所担负的叙事功能。
老 屋
房屋住宅作为家庭的物质载体,在师陀的乡土小说中是用以表达主题的重要意象。但值得注意的是,出现在师陀笔下的房屋住宅大多是陈旧的、古老的、残破的,甚至是废弃的。这些古老的房屋,无论是小屋、院落、阁楼还是大宅、府第,都是一个个压抑个性、摧残生命的地方。譬如,孟林太太干净得像用水冲洗过似的院子困住了女儿素姑,将她的青春变为了三十年也穿不完的刺绣嫁衣;葛天民守着曾经华丽但已陈旧的大宅,不再热心于林场实验而日益消极委靡;魁爷的府第又高又深,完全隔开了他的四位太太与外面的世界,甚至埋葬了那个勇于追求自己爱情的四太太的生命。而最令人唏嘘的,是不止一次出现在师陀作品中的闺房,因为它们象征着一个个美丽生命的凋零。在小说《颜料盒》的结尾有这样一幕,油三妹在闺房中死去,而附近造船厂单调的声音传到马叔敖的耳中,如同有人在给棺材盖钉钉子。于是在《果园城》里,棺材与女子的闺房就这样不祥地联系在了一起。闺房成为了棺材一般的空间,女子们在那里无可挽回地失去了她们最美好的年华甚至是生命。就像老员外最宠爱的三女儿,那个美丽而有才华的姑娘,终其一生也没有离开她的闺房,终于用跳楼的方式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实际上,师陀乡土小说中的老屋是被作为家园的象征物而存在的,但这里的家显然已经涂上了浓厚的封建宗法文化、家族制度和伦理道德的色彩,它们已不能代表正常意义上的“家”――那个充满温情与温暖的精神皈依之所。于是在师陀笔下,那些身处老屋之中的主人公无不在这四壁之内感到压抑和无所适从,而他们的觉醒和超越也就象征性地体现在对所处的局限性的认识和逃离上。因此,孟安卿、孟季卿、老抓、吃闲饭的二爷、徐立刚、小张,甚至马叔敖都先后离开了果园城,逃离了这毫无温情的地方。可以说,游子们逃离的是一个封建伦理秩序下的传统文化空间,而逃离的目的是为了寻找一个可以安放灵魂的精神家园,这是师陀笔下的主人公们乃至整个近现代社会游子离乡的根本动因。
老屋作为一种不断重复的意象符号在师陀的乡土小说叙事中也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它不但能引导读者从中体悟作者所灌注的象征寓意,而且还充分渲染了一种苍凉悲怆的氛围,同时有助于深化小说的主题。如前所述,师陀乡土小说中的游子们所逃离的家园,不仅是作为一种现实的生存空间而存在,而且更是作为一种文化和心理的象征,即封建伦理的桎梏而存在的。游子们的逃离于是具有了反对封建礼教和家族制度的意义,从而与鲁迅所高扬的现代知识分子反传统精神殊途同归。正如鲁迅以“铁屋”构成传统文化与中国社会的隐喻,也构成现代知识分子暗淡而清醒的内在精神的象征,师陀也构筑了“老屋”这一意象符号,从而赋予了自己乡土小说作品更深刻的主题、更广泛的涵盖性与象征意义。
旷 野
在师陀的乡土小说中,我们可以发现“旷野”是一个经常出现的高频率词汇,实际上它已经成为师陀乡土作品里一个不可或缺的突出意象。例如:“女人的尖叫沿着大道送到旷野上去。狗呢,大约到田里撒野去了。……‘小’死了。被埋到旷野的路旁。”(《毒咒》)“叉头……觉得自己真个孤单单的了,像置身在无人烟的旷野上。”(《人下人》)“这时呼声起来,声音短促而且悲哀,久久的颤抖着,宛如旷野的夜鸟。”(《酒徒》)“他喜欢自己的小屋,他喜欢冒着雨到旷野上去……”(《宝库》)同时,其他诸如原野、荒野、荒原、广野、广原等词汇也广泛地出现在师陀的乡土小说里,与旷野共同构成了以“旷野”为中心的意象群。
如果说老屋象征了具有浓厚封建色彩的传统文化空间,主人公们的出走是一次快意的逃离,而逃离的目的是为了寻找一个可以安放灵魂的精神家园的话,那么旷野显然正是这一过程的延续,也就是这种寻觅与追求的象征。而作为这种追求的表现,我们可以发现,游子们在旷野中的漂泊成为了师陀乡土世界中的一大景观。在现实中没有可以安顿灵魂的地方,内心深处又有着追寻的躁动,于是师陀笔下的主人公们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自我放逐,形成了一种“在路上”的漂泊情绪,旷野意象正与这种漂泊情绪联系在一起。“旷野是人的本性的所在,旷野上的一切美的真的东西在同丑的恶的对比中显示出自己的诗意。通过旷野,路翎使自己的人物取得了最高的生存价值。”①七月派笔下的人物是如此,而在师陀的笔下,“旷野”的意义也恰是在主人公漂泊的途中凸现出来的,或者说,也只有在旷野中师陀才使自己的人物取得了最高的生存价值。譬如《巨人》中犹如“魔鬼的化身,旷野上的老狼”,曾有“一身的邪精力,充溢着野性的锋芒”②的老抓,在外漂泊了二十年后重回故乡,却只能做了故乡的客人,因为不被接受,他只好从人群中退出,与“一槽骡马和牡牛,两条狗,一只猫”为伴,“独自躲进想象的莽原上去消磨日子”③。显然,老抓野性的生命力是他在漂泊的过程中才葆有的,也可以说是旷野赋予的,所以一但停止了漂泊,他便不再有生命力的张扬了。而写于1936年的《一片土》更具有明显的寓言性质,主人公“这人”为寻找“心灵的暖床”、“灵魂的安宁土”④而在旷野上饥餐渴饮,艰苦跋涉。他不可能停下来是因为只有不停地追问与探求,他的灵魂才能得到安宁,而旷野给了他思索和跋涉的空间。这些主人公实际上也是整个现代知识分子群体不断跋涉和对精神家园苦苦追寻的一个象征。
旷野意象大量出现在师陀的乡土小说中,成为其小说文本一道内涵独特的风景线,而这一意象符号在师陀的小说叙事中也有重要的作用。它不但具有深刻的象征寓意,而且在小说中反复出现也可以造成小说叙事的内在节奏感,如同音乐艺术中的主旋律一样不断地深化小说的主题。如果说在“五四”新文学的肇始时期,鲁迅看到前面是坟,坟的前面是没有人走过的路,但仍义无反顾地向前走去,不顾“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中夹杂着愤怒和悲哀”⑤而肩起黑暗的闸门开辟和探索民族的出路,是显示了先觉者的孤独的话,那么师陀则是以他笔下大量的旷野意象传达了现代知识分子精神漂泊和追求心灵家园的主题。他为现代文学开拓了一个新的疆域,也更为深刻地展示了现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历程。
坟
坟是一个经常出现在现代乡土小说奠基人鲁迅笔下,而在乡土抒情小说代表人物废名的作品中也屡见不鲜的意象,这一意象符号同样存在于师陀的乡土小说之中。如《老包子》结尾处老包子长满青草的坟头;《乡下人》里主人荒凉破败的祖茔;《受难者》中阴森恐怖的坟墓等。尽管师陀乡土世界中的坟的意象并不密集,但其具有的文化意蕴与叙事功能同样不可忽略。
从老屋到旷野再到坟,我们可以看到一条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心灵发展历程的清晰脉络――为寻觅温暖的精神家园而逃离传统文化的桎梏,而又在无家的惶惑和旷野的询问中品尝着孤独。在旷野中,游子们“异乡人”的灵魂始终在游荡、在寻找、在思索,但他们所发现、所感受到的却始终是生的悲哀和生命逝去的无可挽回的忧伤,于是便有了坟的意象。坟是一种象征,它象征着无边的空虚和寂寞,也象征着无望的生命,这是师陀对个人生存与命运的独特洞察,也是他对中国文化的本源感受。
对于坟这一意象符号,师陀是别有寄托的,这一意象在小说叙事中的作用使其已不单单是一座埋葬死人的土丘,而可以看作是烛照师陀乡土小说世界的一盏明灯。师陀在这一符号中寄寓了自己的文化感受和对死亡的沉思。可以说,坟是一个把现实和已逝的生命记忆结合在一起的典型意象。鲁迅在《药》中建起夏瑜的坟,寄寓了深广的忧思与愤慨;而在废名的眼中,坟是唯美人生的一道风景,是人生的装饰,是大地的景致。师陀则将他艺术的触角伸向熟悉的乡土世界中的生命个体,通过对坟的意象的描摹,透露出深沉的思索,并以老屋、旷野、坟这一系列自然意象,象征性地表现了乡土世界中的游子们精神追寻的轨迹。
基金项目:内蒙古自治区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项目:“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游子还乡’母题研究”(NJSY07212)
作者简介:刘元,文学硕士,集宁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① 王庆福.生命力:来自旷野的张力[J].南京:江苏社会科学,1994(2):125.
②③芦焚.巨人[A].里门拾记[M].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7:60,63.
④ 芦焚.一片土[A].罗岗编.果园城[M].珠海:珠海出版社,1997:133.
⑤ 鲁迅.鲁迅作品精选[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215.
参考文献:
[1] 刘增杰编.师陀研究资料[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4.
[2] 陈继会.中国乡土小说史[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 [3] 丁帆.中国乡土小说史论[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2. [4] 龚鹏程.游的精神文化史论[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5] 罗岗编.果园城[M].珠海:珠海出版社,1997.
[6] 芦焚.芦焚短篇小说选集[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
[7] 芦焚.里门拾记[M].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