侨居者的悲剧体验:描述一次审美体验
时间：2019-02-12 05:37:52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关键词:郁达夫 《沉沦》 侨居 悲剧体验 摘 要:从20世纪流散写作的大背景中考察《沉沦》,该作品属于我国最早的流散写作之一。作品反映了中国人侨居异乡的悲剧性生命体验。郁达夫在国别、种族、性别的边界表达内涵深厚的侨居者感受,营造自己的叙述疆域, 完成了一种异域冥想和家园之外的书写。
1921年的中国文坛,由于郁达夫《沉沦》的发表而着实热闹了一番,此小说激起轩然大波,有人骂郁达夫是颓废主义者,色情作家,“所受的讥评嘲骂,也不知有几十百次”,直到周作人在《晨报》副刊发表《〈沉沦〉》,骂郁达夫的“壮士们”“才稍稍收敛了他们的雄词”,过了两三年,《沉沦》竟受了“一班青年病者的热爱,销行到了二十余万册”,《沉沦》的“诲淫冤案”①就此了结。大半个世纪以来,对《沉沦》的评价基本没有超过当年周作人、郭沫若、钱杏�分别在《〈沉沦〉》《论郁达夫》和《郁达夫》中的看法:写青年的忧虑病,敢于赤裸裸地暴露自我隐私(且是不太光彩的一面),反映“五四”时代个性解放的呼声,揭示“五四”青年所经历的身心压抑。
《沉沦》一开始就被置放于“五四”大语境中进行解读,因而作品获得了反传统和个性解放的赞誉。然而,一个最显而易见的事实却始终未曾被研究者特别意识到,即:这篇小说是一个在日本生活了八年的中国留学青年在东京改作的(初稿写作时间不明)。这绝非一个简单的空间或地域概念。“一个中国青年”与“留学日本的生活”,这样两个因素交融混合在一起,构成了《沉沦》创作的潜在文化背景。如果以此作为思考《沉沦》的出发点,我们就会看到,《沉沦》表征着侨居者在异国他乡寻觅自己的生存与文化之根时,备受煎熬焦灼不安的漂泊之魂。小说最让人荡气回肠的就是两种民族碰撞交流而生成的独特人生悲剧体验,尤其是弱小民族的侨居者悲剧体验。如果将《沉沦》放在20世纪流散写作的大背景中加以考察,“我”在日本的心理困境,正是中国国民在海外侨居的生命际遇的一个侧影。郁达夫在国别、种族、性别的边界表达内涵深厚的侨居者感受,营造自己的叙述疆域,完成了一种异域冥想和家园之外的书写。
《沉沦》的异域书写首先体现在一般意义上的侨居者体验,这种体验包含乡愁主题和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孤独者心态;其次体现在侨居者的悲剧性体验,这种悲剧性体验主要表现为与此相关联的忧虑感,此种忧虑感在小说中浓得化不开,并且,这种忧虑感与祖国、民族联结在一起,因而具有超越个体的意义。
主动或被动漂泊、沦落他乡者远离故土、家人,因而家园之于侨民具有特别的意义,也因此,怀乡成为了流散文学中最常见的主题,尤其是被迫离乡背井者,怀乡几乎是他们拿起笔的最原始的冲动。对于故乡的反复吟咏,是侨民在陌生环境中缓冲心理压力的一种有效途径。《沉沦》正是表现了流散写作中这种常见的乡愁主题,充满了流浪弃儿对故土的眷念。“我”跟着长兄到日本留学,最初在东京第一高等学校上预科,后来进入N市的高等学校。“我”的留学生身份使“我”对故土魂牵梦绕。“我”思念故乡的明丽山河,“故乡岂不有明媚的山河,故乡岂不有如花的美女?”家乡有一条江水,“江形曲折,风景常新”,“一川如画”,自身的书斋“结构不大,然而风景晦明,春秋朝夕的风景,也还抵得过滕王高阁”。当“我”在异国他乡遭受不平时,发誓爱“就爱我的祖国,我就把我的祖国当做了情人吧”。
《沉沦》也表现了流散写作的另一常见主题――难于融入异域的孤苦心态。侨居者或主动或被动离开各种初始的人际、文化关系网络,有的很快在异域寻找到新的网络关系,有的而且是很大一部分难以迅速找到维系这种初始关系的链条。由此,漂泊者离乡背井谋求生存而又无法融入当地生活的孤寂、迷惘、幻灭、彷徨、无所适从的状态成为具有侨居身份的作家关注的焦点。《沉沦》也表现流散写作的这类主题――生在异乡为异客的抑郁与落寞。“我”到日本留学,总是形影孤单,一人出没,一人居住,就是遇着同学都总是“想避来避去”,“然而无论到了什么地方,他的同学的眼光,总好像怀了什么恶意,射在他的背脊上面”,有时也想向一些“解他的意的人”,“谈几句知心的话,然而口中总说不出什么话来”,这几个同学只得离他而去,“我”只能将自己束缚在蚕茧中。作品开头几句即奠定了全文的情感基调――孤独、冷清,“他近来觉得孤冷得可怜。他的早熟的性情,竟把他挤到了与世人绝不相容的境地去,世人与他的中间介在的那一道屏障,愈筑愈高了”,小说起笔即呈现出孤冷的叙述基调,让读者感到一个遗世者的痛苦。失去生存母体而漂泊到异地他乡的沦落者前途未卜、寄人篱下,渴望融入到居住地的主流文化中,期冀着与当地居民的交流,但侨居的身份阻止了这种交往,小说弥漫着孤苦感,笼罩着一种对个人境遇、命运无可奈何的情绪。
《沉沦》中的“我”确乎是一种漂泊的主体,中心离散的主体。但外在形式的感伤行旅并不能遮蔽内在的个体与民族、家国之间的关系。如果《沉沦》仅仅停留在反复咏叹思乡、孤苦的层面,那么,从流散写作的角度看,此文本就不可能有特殊的价值可言。之所以我们从流散写作的角度重新解读《沉沦》,是因为《沉沦》超越了流散写作中常见的乡愁、孤独的情怀,而将此种情结与民族、国家意识纠结在一起,体现出祖国命运忧虑感,侨居者的情感体验在民族、社会、时代和国家的语境中得以展现、深化,反映出当时侨民以民族国家为生存背景的存在方式,这种特点奠定了中国早期流散写作的书写范式。
“我”留学日本,侨居体验的前提是个人与社会的某种对峙,而不是个人和社会的统一。“我”依恋祖国,认同祖国,对祖国有割不断的情思,但“我”对故乡的怀念更多的是以“曝恶”的方式加以体现。现在的新移民文学的故国想象和书写,更多表现出怀旧色彩,是“誉美”,有的甚至具有很强的民族自豪感。而郁达夫从一种“东方主义”的视角对自己本民族的弱点进行深刻的批判和剖析。同胞相仇,窝里斗,“他同他的几个同胞,竟宛然成了两家仇敌”,“因为他自家的结婚有些道德上的罪恶,所以他专讲人家的丑事,以掩己之不善,说他是神经病,也是这位同学说的”;专制昏庸,“学校里浸润了一种专制的弊风,学生的自由,几乎被压缩得同针眼一般的小”。从“曝恶”进而发展到“怨恶”,小说的主人公敏锐地感受到,他们之所以经常在外遭受令人难以忍受的歧视,根本原因是祖国的贫弱。因此,祖国让“我”失望,“茫茫烟水回头望,也为神州泪暗弹”。“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是他们对母国的共同情感态度。基于此,将自身的一腔怨恨发向祖国,高喊“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愤懑、指责,同时又充满哀怨的情绪。很显然,郁达夫将“我”性情的孤僻、精神的悒郁、情绪的惆怅,全部归因于祖国的贫穷落后,“我”的人格弱点是弱国子民在海外的必然产物。“我”的侨民体验与对祖国的忧患意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沉沦》不仅在言说“我”眼中的故土时具有民族、国家意识,而且在言说“他者”形象时,也时刻不忘民族、国家的概念。现在的新移民文学在谈及异域的孤苦时,强调各民族风俗、文化的隔膜,更多表现出文化身份的焦虑。《沉沦》不是强调失去文化母体后文化的难以融合,不是文化身份认同的焦虑,而是种族受到歧视后的焦虑,是一种民族身份认同的焦虑。“我”之所以不能被日本人接受,不是因为文化背景的差异,而是“我”的民族身份造成的,因为“我”是“支那人”,所以她们不送“我”与秋波,而只给予日本人。“原来日本人轻视中国人,同我们轻视猪狗一样。日本人都叫中国人作‘支那人’,这‘支那人’三字,在日本,比我们骂人的‘贱’还更难听”,这段话表现出弱国子民的自尊心与自卑感。面对欺辱,“我”的情绪也极为复杂,有时想坦然接受,“既然到了日本,那自然不得不被他们日本人轻侮的”,“他们都是日本人,他们对你当然是没有同情的”。有时又衍生为复仇,“他们都是日本人,他们都是我的仇敌,我总有一天来复仇,我总要复他们的仇”。复仇的呼声成为游学异国的弱国子民的心理安慰剂。郁达夫再次证明:侨居在外的中国人承受的无奈的苦涩,包括经济的贫乏、政治权利的缺失、性的压抑和情感的荒芜,都与种族、国家联系在一起。
《沉沦》所表现的弱小国家民族在外侨居的悲剧体验是一种深入骨髓般的痛楚,它混合的是侨居和种族的双重屈辱,让人想到的是诸如血脉、根系、族群这一类令人有切肤之感的词汇。一方面,对祖国有着挥之不去的记忆,爱恋与痛恨相交织,希望在异国他乡找到心灵的寄托;另一方面,由于民族、国家的对立,又很难与自己所定居并生活在其中的民族国家的文化和社会习俗相融合,无法真正进入居住国的生活圈,这就形成了非常复杂的“侨居者经验”。对祖国强大的呼唤、对日本的复仇无疑与当时民族国家所需要的意识形态相吻合。将侨居体验与民族国家的召唤联系在一起,将个人与祖国捆绑成一体,侨居者的个人际遇与自己的母国、民族结织在一起,撕掳不开。因而,《沉沦》超越个人情感哀怨,成为那一代海外留学生生活的实录,这正是《沉沦》的意义所在。
《沉沦》表现了特殊年代中国子民在外侨居的悲剧体验,从一定意义上讲,这种体验是郁达夫生存的原初境况的再现,它源于郁达夫在日本的生存处境和作为弱小民族的创伤性体验。郁达夫1913年从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流徙到日本,置身于别国的土地,身不由己地成为了“他者”、“边缘人”。他必须接受所在地政治、法律权力的管辖和种种不平等待遇,忍受种族歧视、民族主义的排挤,“有智识的中上流日本国民,对中国留学生”是“笑里藏刀”。至于无智识的中下流,“这一流当然是国民中的最大多数”,“则老实不客气,在态度上言语上举动上处处都直叫出来在说:‘你们这些劣等民族,亡国贱种,到我们这管理你们的大日本帝国来做什么?’”②郁达夫对日本的感受也是分裂和多重的,一方面急于离开日本,因遭受了不少凌辱,另一方面故国也不可敬。郁达夫以中华民族的身份流落到日本,从一种政治、文化跌入另一种政治、文化,面临着一个陌生的背景和语境,这种文化背景和身份决定了他文学创作的特质,他将自己独特、尴尬的民族身份、体验与理解书写在自己所创作的文本中。郁达夫在《沉沦》中的文学书写,其实是一种民族身份的重新书写。
在《沉沦》中,“我”与两种人进行对话:一种是以侨民身份与居住国的民族对话,一种是以“另类”面孔与原民族进行对话。与前一类人对话是作者对日本民族的感受的结果,与后一类人对话则是对母国感受的实录。当时郁达夫对祖国的感受是:“人少畜生多”,“碰壁,碰壁,再碰壁,刚从流放地点遇赦回来的一位旅客,却永远地踏入了一个并无铁窗的故国的囚牢”③,当离开他“死也不再回”去的日本,临近祖国的时候,他“的心境也同白日的光明一样,一点一点被黑暗腐蚀了”,“唉,唉,唉,唉,我错了,我错了。我是不该回国来的。一样的被人虐待,与其受故国同胞的欺辱,倒还不如受他国人的欺辱更好自家宽慰些”④。民族国家的危机必然要反映为自我的不确定性甚至主体的危机。祖国作为一种“原初联系”,作为参照性的心理镜像,是一座“失去的地狱”,居住地作为现实存在,也未能让“我”体认到“生存的天堂”。身受双重挤压,作为双重的“边缘人”、“夹缝人”,郁达夫在痛苦之余把那些埋藏在心灵深处的记忆召唤出来,使之游离于作品的字里行间。
郁达夫曾经说,他创作《沉沦》时,“在感情上是一点儿也没有勉强的影子映着的;我只觉得不得不写,又觉得只能照那么写,什么技巧不技巧,词句不词句,都一概不管,正如人感到了痛苦的时候,不得不叫一声一样,又哪能顾得这叫出来的一声,是低音还是高音?或者和那些在旁吹打着的乐器之音和恰不和恰呢?”⑤从这段话看出,郁达夫创作《沉沦》时是凭借情绪的冲动。如果我们进一步追问,这种冲动的情感内涵是什么?“我的这抒情时代,是在那荒淫惨酷,军阀专权的岛国里度过的。眼看到的故国的陆沉,身受到的异乡的屈辱,与夫所感所思,所经所历的一切,剔括起来没有一点不是失望,没有一处不是忧伤,同初丧了夫主的少妇一般,毫无气力,毫无勇毅,哀哀切切,悲鸣出来的,就是那一卷当时很惹起了许多非难的《沉沦》”⑥,上面这段话可以看成这种情感的注脚,即推动郁达夫创作《沉沦》的情绪是“故国的陆沉”和“异乡的屈辱”。这从侧面再次证明,《沉沦》的创作书写了一个侨居者的悲剧体验,而且,这种体验与民族、家国结为一体。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小说既然表现侨居者感时忧国的异乡体验,为什么要夹杂如此之多的性爱描写?极为个人化的性爱烦闷和家国、民族有何联系?表面看,这篇小说确实是写一个青春期青年的爱欲冲突。而实际上,郁达夫之所以在作品中加入如此之多的性爱描写,是因为他在日本深切感受到性爱和歧视紧密联系在一起,性爱上遭受的一切歧视是侨居者遭受歧视的一个表现,对性爱的描写正是为了反映侨居者所受的民族歧视。“而国际地位不平等的反应,弱国民族所受的侮辱与欺凌,感觉得最深切而亦最难忍受的地方,是在男女两性,正中了爱神毒箭的一刹那”⑦,那些无邪的少女,本来绝对服从男子的安排,“一听到了弱国的支那两字,哪里还能够维持她们的常态,保留她们的人对人的好感呢?支那或支那人的这一个名词,在东邻的日本民族,尤其是妙年少女的口里被说出来的时候,听取者的脑里心里,会起怎么样的一种被侮辱,绝望,悲愤,隐痛的混合作用,是没有到过日本的中国同胞,绝对地想象不出来的”⑧。借助男女两性的关系,表现侨民在海外所受的欺辱;借爱欲的问题反映国家、种族的社会问题,这是郁达夫在海外的切身感受,也是郁达夫描写性爱的原因所在。看上去郁达夫的主人公获得的是身体性的觉醒和感性的塑造,其实这个身体已经和民族国家的统治与质询结合在一起,而不是真正的感官层面的性压抑。
作者简介:邓利,文学博士,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
①②④⑤⑦⑧ 曾华鹏:《郁达夫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7月版,第60页,第44页,第58页-第59页,第44页,第46页。
③⑥ 郁达夫:《忏余独白》,《郁达夫全集》(第5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542页,第542页。
(责任编辑:赵红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