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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析孙犁短篇小说独特艺术风格的形成_欧·亨利作品在线阅读

    时间:2019-02-12 05:30:30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

      关键词:孙犁 短篇小说 风格 《山地回忆》      摘 要:孙犁的小说清新明丽、自然淡雅,在当代文坛独树一帜,被人称为“荷花淀”派。文章以其创作于解放初的一篇小说《山地回忆》为考察对象,从艺术视角的选择、抒情格调的营造、人物形象的塑造、小说结构的设置以及语言的别具特色五个方面对其独特的艺术风格的形成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分析。
      风格,是一个作家创作成熟的标志,意味着作品达到了较高的艺术造诣,因此,拥有独特的艺术风格,成为许多作家追求的目标。然而,风格的形成却与多种因素有关,除了内在的艺术气质和创作个性外,题材的选择、人物的塑造、艺术的构思、语言的风格以及格调的营造等都在发挥着作用。在当代作家中,具有独特艺术风格的可谓屈指可数,孙犁应是其中的佼佼者。他的小说风格清新明丽,如荷花少女般自然淡雅,在当代文坛独树一帜,被人称为“荷花淀”派。《山地回忆》是孙犁写于解放初的一篇短篇小说,虽然不如《荷花淀》那样有名,却也颇能代表他一贯的创作风格,文章通过对这篇小说的细读,尝试着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其独特艺术风格的形成进行分析。
      
      一、独特别致的艺术视角
      
      考察孙犁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短篇小说,应当说,在题材的选取上,属于人们习惯称之为“重大题材”的革命历史题材和农村题材,且在他的笔下,常将两者合二为一。即描摹与抒写北方农村所经历的革命风云变幻和社会历史变迁。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同样是表现战争,他却不像同时代的大多数作家那样,去描写战争的残酷与血腥,而是侧重抒写战争中的民族正气;同样描写农民,他不着重揭示农民的苦难与心灵的重负,而专注于表现其(尤其是农村妇女)在战争中的觉醒,并努力深挖其内在的灵魂美、人情美。之所以选择如此迥然不同的艺术视角,一方面与作家在战争中的经历有关,据他说:“虽然我在文章中,常常写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实际上我并没有真正打过仗。我是一名文士,不是一名战士。”(《唐官屯》)更重要的还是取决于孙犁独特的艺术追求和审美理想。孙犁在谈到他早年受到的欧洲浪漫主义文学影响时,曾说他喜欢“作品中那股浪漫气息,诗一样的调子,和对美的追求”。在他看来,现实中的革命不仅仅意味着武力斗争,它的最终目的和使命是在战斗中涤荡旧的污泥浊水,创造美的生活,美的心灵与性格。可以说,正是因为执著于“对美的追求”,他才会将目光始终投注于那些“美的极致”,不愿意让社会中的丑恶现象进入自己的作品。《山地回忆》是孙犁小说代表作之一。它用第一人称回忆的笔法,扣住一个小物件――一双袜子展开故事,通过河边“争吵”、贩枣、买织布机等生活片断,生动地表现了在抗日战争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建立起来的革命战士同人民群众之间的鱼水深情,赞美了纯朴真挚的人情。小说中的主人公妞儿,其生活原型是一个很刁泼,很粗野的妇女,但是经过孙犁的艺术加工之后,却成了一个善良、活泼的小姑娘。显然,孙犁遮蔽了现实中不好或不愉快的一面,“提纯”和“美化”了笔下的人物。用他的话说,“《山地回忆》里的女孩子,是很多山地女孩子的化身。当然。我在写她们的时候,用的多是彩笔,热情地把她们推向阳光照射之下,春风吹拂之中”(《关于(山地回忆)的回忆》)。
      
      二、浓郁深挚的抒情格调
      
      根据自己的喜爱和偏好来选择描写对象,将表现重点放在战争中人物心灵美与人情美的展示,这一独特艺术视角的选择,使孙犁短篇小说在看重对事件和故事的质朴叙述之外,更注重对个人“情感的抒发尽致”。他的作品,一方面满腔热忱地讴歌战争如何促成民众觉悟的提高与精神的解放,另一方面,也在对淳朴民风、浓郁民情和温馨民俗的描绘中,抒发了作者自己对乡土、乡亲和乡情的执著眷恋与深挚热爱。他的抒情往往恣意铺陈,不吝笔墨,甚至不拘叙述陈规。他常常用便于抒情的第一人称,直抒胸臆,从而打破主观客观、内在外在的区分。而且,与当时的许多作家一样,孙犁也喜欢将叙述安放在一个回忆性框架中,但他的这一框架与其说是为了引出要叙述的人和事,不如说是更便于寄托自己的情感。《山地回忆》是孙犁写于建国初始的一篇短篇小说,同《荷花淀》一样,这篇小说写得朴实、自然、清新,不同的是,《山地回忆》采用第一人称的叙事方法,以“我”的见闻及经历作为主线。小说从“一位农民代表”身上的“山地蓝”粗布裤衫引起的回忆起笔,写“我”,一名普通的小战士,于抗战时期打游击来到一个小村庄,在小河边遇到女孩妞儿,并由洗脸而引发出一场“唇枪舌剑”。“我”和妞儿一家渐渐熟悉起来,妞儿用家中剩下的白布给“我”做了一双袜子。解放后我回到村庄,送给妞儿一家每人一身新布,并送给他们红布和黄布做国旗。小说以“争吵”和“做袜”为描写重点,写了洗脸、做饭、纺线、贩枣等家常琐事和片断对话,伴随着人物情感流动的轨迹,中间不时穿插“我”对妞儿一家人的款款深情,到买布做旗,戛然而止,读来余韵缭绕。从“送袜子”到“做国旗”,也反映了两个时代的伟大进程,表现了革命群众对战斗赢得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无比欢欣和热爱,从中也体现了孙犁小说以小见大,让“细枝末节”放射出时代光芒的特点。小说显得情浓意深,耐人寻味,充满了生活气息和情韵,具有诗的意境。
      
      三、多姿多彩的女性形象
      
      孙犁小说独具特色的浪漫抒情格调,在很大程度上与其对女性形象的塑造有关,在妇女形象的描绘上,几乎倾注了他的全部热情。他笔下的农村妇女形象系列,是一条长长的,熠熠生辉的画廊。从《光荣》里的秀梅到《铁木前传》中的九儿,从《荷花淀》中的水生媳妇到《风云初记》中的秋分,从《吴召儿》中的吴召儿到《山地回忆》中的妞儿,无不写得“像金子一样坚硬,像水一样明澈”。之所以对女性情有独钟,一方面与作家对人生理想的追求相一致。在苦难深重的年代,女性往往承担着最大的牺牲,她们的心灵就显得更为光彩夺目。孙犁说:“为了解放斗争,她们情愿献出自己最心爱的人:丈夫,儿子,情人,献出她们全部的爱。”(吕剑:《孙犁会见记》)农民的觉醒意识、民族尊严意识所表现出的人情美、人性美,又大多数体现在“识大体,乐观主义和献身精神”的妇女身上,因此这些女性就成了孙犁作品礼赞的对象。另一方面,由于女性性格中体现的“心灵与自然的统一”、“女性天性中的柔和之情”和“女子特有的秀美”,更易于显示人情美和道德美,也更适应抒情小说阴柔美的美学风格。更为可贵的是,孙犁是从准确把握这些青年妇女的不同心性的基点上去挖掘,再现美好的人性和人性的光彩的。水生媳妇和妞儿,一个温柔细腻,恬静内向;一个则锋芒毕露,甚至有点尖刻,凌厉。然而在这样强烈的性格反差之中,孙犁写出了农村青年妇女的爽朗热情。《山地回忆》中的主人公妞儿是个普通的农村女性,她出场时那寻隙挑衅的姿态,咄咄逼人的话语,就显示出这一人物的独特个性。关于真假“卫生”和刷牙的一番“宏论”,又 叫人啼笑皆非地感触到她疼人的心田;“什么时候,才能打败鬼子”的询问,透露出对胜利的渴望,直到提出“不穿袜子……也是卫生吗?”的责问,犹似异峰突起,一下子把剑拔弩张的气氛消解成融融暖流;“我给你做”的诺言似惊雷震响,把谜底一下亮出――原来她对“我”的一系列“攻势”,全是为了寻找机会与这萍水相逢的八路军战士找话交往,心疼他的没袜受冻,并欲表示给予真诚的帮助。一个脸红手肿、伶牙俐齿而内心火热、纯真鲜亮的山地女孩,已活脱脱地站在读者面前。大娘关于学纺线的介绍,大伯关于饭食的揶揄,以及妞儿买织布机的要求,又从不同侧面写出她聪明勤劳等特点,丰满了人物形象,使其成为“山地女孩子的化身”中的“这一个”。
      
      四、别开生面的散文结构
      
      叙述过程中抒情主体的融入,使孙犁的小说不以故事情节的连贯、缜密和完整取胜,而是常常打破小说传统的艺术结构,或用一连串的生活画面,或用一种思想,一组细节串通起来,呈现出一种别开生面的、追随人物感情流动的散文式结构。由于这种随意、散漫的结构特征,孙犁的小说也常被人称为“散文化小说”或“诗化小说”。他的一些小短篇,更是由一些回忆性的片断组成,称其为回忆性散文也未尝不可。《山地回忆》中关于乡村景象的记忆、战争年代的日常生活的真切表现以及自然流露的诗意,都给读者以绵长的回味。作品中的“我”在天津工作,当他见到快十年没见面的来自阜平山区的农民朋友时,往日的回忆油然而生。他最直接的记忆是山区自然地理环境的恶劣、生产资料的匮乏以及农民生活的艰难。紧接着。他把笔墨集中在日常小事的描写上:“我”去河边洗脸,和妞儿拌嘴,妞儿给做袜子,跟妞儿一家越来越熟,在她家吃饭、唠家常,帮着妞儿的父亲长途贩运红枣,挣的钱又由妞儿做主买回一架纺车,她开始兴致勃勃地学习纺织的全套手艺……虽没有气势磅礴的黄钟大吕,却能让读者感受到中国底层百姓对生活的执著、坚忍、乐观和热情;所叙述的家常闲话、纺纱织布、运枣卖枣等极其普通的生活琐事,却由于按照感情的发展脉络,“其中别有一种真情在”,因而楚楚动人,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显示了作者极富诗意地概括生活中最平凡的事件以表现不平凡意义的卓越才能。
      
      五、流畅典雅的小说语言
      
      孙犁小说语言清新自然、朴素洗练,“如话性”和“如画性”兼具。前者大多继承了大众口头语的传统,从生活出发,通俗晓畅,明白如话,具有浓厚的泥土气息。后者更多具有文人书面语的色彩,讲究艺术的加工,典雅明丽,如诗如画。而他又能将语言的通俗与优美、简练与细腻、直率与含蓄、清淡与浓烈和谐地统一起来,如行云流水,却又状物传神,形成了清新、明净的语言风格。《山地回忆》力图描写在抗日战争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建立起来的革命战士同人民群众之间的鱼水深情,赞美了纯朴真挚的人情。这种写作目的的功利性,并没有影响这部作品的持久魅力。很大的原因便是因为作品活生生的语言。小说写道:
      
      我于一个冬日到河边洗脸,听见在下水流有人喊:“你看不见我在这里洗菜吗?洗脸到下边洗去!”
      这声音是那么严厉,我听了很不高兴。这样冷天,我来砸冰洗脸,反倒妨碍了人。心里一时挂火,就也大声说:“离着这么远,会弄脏你的菜!”
      洗菜的人也恼了,那人说:“菜是下口的东西呀!你在上流洗脸洗屁股,为什么不脏?”
      “你真讲卫生呀!我们是真卫生,你是装卫生!你们尽笑我们,说我们山沟里的人不讲卫生,住在我们家里,吃了我们的饭,还刷嘴刷牙,我们的菜饭再不干净,难道还会弄脏了你们的嘴?为什么不连肠子都刷刷干净!”
      “那是假话吗?你们一个饭缸子,也盛饭,也盛菜,也洗脸,也洗脚,也喝水,也尿泡,那是讲卫生吗?”她笑着用两手在冷水里创抓。
      山里人的淳朴和率真都在这些语言里得到淋漓尽致的表达。这篇小说语言也显得清新、隽永、流畅,这是作者一贯的风格。如描写早晨的环境,“刮着冷风,只有一抹阳光,黄黄的落在对面的山坡上”,语言清秀、明丽,十分类似抒情散文。
      
      作者简介:孙培云,文学硕士,焦作大学人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文学。
      
      参考文献:
      [1]王庆生.中国当代文学史[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2月第1版.
      [2]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7月第1版.
      [3]范智红.世变缘常――四十年代小说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4]林怀宇.虚实之间有真意[J].福建工程学院学报,2008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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