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多多是社会的照妖镜 晚清社会的照妖镜
时间：2019-02-13 05:35:59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重读近代两部谴责小说 近两年来，出版社陆续再版了一些中外古今的文学名著。我国近代的两部谴责小说《官场现形记》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也重新和读者见面了。
一定时代的文学是一定时代社会生活的反映。中国的封建社会，在清代乾隆以后，已经走到一个周期的下坡阶段。一八四○年，英国资本主义的大炮，打开了妄自尊大的封建帝国的大门，这更是从古未有的大变动。《中英南京条约》之后，英、法、俄、日、德、美等侵略者纷至沓来，进行疯狂掠夺。清政府在军事上每战辄败，外交上事事退让，丧权辱国，割地赔款，接连不断，彻底暴露了这个反动王朝的腐朽无能和封建帝国的空前危机。为救亡图存，人民奋起革命；统治阶级中有些人也翻然思改革，倡维新，图自强。戊戌变法既不成，义和团运动又失败。八国联军直捣北京，大肆抢掠烧杀。进步的和爱国的知识分子，忧国家之危亡，愤朝政之腐败，思挽狂澜于既倒，首先看到和加以掊击的是官场之污浊。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谴责小说大量涌现，一时蔚为大观。
谴责小说之名，是鲁迅先生起的。因为它“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其度量技术之相去亦远矣，故别谓之谴责小说。”①这些小说，可说是一种名副其实的“暴露文学”。其中以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和吴沃尧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为最著名。
《官场现形记》，六十回，连载于一九○三年至一九○五年的《繁华报》上②；《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一百零八回，从一九○三年起，陆续发表在《新小说》上，至第四十五回，因《新小说》停刊而中止。一九○六年至一九一○年，先后以单行本出版③。前者集中暴露晚清官场的腐败，后者涉及的范围更广，但重点也是官场。
小说所描写的，从军机大臣、朝廷各部院长官到地方各州县衙门佐杂，多是不学无术、昏愦无能之徒。被总督“专摺保举”为“留心时务，学贯中西”的观察，要招股开设从煤里提取煤油的股份公司；新上任的江苏巡抚惠福不顾下级再三反对，坚持要把丹阳的河泥运到南京去修马路：便是最好的例子。这些人对国家大事，百不经意；对人民疾苦，漠不关心。他们只是一味地追求升官发财。为了做官得差或升官保位，他们见风使舵，逢迎拍马，到处钻门子，走内线，找朋友，拜老师，买人情，做手脚，以至伪造证件，冒名顶替，出卖故交，严参僚属；等而下之，则更有无耻到把自己的亲生女儿、儿媳、老婆去“孝敬”上司。做官是为了发财，所以一当了官，就拚命地攫取金钱。朝廷公开卖官鬻爵，各级文武官吏贪赃枉法。官场上一片尔虞我诈，明抢暗夺。吹牛皮、说假话、欺上瞒下、虚报冒领成风。有的出卖矿产，吞没赈款；有的克扣军饷，贩卖人口；还有的做圈套，设陷阱，敲诈勒索，谋财害命。官吏得贿受托，任意制造假案、冤案，有罪的可以不办，无罪的屈打成招。钦差查案，送钱的暗中包庇，万事全休；不送钱的撤职开缺，判刑收监。由于钱能买得官做，各省的候补官多如牛毛，地痞、流氓、赌棍、龟头、强盗、骗子，充斥官场。做贼偷了钱捐官，做着官同时又去做贼；在这个省里犯了案，到那个省又升官。为了争钱占财，伯欺侄，兄害弟，孙子虐待祖父，儿子谋杀父亲……的“怪现状”层出不穷。这些所谓的“民之父母”，畏洋人如鼠，媚洋人若狗，对中国人民似凶狼恶虎。与外国人打仗，未见敌兵先狼狈逃窜；下乡“剿土匪”，把村庄百姓烧杀淫掠，搞个精光。他们成日夜抽鸦片、吃花酒、玩相公、逛窑子、争风吃醋……。整个官场，一片昏天黑地！社会上也是骗子、流氓、烟鬼、赌棍、奸商、掮客、讼师、泼皮、和尚、道士、婊子、狎客、斗方名士、人口贩子等等狼奔豕突，而中国真正的劳动人民却在官僚们荒淫无耻的寻欢作乐声中啼饥号寒，食树皮草根。山西荒年人吃人，太原一府百姓死净逃光，这就是血淋淋的现实！
作者的政治观点和立场，无疑是改良主义的。李伯元写作《官场现形记》，“专门指摘他们做官的坏处”，只是为了“叫他们知过必改”。吴沃尧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里揭露了晚清社会的种种弊端，但他哀伤中国封建伦理道德的沦亡，认为这些“怪现状”都是由于“人心不古”所造成，解决的办法是提倡“德育”，推行“教化”。总之，他们都主张在不根本动摇封建制度的框子里作些社会改良。所以，他们对义和团、太平天国和资产阶级革命都不无污蔑之词，对帝国主义也缺乏认识(如认为他们的侵略是中国的官吏不好所招致的等等)。改良主义，在晚清历史上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是，自戊戌变法失败，特别是义和团运动以后，资产阶级革命派走上政治舞台，革命思想迅速发展起来，改良主义逐渐失去它的进步作用，成为阻碍历史前进的反动势力。在此期间，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改良派在思想阵地上进行了激烈的战斗。如果说，这种战斗在1901年到1904年间，资产阶级革命派还只是“初战告捷”，那么在1905年到1907年间就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虽然改良派并未死心，在1908年到1911年之间又重新活跃起来，全力鼓吹君主立宪，但毕竟已是强弩之末了。在这样一场激烈战斗中，李伯元和吴沃尧无可否认地是站在改良派一边，为宣传改良主义服务的。
但是，从《官场现形记》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这两部作品的实际来看，这种改良主义说教的分量不多，而且没有艺术力量。为了要证明他们改良社会的必要，小说大量的、集中的是揭露官场的腐败和上层社会的污秽。另外，他们是爱国的，他们希望自己的国家富强起来，所以他们以强烈的愤慨痛斥那些媚外卖国的奴才，抱着深恶痛绝的心情，鞭挞那些祸国殃民的官僚。他们虽然以“知识阶级”的老爷态度，把人民群众写成任人摆布的愚氓，但在作品中确也以同情的态度，反映了人民的苦难。特别是吴沃尧，在他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写官场上乌烟瘴气，漆黑一团，除蔡侣笙、吴继之外，从朝廷到地方没有一个不是“卑污苟贱”的衣冠禽兽，然而凡是写到一些下层的平民，特别是劳动人民，却都是善良、忠厚、淳朴、知好歹、明是非的。甚至连山东道上的“强盗”，也比官吏好：不仅“不伤人”，而且还能够向他们讨还被抢去的包裹！这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地方。
小说虽有夸大失实的地方，但总的来看，它们真实地反映了晚清社会的现实。它们剥下了晚清官场大小官吏们的“民之父母”的画皮，显出他们卑污凶残的魑魅魍魉的本相。整个封建统治机构是如此之腐败不堪，不可救药；这个社会是那样肮脏黑暗，使人憎恶！作者虽然没有指出正确的出路，但它所暴露出来的晚清官场的这种怵目惊心的“现实”，却能起到震聋发聩的作用。它会使人们读了深深地觉得：这样的社会实在糟糕极了，它必将很快灭亡，用一个新的制度来替代它！
我国的“暴露文学”，来源悠久。在先秦诸子寓言中，已有讽刺暴露的作品。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志人小说、唐代传奇和宋代话本中，都有反映官吏欺压人民、揭露统治阶级骄奢淫逸生活的作品，但一般来说，都比较零碎、隐晦曲折，着重于某个侧面。明代以后的一些著名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封神演义》等，或假借历史，或借助神话，对当时的社会黑暗现实有更多的揭露，不过这毕竟还是附带涉及的方面，不是作品重点描写的内容。《金瓶梅》是一部完全的“暴露文学”，《儒林外史》也可以说是一部“暴露文学”，但前者主要是写土豪恶霸西门庆及其家庭的荒淫无耻的生活，后者着重在揭露科举制度的罪恶。《官场现形记》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继承了前代批判现实的优秀传统，直接地、全面地、集中地暴露了封建统治机构――从朝廷到地方的各级官吏、军队、警察等等的腐朽和堕落，展现了一幅封建制度总崩溃时的图卷。这是“暴露文学”的一个发展。今天我们来读这些作品，既可以认识临死前的封建社会是什么样的，又能够知道什么样的东西是垂死的封建社会的沉滓泛起，我们必须与之作坚决的斗争！这是这两部小说的积极意义之所在。
在艺术创作上，无论描写的内容、表现的手法、作品的结构，都直接受了《儒林外史》的影响。比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三十五回写到方名士的无知、四十二、四十三回写科举考试的作弊等，与《儒林外史》有关这方面的描写大同小异；《官场现形记》第一回写王仁讲科举做官以后的好处、第八回写陶子尧吹牛、第十八回写胡统领正喝酒、看戏一团高兴的时候突然戏台上失火等，有的简直和《儒林外史》中的某些章节一样，有的显然是从《儒林外史》中套来。至于这两部小说中所用的讽刺手法，也都从《儒林外史》中学来，但是手段却没有吴敬梓高明。《儒林外史》中的“旨微而语婉”的讽刺，到了《官场现形记》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里变成了直接的谴责(后者较前者略好一些)，词意浅露，使人一览无余，无所回味。此外，还存在着“话柄”连篇，夸大失实，材料缺乏剪裁，有些故事大同小异和往往因追求趣味而使严肃的政治内容化为笑谈等缺点。但最主要的是人物缺乏性格的刻画，“倾向”常常是作者通过小说人物之口直接地“把它指点出来”，而不是“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虽然其中有些人物形象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的苟才、《官场现形记》里的胡统领和钱典史等佐杂小官都写得还较有声色，但总的来说，人物缺乏个性，形象不够典型化。许多人物，如走马灯似的，走过场也就完了，不能给人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这不仅是这两部小说的问题，而几乎可以说是所有晚清谴责小说和资产阶级革命小说普遍存在的一个致命的缺点。
一九七九・三・二八
①《中国小说史略・清末之谴责小说》。
②解放以后出版的《中国文学史》和《中国小说史》(包括阿英同志的《晚清小说史》和去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北京大学中文系编写的《中国小说史》)等著作，都说《官场现形记》写于一九○一年至一九○五年。其实，这种说法是不可靠的。(详见魏绍昌：《的写作时间和刊行问题》，1962年7月11日《文汇报》)
③关于《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写作发表时间，见拙作《怎样看待》(1965年4月18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注①②。又：最早的广智书局刊行的单行本，全书凡八册，最后一册(第95回至108回)，印于1910年12月，作者已死了三个月。这与他在《近十年之怪现状・自序》中所说的话正相符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