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却了的公案 公案
时间：2019-02-14 05:40:19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从来没有留意过当代红学究竟有多少派。几年前，偶然被友人问及这个问题，瞠目之余，只好说但知少了一派――索隐派。 岂知在那以后，翻阅清末民初的书刊，凡见到与索隐派相关的材料，便不由得要多看上几眼。翻来翻去，又不禁对几桩历史公案有了兴趣，于是便写出来，聊供同受“红外线”灼热的朋友作为谈助。
索隐派的代表作，无疑要数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这本小书，在“五四”前后，不过数年曾出了六版，可见它在那时的畅销程度。
索隐派受到打击，无疑要数胡适的《红楼梦考证》为最有力。发表于一九二○年的这篇论文，说到以往的《红楼梦》的研究派别，竟将蔡著列入“附会的红学”一派。不宁唯是，胡适还用截断众流的手法，在论述中对蔡元培的方法，即不辞辛苦地搜罗列举康熙朝的政争史料，逐一推断指实大观园中那群人物，生活原型是谁或谁的做法，一笔予以否定。他甚至把用这种方法从事研究者称作“大笨伯”，把研究结果称作出了一串“笨谜”。
如今看来，胡适的批评，够尖刻的。且不说蔡元培在一八九四年被点为前清翰林院编修时，胡适还不过是年方三岁的乳臭小子。就说“五四”时期，胡适虽已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暴得大名，但声望仍远不及曾任民国首位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在几十年后的人们看来，胡适的尖刻批评，适足以证明这个美国的假博士(没有通过论文答辩的博士候选人)，如何藐视中国的尊老敬贤的文化传统。
奇怪的是当时蔡元培不以为忤。他在副题为“对于胡适之先生《红楼梦考证》之商榷”的《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中，列举了胡适对他批评中最尖刻的语言，而回应仍极其温和，似乎重在表现“大人不计小人过”的长者风度。有人据此对比中西两种文化优劣，乃至据以指斥全盘西化及其论者之可恶。
其实，这种对比，不但忘记了蔡元培在西方留学的资格比胡适还老的事实，而且忘记了十八世纪汉学发达以来的中国学术传统。胡适的政见是否主张全盘西化，那是另外的问题。但他在学术争论中，不为尊长者讳，坚持“拿证据来”的态度，驳难攻讦，指名道姓，则正是他所佩服的汉学家的学术风度。他为在《红楼梦》研究中坚持“无征不信”的原则，甚至对自己敬佩的蔡元培出语不恭。而蔡元培仍不以为被少于自己二十三岁的胡适称作“笨伯”而发怒，仍然坚持以平等态度同他进行平心静气的“商榷”，更恰好证明“五四”时代的自由辩论，同中国文化传统中良好学风的联系。
可以证明蔡元培并非故作长者风度的，就是他与胡适“商榷”文的结论：“故鄙意《石头记》原本，必为康熙朝政治小说，为亲见高(士奇)、徐(元文、乾学)、余(国柱)、姜(宸英)诸人者所草。后经曹雪芹增删，或亦许插入曹家故事。要末可以全书属之曹家也。”(引文括弧内诸名是我加的)你看，他虽没有反唇相讥，但仍坚持“索隐”的基本见解，不能说态度温和便是表示退让。
然而争论的结局，是蔡元培输了。年长的败给年轻的。《石头记索隐》从此没有出新版。蔡元培在此后仍与胡适保持了长时间的友谊。这都是历史的事实。
这桩公案，不说也罢。说下去，必定涉及的头一个问题，就是那以后一蹶不振的索隐派，没有“魂兮归来”么？如果注意到三十年后，《红楼梦》乃“政治小说”的论调忽又红极一时，如果注意到这一派以为解开这部“政治小说”之谜的底牌就是小说第四回的那张护官符，那就很难说这一派不是索隐派的劫后重生。要不然，为什么蔡元培当年与胡适商榷文章的结论，竟然在半世纪后的“政治小说”论争中作为立言的尺度呢？
忝居近代文化史研究者，考察红学索隐派的历史，未免以为“魂从何来”的问题，较诸“魂兮归来”的问题，更能引起索解的兴味。
如所周知，鲁迅逝世前夕所写的《关于太炎先生的二三事》，长时间内被当作乃师章太炎的盖棺论定作品，而被国内论章太炎者反复引用。此文提到章太炎主持《民报》时给作者的印象，其一便是“和‘以《红楼梦》为成佛之要道’的×××斗争”。
章太炎的原文见于一九○六年十二月出版的《民报》第十号，题作《与人书》，一封公开信。受信者即×××，实为蓝志先，即蓝公武。这都不难查。令人困惑的是当年蓝公武仅十九岁，一名留日学生，怎么会与吴稚晖、梁启超同列，被章太炎当作“斗争”对象？为解此谜，首先需要对勘原文。犹忆十多年前，为查蓝文出处，曾大费周折，总算觅到刊有蓝文的《教育》杂志第一号。
原来，一九○六年十月创刊于东京的这份刊物，是当时留日学生中一个仅有三名成员的“爱智社”的社刊，内容也不谈教育学，而是“教育”人们学哲学即“爱智学”，主张“涅为心，道德为用，学问为器，利他为宗”，“使世界庄严洁净为旨归”，小团体的核心人物是张东荪。由他撰写的杂志社论和文章，显示他认为在中国首先应该净化的，是顽固的守旧派和好斗的革命党，因为两者相斗造成了“恶氛弥天”；而净化的手段，便是他杂取佛儒予以解说的柏格森、叔本华等人的哲学。这无疑就惹恼了《民报》大主笔章太炎。正好同期刊登了蓝公武对章氏《俱分进化论》的“批评”，说章太炎以为人类作恶水平也随着社会进化程度在提高，是否定“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不知利学，于哲学亦所未明”，属于“不通之论”。这当然给章太炎对他们进行反“教育”提供了靶子。
但鲁迅用“斗争”来形容章太炎那通给蓝公武的公开信，也未免失当。《与人书》劈头便说：“足下尚崇拜苏轼《赤壁赋》，以《红楼梦》‘为成佛之要道’。所见如此，仆岂必与足下辩乎？”这两点，不见于蓝公武评《俱分进化论》文，而见于他在《教育》第一号发表的另外二文。一题《伦理臆说》，赞美《赤壁赋》表现苏轼已明白“涅”真趣。另一题《红楼梦评论》，引申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的见解，盛称《红楼梦》的主题在于破除一个“情”字，而它所昭示的“至高之理”，便是“示诸行之无常，为成佛之要道”。这见解其实都在述说爱智社的宗旨，不过以幼稚之笔出之，没有张东荪那样较为圆到。在驳难对手时，顺手一巴掌，言在此而意在彼，原是章太炎对付论敌的长技。因而这两句话，与其说在批评蓝公武，不如说在嘲弄张东荪。怎么见得？《与人书》紧接上文，又说：“徐观尊著，虽无心得，不可谓非聪颖者，就此批评，无妨自伸其说以渎清听。”他在与吴稚晖、梁启超等论战时，便没有这种劝诱的口气。可见他对比自己小十八岁的青年，还是爱护的。《与人书》论及“俱分进化”论是否可以成立，采用的也是学术商榷口气。文末挖苦《教育》杂志用典错误，假充斯文，指的也是另一人的文章，更说明他的本意，不可能是与蓝公武“斗争”。
不过鲁迅对于章太炎当年顺带提及“以《红楼梦》为成佛之要道”一语，印象如此深刻，以至于在回忆中过度估计了它的历史意义，也并非无因。那原因，在我看来，实在章太炎这一语表明他对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持否定态度。
王国维于一九○四年发表的《红楼梦评论》，属于近代红学的开山之作。他在本世纪初，首次应用西方哲学诠释中国文学，首次从纯文学角度评估经典性小说，首次断言《红楼梦》的价值在于艺术和伦理意识的结合，这在中国文学史上都堪称石破天惊之论。但他相中的西哲是叔本华；他依据叔本华的美学观念，强调中国文学作品罕有悲剧意识；他因而断定唯有《桃花扇》、《红楼梦》两种所表现的“厌世解脱之精神”，才符合近代世界文学的潮流；他进而申述《桃花扇》所示来自“他律”的解脱算不上真解脱，因此只有取向相反的《红楼梦》，才可称“彻头彻尾之悲剧”、“悲剧中之悲剧”的唯一作品，如此等等见解，不待说每一点都必定引起争论。
前引蓝公武概括《红楼梦》的“至高之理”，在于“示诸行之无常，为成佛之要道”，他不讳言来自王国维。但经我对勘王、蓝二文，没有发现王文有“为成佛之要道”的话，因而可以肯定二语是蓝公武的发挥。可是对勘下来，又不能不承认当时年未弱冠的蓝公武，确如章太炎所说，不能说不聪明，因为他对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的概括，相当切合王文的逻辑结论。
可能曾在《时务报》同事并先后受过哈同夫人罗迦陵直接间接照应的缘故，章太炎在《与人书》中没有点破蓝公武的见解袭自王国维。但既然蓝文已明白引用王国维，既然爱智社已明白表述他们最爱的西哲，除了柏格森，便是叔本华，就是说引王国维为同调，那末倘说章太炎在顺手指斥“以《红楼梦》为成佛之要道”时，已视王国维是潜在论敌，则也许不算臆测。
然而，从纯哲学角度考察，那时章太炎正热中于佛学“依自不依他”的观念，与王国维正热中的叔本华唯意志论，在本质上毫无二致。那时章太炎主编《民报》，虽然只有半年，却已招来以《民报》“作佛声”的抗议。无论那些抗议是否别有用心，却从不同侧面证实当时的章太炎，正与寻求解脱的王国维殊途同归。
因此，由鲁迅在章太炎去世后重提的这又一桩《红楼梦》研究的公案，不说也罢。说下去，必定又涉及另一历史问题，就是章太炎本人看《红楼梦》，必有与哲学同调王国维不同的尺度，否则他不会在《与人书》中劈头便斥责以《红楼梦》“为成佛之要道”的论调。
王国维其实已提供了解纷的线索。《红楼梦评论》第五章“余论”：“自我朝考证之学盛行，而读小说者，亦以考证之眼读之。于是评《红楼梦》者，纷然索此书中之主人公为谁。此又甚不可解者也。”
这就表明，还在胡适批评蔡元培之前十六年，王国维已提出了“附会的红学”的问题，并以为索隐派盛行的原因，在于“以考证之眼读之”。
但王国维提出了问题，却没有解决问题。而且他往下笔锋一转，又批评索隐派考证得还不够；提出他们没有注意“其作者之姓名，与其著书之年月，固当为唯一考证之题目”。就是说，他赋予未来的红学取向，同他批评的逻辑导向恰好相反。难怪蔡元培答胡适文会摘取他的余论来为自己的索引方法进行辩解，同时也暗示胡适的考证正是沿着王国维的取向进行，因而与自己殊途同归。
章太炎却抓住了王国维的另一面。他否定《红楼梦》具有所谓“厌世解脱之精神”，也就否定了王国维所谓“以考证之眼读之”的批评。他难道也是“以考证之眼”看这部小说么？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但从根本上可以说是。怎么见得？因为蔡元培强调《红楼梦》必定是“政治小说”，其实是章太炎在二十年前已有的看法。
证据呢？孙宝《忘山庐日记》，光绪辛丑六月十二(一九○一年七月二十七日)，记载这天他与章太炎(枚叔)、丁惠康(叔雅)、吴保初(彦复)及名伶张冠霞，在上海金谷香酒家聚谈：“枚叔辈戏以《石头》人名比拟当世人物，谓那拉，贾母；在田(载，即光绪帝)，宝玉；康有为，林黛玉；梁启超，紫鹃；荣禄、张之洞、王凤姐；钱恂，平儿；樊增祥、梁鼎芬，袭人；汪穰卿，刘老老；张百熙，史湘云；赵舒翘，赵姨娘；刘坤一，贾政；黄公度，贾赦；文廷式，贾瑞；杨崇伊，妙玉；大阿哥，薛蟠；瞿鸿，薛宝钗；蒋国亮，李纨；沈鹏、金梁、章炳麟，焦大。余为增数人曰：谭嗣同，晴雯；李鸿章，探春；汤寿潜、孙宝琦，薛宝钗；寿富，尤三姐；吴保初，柳湘莲；宋恕、夏增佑、孙渐，空空道人。”
名单是谐谑式的。然而章太炎引用《红楼梦》里的十八人，来比拟当代政坛的二十二个名人，包括他本人；孙宝又添上九人，以比拟书中六人，也包括他本人(即孙渐)。可以看出，他们的比拟，并非纯属文字游戏。从中透露，章太炎他们既对《红楼梦》读得很熟――反之也证明这部小说在晚清学者名士中的流行程度，更在读时注目于书中描写的大观园内那群人物的品格、地位、倾向、见解及活动方式、行为特征等，与当前政坛情态的相似处，甚至从中寻找自己的角色特点。他们的眼光是索隐式的，他们的方法是寻求文学典型与现实人物的类似之处，他们对这部书所作的价值判断只可能是政治小说，这都同蔡元培相契合。不同的只是蔡元培的比拟重点，由现状移向了历史，或者说移向了康熙朝的“现状”。毋需指出蔡元培与章太炎、孙宝等都是朋友，而且与章太炎具有相同的政见。
既然章太炎早把《红楼梦》当作入世的政治小说来读，他怎能同意王国维的价值判断呢？因而他对“以《红楼梦》为成佛之要道”议论的蔑视，也就显示还在本世纪初红学的两种取向已有初次交锋，而“五四”后蔡元培与胡适的争论，只是当年争论的继续，但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却是王国维撰写《红楼梦评论》的逻辑导向走向反面的一种继续。这是悖论，也是事实。
从蔡、胡之争后，索隐派在表面上式微了，但章太炎、蔡元培读《红楼梦》的角度和方法，并没有失去影响，并在批胡后一度在新旗帜下复归。在这里倒是用得上章太炎《箴新党论》里的话，“论事当以是非为准，不当以新旧为准，其例较然明矣。”
前引《忘山庐日记》所载那段比拟，作为近代红学史的一桩公案，或许称不上，只能算作近人论红学的一段插曲。但对近代思想文化史的研究来说，则颇有趣味。那时的章太炎，不但已经在一年前“解辫发”，而且早已是清政府的追捕对象，可是他自己设定的角色，却是贾府那个忠而获咎的老仆，因指斥贾府污秽而被塞了一嘴马粪的焦大。倘注意他在这年初发表的《书》初刻本，有《客帝》《分镇》二篇，既要“逐满”又想保住光绪，既要“革政”又想“借权”于清朝督抚，那末他自比焦大，或许可称夫子自道吧？别的比拟，也颇令人愕然。比如他把黄遵宪比作胡涂专横的老纨贾赦，把文廷式比作羡色丧身的小纨贾瑞，而置荣禄与张之洞同列，视刘坤一与瞿鸿同类，如此等等，都与后来人们熟悉的“评价”，非大相径庭，即颇有出入。如果注意到参与“戏拟”的孙宝、丁惠康、吴保初诸人，都是清末名公巨卿的亲属，那末这种谐谑式比拟中，是否还包含着那时的若干政坛隐情呢？
一九九二年六月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