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本“二十四史”的校勘]二十四史校勘
时间：2019-02-13 05:34:01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二十四史”是冠盖我国史坛的煌煌巨著，它的记事起于传说中的黄帝，止于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历时四千多年，其中保存了系统而又丰富的历史材料，成为研究我国历史不可缺少的基本文献。长期以来，人们盼望看到经过整理的“二十四史”。现在这一愿望实现了，中华书局用统一的装帧出齐了全史。这是“二十四史”流传过程中最新的本子。
翻开新本“二十四史”，一目了然，它的整理工作主要有二项，一项是标点分段，另一项就是校勘。
前人说过：“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所以，对于阅读“二十四史”的人来说，能否提供一个质量好的校本是很重要的。这个道理并不难理解。“二十四史”的第一部书《史记》成书于汉武帝时代，到现在，迭经传写翻刻。即使最后一史《明史》，杀青于清雍正年间，乾隆四年初次刊行，至今也传布了二百多年。由于作者的笔误，抄写刻印的讹脱，流传中的散佚，加上封建统治者有意的窜改，就使每一史都出现程度不同的讹、脱、衍、倒。有时增减一字，弄得人们迷惑不解，甚至使史实走失了原样。殿本《周书・赵肃传》载：肃于“永安初，授廷尉天平，二年，转监。”什么是“廷尉天平”？历代从未设置此官。如果“天平”二字属下句读，也于史实不符。其实“天”是衍文。据《魏书・官氏志》第六品有廷尉正、监、评。廷尉平卑于监，所以过了一年赵肃转为监。这里只是增出一字，就使人不解其义了。诸如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可见校勘“二十四史”是一件重要的工作。
“二十四史”最后形成于乾隆年间，在新本出现以前，虽然有过几次印行全史，但就版本而言，可以分为两大系统，即乾隆时武英殿校刻本和商务印书馆在1930年至1937年印行的百衲本。后者意在保存较早的版本，只对个别史文偶或改正，基本上没有作校勘。殿本倒是作了校勘，卷末附有“考证”。遗憾的是校勘粗疏，考证多误，字句错误和脱叶错简，屡见不鲜。《四库全书总目》批评明代监本《史记》删节张守节正义，但查考殿本，正义整条脱漏和部分脱漏的条目也有近百条。对《汉书》颜师古注，也有大量的删芟。尤为恶劣的是，对《元史》进行了肆无忌惮的窜改，有些地方随意增删文字，改译口语为文言。洪武本《泰定帝纪》记载的即位诏，都是直译口语，乾隆四年刊本还保留了原貌，四十六年全部改译为文言。乾隆帝以原书译名舛误为口实，命令馆臣重加修订，对人名、地名、官名、物名作了许多改动。当时没有另镌新版，而是草率地在原版上剜刻。有时改动的名称与原来的字数不相符合，便损益上下文。封建文人向来称颂乾隆时期是“稽古右文”的“盛世”，可是“二十四史”却在“盛世”有过这样的厄运。
今天，“二十四史”传布过程中遭遇的厄运一去不复返了，经过整理的新本，与殿本迥然不同，给人一种面貌一新的感觉。这固然由于有了标点、分段，但也与整理者进行了大量细致的校勘工作分不开的，据粗略统计，《元史》校勘记有二千六百多条，《宋史》多达四千多条。经过校勘，多少年来以讹传讹的误文得到改正，脱落残缺的文句得到增补，窜入史文的衍字予以删除，错乱倒置的史文得到乙转。不少过去的疑滞，经过整理者的校订，都迎刃而解，大大方便了读者。我们仔细阅读校勘记，就会感受到整理者严肃认真的工作作风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着手校勘“二十四史”，首先要解决工作底本问题。古人校书，有一种不良的风气，盲目相信古本。当然，一般说来，刻本越早，错误也就少一些。但也不能一概而论，某些古书经过后人整理，晚出刻本的质量反倒高于宋元旧椠。所以，一个负责任的校书家，应该从实际情况出发，择善而从。新本“二十四史”的整理者就是本着这种精神来选择底本的。经过不同版本之间的对比研究，《后汉书》以商务印书馆影印的南宋绍兴本作为底本，《南史》、《北史》以商务印书馆影印的元大德本为底本。这些宋元刻本，讹误较少，确定为工作底本，无疑是妥善的。《汉书》则没有选取现存较早的北宋景本和明毛晋的汲古阁本，而是使用了清王先谦的《汉书补注》本。从唐至清，对《汉书》有过两次集大成的整理，一次是唐初颜师古作《汉书》注，一次是王先谦作《汉书补注》。王先谦的补注初刊于光绪二十六年，它备录众说，兼采各家之长，考证比较翔实，作了许多纠谬补缺，不失为《汉书》的一部善本。鉴于这种情况，整理者放弃了宋明刻本，使用王本作工作底本。弃取之间，显然经过了认真的考虑。有了质量较好的底本，就为校勘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新本“二十四史”的校勘，就其内容来看，各史遵循着一条原则，即只校史文字句的错误，对于各史记事的疏漏和谬误，都不去涉及。对此也许有人提出异议。但我们认为，校勘作为一门科学，它承担的任务就是厘订书籍文字的讹误，恢复原书的本来面貌。史实的纠谬补缺，严格说来，那是注释和考证所应解决的问题，而不应该要求在校勘范围里加以解决。殿本“二十四史”卷后所附的考证，就没有注意区分两者的界限，有些条目属于校勘，有些条目纯属史实的注释和考证，漫无体例，结果那一项内容都挂一漏万，未臻完善。
校书质量的好坏，与能否运用科学的校勘方法有着直接的关系。前人在校书实践中，创造了“对校”、“本校”、“他校”、“理校”等行之有效的方法。新本“二十四史”的整理者根据各史的特点和每一具体问题的要求，灵活地采用了这些校勘方法。
就全史的校勘来看，整理者把对校作为最基本的方法。所谓对校，就是确定一个误字较少的版本作为工作底本，然后选择本书其它版本来校录异同，判断是非，改正文字错误。这是校书简便而又稳妥的基本方法。新本“二十四史”用这一方法发现了许多重要的异文，订正了很多史文的讹脱衍倒。前人使用这种校勘方法，往往喜欢把他本与底本的异同，一一照录，正误杂揉，校勘记繁芜，使人不得要领。新本“二十四史”就没有这种弊病，底本不误而它本误的，一律不撰写校勘记。但底本不误而它本有参考价值的异文，还是加以收录。这既荟萃了各种版本的长处，又使校勘记比较简洁。
本校也是新本“二十四史”经常使用的方法。本校是指以本书前后相互校证，从中发现和纠正错误。“二十四史”是用纪传体编写的，本纪记载帝王的政迹，列传是人物传记，表谱列书中的人物和史事，志叙述典章制度，各个部分相辅相成，有着内在的联系。整理者掌握了这一特点，充分地加以利用。如旧本《三国志・孙和传》裴松之注引《吴书》说：“诸葛丰伪叛以诱魏将诸葛诞。”其实这并不是诸葛丰的事。据《孙权传》裴注所引《江表传》：赤乌十年，孙权“遣诸葛壹伪叛以诱诸葛诞”。诸葛丰是诸葛壹之误。整理者发现了裴注所引《吴书》的错误，就以《江表传》为证据予以改正，并在校勘记中说明理由。这种以本书校本书的做法，是令人信服的。
在对校和本校之外，新本“二十四史”还较多地使用了他校法。简单地说，他校法就是用他书校本书。各史撰修时，总有其他文献资料作为依据；记述的史事，也往往见于同时代的其他书籍；后人著书，免不了征引前代编修的史书。这就可以利用前人、同时代人和后人的著作来订正各史的文字错误。新本“二十四史”的校勘记，几乎无一不广泛地搜集他书作为订正错误的依据。《明史》成书较晚，今天我们仍能看到最早的乾隆四年武英殿原刻本，不存在版本对校的问题。所以新本《明史》的纠谬补缺，主要靠他校。整理者不但使用了《明史》的蓝本《明史稿》和史料丰富详尽的《明实录》，而且对《明会典》、《寰宇通志》、《明一统志》、《国榷》、《绥寇纪略》等书也多所采摘，使《明史》的许多错误得到纠正。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魏书》，整理者用类书《册府元龟》进行校勘，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旧本《魏书》残缺严重，不但有个别字句的脱漏，而且有成行整页的脱漏。清人卢文曾据《通典》补上了《乐志》几十字的脱文；三十年前，陈垣先生又据《册府元龟》补全了《乐志》。但《礼志》和《刑罚志》仍有整页的脱文。因为旧本散失这些史文后，文字衔接，语义似乎通顺，所以一直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现在经过整理者认真仔细地查核勘对，终于被发掘出来了。《礼志》在旧本“君之厌”一句“君之”下脱去三百二十五字，在百衲本里恰好是一整页。《刑罚志》在旧本“而卖者既以有罪”一句“而”字下脱去三百十七字，也是一整页。新本《魏书》已经补上了这二页脱文，使它更加接近原貌了。我国的史籍浩如烟海，采用他校法来校勘“二十四史”，不但要熟悉各种史书，而且校勘一史就要查阅数十种甚至数百种书籍。仅《宋史》一书校勘记中征引的各种书籍和资料，就有三百三十多种。这要花费多少心血啊！
新本“二十四史”的校勘，还采用了推理的方法，我们称之为“理校”。由于学识的局限，这种方法容易使人陷入主观片面，颠倒了是非。就全史来看，只靠理校订正史文的地方并不多。可见整理者的态度是相当慎重的。
几种校勘方法，在整理者那里不是分割的，而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有时为了纠正一处错误，同时运用两三种方法，取得较为坚实可信的证据。殿本《周书・王雅传》记载雅“除都督，赐爵居康县子”。新本改“居康”为“居庸”，并在校勘记中说：“‘庸’原作‘康’。诸本和北史本传、《册府》卷八三五都作‘庸’。二张以为‘康’字误。按魏书卷一○六上地形志上东燕州上谷郡有居庸县。殿本刻误，今迳改。”一字之改，运用了对校和他校，两种方法互相补充，提出了几个理由说明殿本的错误，使改字有了充足的证据。
历代校勘和研究“二十四史”中的一史、数史或全史的不乏其人，留下了大量的成果。新本“二十四史”的整理者非常重视这些成果，进行了认真地清理，吸取了其中正确的见解。宋、明两朝治《汉书》特别强调校订，清代学者校订与释义并重，这方面的专著和散见的札记陆续行世，仅王先谦的《汉书补注》就征引了六十余家。近人杨树达的《汉书窥管》也是功力颇深的。新本《汉书》的很多校勘意见都是根据王、杨两书，经过分析研究撰写的。新本《史记》更是集中使用了前人的成果，张文虎的《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是新本改字的主要依据。一些人们难见的稿本，如张森楷的各史校勘记也被吸取了。整理者注意吸取前人成果，并不墨守前人成果，一些不正确的见解，理所当然地被抛弃了。即使正确的见解，整理者也往往提出新的证据加以补充，使其愈加充实完备。
清代有名的文字学家段玉裁说：“校书之难，非照本改字不讹不漏之难也，定其是非之难。”这话是有道理的。发现各史不同版本之间和本史与他书之间的文字差别并不困难，难就难在正确地判断是非。这就要求校书的人不臆断，不轻改。殿本“二十四史”缺点之一就是证据不足，妄下断语，轻率地改字，又不交待改字证据的出处。新本“二十四史”克服了殿本的缺点，凡是增删改易的地方，都说明底本原来作某字，现在校改的证据和证据的具体出处。这样即使校改错了，也便于读者纠正。遇到改字证据不足和是非难断的文字，一般不改动底本，只在校勘记中说明整理者的看法，帮助读者作出选择。偶或对异文拿不出见解，也不强不知以为知，而是存疑不论。这种态度是可取的。
旧本“二十四史”存在许多文字错误，给读者设置了重重障碍。这些障碍，在新本中大大的减少了，整理者辛勤的劳动，不知给读者扫除了多少拦路虎。一些不明其义的史文，经过校正，文义了然。如殿本《梁书・元帝纪》载讨侯景檄文，有一句说：“家有陨山之泣。”谁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百衲本、明南监本作“家陨■山之泣”，墨丁是表示缺字，文义也不可知。但经过校订，新本《梁书》改为：“家陨桓山之泣。”这是完全正确的。据《孔子家语》记载：颜回闻哭声，“非但为死者而已，又有生离别者也。……桓山之鸟，生四子焉，羽翼既成，将分于四海，其母悲鸣而送之，哀声有似于此”。梁元帝正是用了这个典故，说侯景暴虐多端，使江南人民家家有生死离别的愁苦。长期悬而未决的疑案，被细心的整理者解决了。一些导致史实错误的讹脱，经过校正，为研究历史提供了可靠的史料。如旧本《元史・刑法志》载：“诸奴婢告其主者处死。”新本根据《元典章》在“奴婢”下补入脱去的一个“诬”字。有无这个“诬”字，史实是大有出入的。还有一些无法卒读的句子，经过校正，能够通畅地阅读了。由于新本“二十四史”作了科学的校勘，使它在这部史书的流传史上成为最受人们欢迎的一种本子，以前影响较大的殿本和百衲本，必将被新本所代替。
校书不是纯技术性的工作，它有鲜明的思想性。在封建社会，某些官僚地主附庸风雅，以校书来“习静养心”。有些士大夫则以此炫博鬻奇，或者企图“校成一书，传之后世”，使他的名字“附骥以行”。乾隆命令馆臣窜改《元史》，则是出于压抑汉民族意识的政治需要。尽管他们当中的某些人在校勘“二十四史”中取得一些成就，但因为受到封建意识和阶级偏见的束缚，影响了校勘的质量。例如他们在校勘时要避家讳，避皇帝讳，不敢直接恢复史书的本来面貌。当阶级利益与校勘的科学性相冲突时，便与科学背道而驰了。今天校勘“二十四史”是为批判地继承文化遗产，建设无产阶级新文化服务的，要求校勘工作有高度的科学性，尽可能恢复史书的原貌，这是新本“二十四史”的质量超越旧本的重要原因。
“二十四史”卷帙庞大，千百年来形成的问题相当繁杂，给校勘工作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所以新本“二十四史”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缺点和错误，有的地方校勘失当，按断有误。如《史记・秦本纪》记载：秦昭襄王四十八年“王将伐赵武安、皮牢，拔之”。张文虎认为《六国年表》和《赵世家》没有记载这件事，《白起传》只说攻皮牢，于是断定“武安”二字是衍文。新本《史记》吸取了这一看法，把“武安”当作衍文处理了。其实张文虎的见解是相当武断的，《史记》纪、传、表、书之间叙事有出入的并不少见，怎么能因为别处不载攻武安就断定为衍文呢？近年出土的云梦秦简大事记清清楚楚地记载：秦昭襄王“八年，攻武安”。这条新材料证明“武安”二字不是衍文，新本《史记》的整理者上了张文虎的当。我们相信，新本“二十四史”在流传过程中，经过整理者不断修订和广大读者的帮助，质量一定会逐步更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