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盟”说新探_新侠探联盟剧情

时间：2019-02-14 05:45:56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看到一本书，是美国哈佛大学的小科布尔先生写的《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一九二七―一九三七)》，书中引用了大量翔实的资料对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的关系从政治、经济上进行了分析。小科布尔先生认为，这时期的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结成紧密联盟说是不成立的。在这个政府初创期，上海资本家曾以巨大贷款支特了它，但是，很快他们就放弃了对南京政府的支持。就是说，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的联盟关系只此一例是不足以说明问题的，而更多的例子可以否定这种“联盟”说。将这些例子归纳起来大致有三：
　　一、无限制的军费需求。南京政府对军费的需求是巨大的。一九二九年，军费支付占政府总支出的百分之四十八点三；一九三○年占去四十五点五；一九三一年占去百分之四十三点七；一九三二年占去百分之四十四点四。几乎是政府财政年度总支出的一半！而从政府总收入中可以看出，他们根本无力偿付这笔巨大的军费开支。在同一时期，政府的总收入中借款分别占去百分之二十三；百分之十八点七；百分之三十点三；百分之十九。在这样的财政赤字下，南京政府还同时背负着北洋军阀政府留下的大笔内外债。财政赤字，内外债加上庞大的军费开支，使得南京政府不得不推行更大的赤字政策。这一灾难性后果就落到了资本家阶级身上。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南京政府共发放了二十四亿一千二百万国债券，认购的对象大都是上海的资本企业。而上海资本家是不愿意做出这种重大牺牲的。这时候，南京政府就利用黑社会组织对付他们。“借口搜捕共产党，使用了各种形式的迫害。人们被绑架了去以索取沉重的赎金充作军费”(第36页)。“蒋介石凭借这种恐怖手段搜刮的钱财，估计达到五千万美元。在现代以前的政权从未在上海有过如此恐怖的统治”(查普曼：《中国的革命，一九二六――一九二七》)。
　　二、以牺牲上海资本家利益为代价与帝国主义谋求妥协。不管是被迫的还是情愿的，上海资本家毕竟为南京政府解决了它的后顾之忧――经费的严重缺乏。但是，为了防止腹背受敌，把目标对准共产党，南京政府竟不顾上海资本家的利益，对外国的在华企业实行种种优惠。以烟草业为例。一九二七年，为寻找新税源，南京政府宣布烟草税提高百分之五十。外国企业力量雄厚，足以抵制新税，而中国的烟草业则经不起这一新税，尽管一九二八年这一烟草税作了修改，但是，大量的烟厂仍没有逃脱倒闭的命运。由此结束了一九二七年前中国烟草业的兴旺景象。再以纺织业为例，一九三三年南京政府对纺织业宣布统一税。这种税是在把棉纱分为两类基础上征收的。在这种税收下，低质纱征的税要比对高质纱征的税高的多。而日本的纱厂支配了高质纱的生产，所以这种税率使日本纱厂得到了优惠，而中国纱厂因资本少，不能扩大高质纱的生产。在优惠税率下，日本的在华纺织业如雨后春笋般的发展起来。此外，日本的纱厂还可以免税收购棉花，这种情况下，日本企业为中国的纺织厂代购棉花以从中得利。其结果是日本纺织厂的原料成本大大低于中国纺织厂的原料成本。严中平在他的《中国棉纺织史稿》中指出，“中国人的工厂所承受的税收和利息的负担将近所有日本人负担的五倍。”
　　三，政治上的被压抑。辛亥革命后，中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有了长足的发展。这时期的工商业资本家也十分活跃，他们成立了各种组织如商会、行会、公会等。他们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已成为一有生气的分子。所以，南京政府成立后，他们过高的寄予了希望。希望能够以自己的经济实力获得政治上的权力；希望自己在政府中有发言权。他们提出政府中要有自己的代表；要求政府承认私人资本的合法性，承认类似商会、行会、公会这样的组织的合法性，并采取通电、请愿甚至拒绝交税来威胁南京政府。上海资本家的这种行动对于蒋介石来说很具危险。第一，这个阶层是政府经费的重要来源，必须制服才可保障政府的经费；第二，蒋介石奉行的是独裁政策，要的是对他个人的绝对忠诚。因此，他绝不允许上海资本家这样跟他分庭抗礼，驾驭资本家，蒋介石堪谓一绝。他有青红帮。很快的，上海的工商组织有的被解散，有的被改组。对蒋介石的这种行为，费孝通先生曾作过透辟的分析：“一切组织都必须通过某种途径受政府控制，否则，它就会被当作政府的对手，因而是危险的”，因为，“任何组织都建立在个人基础之上，如公民对统治者的忠诚，建立一个组织就意味着新的个人领袖的出现，就凭这一点，他就是当前统治者的敌手”。更何况，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七年的南京政府还正江山不稳呢？
　　上述可以说是小科布尔的反“联盟”说的注脚。那么，这些又成立不成立呢？我之所以称小科布尔的书为“新探”，并非国人没有探讨过此问题，而是资料的丰富程度和论述的系统程度不及此，
　　
　　(《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美〕小科布尔著，杨希孟、武莲珍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八月第一版，2.9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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